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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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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一次次冲向沙滩,将无数的沙粒卷入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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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 . 12 / . 30

(法)莫泊桑:蛮子大妈

        (法)莫泊桑:蛮子大妈

      我有十五年不到韦尔洛臬去了。今年秋末,为了到我的老友塞华尔的围场里打猎,我才重新去了一遭。那时候,他已经派人在韦尔洛臬重新盖好了他那座被普鲁士人破坏的古堡。 

  我非常心爱那个地方,世上真有许多美妙的角落,教人看见就得到一种悦目的快感,使我们不由得想亲身领略一下它的美。我们这些被大地诱惑了的人,对于某些泉水,某些树林子,某些湖沼,某些丘陵,都保存着种种多情的回忆,那固然是时常都看得见的,然而却都象许多有趣味的意外变故一样教我们动心。有时候,我们的思虑竟可以回到一座树林子里的角落上,或者一段河岸上,或者一所正在开花的果园里,虽然从前不过是在某一个高兴的日子里仅仅望见过一回。然而它们却像一个在春晴早起走到街上撞见的衣饰鲜明的女人影子一般留在我们心里,并且还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种下了一种无从消磨和不会遗忘的欲望,由于失之交臂而引起的幸福感。 

 

  在韦尔洛臬,我爱的是整个乡村:小的树林子撒在四处,小的溪河像人身的脉络一样四处奔流,给大地循环血液,在那里面捕得着虾子,白鲈鱼和鳗鱼!天堂般的乐趣!随处可以游泳,并且在小溪边的深草里面时常找得着鹧鸪。 

  当日,我轻快得像山羊似地向前跑,瞧着我两条猎狗在前面的草里搜索。塞华尔在我右手边的一百公尺光景,正穿过一片苜蓿田。我绕过了那一带给索德尔森林做界线的灌木丛,于是就望见了一座已成废墟的茅顶房子。 

  突然,我记起在一八六九年最后那次见过的情形了,那时候这茅顶房子是干干净净的,包在许多葡萄棚当中,门前有许多鸡。世上的东西,哪儿还有比一座只剩下断壁残垣的废墟,更令人伤心的? 

  我也记起了某一天我在很乏的时候,曾经有一位老妇人请我到那里面喝过一杯葡萄酒,并且塞华尔当时也对我谈过那些住在里面的人的经历。老妇人的丈夫是个以私自打猎为生的,早被保安警察打死。她的儿子,我从前也看见过,一个瘦高个子,也像是一个打猎的健将,这一家子,大家都叫他们做“蛮子”。 

  这究竟是一个姓,或者还是一个诨名? 

  想起这些事,我就远远地叫了塞华尔一声。他用白鹭般长步儿走过来了。 

  我问他:“那所房子里的人现在都怎么样了?” 

  于是他就向我说了这件故事。 

 

 

  普法之间已经正式宣战的时候,小蛮子的年纪正是三十三岁。他从军去了,留下他母亲单独住在家里。他们并不很替她担忧,因为她有钱,大家都晓得。 

  她单独一人留在这所房子里了,那是座落在树林子边上并且和村子相隔很远的一所房子。她并不害怕,此外,她的气性和那父子两个是一般无二的,一个严气正性的老太太,又长又瘦,不常露笑容,人们也绝不敢和她闹着耍。并且农家妇人们素来是不大笑的。在乡下,笑是男人们的事情!因为生活是晦暗没有光彩的,所以她们的心境都窄,都打不开。男人们在小酒店里,学得了一点儿热闹的快活劲儿,他们家里的伙伴却始终板起一副严肃的面孔。她们脸上的筋肉还没有学惯那种笑的动作。 

  这位蛮子大妈在她的茅顶房子里继续过着通常生活。不久,茅顶上已经盖上雪了。每周,她到村子里走一次,买点面包和牛肉以后就仍旧回家。当时大家说是外面有狼,她出来的时候总背着枪,她儿子的枪,锈了的,并且枪托也是被手磨坏了的。这个高个儿的蛮子大妈看起来是古怪的,她微微地偻着背,在雪里慢慢地跨着大步走,头上戴着一顶黑帽子,紧紧包住一头从未被人见过的白头发,枪杆子却伸得比帽子高。 

  某一天,普鲁士的队伍到了。有人把他们分派给居民去供养,人数的多寡是根据各家的贫富做标准的。大家都晓得这个老太婆有钱,她家里派了四个。 

  那是四个胖胖的少年人,毛发是金黄的,胡子是金黄的,眼珠是蓝的,尽管他们已经熬受了许多辛苦,却依旧长得胖胖的,并且虽然他们到了这个被征服的国里,脾气却也都不刁。这样没人统率地住在老太太家里,他们都充分地表示对她关心,极力设法替她省钱,教她省力。早上,有人看见他们四个人穿着衬衣绕着那口井梳洗,那就是说,在冰雪未消的日子里用井水来洗他们那种北欧汉子的白里透红的肌肉,而蛮子大妈这时候却往来不息,预备去煮菜羹。后来,有人看见他们替她打扫厨房,揩玻璃,劈木柴,削马铃薯,洗衣裳,料理家务的日常工作,俨然是四个好儿子守着他们的妈。但是她却不住地记挂她自己的那一个,这个老太太,记挂她自己的那一个瘦而且长的、弯钩鼻子的,棕色眼睛,嘴上盖着黑黑地两撇浓厚髭须的儿子。每天,她必定向每个住在她家里的兵问: 

  “你们可晓得法国第二十三边防镇守团开到哪儿去了?我的儿子在那一团里。” 

  他们用德国口音说着不规则的法国话回答:“不晓得,一点不晓得。”后来,明白她的忧愁和牵挂了,他们也有妈在家里,他们就对她报答了许多小的照顾。她也很疼爱她这四个敌人;因为农人们都不大有什么仇恨,这种仇恨仅仅是属于高等人士的。至于微末的人们,因为本来贫穷而又被新的负担压得透不过气来,所以他们付出的代价最高;因为素来人数最多,所以他们成群地被人屠杀而且真地做了炮灰;因为都是最弱小和最没有抵抗力的,所以他们终于最为悲惨地受到战争的残酷祸殃;有了这类情形,他们所以都不大了解种种好战的狂热,不大了解那种激动人心的光荣以及那些号称具有政治性的策略;这些策略在半年之间,每每使得交战国的双方无论谁胜谁败,都同样变得精疲力竭。 

  当日地方上的人谈到蛮子大妈家里那四个德国兵,总说道: 

  “那是四个找着了安身之所的。” 

  谁知有一天早上,那老太太恰巧独自一个人待在家里的时候,远远地望见了平原里,有一个人正向着她家里走过来。不久,她认出那个人了,那就是担任分送信件的乡村邮差。他拿出一张折好了的纸头交给她,于是她从自己的眼镜盒子里,取出了那副为了缝纫而用的老光眼睛;随后她就读下去: 

  蛮子太太,这件信是带一个坏的消息给您的。您的儿子威克多,昨天被一颗炮弹打死了。差不多是分成了两段。我那时候正在跟前,因为我们在连队里是紧挨在一起的,他从前对我谈到您,意思就是他倘若遇了什么不幸,我就好当天告诉您。 

  我从他衣袋里头取出了他那只表,预备将来打完了仗的时候带给您。 

  现在我亲切地向您致敬。 

  第二十三边防镇守团二等兵黎伏启 

  这封信是三星期以前写的。 

  她看了并没有哭。她呆呆地待着没有动弹,很受了打击,连感觉力都弄迟钝了,以至于并不伤心。她暗自想道:“威克多现在被人打死了。”随后她的眼泪渐渐涌到眼眶里了,悲伤侵入她的心里了。各种心事,难堪的,使人痛苦的,一件一件回到她的头脑里了。她以后抱不着他了,她的孩子,她那长个儿孩子,是永远抱不着的了!保安警察打死了老子,普鲁士人又打死了儿子……他被炮弹打成了两段,现在她仿佛看见那一情景,教人战栗的情景:脑袋是垂下的,眼睛是张开的,咬着自己两大撇髭须的尖子,像他从前生气的时候一样。 

  他的尸首是怎样被人拾掇的,在出了事以后?从前,她丈夫的尸首连着额头当中那粒枪子被人送回来,那末她儿子的,会不会也有人这样办? 

  但是这时候,她听见一阵嘈杂的说话声音了。正是那几个普鲁士人从村子里走回来,她很快地把信藏在衣袋里,并且趁时间还来得及又仔仔细细擦干了眼睛,用平日一般的神气安安稳稳接待了他们。 

  他们四个人全是笑呵呵的,高兴的,因为他们带了一只肥的兔子回来,这无疑是偷来的,后来他们对着这个老太太做了个手势,表示大家就可以吃点儿好东西。 

  她立刻动手预备午饭了;但是到了要宰兔子的时候,她却失掉了勇气。然而宰兔子在她生平这并不是第一次!那四个兵的中间,有一个在兔子耳朵后头一拳打死了它。 

  那东西一死,她从它的皮里面剥出了鲜红的肉体;但是她望见了糊在自己手上的血,那种渐渐冷却又渐渐凝住的温暖的血,自己竟从头到脚都发抖了;后来她始终看见她那个打成两段的长个儿孩子,他也是浑身鲜红的,正同那个依然微微抽搐的兔子一样。 

  她和那四个兵同桌吃饭了,但是她却吃不下,甚至于一口也吃不下,他们狼吞虎咽般吃着兔子并没有注意她。她一声不响地从旁边瞧着他们,一面打好了一个主意,然而她满脸那样的稳定神情,教他们什么也察觉不到。 

  忽然,她问:“我连你们的姓名都不晓得,然而我们在一块儿又已经一个月了。”他们费了好大事才懂得她的意思,于是各人说了各人的姓名。这办法是不能教她满足的;她叫他们在一张纸上写出来,还添上他们家庭的通信处,末了,她在自己的大鼻梁上面架起了眼镜,仔细瞧着那篇不认得的字儿,然后把纸折好搁在自己的衣袋里,盖着那封给她儿子报丧的信。 

  饭吃完了,她向那些兵说: 

  “我来给你们做事。” 

  于是她搬了许多干草搁在他们睡的那层阁楼上。 

  他们望见这种工作不免诧异起来,她对他们说明这样可以不会那么冷;于是他们就帮着她搬了。他们把那些成束的干草堆到房子的茅顶那样高,结果他们做成了一间四面都围着草墙的寝室,又暖又香,他们可以很舒服地在那里睡。吃夜饭的时候,他们中间的一个瞧见蛮子大妈还是一点东西也不吃,因此竟担忧了。她托词说自己的胃里有些痛。随后她燃起一炉好火给自己烘着,那四个德国人都踏上那条每晚给他们使用的梯子,爬到他们的寝室里了。 

  那块做楼门用的四方木板一下盖好了以后,她就抽去了上楼的梯子,随后她悄悄地打开了那张通到外面的房门,接着又搬进了好些束麦秸塞在厨房里,她赤着脚在雪里一往一来地走,从容得教旁人什么也听不见,她不时细听着那四个睡熟了的士兵的鼾声,响亮而长短不齐。 

  等到她判断自己的种种准备已经充分以后,就取了一束麦秸扔在壁炉里。它燃了以后,她再把它分开放在另外无数束的麦秸上边,随后她重新走到门外向门里瞧着。 

  不过几秒钟,一阵强烈的火光照明了那所茅顶房子的内部,随后那简直是一大堆骇人的炭火,一座烧得绯红的巨大焖炉,焖炉里的光从那个窄小的窗口里窜出来,对着地上的积雪投出了一阵耀眼的光亮。 

  随后,一阵狂叫的声音从屋顶上传出来,简直是一阵由杂乱的人声集成的喧嚷,一阵由于告急发狂令人伤心刺耳的呼号构成的喧嚷。随后,那块做楼门的四方木板往下面一坍,一阵旋风样的火焰冲上了阁楼,烧穿了茅顶,如同一个巨大火把的火焰一般升到了天空;最后,那所茅顶房子整个儿着了火。 

  房子里面,除了火力的爆炸,墙壁的崩裂和栋梁的坠落以外,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屋顶陡然下陷了,于是这所房子烧得通红的空架子,就在一阵黑烟里面向空中射出一大簇火星。 

  雪白的原野被火光照得像是一幅染上了红色的银布似地闪闪发光。 

  一阵钟声在远处开始响着。 

  蛮子大妈在她那所毁了的房子跟前站着不动,手里握着她的枪,她儿子的那一杆,用意就是害怕那四个兵中间有人逃出来。 

  等到她看见了事情已经结束,她就向火里扔了她的枪。枪声响了一下。 

  许多人都到了,有些是农人,有些是德国军人。 

  他们看见了这个妇人坐在一段锯平了的树桩儿上,安静的,并且是满意的。 

  一个德国军官,满口法国话说得像法国人一样好,他问她: 

  “您家里那些兵到哪儿去了?” 

  她伸起那条瘦的胳膊向着那堆正在熄灭的红灰,末了用一种洪亮的声音回答: 

  “在那里面!” 

  大家团团地围住了她。那个普鲁士人问: 

  “这场火是怎样燃起来的?” 

  她回答: 

  “是我放的。” 

  大家都不相信她,以为这场大祸陡然教她变成了痴子。后来,大家正都围住了她并且听她说话,她就把这件事情从头说到尾,从收到那封信一直到听见那些同着茅顶房子一齐被烧的人的最后叫唤。凡是她料到的以及她做过的事,她简直没有漏掉一点。 

  等到说完,她就从衣袋里面取了两张纸,并且为了要对着那点儿余火的微光来分辨这两张纸,她又戴起了她的眼镜,随后她拿起一张,口里说道:“这张是给威克多报丧的。”又拿起另外一张,偏着脑袋向那堆残火一指:“这一张,是他们的姓名,可以照着去写信通知他们家里。”她从从容容把这张白纸交给那军官,他这时候正抓住她的双肩,而她却接着说:“您将来要写起这件事的来由,要告诉他们的父母说这是我干的。我在娘家的名姓是威克多娃·西蒙,到了夫家旁人叫我做蛮子大妈。请您不要忘了。” 

  这军官用德国话发了口令。有人抓住了她,把她推到了那堵还是火热的墙边。随后,十二个兵迅速地在她对面排好了队,相距约莫二十米。她绝不移动。她早已明白;她专心等候。 

  一道口令喊过了,立刻一长串枪声跟着响了。响完之后,又来了一声迟放的单响。 

  这个老婆子并没有倒在地下。她是弯着身躯的,如同有人斩了她的双腿。 

  那德国军官走到她的跟前了。她几乎被人斩成了两段,并且在她那只拘挛不住的手里,依然握着那一页满是血迹的报丧的信。 

  我们的朋友塞华尔接着又说: 

  “德国人为了报复就毁了本地方的古堡,那就是属于我的。” 

  我呢,我想着那四个烧在火里的和气孩子的母亲们;后来又想着这另一个靠着墙被人枪毙的母亲的残忍的壮烈行动。 

  末了,我拾着了一片小石头,从前那场大火在它上面留下来的烟煤痕迹依然没有褪。 

2013 / . 10 / . 11

(加拿大)爱丽丝·门罗:空间

(加拿大)爱丽丝·门罗:空间

多丽要乘三趟车才能到达所里:先坐到金卡丁,倒车去伦敦(译注:这里提到的金卡丁市、伦敦市为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两座城市。),再在伦敦换乘市郊车。她周日早晨9点出发,中间倒车等车,直到下午两点才走完100余英里的路。上车坐,下车还坐,她倒也不在意。平常工作,坐着的机会不多。 

 

她是凯富宾馆的一名客房服务员,职责就是打扫卫生间、铺床、吸尘、擦镜子。她喜欢这工作,忙起来让她没工夫胡思乱想,晚上累得倒头便睡。有些和她一起干活的人喜欢添油加醋,把工作说得又脏又累,让你听得头皮发麻。多丽自己倒很少碰上乱得跟猪窝似的房间。这些比她年长的女人都怂恿她往上爬,劝她趁着年轻漂亮学点技能,找个坐办公室的事。但她对现状心满意足。她不想跟人打交道。 

 

和她一起干活的人都不知道她的经历。也可能知道而不提。报纸上登过她的照片,用的是他给她和三个孩子一起拍的那张。照片上,她怀里抱着新生儿迪米特里,两边分别是望着镜头的芭芭拉·安和萨沙。那时她有一头波浪式的褐色长发,自来卷,颜色也是天生的,很讨他喜欢。她脸上是温婉、娇羞的神情,却不是本性的自然流露,多半是因为她这模样让他高兴。 

 

那件事之后,她把头发剪了,做了漂染,又用发胶把头发直竖起来。她身材瘦了许多,名字也改用了中名“弗勒”。他们给她找的这个差事,工作地点在一个小镇上,离她原来的住处相去甚远。 

 

这是她第三次去所里了。前两次,他拒不见面。如果这次他还不肯见她,她就打算放弃了。即便见了,一段时间内她也可能不再来了。她不想把事情做过头了。她心里也不知道自己下一步的打算。 

 

在第一趟车上,她的心情还算平静,车走一路,她看了一路风景。她在海边长大,那里春天总是如期而至,但在这儿,冬夏之间几乎没有过渡。一个月前才下过雪,可现在已经热得可以打赤膊。田里的片片水洼明晃晃得刺眼,阳光从枯枝之间直泻而下。 

 

换到第二趟车上后,她开始变得神经质,心里不住打鼓,生怕哪个女人和自己目的地一致。车上清一色的女人,大都穿戴整齐,或许是希望被当成去教堂做礼拜的吧。从打扮上看,上岁数的人去的教堂比较老派、正统,裙装、长统袜、帽子是必须的装束;年轻点的可能属于相对开放的教派,裤装、花头巾、耳环、莲蓬头,全都随意。细眼看去,某些着裤装的女人其实年纪也不轻了。 

 

多丽的打扮自成一派。工作这一年半载,她没给自己买过一件新衣。上班穿工服,下班就是一身牛仔服。她早就舍去化妆的麻烦了,那时不化,因为他不许,现在没他管了,她也不化。她一头直立的金发和瘦削的素面不太协调,可她全不以为意。 

 

到第三趟车上,她找了个靠窗的座位。为了使自己平静下来,她开始辨认各种标牌——广告牌、路标。她不想让脑子闲着,便玩起组词游戏:把随便看见的某个词拆开,然后尽可能多地组成新词。比如,“咖啡”,可以拼成“咖啡因”,“吗啡”,还有“咖喱”等新词;“馆”能组成“宾馆”、“理发馆”、“博物馆”,对了,“下馆子”。出城的沿路到处是广告牌、大型商场、停车场,甚至连房顶上都系着推销商品的气球,找几个词并不难。 

 

 

多丽上两次去见他,都没有告诉桑兹太太,这次也不想说。她每周一下午与桑兹太太见面,桑兹太太鼓励她要好好生活下去,但也总是说,慢慢来,有些事急不得。她夸赞多丽做得很好,正一点点找回自我。 

 

“我知道这些车轱辘话让人腻味得要死,”她说。“但理儿不差。” 

 

听到自己嘴里冒出“死”这个字,她感到尴尬,好在没有为它道歉,那样反而越抹越黑。 

 

7年前,多丽16岁,每天下学后都到医院探望母亲。她母亲刚做了个脊柱手术,正在恢复。医生说病情严重,但不至于危及生命。劳埃德是名护理员。他虽比多丽的母亲年轻几岁,却和她一样,是个老嬉皮。一有空,他就过来和她闲扯,聊起陈年旧事,他们去过的音乐会、游行示威,他们认识的那些愤怒青年,还有阖药后神志恍惚的臭事。 

 

劳埃德喜欢开玩笑,做事沉稳,在病人中颇有人缘。他长得肩宽体壮,言谈举止透着坚定、果断,有时会被误认为医生。(他倒不是乐于被人误会,相反,他觉得好多药都是骗人的,不少医生都是混蛋。)他皮肤红润敏感,头发金黄,双目炯炯有神。 

 

他在电梯里吻了多丽,说她是沙漠里的玫瑰。然后又自嘲地说:“这话没一点新意吧?” 

 

“你是个诗人,自己还不知道,”她这样说出于礼貌。 

 

一个晚上,多丽的母亲突然死于血管栓塞。母亲的很多女友都表示要接多丽去住,她在她们中一人家里过了一段时间,心里却巴不得与她的新朋友劳埃德在一起。下个生日来临之前,她怀孕了,然后他们就结了婚。劳埃德以前没结过婚,却至少有过两个孩子。孩子们的下落他不清楚,这时候大概都该长成大人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人生哲学发生了变化,他现在向往婚姻和稳定的生活,反对节育。他和多丽生活在赛谢尔特半岛上,近来却觉得这里低头抬头到处都是熟人,旧时伙伴啦,往日情人啦,陷在过去的生活里,令他不胜其烦。不久,他们从地图上相中了一个叫米尔德梅的小镇,两人便从西到东来了个大搬家。他们没有住到镇上,而是在乡下租了块地方。劳埃德在一家冰淇淋厂找了个活。他们还开垦出一片花园。劳埃德在园艺上是把好手,不仅如此,做木工活、摆弄烧劈柴的火炉、修车,没有一样拿不起来的。 

 

然后他们有了萨沙。 

 

“这很自然,”桑兹太太说。 

 

“是吗?”多丽答道。 

 

多丽总是坐在办公桌前的一张直背椅里。沙发上蒙着鲜花图案的座套,配了靠垫,她却从来不坐。桑兹太太把自己的椅子拉到桌子一侧,这样,她们说起话来中间不会隔着障碍。 

 

“我其实一直希望你这么做,”她说。“换了我,大概也会这么做。” 

 

刚与多丽接触的时候,桑兹太太不会说这话。就是一年前,她也会谨慎得多。她了解多丽当时的心情,多丽绝不相信有谁能设身处地为她着想,但凡是活着的人。现在,多丽明白,别人低声下气做出这种表示,是对她的体贴。桑兹太太看得出来。 

 

桑兹太太和他们当中某些人不一样。她不苗条,也不漂亮,做事慢条斯理。年纪也不算太老。她和多丽的母亲差不多岁数,但看样子不像是当过嬉皮。她头发灰白,减成短发,某侧脸颊上长了一块胎记。她穿平底鞋、花上衣和宽脚裤。她的上衣即便花花绿绿,也让人看不出她对穿着有多在意,倒更像是有人曾提醒她注意打扮,她便听话地到商店挑了几件自觉差不离的衣服。好在她和蔼可亲,又总是办事公允、一丝不苟,那些花枝招展的衣服虽嫌唐突冒犯、不合时宜,却也不那么惹人嫌了。 

 

“其实,前两次我根本没见着他,”多丽说。“他不肯出来见我。” 

 

“但这次他出来了?出来见你了?” 

 

“出来了。但我几乎认不出他了。” 

 

“显老了?” 

 

“可能吧。可能瘦了点。还有那衣服,那制服。我从没见他穿过那样的衣服。” 

 

“他从前不是当过护工吗?” 

 

“那不一样。” 

 

“ 他看上去变了个人?” 

 

“也不是。”多丽咬住上唇,思索到底有什么不同。他一直在发呆。她以前从没见过他象那样发呆。他似乎连该不该在她对面坐下都拿不准。她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干嘛不坐?”而他说,“行吗?” 

 

“他看上去好象丢了魂似的,”她说。“他们是不是给他吃了什么药?” 

 

“也许为了让他安定下来吧。不过,我不知道。你们谈了 

什么吗?” 

 

多丽闹不清那能不能叫谈了。她问了一些稀松平常的问题。感觉怎么样?(还行。)吃得饱吗?(差不离。)要想散步的话,有地儿去吗?(有,但有人看着。那大概算个散步的地儿吧。大概可以管那叫散步吧。) 

 

她说:“你该呼吸点新鲜空气。” 

 

他说:“是啊。” 

 

她差点问他是不是交到朋友。那口吻就像问小孩子学校怎么样,如果孩子去学校上学的话。

 

“我明白。我明白。”桑兹太太边说边用胳膊肘把摆在桌上的面巾盒向前推了推。多丽用不着面巾,她眼里没有眼泪,胃里却翻江倒海。 

 

桑兹太太默不作声,她世故通达,明白此时不该插话。 

 

后来,就好像知道多丽接下去要问似的,劳埃德告诉她有个心理医生隔段时间就来一次。 

 

“我告诉他,他在浪费时间,”劳埃德说。“我知道的不比他少。” 

 

多丽觉得,只有这一次,他说话有点他自己的影子。 

 

整个探视过程,她的心一直狂跳不已。她觉得自己快晕过去了,快死了。她斗争半天才把视线移到他身上,把这个又黑又瘦、畏畏缩缩、拒人千里之外、动作僵硬失调的男人印入脑海。 

 

这件事她没向桑兹太太说起。桑兹太太会问她,拐弯抹角地:怕什么?怕自己还是怕他?而多丽不是害怕。 

 

萨沙一岁半的时候,芭芭拉·安出生了,等到芭芭拉·安长到两岁,他们又有了迪米特里。萨沙的名字是他们两个一齐起的。之后,他们达成协议,生男孩名字归他起,女孩则由她。 

 

迪米特里是兄妹中唯一一个得疝气的。多丽怀疑是自己奶水不足或不够浓。要么是过浓了?总之有点不对头。劳埃德请来了母乳协会的一名工作人员。那位女士告诉多丽,无论如何不能给婴儿用奶瓶辅助喂食。她说,事情只要一开头,就一发不可收拾,过不了多久,他对母乳就会一口不沾了。照她的说法,那可是大祸临头。 

 

她不知道多丽已经开始用奶瓶喂食了。他确实好象更喜欢奶嘴,一改成乳头,他就哭闹个没完,且越闹越凶。到三个月大,他已经完全靠奶瓶喂食。这时候,再也瞒不住劳埃德了。她告诉他自己奶水干了,只好给他奶瓶喂食。劳埃德不由分说,抓住她的乳房,挤了这边挤那边,好不容易弄出几滴颜色难看的乳汁。他骂她是个骗子。他们动了手。他说她跟她妈一个德行,都是婊子。 

 

所有嬉皮都是婊子,他说。 

 

没过多久,他们和好如初。可只要迪米特里有点什么事,哭闹个没完啦,得了感冒啦,或被大孩子们的宠物兔子吓得哇哇叫啦,要不就是长到哥哥、姐姐会自己走路的年龄,他却还抓住凳子不撒手啦,多丽没用母乳喂孩子的事就又被翻了出来。 

 

多丽第一次去桑兹太太办公室的时候,有个女人塞给她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烫金的十字架,和一组由金色、紫色字母拼成的文字:“当失去亲人令你痛不欲生……”内页里有一幅色彩柔和的耶稣画像,几行密密麻麻的小字,多丽瞥了一眼就合上了。 

 

多丽手里纂着那本手册,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瑟瑟发抖。桑兹太太费力地把小册子从她手里抽出来。 

 

“是谁把这东西给你的?”桑兹太太问。 

 

多丽朝紧闭的房门方向神经质地点了下头,咕哝道: 

 

“她。” 

 

“你不喜欢?” 

 

“你一倒霉,他们就来笼络你,”说完,多丽意识到她妈说过这话,当时几个女人到医院来探望,试图向她妈传播福音。“他们以为,你只要跪下祈祷,就会万事大吉。” 

桑兹太太叹了口气。 

 

“哎,”她说,“哪儿有那么容易。” 

 

“门儿都没有。”多丽跟着说。 

 

“可能吧。” 

 

那些日子里,她们从来不谈劳埃德的事。多丽尽量不去想他,即便想到,她也只有一个念头,他是个投错胎的孽种。 

 

“我要是信那些鬼话,”多丽指的是小册子上印的内容。 

 

“纯粹为了……”她想说,信了之后,她便可以用意念诅咒劳埃德,让他在地狱里受尽煎熬,被火烧成干,但她说不出口,因为这种话实在很蠢。但象以前一样,话吞回去闷在肚子里,犹如榔头似得锤打着她。 

 

劳埃德认为孩子们该呆在家里受教育,倒不是由于信教反对恐龙、穴居人、猴子变人之类的说法。他想要孩子们呆在父母身边,在父母的小心呵护下被一步步领进社会。他反对把孩子们冷不丁抛进社会。“我就是觉得,孩子们是我的,”他说。“我是说,我们的,教育部管不着。” 

 

多丽有点担心,怕自己搞不来,后来发现,教育部的教学大纲和课程计划都可以从当地学校拿到。萨沙是个聪明孩子,差不多自己学会了阅读,另外两个还太小,学不了太多东西。到晚上和周末,劳埃德就给萨沙上课,根据孩子提出的问题,教他相应的地理、太阳系、动物冬眠的知识,还有汽车原理。没多久,萨沙的学习就超过了学校的课程安排,但多丽还是取回课程计划,督促萨沙按时完成习题作业,这样,在法律方面也不会惹上麻烦。 

 

社区里还有一个母亲也是在家教育孩子。她叫玛吉。玛吉有辆小型货车,劳埃德要开车上班,再说,多丽也没学会开车,所以,她很高兴玛吉主动提出每周搭她去学校交作业,顺便取回新的作业。当然,她们每次都带上所有孩子全家出动。玛吉有两个男孩。大的对很多东西过敏,玛吉不得不对他的饮食格外小心,于是只能在家辅导他的功课。这样一来,连小家伙也干脆一起留在了家里。他也愿意和哥哥呆在一块,再说,他本来就有哮喘病。 

 

那时候,多丽看着自己三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心里谢天谢地。劳埃德说,那是因为她孩子要的早,玛吉拖到将近更年期才生孩子,自食其果。他有点言过其实,但她确实等到挺晚才要的孩子。她是个验光师,和丈夫本来是合伙人,生意稳当后她抽身出来,在乡下买了房子,他们这才正式成了家。 

 

玛吉的头发已经花白,剪得紧贴头皮。她高个,平胸,一天到晚乐呵呵的,对什么事都很有主见。劳埃德管她叫“女同志”,当然是背着她。他一边在电话上和玛吉开玩笑,一边向多丽努嘴,示意是“女同志”。多丽倒没特别在意,他管很多女性都叫“女同志”。她只是担心,他的玩笑会不会让玛吉觉得过分亲热、唐突或耽误工夫。 

 

“你找老太婆?啊,我这就让她来接。她正在搓衣板上跟我的裤子较劲呢。是这么回事,我就这一条工装裤。反正,我觉得她忙点好。” 

 

时间长了,多丽和玛吉慢慢养成了去学校取完作业后一起上超市购物的习惯。然后,她们有时候会买上蒂姆霍顿咖啡店的咖啡带孩子们去河边公园。她们坐在长凳上聊天,萨沙就和玛吉的孩子们在周围追着跑或吊在攀爬架上耍,芭芭拉·安荡秋千,迪米特里在一边玩沙子。天气冷的话,她们就坐在车里聊,话题多是关于孩子、做饭,但一来二去,多丽了解到玛吉在参加验光师培训之前曾游历欧洲,而玛吉也知道了多丽年轻时结婚的情形。多丽还告诉玛吉,开始时动不动就怀上了,现在却怎么都怀不上,劳埃德为此变得疑神疑鬼,怀疑她在偷偷服用避孕药,还翻她的抽屉。 

 

“你真吃了?”玛吉问道。 

 

多丽一惊,忙说她哪敢。 

 

“我是说,我觉得不告诉他而自己偷偷吃药不成体统。他翻抽屉就是闹着玩的。” 

 

“哦,”玛吉应道。 

 

有一次玛吉问她:“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吗?我是说你的婚姻?你幸福吗?” 

 

多丽毫不犹豫地表示一切都好。那之后,她说话就小心多了。她意识到有些事她已经习以为常,可别人没准理解不了。劳埃德看问题的方式有点另类;他天生就是那样。她在医院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是那样。护士长属于做事古板生硬的那类人,他管她叫“催命鬼太太”,而从不称呼她的真名“茨威格太太”。他说得语速极快,让人几乎听不出来。他认为她厚此薄彼,而他不在受宠之列。如今在冰激凌厂里也有个家伙被他盯上了,他管那人叫“搅屎棍路易”。那人的真名多丽不得而知。但这件事至少说明,惹他烦的不仅是女人。 

 

多丽敢肯定这些人没有劳埃德想得那么差劲,但和他顶嘴没用。是男人就爱搞笑,或许同样,是男人就得有死对头。有时候,劳埃德确实爱拿他的死对头搞笑,也时不时调侃自己。多丽只要不自己先多嘴,跟着笑笑也不会招来训斥。 

 

她不希望他用那种方式对待玛吉。有时候她觉着苗头有点不对。他要是禁止她搭玛吉的车去学校和购物,就太不方便了。更可怕的是由此引起的尴尬。她将不得不编造愚蠢的借口来解释。但玛吉一准猜得出来,至少她能一眼识破多丽在撒谎,可能会以为多丽处境十分糟糕,尽管实际情况没那么糟。玛吉看问题,自有她一针见血的一套,谁都别想糊弄她。 

 

然后,多丽觉得自己很无聊,凭什么在乎玛吉怎么想。玛吉是个外人,甚至连个知心姐妹都算不上。重要的是劳埃德和多丽两人,还有他们的家。这话是劳埃德说的,他说得对。他们之间的纽带扯不断,这一点旁人理解不了,也不关旁人的事。只要多丽忠于这个家庭,就万事大吉。 

 

情形慢慢变得糟糕起来。劳埃德虽然没有明言禁止她们交往,却对玛吉越来越看不顺眼。他振振有词地把玛吉小孩的过敏症和哮喘病都归咎于玛吉。他说,十有八九是当妈的过错。那些当妈的,上了太多学,对孩子管得太宽。这种事在医院里他见得多了。 

 

“有些病生下就有的,你不能事事都说成是当妈的错。”多丽随口的一句话惹了大祸。 

 

“是嘛?我怎么说不得?” 

 

“我不是说你。我不是说你说不得。我是说,他们难道不能生下来就――” 

 

“你从什么时候成医学专家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敢。你狗屁不是。” 

后来就越来越糟。他想知道她和玛吉两人都说些什么。 

 

“我也说不清。真没什么。” 

 

“鬼才信。两个娘们凑在一辆车里,没说什么。我可头次听说。她就巴不得把我们拆散。” 

 

“谁?你说玛吉?” 

 

“对她这种娘们,我太知道了。” 

 

“哪种娘们?” 

 

“就她那种。” 

 

“别傻了。” 

 

“小心你的嘴。敢说我傻。” 

 

“她干嘛要拆散我们?” 

 

“我怎么知道?她就巴不得。你等着瞧。她早晚要哄得 

你跑到她那儿诉苦,说我是个混蛋。” 

 

他果真言中。至少在劳埃德看来,不如此才怪呢。有天晚上大约10点,多丽真就坐在玛吉的厨房里,一边擤鼻涕一边抹眼泪,旁边放着一杯花草茶。她敲门的时候,听到玛吉的丈夫说:“见鬼,谁这么晚?”――她是隔着门缝听到的。他不认得多丽。她连忙道歉:“真对不起,这么晚来打搅——”,而他眉毛挑着,嘴唇抿着,将她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玛吉走了过来。 

 

多丽从她和劳埃德住的那条碎石小路拐上高速公路,一路摸黑走到玛吉家。一听到有车过来,她就躲到沟里,为此耽搁了不少时间。有车经过,她便瞟上一眼,生怕劳埃德跟来。她不想被他发现,还没到时候,她要吓一吓他,直到他回心转意。以前,她干过这事,又哭又嚎,甚至把头往地板上撞,嘴里翻来覆去地念叨:“不是真的,没这回事,没这回事。” 经这么一吓,劳埃德果真回心转意。最后他会软下来,会说:“好了,好了。我信你。亲爱的,别哭了。为孩子们想想。我信你,真的。别闹了。” 

 

今天晚上,她刚想故伎重演,却念头一转,狠心改变了主意。她穿上外套冲出门,听到他在后面喊:“别来这套。你等着瞧!” 

 

玛吉的丈夫一脸不高兴地自己先去睡了,多丽在边上不住嘴地道歉:“对不起,真对不起,半夜三更闯进来。” 

 

“得了,没事。”玛吉安慰她,口气却有点生硬。“你 

想来杯红酒吗?” 

 

“我不喝酒。” 

 

“那就别现在开始喝了。来杯茶吧,很能帮人放松。山莓甘菊茶。又是为了孩子?” 

 

“不是。” 

 

玛吉接过她的外套,又递给给她一卷手纸,让她擦干鼻涕眼泪。“先别忙着告诉我。你先冷静一下。” 

 

多丽平静些了,却也不打算把事情和盘托出,她不想让玛吉知道她本人和这事大有干系。她更不想对玛吉解释劳埃德的所作所为。虽然两人的关系让她疲惫不堪,他毕竟还是这世上她最亲的亲人,而且,她有种预感,假如她胆敢把他的臭事说与别人,假如她胆敢公然背叛他,她就完了。 

 

她告诉玛吉,又和劳埃德为过去一点破事吵起来,她烦透了,就想跑出来躲个清静。她会没事的,他们会没事的,她让玛吉放心。 

 

“每对夫妇都有这时候,”玛吉说。 

 

电话响了,玛吉接了起来。 

 

“在。她没事。就是需要冷静一下。好。好的,我明天一早送她回家。不麻烦。晚安。” 

 

“是他,你都听到了。”她说。 

 

“电话里他啥样?没事吧?” 

 

玛吉笑起来。“他没事啥样,我哪儿知道。听上去没喝醉。” 

 

“他平常也不喝酒。我们家里连咖啡都没有。” 

 

“想来片面包吗?” 

 

第二天一早,玛吉开车送她回家。玛吉的丈夫还没出门去上班,就留在家里看孩子。 

 

玛吉着急往回赶,于是一边在院子里将车调了个头,一边说,“再见。有事给我打电话。” 

 

早春的清晨气温很低,地上还铺着一层积雪。劳埃德坐在台阶上,身上连件夹克都没穿。 

 

“早上好,”他问候多丽,嗓门很响,礼貌中带着挖苦。她回问了一句,假装没听出他口气不对。 

 

他一动不动,拦住她上楼的路。 

 

“你不能上去,”他说。 

 

她不想吵架。 

 

“我说请行吗?请让我上去。” 

 

他看看她,却没答话。他抿嘴笑了笑。 

 

“劳埃德,求你了?”她说道。 

 

“你最好别上去。” 

 

“劳埃德,我什么都没跟她说。我不该出走,对不起。我就是需要透口气。” 

 

“最好别上去。” 

 

“你怎么了?孩子们呢?” 

 

他摇摇头,如果她说了不着他爱听的话,比如“放屁”这类不雅的粗口,他就会这样。 

 

“劳埃德,孩子们呢?” 

 

他稍稍挪了挪,让她过去。 

 

迪米特里还在婴儿床里,身子侧向一边。芭芭拉·安躺在床边的地板上,她自己下的床还是被拖了出来,不得而知。萨沙倒在厨房门口——他曾试图逃跑。他是唯一有伤的,在喉咙上。其他两个孩子是用枕头解决的。 

 

“我昨晚打电话那会儿,”劳埃德说,“那会儿,事都干完了。” 

 

“你自作自受。”他说。 

 

依鉴定结果,他属于精神失常,应免于刑事责任。他是犯罪型精神失常――须递交安全机构进行看管。 

 

多丽冲出房门,跌跌撞撞地绕着院子转圈,双臂交叉紧护在胸前,仿佛人被撕开了两半,箍住肚子可以不让自己散架。玛吉翻回来的时候看到了这幅场景。上路后,她有种不祥的预感,就把车掉了个头。第一眼看见多丽,她以为多丽挨了丈夫的窝心拳或被踢了肚子。多丽的厉声尖叫令她毛骨悚然。而此时劳埃德还坐在台阶上,一声不吭,他彬彬有礼地为玛吉让出路来。玛吉进屋,见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她报了警。 

 

有段时间,多丽见什么都往嘴里塞,泥块、草,后来,连床单、毛巾、自己的衣服都不放过,仿佛这些东西堵在那儿,就能抑制住涌上来的哀号,就能按下脑子里浮现的画面。医院定时给她打上一针,令她安静,效果明显。实际上,她变得非常安静,尽管她的症状不属于强直性昏厥。 

 

医生说,她的情绪已经稳定。出院以后,社会工作者将她带到这个新地方,交由桑兹太太接管。桑兹太太给她安排了住处,找了工作,并约定每周和她恳谈一次。玛吉想来看望,但多丽最怕见的就是她。桑兹太太告诉多丽,这是正常反应,以免勾起往事。她安慰多丽说,玛吉会理解的。 

 

桑兹太太让多丽自己拿主意,决定是否继续探望劳埃德。 

 

“你知道,我不会替你做主。你见了他,心里感觉怎么 

样?好还是不好?” 

 

“我说不清。” 

 

多丽自己也解释不清,她见的不象是他,简直是幽灵。他面无血色,身上松松跨跨地套着灰不溜湫的衣服,走路悄无声响,脚上或许是双拖鞋。感觉上他的头发掉了些。以前他可是一头金黄的浓密卷发。过去的他,肩膀宽厚、锁骨深陷,她喜欢依偎在他怀里。可一切好象都已不在。 

 

他后来对警察说:“我这么做,是免得他们难过。”报纸把他的话登了出来。 

 

难过什么? 

 

“假如他们知道妈妈丢下他们离家出走,肯定会难过。”他说。 

 

这句话刻进了多丽的脑子里。她决定探望他,或许就是要还事情以本来面目。让他了解那晚发生的事,并承认他错怪了她。 

 

“是你叫我不许顶嘴,要不就滚出去。我就出去了。” 

 

“我只是到玛吉那儿呆了一个晚上。我根本就想回来的。我没打算丢下谁不管。” 

 

事情的起因她记得一清二楚。她买的通心粉罐子上有个小坑,商家为此做了降价处理,她对自己出手迅速很是得意,以为自己干得漂亮。可当他开始追问她为什么买有瑕疵的食品时,她却只字未提这事。她隐约觉得,最好假装没看见。 

 

任谁都看得见,他说。我们可能全都中毒。你想什么呢?还是你本来就想毒死我们?你打算拿孩子们试验,还是拿我开刀? 

 

她让他别说疯话。 

 

他回道,疯的不是他。除了疯女人,天底下谁会给家人买毒药? 

 

孩子们躲在一进门那个房间的门口看着他们。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孩子们。 

 

她就是想让他明白,到底谁是疯子? 

 

当她意识到自己脑子里的想法时,本该马上下车。她甚至可以象另外那几个妇女一样,在大门那儿下车,然后沿着马路往上走。她可以走到街对面去等返程车。或许有人这么干过。本来打算探望但又改了主意。可能一直都有人这么干。 

 

她没有打退堂鼓。见到他陌生而颓废的样子,或许对她更好。他那副模样,让人没法再责怪他。他已经走了人样,就像梦里的人。 

 

她常常做梦。有一次,她梦见自己看到孩子们躺在地上后跑出屋子,劳埃德突然开怀大笑,象从前那样,然后她又听见萨沙在她背后笑。半天她才回过神来,原来他们合起来跟她开了个玩笑。这感觉真美妙。 

 

“你上次问我,见到他心里什么感觉。你是这么问我来着?” 

 

“是啊,”桑兹太太答道。 

 

“我当时一下子说不清,得想想。” 

 

“我知道。” 

 

“我想过了,这件事让我心里不好过。所以再没去。” 

 

桑兹太太的态度不好捉摸,但她频频点头,似乎表示她感到满意,或赞成多丽这么做。 

 

所以当多丽决定再去探视的时候,她觉得还是不向桑兹太太提及此事为妙。不论发生什么事,她都该汇报。虽然一向来也没多少事可说,但也不能一声不吭就走。所以她给桑兹太太打电话取消了约会。她说自己要去度个假。夏天就要来了,这时候去度假稀松平常。她说和一个朋友一起去。 

 

“上个星期你穿的不是这件外套。” 

 

“不是上个星期。” 

 

“不是?” 

 

“三个星期前了。天已经热起来了。这件外套薄点,其实也用不着了。根本用不着穿外套了。” 

 

他问她路上好不好走,从米尔德梅过来坐些什么车。 

 

她告诉他已经不住那儿了,又把现在住的地方、路上要换的三趟车一一说给他听。 

 

“一路真够你折腾的。你喜欢住在一个大地方吗?” 

 

“上班容易点。” 

 

“你上班了?” 

 

上次她就告诉过他住哪、倒几趟车、在哪儿上班。 

 

“我在一个汽车旅馆里打扫房间,我告诉过你。”她说道。 

 

“对,对。我忘了。你想过回去上学吗?夜校什么的?” 

 

她告诉他,确实想过,但就是想想,没认真找过学校。她说,现在的活还行。 

 

然后,他们停下来,好像往下不知该说什么了。 

 

他叹了口气,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已经不习惯跟人聊天了。” 

 

“那你一般都干点什么?” 

 

“我读了不少书。算是反省吧。自我反省。” 

 

“哦。” 

 

“谢谢你来看我。对我是莫大的心理安慰。但你别把它当成负担。我是说,你想来再来。别勉强。如果有别的事,或者不太想来——我是想说,你能来,即便就一次,对我都是奖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她答说明白,她觉着自己明白。 

 

他说不想干扰她的生活。 

 

“没有,”她答道。 

 

“你是不是想说什么?我觉着你另有话说。” 

 

实际上,她差点说,她哪来的生活? 

 

没有,她答,也没什么,没什么别的。 

 

“那好吧。” 

 

三个星期后,她收到一个电话。是桑兹太太亲自打来的,而不是她办公室的某个工作人员。

 

“多丽,我以为你休假还没回来呢,这么快就回来啦?” 

 

“嗯,”多丽一边说,一边心里盘算该说去了哪里。 

 

“那你怎么没来电话约下次见面的时间呢?” 

 

“哦,还没呢。” 

 

“没关系,我只是想看看你回来了没有。都好吧?” 

 

“都好。” 

 

“那好,那好。要是需要我,需要聊聊的话,你知道怎么找我。” 

 

“嗯。” 

 

“那好,保重。” 

 

她没提劳埃德的事,也没问多丽是不是又去探望他了。当然,多丽确曾说过,他们不打算再见了。但桑兹太太的第六感一般很准,对发生的事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但她也懂得什么时候该隐忍不发,她知道有时候一味地追问,不会得到结果。如果她当真问起来,多丽也不知自己会如何作答:是撒个谎,还是一五一十地告诉她原委。事实上,下一个周日,就是他坑坑吃吃告诉她来不来都没关系之后,她又去了。 

 

他感冒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就得了感冒。 

 

他说,也许上次和她见面的时候就染上了,所以有点闷闷不乐。 

 

闷闷不乐。这些日子,她与会说这种词的人少有瓜葛,它听起来那么陌生。但他过去张口闭口就是这类词。当然,那时她从没觉着有什么不对劲,象今天这样。 

 

“我是不是看上去变了个人?”他问。 

 

“你看起来是不一样了,”她小心地回答。“我呢?” 

 

“你看上去很漂亮。”他黯然答道。 

 

她心里有东西在融化,但极力抗拒那种感觉。 

 

“你自己觉得不一样了吗?”他问。“像换了个人?” 

 

她说不知道。“你有这感觉?” 

 

他说道,“从头到脚。” 

 

那个星期快结束的时候,她在班上收到一个大信封。信是通过旅馆转寄给她的。信封里装着厚厚几页信纸,正反两面都写着字。她开始没想到信是他写的,她不知从哪儿得到的印象,看守所不允许在押犯写信。当然,他不是一个普通在押犯。他不是一个罪犯。他只是犯罪型精神失常的病人。 

 

信上既无日期,也无“亲爱的多丽”式的开头,而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多丽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封宗教传单。 

 

人们为求解脱而四处寻觅。搞得头晕脑胀(脸上挂相)。生活乱如麻,人人痛苦不堪。他们的伤痛都刻在脸上。他们困惑迷茫,行色匆匆。他们忙着购物、洗衣、美发,还得赚钱,得按时领取福利补贴。这是穷人的忙,富人也忙,忙着想法花钱。那也不容易。他们得建最好的房子,冷热水得用金制水龙头。他们得开奥迪,得用神效牙刷,得装各种神奇玩意,然后得装防盗器,得防着谋杀。不论穷人富人,灵魂都不得安宁。我差点把“neither”(不论)写成“neighbor”(邻居),我这是怎么了?我这儿哪儿来的邻居。这儿的人至少免去了好多困惑。他们知道自己有多少家当,这点家当永远不会变,吃饭用不着自己采买、自己下厨,吃什么也用不着自己操心。在这儿,选择被剥夺了。 

 

在这儿,我们的思想所得就是我们的全部所得。 

 

刚开始的时候,我陷于迷乱癫狂之中。满脑子狂风暴雨,一刻不停,我把头往水泥墙上撞,指望获得解脱,结束我的痛苦和生命。他们因此而惩罚我,用水浇,用绳子捆,然后把麻醉剂打进我的血管。我不是抱怨,因为我必须认识到,那样做一无是处,和人们在所谓的现实世界里酗酒、胡闹、犯罪没什么两样,都为了把痛苦的念头赶走。那些人犯了事被抓起来关上几天,但关得不够长,他们还来不及从另一头走出来。另一头是什么?不是彻底的疯狂,就是绝对的安宁。 

 

安宁。我寻到了安宁,神志还算正常。我猜,你一边读一边想,接下去我就该谈到上帝、耶稣,再不然会提到佛,你以为是宗教令我洗心革面。不是。不是“闭上眼,在某种至尊力量的引领下心灵升华”那回事。那些力量我不太懂。我所做的是认识自我。认识自我该是条戒律吧,在哪儿出现过,可能是圣经。从这点看,我大概算得皈依基督教了吧。我也尝试正视自我”这句话好象也出自圣经,所以我试了。它没有解释要正视哪个自我,是善的自我还是恶的自我,所以不能作为道德劝诫的指南。而且,认识自我也和我们所知的约束行为的道德不搭界。但行为不是眼下我所关心的问题,他们已对我做出了正确审判,我是一个不能约束自己行为的人,所以他们把我关在这里。 

 

回到认识自我。所谓认识,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认识了自我,我认识了穷凶极恶的自我,我认识到我作恶多端。世界当我是一个恶魔,我不想争辩,尽管我完全可以顺便提一句,有些人对城市狂轰滥炸,杀人如麻,却不会被大众当作恶魔,奖章、荣誉倒是雪片似地飞来,只有针对少数人的行为才骇人听闻、穷凶极恶。我不是找借口,这些不过是我观察到的现象。 

 

我在自我中认识到了自己的恶。这是我获得安慰的秘密。我是说,我认识到了自己极致的恶。它或许比别人的极恶更加歹毒,但实际上,我不该考虑这个问题,或对它耿耿于怀。没有借口。我得到了安宁。我真是一个恶魔?世界是这样说的,如果都这么说,那我就是吧。但是我要说,所谓世界,对我来说,没什么真实意义。我就是我这个自我,不可能成为别的自我。我可以狡辩说,我当时处于疯狂状态,但那有什么意思呢?疯狂。理智。我就是我。我当时不可能是另一个我,现在也不可能变成另一个我。 

 

多丽,如果你已耐心读到这里,有件特别的事我想告诉你,但我不想写下来。如果有天你会再来这,我也许会当面告诉你。别以为我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如果时光可以倒转,我愿改变一切,可是我什么都改不了。 

 

我把这封信寄到你上班的地方,我记着呢,还有你住的小镇的名字。你看,我的脑子在某些方面还转得很灵呢。 

 

她以为下次见面他们一定会谈及这封信,于是她反复读了好多遍,却想不出该做什么感言。其实,她真想说的是,他心中想的不可能在纸上写明白。可再见面的时候,他好象从来没写过那封信。她搜肠刮肚地找话说,最后告诉他一个过了气的民歌手那个星期住过旅馆。他对歌手生平比她还了解,让她有点意外。原来,他有台电视,或者说可以随时看电视,他看了一些节目,当然,新闻每日必看。这下,他们可谈的东西多了些。最后,她还是忍不住问他。 

 

“你说有件事只能当面说,是什么事?” 

 

他回答说,她不该提这事。他拿不准现在是不是说这事的时候。 

 

她的心不免提了起来,有些事她还不能面对,如果他说还爱她,她当真应付不来。她现在还听不得“爱”这个字。 

 

“好的,”她说。“也许是不是时候。” 

 

然后她说,“可你还是告诉我吧。如果我出去后就被车撞了,那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了,你也再没机会告诉我了。” 

 

“是这样,”他答道。 

 

“那,到底是什么?” 

 

“下次吧,下次。有时候我就是说不下去。不是不想说,就是卡住了,干了。” 

 

多丽,自你走了之后,我的脑子里总是你的影子,我不该让你失望。当你坐在我对面的时候,我的情绪会有些激动,但面上可能看不出来。在你面前,我无权表白,我们两人中显然你更有权表白自己的感受,而你一向自制力很强。所以,我收回以前说过的话,因为我前思后想,还是觉得写出来比说更容易一些。 

 

从哪儿说起呢? 

 

天堂是有的。 

 

天堂是一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我从不相信天堂和地狱之类的说法。要在以前,我会当那是胡说八道。但现在我却提起这个话题,你听了一定奇怪。 

 

那我就干脆说:我看见孩子们了。 

 

我看见他们了,还和他们说了话。 

 

好吧。你这一刻脑子里在想什么?你在想,哎,这个人果真疯了。或者,那是个梦,他连做梦都分不清,他混淆了梦境和现实。可我想告诉你,我没糊涂,我知道,他们还在。不是说他们还活着,因为活着意味着他们还在我们这个空间里。我不是这意思。事实上,我相信他们已经不在这个空间里了。但他们确实还在,肯定有一个异度空间,也许那样的异度空间数不胜数,但我敢肯定的是,我可以进入到他们在的那个空间。大概这段时间都是我一个人过,所能做的就是想事,想来想去,能想的就是这些事。所以,在我经历了这些痛苦和孤独之后,某个神明把这种能力赐给了我。依照这个世界的逻辑,我最不配。 

 

如果你一直读到这里还没把信撕碎的话,你一定想知道,孩子们怎么样。他们很好。很快乐,也很乖巧。他们好象不记得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情。他们好象比原来长大了一点,但很难说。他们好象比以前懂事了。就是这样。迪米特里学会说话了,以前可不行。他们呆的房间有几分眼熟。象我们的房子,但大得多、好得多。我问他们,谁在照顾他们,他们就笑我,叽叽喳喳说了些什么,好象是说他们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觉得这话是萨沙说的。有时候他们说话不是一个人在说,至少我分不清,但他们的身份都很分明,绝不会混,而且,个个兴高采烈。 

 

千万别以为我疯了。我不敢告诉你,就是担心你有这个想法。我曾经是个疯子,但相信我,我已经摆脱了自己过去的疯狂,就像狗熊脱毛,或者,我该说像蛇蜕皮。我知道,如果我没有完成我的蜕变,我不可能获得这个能力,重新见到萨沙、芭芭拉·安和迪米特里。现在,我真希望你也能见到他们,如果说配不配的话,你比我配上100倍。你活在这个世界里,比我陷得深得多,见到孩子们可能不太容易,但至少我可以把那里的情况——真相——传递给你。你知道我见到他们了,希望能让你心里好过一点。 

 

多丽想,如果桑兹太太读了这封信,不定她会怎么说怎么想。桑兹太太当然会小心从事。她不会直截了当端出她的判断:他疯了。但她会谨慎地充满善意地引导多丽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可以说,她不是引导多丽,而是拨开多丽心头的迷雾,让多丽自己得出结论,好象多丽压根就是这么想的。她会拔除多丽脑子里那些危险的邪念——这话会是桑兹太太嘴里说出来的。 

 

就为这,多丽不打算向她透露半点。 

 

多丽确实觉得他疯了。他喜欢夸夸其谈,这老毛病在字里行间中多少有所流露。她没有回信。很多天过去了。又过去了很多星期。她还是那个想法,但那封信却挥之不去,就像她心里藏着的一个秘密。偶而,当她往浴室镜子上喷清洁剂或整理床单的时候,心里会涌起一股暖意。阳光明媚,鲜花盛开,烤面包香气扑鼻,一般都会令人身心愉悦。而近两年来,多丽对这些从未留过心。准确地说,那种自发的感受幸福的能力还没有在她身上苏醒,但那种感觉已依稀归来了。它和天气、和鲜花无关。劳埃德说,孩子们生活在他们的异度空间里,这念头带来一股暖意,涌遍她的全身。想到孩子们,好久以来第一次没有让她感到痛苦。 

 

自那件事之后,只要念头一转到孩子们的身上,她就得立即把它连根拔掉,如同拔除扎在喉咙上的刺。他们的名字她避之唯恐不及,旁的孩子若凑巧和其中一个名字有点象,她都受不了。就连小孩子说笑、尖叫、在旅馆游泳池边跑来跑去,她都得立即关上耳朵,如同关上一道门,把那些声音挡在外面。现在不同了,她有了一个避难所,只要一发现苗头不对,她就躲到里边去。 

 

谁给了她这个避难所?不是桑兹太太,这点显而易见。也不是在纸巾伸手可及的办公桌边度过的时光。 

 

这个避难所是劳埃德给她的。对,就是那个罪大恶极的人,那个与世隔绝的疯子。 

 

你可以叫他疯子,可他说的就没一点道理?他要真是从另一头走出来了呢?有谁敢说,一个人在做了这样一件事、走过这样一段路之后,他的幻觉不会另有深意? 

 

这个念头悄然进入她的大脑,萦绕不去。 

 

与此同时,她的心里升起另一个念头:在这个世界上,或许此时此刻她该与之相守的正是劳埃德。如果连听他诉说都做不到,她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用,她还来这世上干吗?这话她好象对什么人说过,也许是桑兹太太。 

 

我说不出“原谅”两个字,她在脑子里对桑兹太太说道。我永远说不出口,永远不会原谅。 

 

但是,等等。发生了那件事之后,我不是一样被抛弃了吗?知情人都躲着我。我的出现总是引起尴尬。 

 

想改头换面,哪儿那么容易。留个鸡冠似的发型,这想法太蠢了。 

 

于是,她又坐上了通往看守所的汽车。她想起母亲刚刚去世的那些日子,她住在母亲的朋友家,到了晚上她编个谎话,偷偷跑出去和劳埃德约会。她还记得那朋友的名字——劳丽,她母亲的朋友。 

 

除了劳埃德,现在还有谁记得孩子们的名字,他们眼睛的颜色?桑兹太太不得不提到他们的时候,几乎从未称他们为孩子们,而是“你的家人”,所有人被打包成了一体。 

那些日子里,与劳埃德约会,向劳丽撒谎,一点儿没有令多丽感到内疚,冥冥中仿佛是命运的安排、召唤。她感到,自己来到这世上,就是为了和他在一起,聆听他的心声。 

 

现在的情形和那时不同,不一样了。 

 

她坐在司机旁的前排座位上。从挡风玻璃望出去,视野开阔。因而车上除了司机,只有她一个人,唯一的一名乘客,目睹了那一幕。星期日清晨,高速公路上空空荡荡,一辆小型敞篷卡车突然从小路上冲了出来,速度不减,摇摇晃晃地在他们面前画了会龙,然后一头栽进沟里。更怪异的事情接着发生了:卡车司机腾空飞起,即如一道闪电转瞬即逝,又似一抹云彩慢慢飘过,姿态即笨拙又飘逸。他的身体飞过高速公路,摔在人行横道边的碎石路肩上。 

司机一脚急刹车,乘客们往前趔趄了一下,茫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一刻,多丽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他怎么会飞起来?那小伙子,没准还是个孩子,一定是伏在方向盘上打起了瞌睡。他怎么会飞出卡车,那么优雅地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 

 

“车前面躺着个人,”司机向乘客们解释。他试图把话说得响亮而平静,但他的声音因受了惊吓而带着颤音。 

 

“飞过公路,掉沟里了。我们会尽快上路。现在请大家呆在车上别动。” 

 

多丽跟着司机下了车,仿佛没听见他说的话,或享有某种特权。他没有责怪她。 

 

“活见鬼,”他一边穿过公路一边说,声音又气又恼。 

 

“活见鬼,这王八孩子,瞧他干的好事?” 

 

小伙子背部着地,四肢展开,就像有人在雪地上压出天使的形状。他的身体四周却是碎石,不是白雪。他的眼睛半闭着。他是那么年轻,个子窜得挺高,可连胡子还没长出来。他可能还没拿到驾照。 

 

司机在打电话。 

 

“贝菲尔德南大约一英里,21号公路上,马路东侧。” 

从男孩的头颅下面、耳朵旁边渗出粉红色泡沫。根本不像鲜血,更像是做草莓酱时撇出来的沫子。 

 

多丽俯下身子蜷在他的身旁,将手轻放在他的胸口上。没有起伏。她又将耳朵凑上去。他的衬衫是新熨的,还带着那股味道。 

 

没有呼吸。 

 

但她的手指拂过他细嫩的脖颈时感到了脉搏的跳动。 

 

她想起了以前学到的方法。是劳埃德教她的方法,以防备哪个孩子在他不在的时候出事。舌头。如果舌头顶在喉咙上,可能哽住呼吸。她一只手按住男孩的前额,另一只手的两个手指抵住下颚。前额向下,下颚向上,略微仰起他的头,使空气流通。 

 

如果他还不能呼吸,她就得给他做人工呼吸。她捏住鼻孔,深深吸了一口气,将双唇紧贴在他的嘴上,呼气。两个深呼吸,检查一下。两个深呼吸,再检查。说话的是另外一个男人,不是司机。一个骑摩托车的人看见出事就停了下来。“要不要把毯子垫在他的头下面?”她坚决地摇了摇头。她记得不能搬动伤者,以免伤到他的脊髓。她对准他的嘴,按压他还带着热气的有弹性的胸部,呼气、停下来,再呼气再停下来。她的脸颊感觉到一丝热气。 

 

司机说了句什么,但她顾不上抬头。有热气,肯定没错。从男孩嘴里呼出了一口气。她张开手掌放在他的胸口上,由于自己的颤抖,她一开始根本辨不清他的胸口是否在起伏。 

 

是,是。 

 

他确实是在呼吸。空气通道被打开了。他在自己呼吸。他在呼吸。 

 

“就盖在他身上吧,”她冲那个拿着毯子的人说。“别让他冻着。” 

 

“他还活着?”司机俯下身子,问道。 

 

她点了点头。她的指尖又触到了他的脉搏。粉红色的吓人泡沫已经不再往出涌。或许那不是什么要紧的物质。不是从脑子里流出来的。 

 

“车不能再等了,”司机说道。“我们已经晚点了。” 

 

摩托车手接口到,“没事。我在这儿看着。” 

 

安静,安静,她想对他们说。在她看来,必须保持肃静,男孩身体之外的一切都得凝神屏气,他才能守住自己的呼吸。 

 

他的呼吸微弱但执着,胸口温顺地起伏着。坚持,坚持住。 

 

“你听见了吗?这人说他可以呆在这,看着他,”司机说。“救护车马上就到。” 

 

“你们走吧,”多丽答道。“等他们来了,我就搭车到镇上,晚上再坐你的车回去。” 

 

她头都没抬地随口说道,好象呼吸局促的是她。司机俯下身子才听清了她说的话。 

 

“你肯定?”他问。 

 

肯定。 

 

“你不去伦敦了?” 

 

不去。

2013 / . 09 / . 25

亦舒:忘记他

亦舒:忘记他

桂开失恋,人瘦了几圈,最令她啼笑皆非的是,视力忽然衰退模糊。 

 

看过眼科,医生说:“桂小姐,你有三百度近视。” 

 

甚麼,廿二岁了才正式近视?上天也真会开玩笑,她鼻通红,流下泪来。 

 

医生讶异,“近视很小事,你不愿戴眼镜,可做激光治疗,我可以推介专科医生给你。” 

 

桂开点点头,抹乾脸颊。 

 

“我替你验光。” 

 

第二天桂开就架上近视眼镜。 

 

她记得很清楚,就是从那天开始,她收到一封垃圾电邮。 

 

电邮这样说:“为甚麼记住一段叫你烦恼的爱情?前来我们处清擦一切。” 

 

这是甚麼意思? 

 

一定是眼科医务所有人出卖她的电邮号码。 

 

伟文与她分手,也以一封电邮解决。 

 

他把讯息传到她电话小小萤幕上。 

 

“桂,我思考良久觉得双方性格不合并无前途决定分手相信你有同感伟。” 

 

桂开凝视字样良久才会过意来,双眼已觉刺痛。 

 

用电邮宣布分手! 

 

如此草率轻蔑。 

 

他竟把事情处理得这样差,桂开像是正胸中了一拳,痛得弯下腰身,再也站不起来。 

 

下午还要老板出外开会。 

 

连她自己都纳罕,啊掩饰得那麼好,一点情绪都不露出来。 

 

对手公司的总经理当着她老板说:“桂开你还跟着这个庸人?你一表人才,又能干又好看,还不快跳槽到我处,我才是明主。” 

 

桂开居然还会说笑:“要不是我老板命令,我才不会踏进这间盛气凌人的公司。” 

 

可是她觉得自己声音空洞。 

 

她已是一具没有有灵魂的躯壳。 

 

啊!桂开的精魂去何处?她彷佛看到小小的她蜷缩在一角悲伤地哭泣。 

 

回到家,她把电讯放到电脑上放大了来看。 

 

不错,还是那几行字。 

 

她一个晚上没睡,终於在清晨覆电,她简单地像答覆公文般说:“关於性格不合并无前途一事允准桂开谨启。” 

 

她按下寄字钮。 

 

就这样,两年零九个月的关系宣告结束。 

 

分手已经酝酿了一段日子,三四个月前伟文态度渐渐冷淡,听朋友说,新城建造的三小姐主动亲近他。 

 

人家甚麼都有。 

 

桂开不过是一个普通白领女,靠双手赚取生活,她银行积蓄户口存是七万三千五百四十三七角。 

 

她只得静静等待伟文作出决定。 

 

世上有奇迹吗?桂开终於收到伟文的电邮。 

 

之後一段日子,桂开一日比一日瘦,夏季快来,桂开的胃贴着背脊。 

 

最令她担心却是情绪问题。 

 

下了班,一进家门,便无故哭泣,因怕失去健康,她尽量吃冰淇淋巧克力蛋精食补,可是往往呕吐。 

 

难以入眠,电视节目与书都看不入脑,辗转反侧,她只得把小公寓收拾得一尘不染。 

 

每天反覆量想她与伟文在一起的好时光。 

 

他俩曾经快乐过,所以桂开不发一言允准和平分手。 

 

真没想到失恋这样难挨。 

 

她想辞却工作跑到一座岛去与土著过日子,永生永世离开这个叫她失意的城市。 

 

她用手掩着脸,发觉开始脱头发。 

 

做梦也脱,只见自己头发整块整块那样掉下,她变了?头。 

 

是该去看心理医生了吧。 

 

同事们还未发觉。 

 

吱吱喳喳说:“桂开的好身段叫人羡慕!乱吃、拒做运动、不抽脂,天生全身没有一丝脂肪。” 

 

“可替纤体美容院做活广告。” 

 

“有甚麼秘诀,桂开?” 

 

桂开的皮肤乾燥,面青唇白,她们都没看到。 

 

下雨天桂开站在街角排队等计程车。 

 

忽煞看到熟悉身型,呀,不是伟文吗,该打招呼,还是不打? 

 

正在发呆,桂开又看到一辆豪华德国跑车驶近,车窗开了,一张浓妆的面孔探出来,向伟文招手。 

 

伟文立刻满面笑容跳上车去,跑车迅速驶离。 

 

桂开看得呆了。 

 

她低下头不出声。 

 

捱到家中,再度呕吐。 

 

喝喝白粥,倒在牀上盹着一会儿。 

 

半夜醒来,才洗去化妆淡浴更衣。 

 

那封电邮又来了。 

 

“为甚麼记住一段你烦恼的爱情?前来我们处清擦一切。” 

 

桂开忍不住,问他们:“How?” 

 

半晌,答覆来了:“你想知道详情?” 

 

“是。” 

 

“激光清洗记忆服务,准确、安全、迅速免除痛苦,收费廉宜,一年至三瓴挥淇旒且湟淮沃瘟仆耆床粒廖迥炅侥炅瞥蹋爬嗤啤!? 

 

“我这段不愉快记忆,历时两年零九个月。” 

 

“那是最简单的情况,收费约五万元,可分期付款。” 

 

“我从未听说过世上有这种激光手术。” 

 

“政府医务署尚未批准该手术。” 

 

“安全有保障吗?” 

 

“绝对安全,再说,小姐,你已痛不欲生,还有甚麼损失?” 

 

“你说得对。” 

 

“以下是我们的地址,随时预约门诊。” 

 

桂开忽然笑了,她笑得空洞可怕,歇斯底里,连她自己都心惊,掩住了嘴。 

 

桂开道:“明日下午六时我会到贵诊所。” 

 

“桂小姐,准时见。” 

 

桂开累极上牀。 

 

说也奇怪,那晚她睡得很好。 

 

第二天早上,秘书打电话催她上班:“桂小姐,会议三十分钟内开始。” 

 

桂开梳洗朴出门去。 

 

她浑忘激光约,一整天像僵屍般忙这忙那。 

 

五时许,秘书说:“桂小姐你与宇宙激光治疗所有约。” 

 

啊是。 

 

她说:“我稍後再回来加班。” 

 

桂开叫了车了前往宇宙治疗所。 

 

地址在近郊,别墅式洋房,门外小小停车场满座。 

 

生意竟那样好。 

 

桂开苦笑。 

 

接待员笑容可亲,详细讲解。 

 

“这一项手术在北欧已经进三年,效果良好,过程其实最简单不过;医生已知道脑部哪一个位置控制感情,针对其中一束贮在不愉快记忆的细胞,像消灭癌组织一般,一次过清除。” 

 

桂开不出声。 

 

“经过特殊药水注射,该些细胞会呈现蓝色,绝对不会误杀良民。” 

 

桂开低头自嘲:“我脑袋中也没有太多有用的细胞。” 

 

“那麼,你都准备好了?” 

 

桂开点点头。 

 

她被带进手术室,检查进行时她忽然哭泣,“为甚麼?为甚麼?” 

 

医生温和地说:“我替你注射镇静剂,不怕不怕,醒来一切痛苦就丢在脑後。” 

 

桂开渐渐失去知觉。 

 

醒来时觉得有点冷。 

 

看护笑说:“喝杯热可可,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走了。”桂开唉呀一声,“公司里还有成堆工作,做都做不完,人生真谛其实是好好经营时间,你说可是。” 

 

看护点头:“桂小姐有高见。” 

 

桂开想起来:“手术完成了?” 

 

“医生说手术十分完美。” 

 

桂开说:“我是来清洗一段不愉快的记忆,那是甚麼人甚麼事呢?” 

 

看护笑意更浓,“所以说手术成功呀。” 

 

桂开叹叹气,“我得回公司看看。” 

 

“祝你幸运。” 

 

“谢谢你。” 

 

桂开在途中买了蛋糕水果给同事分享。 

 

他们一组人做到凌才回家梳洗,打个转又回岗位比拼。 

 

这样忙,一下子大半年过去。 

 

同事珊说:“桂真了不起,没事人似,又熬过一关。” 

 

同事淑答:“也像褪层皮,瘦好多。” 

 

“最近又长回来。” 

 

“那伟文与新城三小姐订婚了。” 

 

“我也看到这段社交新闻。” 

 

“我要向桂开学习,她看到图文,毫不动容,这点修养不简单。” 

 

“对,向桂开学习。” 

 

那段新闻,与所有新闻一样,桂开读过算数。 

 

她真的甚麼都不记得? 

 

也不是百分百。 

 

伟文两字映入眼帘,她彷佛眼熟,可是又不能明确想起甚麼,好似有些关系,却又彷若隔世。 

 

过一会儿,她放弃思索,改看副刊。 

 

手术的确成功,没有回忆、没有痛苦。 

 

她全情投入工作,很快见力,一年内竟升了两次,一次由众客户投票选出最佳服务,票数遥遥领先,比公司一些擅长自擂的红人更受欢迎。 

 

老板刮目相看,连忙付出?金,又增加福利,给桂开宿舍汽车。 

 

同事锦说:“桂守得云开。” 

 

同事怡说:“但望她从此帆风顺。” 

 

都没有妒忌她,可见桂开人缘也一流。 

 

时间飞逝。 

 

桂开并没有有找到新伴侣,她又不刻意寻觅,故此只能说还没碰见那个人。 

 

工馀,偶然有一点时间,也相当寂寥。 

 

看到情人们拥抱,桂开恍然若失,她也渴望试一试那种热烈感觉。 

 

她恋爱过吗?肯定没有。 

 

工作时桂开却神采飞扬,全身似发散晶光。 

 

初秋,总商会颁一个金?给她,晚会中桂开光芒四射,吸引了一个人的目光。 

 

那人是谁? 

 

不,不是新人,只不过是旧人。 

 

他正是王伟文。 

 

王君与他的未婚妻出席,那三小姐一贯浓妆、满身华服珠翠,不知怎地,对自助餐桌上一盘白露哥鱼子酱极感兴趣,叫王君去“给我满满一匙羮”。 

 

他走近餐桌,看到了桂开。 

 

一时他没有她认出来,只见一个短发苗条的女子与朋友们谈笑甚欢,她似极受欢迎,被四五个高大英俊的男子围住。 

 

伟文看到她光洁圆浑的玉臂,忽然想起,他从前有个女伴,也有这样好看的手臂。 

 

正在这个时候,有人多嘴在他身边说:“有没有後悔?”。 

 

“後悔甚麼?” 

 

“那是桂开呀!” 

 

瘦小怯弱的桂开? 

 

看仔细了,正是她,但是此刻的桂开双眼像是散发一种精光:自信、坚强、寛容。 

 

桂开完全变了一个人。 

 

分手後她不发一言,没有申冤,也没有澄清,或许,她不介意与他打招呼? 

 

桂开举手投足都似有一股魅力,王伟文知道,这叫成功。 

 

他身不由主,轻轻走过去。 

 

桂开抬起头来。 

 

她看一个长相衣着都很普通的男子注视她,像是想与她招呼。 

 

这是谁? 

 

桂开想不起这个人。 

 

为着礼貎起见,她微微笑着走近他,嘴里怪亲切地问:“好吗?” 

 

王伟文大喜过望,“我很好,你呢?” 

 

桂开只得回答:“托赖,过得去。” 

 

心里嘀咕:是谁呢,好像跟她很熟的样子。 

 

这阵子事忙,记忆愈来愈差,这人到底是谁? 

 

“桂,有时间大家聚一聚。” 

 

“好,再联络。” 

 

那男子依依不舍的走开。 

 

这时同事婵走近,嗤一声笑,“他过来与你打呼?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我最看不起这种人。” 

 

桂开自然莫名奇妙。 

 

婵又说:“看到他的三小姐吗,这些日子,一条狗似跟富家女身边,一心以鸿鹄将至。” 

 

桂开十分讶异,“婵,听你的口气,彷佛他是抛弃你的负心人。” 

 

婵睁大双眼,“桂,我佩服得你五体投地,他是你的前任男友王伟文呀。” 

 

桂开一愣,王甚麼,王伟文?听也没听过这三个字。 

 

“婵,别开玩笑,我怎会有那样的男朋友,机鎗搁脑袋也不选那样庸俗的人。” 

 

婵却误会了,感慨地说:“说得好!桂,他怎麼配得起你,他没福气,这种人,忘得一乾二净最好不过,这这种态度,我敬佩到极点。” 

 

婵走开了。 

 

桂开心中纳罕,婵是喝多了一杯红酒吧,讲话颠三倒四,且不去理她。 

 

那边王伟文却有麻烦,三小姐见他迟迟才返,又忘记鱼子酱,老大不高兴。 

 

“你和谁说话?” 

 

“一个朋友。” 

 

“怪面熟,谁?” 

 

王伟文不出声。 

 

“又是另一个妄想出头的白领女。” 

 

王伟文不予理睬。 

 

“削尖头皮钻营又如何,最终不过是个打工女。” 

 

王伟文忽然问:“你讲完没有?” 

 

三小姐一怔,她也不高兴了,“我们回家看妈妈搓麻将。” 

 

“我送你。” 

 

“今天宵夜由新厨子一展身手。” 

 

“我还有事,不便留下。” 

 

三小姐变色,“这是甚麼意思?” 

 

这王伟文今晚是怎麼了? 

 

往日唯命是从,能够走进她家豪华大宅已经当是荣誉,时时开口与亲友说起那暖水泳池何等舒适、大厅怎样华丽......,今日是怎样了? 

 

王伟文把三小姐送到门口就回家。 

 

一年多这样热情侍候,人家却一点好心也没有给他,他仍然做他的小职员,晚晚跟着三小姐赴宴,渐渐地身段也跟着圆浑,最近医生告诉他:阁下的胆固醇过高。 

 

这是唯一所得。 

 

王伟文苦笑。 

 

今晚见到漂亮神气的桂开,叫他汗颜。 

 

他竟有点紧张,可是,她对他很客气,像一个陌生人似,落落大方。 

 

只有心中完全没有他这个人,才能做得到。 

 

真没想到,桂开反而把他忘得一乾二净。 

 

王伟文深深思索起来。 

 

第二天一早,桂开上班,不见秘书,因问:“珠呢,八时正还不见人,要罚。” 

 

过三十分钟才看见珠双眼红肿头发蓬松地走进来。 

 

桂开讶异:“你遇劫?可有报警?” 

 

珠颓然坐下,“昨晚,他与我分手。” 

 

同事绮劝说:“珠,感情私事,别带到办公室来,今天不知有多少事做。” 

 

桂开轻轻说:“不妨,我叫小明陪你去看医生。” 

 

“医生?” 

 

“是,你立刻到宇宙激光治疗所去,迟者自误。” 

 

桂开立刻召司机及办公室助理。 

 

“说是由我介绍,我桂开是一个极端满意的顾客。” 

 

他们陪着秘书珠走了。 

 

绮问:“医生可以帮到她?” 

 

这种激光手术当然不可以每个月都做,希望当事人吃一次亏学一次乖,以後带眼识人。 

 

一个小时之後,珠回来了。 

 

她像平时般哇哇叫:“一桌子是件,今天惨了,晚上八点都回不了家。” 

 

二话不说,珠立刻全速赶工。 

 

桂开微笑,多好,把时间上损失减至最低。 

 

感情遭人欺骗已经够惨,再赔上一年半载失恋期,简直不人道。 

 

感谢宇宙激光。 

 

损失若干脑细胞何足以道。 

 

那天,她们一组人做到晚上九点。 

 

老板特来探班,十分满意,“可要加人?” 

 

桂开答:“我们一组甚有默契,外人不易理解,也不介意一人做二人工作,这样吧,加薪水最实惠。” 

 

老板说:“这种经济环境......不过,的确有所有值,我会与上头研究。” 

 

听见没有,最要紧物有所值。 

 

她们做到十时许才收工。 

 

洗了把脸,桂开就倒在床上累极入睡。 

 

电话上有许多留言,电脑里有几十个电邮,都要求约会。 

 

桂开却一点兴趣也无,她隠隠觉得,暂时不适宜投入男女关系,为甚麼?却又想不起。 

 

他们都不是她喜欢的类型。 

 

商场初入门的男生都有点轻佻功利,平时不读书,临急抱佛,靠一点小聪明在江湖上混,过十年必遭淘汰,又另一批新人上场。 

 

同这类人在一起,有甚麼前途。 

 

不如静心工作,寻找自身。 

 

同事们中午小聚,吱吱喳喳:“那宇宙激光医务所,真是救星,可不知对长期来说,有甚麼害处。” 

 

“总比苦得自杀好。” 

 

“失恋这件事。唉,真难捱,其实眼睛鼻子无一损失,为甚麼感觉凄惨?” 

 

“是挫败感难受。” 

 

“我不是一个好胜好强的人。” 

 

“人人都有自尊心。” 

 

“是欺骗。” 

 

绮说得好:“是害怕:青春不再,永久寂寞。” 

 

大家叹口气。 

 

办公时间到了,同事各就各位。 

 

秘书进来:“桂小姐,有一位王先生找你。” 

 

桂开抬起头,啊是那胖胖的平凡男子。 

 

过门都是人客,她客套地站起来:“王先生,找我有甚麼事,请坐。” 

 

王伟文看着短发精神奕交的桂开,轻轻说:“我一直等你电话。” 

 

桂开扬起一条眉,他说甚麼? 

 

“等着与你喝咖啡。” 

 

桂开明白了,立刻替他解围,“那很简单,王先生,我这就请你喝咖啡。” 

 

她叫小明进来:“两杯蓝山。” 

 

王伟文呆呆看着她。 

 

她叫他王先生,这是甚麼意思? 

 

桂开不是笨人,她开始觉得这个胖胖的王某好像对她有特别意思。 

 

她不想误导他,故意看看手表,表示很忙,“有甚麼事吗?” 

 

王伟文轻轻说:“我与她分手了。” 

 

桂开莫名其妙,这与她何关?他干甚麼跑到这里来诉苦? 

 

她只得唯唯诺诺。 

 

“一早应看得出性格不合。” 

 

桂开不置可否。 

 

“我很後悔。” 

 

桂开不想听下去,这种故事千篇一律,对当事人来说,是天下大事,可是别人却觉得最平常不过,离离合合天天发生。 

 

桂开很礼貌的说:“我还有事。” 

 

王伟文知道是完了,他不珍惜的人,一定会失去。 

 

她根本一言不提以前的事,他知难而退。 

 

“有空再联络。” 

 

桂开站起来,双眼与她的钻石耳环一般闪烁,笑容带一分调皮。 

 

王伟文佝偻背脊离去,像老了十年。 

 

桂开仍然莫名其妙:这傻子是谁? 

 

她吩咐秘书:“以後这个王某找我,说我不在,这人怪怪的,不知道甚麼来头。” 

 

秘书问:“周末大家坐船出海,你去不去?” 

 

桂开笑:“一定去,我负责带水果及蛋糕。” 

 

宇宙医务所客似云来。 

 

主任医生每天服务十二小时,晚上九点,还有不少事业女性下班来求诊。 

 

医生甲说:“都聪明能干,可是过不了感情这一关。” 

 

医生乙答:“其实,失恋像感冒,看不看医生都一样,过一段时期会得捱过去痊愈。” 

 

“初期往往痛不欲生,头昏脑胀,茶饭不思,正想自杀,却慢慢好转。” 

 

“她们年轻,不知道即使不做激光手术,过十年八载,记忆一样衰退,时间治愈一切伤痕。” 

 

“你的意思是,可以省下大笔手术费用?” 

 

“根本就是,哈哈哈哈哈。” 

 

“嘘,可别让她们知道。” 

 

医生所说,都是真的。 

 

许多身心都已经痊愈的女性,看到从前叫她流泪的人,都会讶异得不置信问自己:是吗,就是这个人?怎麼可能?如此平庸普通,一事无成,劳劳碌碌经营生活......他? 

2013 / . 09 / . 23

(法)莫泊桑:修软垫椅的女人

(法)莫泊桑:修软垫椅的女人

为了庆祝开猎,德·贝尔特朗侯爵家里举行了宴会,这时候宴会快结束了。十一个参加打猎的男人,八个年轻妇女和当地的那位医生,围着大桌子坐着。桌子上灯火辉煌,摆满了各色水果和鲜花。

 

他们谈到爱情,于是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还是那个永远争论不完的老问题:一个人只能认真地爱一次呢,还是能爱几次。有人举只认真爱过一次的人做例子;也有人举出曾经狂热地爱过多次的人做例子。一般说来,男人都认为爱情像疾病一样,可以不止一次地侵袭同一个人,如果有什么障碍挡在面前,甚至会置他于死地。尽管这个看法难以驳倒,可是妇女的意见却往往是以诗意而不是以经验做为根据,她们认为爱情,真正的爱情,伟大的爱情,一辈子只能有一次;而且这种爱情就跟霹雳一样,一颗心被它击中,从此就被破坏、烧毁,变成一片废墟,其他任何强有力的感情,甚至连任何梦想也不能再在里面生根发芽了。

 

侯爵曾经爱过多次,所以竭力反对这种意见:

 

“我认为,一个人能够以全部力量和整个灵魂爱几次。你们举出那些殉情的人做为例子,证明不可能有第二次热恋。我要回答你们:他们如果没有干出自杀这种蠢事,——一自杀就失掉再次堕入情网的机会,——那么,他们的病还会痊愈,他们还会重新去爱,一次又一次地爱,直到他们寿终正寝。情人正和酒鬼的情形完全一样。喝过的还会再喝,爱过的还会再爱。这完全是个气质问题。”

 

他们挑中原来在巴黎行医、老了才退隐到乡间来的医生做仲裁人。他们要求他发表意见。

 

他没有明确的意见。

 

“正像侯爵说的,这完全是个气质问题。拿我来说吧,我就见过这么一次热恋,它延续了五十五年,没有一天间断,直到人死了才告结束。”

 

侯爵夫人高兴得拍起手来。

 

“这有多么美啊!能够被人这样爱着,是多么了不起的梦想啊!五十五年一直生活在始终不渝的、刻骨铭心的爱情中,有多么幸福啊!受到这样热爱的男子该有多么快乐!他该怎样赞美人生啊!”

 

医生微笑了:“太太,这一点倒给您说对了,被爱的确实是一个男人。您认识他,就是村里的药房老板舒盖先生。至于那个女的,您过去也认识,就是那个年年都到府上来修软垫椅子的老婆子。让我来仔仔细细讲给你们听吧。”

 

女人们的兴致一下子低落下去;她们脸上流露出厌恶的表情,仿佛在说:“呸!”似乎只有那些值得上流人关心的有教养、有地位的人才配享受爱情似的。

 

医生继续说:“三个月以前,我被叫到这个临终的老婆子的床边。她是头天晚上乘着她那辆当房子住的马车来到的。拉车的那匹老马,你们也都见过。跟她来的还有她那两条既是她的朋友,也是她的卫士的大黑狗。本堂神父已经先到了。她请我们俩做她的遗嘱执行人;为了让我们真正理解她的遗嘱,她把她的一生都讲给我们听。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比这更离奇、更动人的了。”

 

她的父母都是修理软垫椅子的。她从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

 

从小她就到处流浪,穿得又破又烂,满身长着虱子,脏得叫人受不了。他们到一个村子,就在村口路沟边停住,卸下拉车的马,放它去吃草;狗呢,趴在地上,鼻子往爪子上一搁,闭上眼睛睡觉;小女孩在草地上打滚,她的父亲和母亲在路边的榆树底下修理从当地收来的旧椅子。住在这所流动房屋里的人难得开口说话。他们为了决定由谁来吆喝着那句人人都听熟了的“修椅子!”去挨家挨户兜圈子,才不得不交谈几句,谈完以后就开始面对面或者并排坐下来搓麦秸。孩子如果跑得太远,或者想跟村里的孩子打交道,她的父亲就会怒气冲冲地喊她:“还不快回来,臭丫头!”这是她听到的唯一一句慈爱的话。

 

等到她大一点的时候,他们就打发她去收破椅垫子。于是,她在这儿那儿结识了几个孩子;不过从这时候起轮到她的新朋友们的父母厉声吆喝他们的孩子:“还不赶快过来,淘气鬼!看你还跟穷要饭的说话!……”

 

孩子们常常朝她扔石头。

 

有些太太给她几个苏,她仔细地收藏着。

 

有一天——她当时十一岁——她路过此地,在公墓后面遇见小舒盖,一个同学抢了他两个小铜子儿,他正在那里啼哭。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照她这个无家无业的人的小脑袋想来,应该是一个永远心满意足、快快活活的孩子,居然流了眼泪,这深深地打动了她的心。她走过去,知道他为什么难过以后,就把自己的全部积蓄,七个苏,都倒在他手上。他擦着眼泪,老老实实地把钱收下。她当时高兴得发了狂,大着胆子吻了他一下。他只顾着看手上的钱,所以也随她这样做去。她看到自己既没有遭到拒绝,又没有挨打,就又吻他;她紧紧搂住他,热情地吻过以后就逃走了。这个可怜的脑袋里转的是什么念头呢?她爱上了这个男孩,是因为把自己流浪所得的全部财产献给他了呢,还是因为把第一个温柔的吻送给了他?这在孩子和成人身上,同样都是一个谜。

 

有好几个月,她一直想念公墓里的这个角落,想念这个孩子。她怀着再和他见面的希望,在修理椅子或者买食物的时候向父母报虚账,这儿赚一个苏,那儿赚一个苏。

 

她再次来到这儿,口袋里已经有了两个法郎,可是她只能隔着他父亲的药房的玻璃窗,从一瓶红色的药水和一条绦虫中间,张望一下这个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小老板。

 

然而,这使她更加爱他了。药水的鲜艳色彩和水晶玻璃的华丽闪光吸引她,打动她,使她心醉神迷。

 

她心里保留着无法磨灭的回忆。第二年,她在学校后面遇到了他正在和同学们打弹子,她一下扑到他身上,搂住他拼命地吻,吓得他哇哇乱叫。为了让他安静下来,她给他钱:三法朗二十生丁,这真算得上一笔财产了。他瞪大了两只眼睛瞧着。

 

他收下钱,任凭她尽情地抚爱他。

 

四年里面,她把一笔笔积蓄都倒在他的手里。他心安理得地把钱放进口袋,因为这是他同意接吻的代价。一次是三十苏,一次是两法郎,一次是十二苏(她伤心惭愧得哭了,不过这一年的景况也确实太坏),最后一次是五法郎,一个又大又圆的硬币,使他高兴得笑出来。

 

她除了他,别的什么也不想。他呢,多少有点焦急地等着她来,一看见她,就奔过去迎接,使得小姑娘的心怦怦直跳。

 

后来,他不见了。他被送到中学去念书。这是她拐弯抹角打听出来的。于是她采取了无数巧妙的手段,来改变她父母的路线,好让他们在假期里路过这儿。她最后总算成功了,不过却费了一年的心计。她已经有两年没有能够见到他,差点认不出他来了,因为他变得那么多,个子长高了,相貌漂亮了,穿着他那件金扣子的学生装显得十分神气。他假装没有瞧见她,高傲地从她身边走过。

 

她哭了两天,从此以后,她忍受着永无尽期的痛苦。

 

每一年她都要回来,从他面前走过,却不敢招呼他;他呢,甚至不屑看她一眼。她发疯般爱着他。她对我说:“在我眼睛里只有他这么一个男人,大夫;我不知道世上还有别的男人。”

 

她的父母去世了,她继续干着他们的行业,不过她养的不是一条狗,而是两条狗,两条谁也不敢招惹的恶狗。

 

有一天,她回到她念念不忘的这个村子,看见一个年轻女人挽着她心上人的胳膊,从舒盖药房出来。那是他的妻子。他已经结了婚。

 

当天晚上,她跳进了村政府广场上的那片池塘。一个深夜走过的醉汉把她救起来,送到药房。小舒盖穿着长睡衣,下楼来为她医治。他装着不认识,替她脱掉衣裳进行按摩,然后厉声对她说:“你疯了!不应该傻到这个地步!”

 

这就足以把她治好了。他跟她说过话啦!有好长的一段时间,他觉得很幸福。

 

她无论如何一定要付医疗费,但是他怎么也不肯接受。

 

她的一生就这样过去了。她一边修椅子,一边想着舒盖。每年她都要隔着玻璃窗望一望他。她经常在他的药房里买点零星药品。这样,她既可以到跟前看看他,和他说说话,还可以付给他钱。

 

正像我开头对你们说过的,她在今年春上死了。她把自己的这段伤心史从头至尾讲给我听了以后,要求我把她一生的积蓄全部交给她死心塌地地爱着的那个人。因为,照她自己的说法,她工作就是为了他。为了积点钱,好让他在她死后至少会想起她一次,她甚至还常常忍饥挨饿。

 

因此她交给我两千三百二十七法郎。在她咽气以后,我留给堂神父先生二十七法郎做为安葬费,剩下的钱我全部带走了。

 

第二天,我到舒盖两口子家里去。他们面对面坐着,刚吃完早饭。两人都很胖,脸色红润,又神气,又称心,身上散发着一股药味。

 

他们请我坐下,斟了一杯樱桃酒给我,我接过来以后,就激动地说明来意,我相信他们听了以后一定会流眼泪。

 

舒盖刚听我说到这个到处流浪的女人,这个修软垫椅的女人,这个跑码头的女工爱他,就气得跳了起来,那副刘气看上去倒好像是她偷走了他的好名声,上等人的尊严,他个的荣誉,对他说来比生命还要宝贵的东西。

 

他的妻子也跟他一样气愤,接连说:“这个臭要饭的!这个臭要饭的!这个臭要饭的!……”似乎找不到别的话好说了。

 

他立起来,在桌子后面迈着大步走来走去,睡帽歪到一边耳朵上。他嘟□着说:“大夫,您了解这件事的意义吗?对一个男人来说,这件事情实在太可怕了!怎么办呢?啊!我要是在她活着的时候知道,一定叫警察把她抓起来,扔到监狱里。我可以向您担保,她一辈子也出不来!”

 

我愣住了,没想到自己一片好心却落了这么个结果。我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好了。可是受人之托,总得终人之事呀。于是我又说:“她托我把她的积蓄交给您,总共是二千三百法郎。既然我刚才说的话好像使您很不愉快,也许最好还是把这笔钱舍给穷人吧。”

 

他们夫妻俩大吃一惊,呆呆地望着我。

 

我从口袋里掏出钱,这笔可怜巴巴的钱,有各个国家的,有各种花纹的,有金的,也有铜的,混杂在一起。我又问:“你们怎么决定?”

 

舒盖太太先开口了:“既然是这个女人的最后愿望……我看,我们也很难拒绝了。”

 

她的丈夫有点难为情地说:“我们总可以使这个钱替我们的孩子们买点东西。”

 

我冷冷地说:“随你们的便。”

 

他又说:“既然她托付了您,那就交给我们好了;我们总可以想办法把钱用在慈善事业上。”

 

我放下钱,行过礼就走了。

 

第二天,舒盖来找我,一见面就问:“这个……这个女人,不是把车子也留在这儿了吗?您把这辆车子怎么处理了。”

 

“还没有处理,您要,您就拿去吧。”

 

“好极了,我正需要;我可以把它放在菜园里当窝棚。”

 

他刚要走,我又叫住他:“她还留下那匹老马和两条狗。您要不要。”他吃了一惊,站住说:“不要,不要。您想我要它们有什么用呢?请您随便处理吧。”他笑笑,朝我伸过手来,我只好握了握。有什么办法呢。在乡下,当医生的总不能跟药房老板作对呀。

 

我把两条狗留在自己家里。神父有一个大院子,他把马牵了去。车子变成舒盖的窝棚;他用那笔钱买了五股铁路股票。

 

我一生中见到的一往情深的爱情,就是这一桩。

 

医生讲完了。

 

侯爵夫人噙着眼泪,叹了口气说:“说真的,只有女人才懂得怎样爱!”

2013 / . 09 / . 14

(日)安房直子:兔子屋的秘密

(日)安房直子:兔子屋的秘密

卷心菜田边上的一个小房子里,住着一位年轻的太太。这个人非常可爱,性情也很温和,但让人为难的是,她懒得要命。

 

早上,丈夫早早就出门了,可她连碗筷也懒得收拾,懒得打扫房间,懒得洗衣服,懒得做针线活儿。你要是问她一整天都在做什么呢?她一整天就坐在窗边钩钩花,看看书,然后,就看着卷心菜田发呆。一到傍晚,就唉声叹气地嘟哝道:

 

“唉,今天晚上做什么菜呢?……”

 

可是有一天傍晚,当这位太太又在窗边唉声叹气的时候,从外面突然传过来一个奇怪的声音:

 

“太太,今天晚上送饭啰--”

 

年轻的太太吓了一跳,从窗口探出头一看,天呀,原来是一只兔子,系着一条白斜纹粗棉布围裙正一本正经地站在那里。兔子一看到太太的脸,行了个礼,然后从围裙的口袋里掏出来一张名片。上面写着:

 

 

晚餐送饭服务

兔子屋

 

 

 

 

太太的眼睛都瞪圆了,叫了起来:

 

“真的?”

 

兔子点点头:

 

“是的。最近,忙得团团转的太太多了起来。这个生意很受欢迎,因为毕竟不用去买菜,不用做菜,也不用洗碗了。而且坐在家里一动不动,就可以吃到一流的饭菜了。”

 

嗯,嗯,太太一个劲儿地点头。她想这可真不错。但她又想,这一定贵得要命吧?悄声一问,兔子“不不”地摇了摇头:

 

“没有的事!我们店是会员制。只要成为会员,每个月集中付一点点钱就行了。”

 

“那究竟要付多少呢?”

 

“会费不收钱,只要每个月初,给我一件夫人的首饰就可以了。”

 

“啊?一件首饰就可以了?”

 

太太心想,还有这样的好事?就说:

 

“好啊。从今天起,我就成为会员了。”

 

于是,兔子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白色的帐本,舔了舔铅笔,在上面写上了太太的名字、家庭人数、喜欢的口味等等。

 

“谢谢。这样,夫人就成为兔子屋的正式会员了。从今天晚上起,我就给您送饭来。今天晚上是卷心菜肉馅卷。”

 

“哎呀,是卷心菜肉馅卷呀!”

 

太太“咕嘟”一声咽了口唾沫。

 

兔子又行了一个礼,说:

 

“那么,夫人,这个月的会费,就请把您戴的那枚胸针给我吧!”

 

太太在毛衣的前面,别了一枚小巧的玻璃胸针。

 

“好呀。”

 

太太摘下胸针,递给兔子。兔子将胸针放到围裙的口袋里,就蹦蹦跳跳地消失在卷心菜田里了。

 

话说这天傍晚,6点整,兔子从厨房的门进来了。然后,把一只装着卷心菜肉馅卷的银锅悄悄地放下,就走了。6点10分,丈夫从公司下班一回来,就发现饭桌上与往常大不一样,丰盛极了。

 

“哎呀哎呀,这到底做的是什么呀?”

 

被这么一问,太太一下子羞红了脸,回答道:

 

“好久没有做卷心菜肉馅卷了,今天试着做了一次。”

 

要问兔子屋的卷心菜肉馅卷好吃不好吃?那真是好吃得让人吃惊。一层又一层、煮得烂烂的卷心菜里面,是香喷喷的肉馅。奶油汁也又稠又浓,实在是太好吃了。丈夫心满意足地连连叫好:

 

“嗯,你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厨师,让我刮目相看啊!”

 

太太本来打算说出秘密,可被这么一夸,犹豫来犹豫去,到后来竟说不出口了。过后一想,这就是错误的根源。秘密揭穿得越晚,事情就越发变得不可收拾。

 

说是这么说,太太还是照样请兔子屋每天晚上送晚餐来,和丈夫两人一起享用着美味的饭菜。这里顺便摘录几道兔子屋的菜谱,大致是这样的:

 

第一天:卷心菜肉馅卷

 

第二天:炸虾饼

 

第三天:核桃汁鸡脯

 

第四天:炸白肉鱼

 

第五天:鸡肉炖青菜

 

就这样,一道接一道地持续下去,一个月之内菜都不会重复。而且,每道菜都好吃得不得了,用语言根本就无法形容。到底是放了什么东西,才会做出这样的味道呢?那是一种谁也猜不出的不可思议的味道。还有,吃过这样的菜以后,就再也不想吃别的菜了。

 

一眨眼一个月过去了,第二个月头一天的早上,当太太坐在窗边钩花时,兔子跑了过来,说:

 

“夫人,我来取第二个月的会费了。”

 

于是,太太将戴在左手腕上的玻璃手镯摘了下来,说:

 

“好好,这个月就请把这个拿去吧。”

 

可是兔子瞥了一眼玻璃手镯,摇了摇头:

 

“请给我一件再稍好一点的首饰吧。”

 

“什么叫好首饰呢?”太太故意装胡涂,“我现在只有这一件了呀。”

 

兔子的眼睛仿佛是可以看透太太的内心,说:

 

“我想要更值钱的东西。比如说,金项链什么的。”

 

太太不由得用手捂住了自己的胸口。毛衣下面的金项链发出了哗啦哗啦的响声。兔子点点头,毫不含糊地说:

 

“这个月,就把它给我吧!”

 

这下太太可为难了。

 

“这个可不能给你。这是我出嫁时,妈妈给我的最珍贵的宝贝。惟独这件东西不能给你。”

 

兔子听了,板起面孔说:

 

“是吗?那真是太遗憾了,那送饭的服务就到此为止了。”

 

“等等!”

 

太太慌了。现在,太太也好,丈夫也好,要是离开了兔子屋的饭菜,简直就没有办法活下去了。太太从脖子上摘下金项链,交给了兔子。虽然心里无比悲伤,可是她除了按兔子说的去做,没有别的办法了。

 

“谢谢。那么,我还会给您送一个月的饭菜。”

 

兔子将金项链放进口袋里,又蹦蹦跳跳地消失在卷心菜田里了。

 

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月。

 

恬静而幸福的一个月。每天晚上,吃着兔子屋送来的美味可口的晚餐,太太和丈夫都有点胖了。

 

第三个月的月头,当太太戴着玻璃耳环、钩着花的时候,兔子来了。

 

“夫人,我来取第三个月的会费了。”

 

太太一边点头,一边摘下耳环:

 

“这个月就请把这个拿去吧,我只有这个了。”

 

兔子瞥了一眼耳环,又说出了那句话:

 

“夫人,请给我一件再稍好一点的首饰吧。”

 

太太装模作样地说:

 

“我们家现在只有这一件了。下回我去城里时会买一件好的,这回就请将就一下吧。”

 

可兔子不服输,指着太太的左手说:

 

“夫人,您戴的戒指不错呀!”

 

太太愣了一下。那是结婚的金戒指,婚后一次也没有摘下过的这枚戒指,几乎已经成为她身体的一部分了,所以,她彻底把这枚戒指给忘记了。

 

“这可不能给你。”

 

太太脸色铁青,把左手藏了起来。

 

“这是结婚时丈夫送给我的戒指,这个说什么也不能给你。”

 

兔子又露出冷冰冰的表情,点点头:

 

“是吗?那么,送饭就到此为止了。”

 

太太不知所措,想了半天,最后还是摘下了金戒指。兔子把金戒指放进口袋里,又蹦蹦跳跳地回去了。

 

然后,太太就哭了起来。

 

啊,自己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呀!被怪模怪样的兔子给骗了--对,这就跟给骗了一样。金项链和金戒指都给卖掉了。对不起妈妈,也对不起丈夫,她净想着这些事了,哭了好久。可是当她突然想到又可以吃一个月美味可口的晚餐时,心就又豁亮开了。

 

(算了,不去想它了。反正今天晚上又可以吃到兔子屋的晚餐了。与那些美味佳肴比起来,一只金戒指又算得了什么呢!下个月再想下个月的事吧。)

 

太太擦干眼泪,把不愉快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可是这天晚上,当他们坐在桌前吃黄油烤比目鱼的时候,丈夫说话了:

 

“你的结婚戒指怎么不见了?”

 

太太赶紧缩回了左手,可是已经太晚了。一开始,她还撒谎说丢了、不见了,但都被一一戳穿了,最后她不得不说出了事实的真相。太太一边抽抽搭搭哭泣,一边把卷心菜田里的兔子的事情全都说了出来。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丈夫听了,埋怨她说,“早知道的话,早就想出办法了。”

 

接着,两个人就悄悄地商量起对策来了,一直商量到半夜。

 

“首先要查出那个兔子的家。”丈夫说,“然后,再去看看兔子把那些金项链和金戒指藏在什么地方了。”

 

说完,丈夫在太太耳边悄悄地说了好久秘密的话。太太严肃地连连点头,说:

 

“明天我就去。”

 

第二天过午,太太开始动手准备起来。

 

首先,她穿上了与卷心菜田里的卷心菜一样颜色的衣服,穿了没有声音的鞋子。然后,出发去卷心菜田。

 

这是一个天气晴朗、让人心情愉快的日子。太太走在田间小道上,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啦啦啦,啦啦啦,

盐,胡椒粉,一头大蒜,

剩下的是秘密,是秘密。

对谁也不能说,

兔子屋的秘密。”

 

是那只兔子哼的歌。是的是的……可是,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卷心菜田,没有一间房子。奇怪呀,侧耳倾听,顺着声音找去,啊,卷心菜的后面露出了红色的烟囱,烟从那里冒了出来。兔子的歌声,也是从那个烟囱里传出来的。

 

(兔子的家,原来在地下呀……)

 

太太想。于是,她蹲下身,在四周找开了,她找到了一个黑黑的大洞,有一条窄窄的台阶通向地下。

 

太太轻手轻脚地走下台阶。多亏穿了一双没有声音的鞋子,兔子根本就没有发觉有人闯进自己的家里来了,还在那里兴高采烈地哼着歌。

 

下了台阶,是兔子家的门,门半开着。悄悄往里面一看……里面是一间十分漂亮的厨房。那厨房非常豪华,让人觉得是什么大户人家的厨房似的!砖砌的炉灶又大又庄重,不锈钢闪闪发亮;厚重的木柜子里摆满了银锅子。兔子站在炉灶前面,背对着门,一边唱歌,一边搅着巨大的银锅。只见它手上戴着三条金手镯,三枚金戒指,脖子上戴着七条金项链,脚脖子上戴着三条金脚链,金光闪闪的。太太目瞪口呆。

 

(这么多金首饰,都是从一户户人家勒索来的啊……)

 

太太想,怎么从它那里夺回自己的戒指和项链呢?就在这时,兔子一边哗啦哗啦摆动着金手镯,一边打开了右面的橱柜。太太一看,险些叫出声来。

 

被打开的柜橱里面,是一排排小小的调味料瓶,大概有三十多种吧。定睛一看,那并不是什么胡椒粉、辣椒粉和肉豆蔻什么的,而是从未见过的绿色的粉末、黄色的粉末、银色的颗粒、紫色的颗粒,挤得满满的。兔子动作飞快地抽来抽去,撒到锅里。锅里一下子冒出了一股香味,太太不禁头昏眼花了。

 

(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兔子屋味道的秘密,就是这些调味料啊……)

 

这时,太太的心突然怦怦地跳了起来,血涌上了头顶。

 

(只要有了那些东西……是的,只要把那些调味料全部搞到手,就可以在自己的家里做出和兔子屋一样味道的菜了……)

 

想到这儿,她就顾不上什么金戒指和金项链了。太太已经下定决心了。

 

她要把那些调味料全给偷出来!

 

太太一个人点了点头,然后又轻手轻脚地走上台阶,穿过卷心菜田,回到了家里。

 

这天夜里,一边吃着兔子屋的饭菜--这天晚上的菜谱是奶油炖芜菁--太太一边把这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丈夫。

 

“是吗?这可太叫人吃惊了。”

 

丈夫瞪圆了眼睛。然后,两个人又悄悄地商量了很久,最后,丈夫说:

 

“那么,调味料的事就交给你了,我负责去找新家。”

 

第二天,太太是傍晚时分离开家的。是的,是傍晚快6点的时候,也就是兔子刚刚离开那间厨房、去送饭的时候。

 

太太拿着一个大大的拎袋,又穿上那双没有声音的鞋子,朝兔子屋地下厨房的台阶奔去。

 

不出所料,兔子去送饭了,厨房里没有一个人。案板上还剩下一块牛肉,看样子,今天晚上的菜谱是烤牛肉了。不过,今晚是什么菜已经无所谓了。太太飞快跑到那个橱柜的边上,“啪”地打开柜门,把调味料全都扔进了拎袋里。就这样,她“嗨哟,嗨哟”地抱着沉甸甸的拎袋,爬上台阶,穿过菜田,回到了家里。她心怦怦直跳,就怕在卷心菜田里碰上兔子,可好歹还是平安无事地回到了家里。

 

回到家门口一看,丈夫已经回来了,正在捆行李呢。

 

“快点,要搬家了。搬运公司的人7点就要到了,赶快准备吧。”

 

太太点点头,慌慌张张地去准备搬家了。

 

就这样,住在卷心菜田边上的太太和丈夫,手忙脚乱地搬走了。

 

他们的新居,在市中心一座公寓的十二楼。因为他们觉得兔子绝对不会追到这么高的地方来。

 

自从搬进公寓以后,太太突然变得能干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她忘不了兔子屋饭菜的味道了。太太在厨房里专门订做了一个橱柜,把三十种调味料全都摆在了里面。然后,就一天又一天地钻研起烹饪来了。大约过了半年,她就可以得心应手地使用这些调味料了。太太的烹饪技术一下子窜上了一大截。现在,每天都有亲戚、邻居以及丈夫的朋友来家里玩,来吃太太做的菜。太太总是麻利地系上围裙,一天到晚地站在厨房里,愉快地做着好吃的饭菜。

 

“啦啦啦,啦啦啦,

盐,胡椒粉,一头大蒜,

剩下的是秘密,是秘密。

对谁也不能说,

兔子屋的秘密。”

 

***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小续。

 

自从那三十种调料被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了以后,兔子怎么样了呢?

 

兔子这个懊悔呀,仰面朝天地足足哭了三四天。

 

“呜,上当了,上当了。兔子屋完蛋了。”

 

然而,兔子毕竟是一个努力奋斗的兔。到了第五天,它就翻身爬了起来,擦干眼泪,自言自语地说:

 

“对,重新做起来不就行了。”

 

然后兔子就在头上扎了一根布条,聚精会神地做起调味料来了。

 

它先拔出田里的草根,再用小河里的水洗干净。然后,放在月光下晾干,再用搓菜板研碎,制成一撮茶色的粉末。

 

“好了,这样就做好了一种。”

 

兔子兴高采烈地把茶色的粉末装进瓶子里。接着,兔子又从远远的原野上,采来了许多玫瑰的花粉。再在星光下晾干,制成干爽的黄色粉末。

 

“好了,好了,第二种也做好了。”

 

兔子又将黄色的粉末装进了瓶子里。然后,又扛起锄头,来到山里,挖来树根,剥来白桦树皮。此外,还在卷心菜田的边上种上了辣椒、芝麻和洋芫荽。它一边培育这些种子,一边熬莲花的花瓣、把艾蒿的叶子研碎。

 

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兔子又做出了跟以前完全一样的三十种调料。兔子屋又开张了。

 

兔子在那间闪闪发光的厨房里,一边哼着歌,一边一天又一天地做着美味可口的饭菜。

 

这样,一切又都恢复到了从前。

 

不过,有一件事不一样了。那就是兔子变得格外警惕了,当它不在家的时候,一定会锁上门。兔子让人特制了一把大金钥匙,整天挂在脖子上。

 

2013 / . 09 / . 10

迟子建:失传的民歌

迟子建:失传的民歌

 

乌塘的雨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肮脏的雨了,可称为“黑雨”。雨由天庭洒向大地的时候,裹挟了悬浮于半空的煤尘,雨便改变了清纯的本色。乌塘人因而喜欢打黑伞。众多的打黑伞的人行走在纵横交错的街巷中,让人以为乌塘落了一群庞大的乌鸦。即便如此,雨过天晴,乌塘还是显得清亮了许多。

 

周二听说我想搜集民歌,就让我到回阳巷的深井画店去。他说画店的主人陈绍纯,最喜欢唱民歌了。不过他唱的歌有点悲,人们都说那是“丧曲”。他老婆不允许他在家唱,他就在画店唱。回阳巷的商贩,最不喜欢与他为邻了。你这边生意刚开张,那边就传来了他唱丧曲的声音,谁不忌讳呢。所以毗邻画店的商铺,从烧饼铺到狗肉店再到理发店,已经几易其主。如今与它相挨的,是家寿衣店。

 

周二嫂套上驴车,和蒋三生到火车站招揽生意去了。三生骑在家里的屋顶上,周二嫂喊他的时候,他激灵了一下,差点一个跟头从屋顶跌下来。周二嫂对我说,自从蒋百失踪后,这孩子就不爱呆在屋里,他除了喜欢到旅店玩,还爱坐在自家的屋顶望天。有的时候他在屋顶一坐就是一下午,似乎在张望他父亲归来。

 

蒋百是如何失踪的呢?听周二说,蒋百在小鹰岭矿采煤,是个性情温顺的人。下矿归来,他爱喝上几盅酒,蒋百嫂因而练就了一手做下酒菜的好手艺。小鹰岭是个大矿,一共有六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都要有一到两个班次在作业,而每班次是十人。矿井出事那天,蒋百早晨时离开家去矿上了,可他傍晚没再回来。从蒋百所在的班次的事故工作面上找到了九具尸体,惟独没有蒋百的。矿长说,蒋百那天根本没有到小鹰岭,下井的是九个人。这么说,蒋百那天是去别的地方了。他虽然幸免于难,但是形迹杳然,没人知道他去哪儿了。大家对蒋百的失踪有多种猜测,有人说他抛弃了蒋百嫂,寻他中学时的相好去了;有人说蒋百被人害了,行凶者早已将他焚尸灭迹。还有更荒唐的说法,说蒋百厌倦了井下生活,到深山古刹做和尚去了。蒋百嫂原先是个羞涩的人,蒋百失踪后,她变了一个人似的,三天两头就去酒馆买醉,花钱大手大脚的,人也变得浪荡了,隔三差五就领男人回家去住。乌塘的许多女人因而敌视蒋百嫂,怕自家男人被她勾引了去。蒋百嫂原来受雇于一家托儿所,给人看小孩子,蒋百失踪后,她就到集市卖油茶面去了。

 

周二告诉我,派出所曾对蒋百失踪的事,调查过一些人,问他们在矿难的那天是否见过蒋百?结果有两个人见过他,一个是粮库的退休工人老周头,一个是邮局的顾小栓,他们都说蒋百那天早晨穿着蓝色的工作服,戴着矿帽,去汽矿站搭乘矿车。蒋百身后,还跟着他家的狗。它每天早晨忠心耿耿地把蒋百送上矿车,黄昏时再跑到矿车停靠地,欢天喜地地把主人迎回来。所以蒋百失踪后,这狗就不入家门,依然在傍晚时去接主人。矿车一停下,它就凑上前,但下车的人总是让它失望。它以前威风凛凛的,如今却憔悴不堪,乌塘人因而喜爱这条忠实于主人的狗,一些饭馆的老板见它从街巷中走来,常撇一些香肠和牛肉给它。

 

回阳巷是一条幽长的巷子,深井画店就在这巷子的尽头,果然与一家寿衣店相邻着。画店很小,有一扇西窗,西北角的棚顶打着一个菱形木方,木方下垂下来几条铁链,钩着几幅画。我见过的画店,画都是悬挂在墙壁或者是倚在墙角的,没有像深井画店这样把画吊在棚顶下的,这做派倒有些像肉铺和洗染店了。画店的东北角,是个一丈见方的柜台,一个面容清癯的老人正俯在那儿画着什么。听见门响,他皱了一下眉,但并未抬头。我问他,您就是陈绍纯先生吗?他仍未抬头,而是抽了一下嘴角,微微点了点头。我凑到柜台前,见他正在画荷。那荷花没有一枝是盛开着的,它们都是半开不开的模样,娇弱而清瘦。我只能讪讪地自我介绍,说我想做点民俗学的调查,搜集民歌,听周二介绍他民歌唱得好,特来拜访。我说话的时候,他始终没有望我一眼,所以我觉得是隔着竹帘与他讲话。见他态度如此傲慢,我正想走掉,他突然放下画笔,没容我有任何心理准备,他一歪脖子,歌声就如倏忽而至的漫天大雪一样飘扬而起。我头一回听人唱没有歌词的歌,它有的只是旋律。那歌声听起来是那么的悲,那么的寒冷,又那么的纯净,太不像从大地升起的歌声了。

 

他的歌声起来得突然,走得也突然,当我还为着歌声的那种无法言说的美而陶醉时,它却戛然而止了。他低声问了句,这样的悲调你也想收集么?如今悲曲上不了台面,你没见电视中唱民歌的个个都是欢天喜地的?

 

我说,我喜欢这悲调。我的话音刚落,一个穿着肥大裤衩、着一件油渍渍蓝背心的壮汉满面流汗地推门而入。他胖得两腮的肉直往下坠。他的腋下夹着一幅玻璃框风景山水画。他一进来就嚷嚷,陈老爷,我娘嫌这牡丹不鲜艳,你再给上上色,多涂点红啊粉啊的!

 

陈绍纯抬起头,对来人说,牛枕,你回去告诉你娘,牡丹涂红涂得重了,那不成了猴子的屁股了吗?我深井画店就是这么个画法,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是不稀罕,我将画收回,钱一分不少还给她,你看行不行?

 

牛枕将画摆在柜台上,撩起背心一角,揩脸上的汗。他粗声大气地说,哎哟,陈老爷,我娘就认你的画,别人画的她还不得意呢!她瘫了三年了,整天看的是墙,我早就说要给墙挂上几张画让她看,可她嫌碍眼、累赘,今年她是头一回提出要看画,点着名要看你画的牡丹,她年岁大了,眼神哪比年轻人,常把猫看成老鼠,把人看成鸡毛掸子。你画的红牡丹,她看成了粉的;粉的呢,又看成白的了!我又没那两把刷子,不然我就给牡丹上色了。陈老爷,求您了,改天我割一块好肉来孝敬您!

 

陈绍纯叹了口气,说,再上色,可不就是糟践了那些牡丹么!你留下画吧,明天上午来取。

 

牛枕像小孩子一样兴高采烈地拍着手,说,谢谢陈老爷!我娘看的牡丹,就得是歌厅中那些坐台的小姐,脸上得擦上二两粉,头发抹上二两油,嘴唇涂上二两口红,浓浓的,艳艳的,不然她是不看的!

 

陈绍纯说,我看你在集市卖了两年肉,嘴皮子也练出来了。

 

牛枕说,我不学会吆喝,卖的就是天鹅肉,也得烂在摊床上,如今这世道,叫唤的鸟儿才有食儿吃呢。

 

陈绍纯对牛枕说,明天来取画,顺便为他在集市买两斤蒋百嫂卖的油茶面。

 

一提蒋百嫂,牛枕就眉飞色舞地诉说刚刚发生在集市的一件事,蒋百嫂把一个小媳妇的门牙打掉了,这是个来乌塘“嫁死的”外乡女人。那女人买油茶面,蒋百嫂不卖给她,说她的油茶面不能给黑心烂肺的人吃。小媳妇很厉害,她朝蒋百嫂身上吐了口唾沫,说乌塘有一个烂货,她男人失踪后,她熬不住了,连捡破烂的老头都能和她睡上一觉,这个烂货怎配指责别人?蒋百嫂便大打出手,咣咣几拳,将“嫁死的”打得鼻青脸肿,口吐鲜血,掉了颗门牙。小媳妇哭嚎着,打电话报了警。派出所的民警赶到集市后,见是蒋百嫂在惹是生非,就说她,你看乌塘哪个女人像你?闹了酒馆又闹集市,还有一点做女人的样子么?!蒋百嫂一生气,就把一碗刚冲好的油茶面泼到民警脸上,烫得民警跟挨宰的猪一样嗷嗷叫。牛枕说完,哈哈笑了起来。

 

陈绍纯说,蒋百嫂这回可闯了大祸了,那“嫁死的”小媳妇丢了颗门牙,还不得讹她个千儿八百的?

 

牛枕说,蒋百嫂有那么多男人供着,赔她个万把的也不在话下!再说了,派出所这帮吃闲饭的找不到蒋百,愧对蒋百嫂,也不敢把她怎么着!

 

看来在乌塘,蒋百嫂因为蒋百的失踪而成了新闻人物,你走到任何角落,都能听到她的消息。

 

牛枕走了,陈绍纯依然画他的荷花。他垂着头,凝神贯注。也许在他眼中,我就是这画店的静物。我想也许他画完荷花,就有与我谈天的兴致了。

 

我走出深井画店时,觉得带着一身的雪花,是陈绍纯歌声中的音符附着在我身上了。太阳在厚薄不一的云中徘徊,遇到云薄的地方,它就浅浅微笑着,而到了云厚之处,它就像一个蒙面的修女,一脸的肃穆。大地也因此忽明忽暗着。我不知道我的魔术师是否在云层的后面,他仍如过去一样在温柔地注视着我么?太阳与月亮之所以永远光华满面,是不是容纳了太多太多往生者的目光?有一缕云,轻飘疏朗得特别像一片鹅毛,它令我想起婚姻生活中那些美好的日子。每当假日时我垂着窗帘放纵地睡懒觉时,已经把早饭热了不知几遍的魔术师就会捏着一片雪白的鹅毛,轻轻地撩拨我的脸,把我叫醒。那片鹅毛是他变魔术的道具,他在舞台上,能用它变出手帕和棒棒糖。我被扰醒后,总是捏着他的鼻子不许他喘气,嗔怪他断送了我的美梦。魔术师就会旋转着鹅毛,大张着嘴吃力地对我说,你睡了一夜,睫毛都是眵目糊,我为你扫一扫还不应该啊?他是把鹅毛当成了笤帚,而把我的睫毛当成了庭院前的栅栏了。他去世后,那片鹅毛被我插在他的指缝间,随他一起火化了,因为再也不会有其他男人用这片鹅毛叫我苏醒了。

 

我在异乡的街头流泪了。只要想起魔术师,心就开始作痛了。一个伤痛着的人置身一个陌生的环境是幸福的,因为你不必在熟悉的人和风景面前故做坚强,你完全可以放纵地流泪。

 

我哭泣着,漫无目的地走着。一些行人发现我满面泪痕的样子,现出怪异的神色。有两个人还关切地询问我,一个问我是不是丢了东西。一个问我是不是得了绝症。我回答他们的不是话语,而是绵绵不绝的泪水。我边走边看天,直到那片鹅毛般的云荡然无存了,才注意看脚下的路。过了回阳巷,是紫云街。我很喜欢乌塘街巷的名字,它没有那么大众的名字,比如很多城市都有的“前进路、中山路、胜利街、光芒巷、卫东巷”等等,乌塘街巷的名字,很像一个坐在夕阳底下饱经风霜又不乏浪漫之气的老学究给起的,如青泥街、落霞巷、月树街等。除了紫云街外,我还喜欢月树街的名字。月树街上有几家歌厅,我踅进两间,问这里可有唱民歌的。经营者便问我,你想点民歌?他们盛情地从KTV包房中取出点歌本,向我推荐《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走西口》《小放牛》《十送红军》《兰花花》《赶牲灵》等歌,我说我想听那种没有被流传下来的民歌,他们就像打量怪物一样对我说,那你走错地方了。

 

我确实走错地方了。虽然歌厅的营业高潮还未到来,但偶尔飘来的丝丝缕缕歌声,都是那些滥俗怪诞的流行歌曲。流行歌曲有两类最走红,一种是声嘶力竭地如排泄不畅地沙哑着嗓子吼,一种是嗲声嗲气地软着舌头跟蚊子一样地哼哼。这样的歌声在我听来就是人间的噪音。最后在一家名为“星星”的歌厅,总算听到一首三十年代的老歌《陋巷之春》,才让我获得了某种慰藉。唱它的是一个二十上下的女孩,虽然她模仿周璇的那种清纯甜美有些夸张,但那旋律本身的美好却像一条奔涌而来的清流一般,难以抵挡。我很喜欢它的歌词:

 

人间有天堂,天堂在陋巷。春光无偏私,布满了温暖网。树上有小鸟,小鸟在歌唱。唱出赞美诗,赞美青春浩荡。

 

邻家有少女,当窗晒衣裳,喜气上眉梢,不久要做新娘。春色在陋巷,春天的花朵处处香。我们要鼓掌,欢迎这好春光。

 

我坐下来,在光怪陆离的灯影下要了一杯奶茶,听完了这首歌。之后,又回到月树街。

 

月树街上的行人多了,黄昏已近,人们都在归家,街市比先前嘈杂了。我到一家面馆要了碗炸酱面,吃过后又进了一家茶馆,喝了杯绿茶。茶杯油渍渍的,让人觉得店主是开肉食店的而不是开茶馆的。等我再回到月树街时,天色已昏,歌厅的霓虹灯开始闪烁了,流动的商贩也出现了,他们卖的货色品种繁杂,有卖烧饼和牛肉的,也有卖棉花糖、头饰、背心短裤、果品以及二手手机和盗版书籍的。我买了一摞烧饼,一块酱牛肉,又到一家超市买了一瓶二锅头,朝回阳巷走去。我还想在这样的日落时分聆听几首民歌,再沾染一身雪花的清芬之气。

 

快到画店的时候,我见与它相邻的寿衣店走出来两个臂戴黑纱的人,他们抬出一只大花圈。那些紫白红黄的花朵被晚风吹得那些紫白红黄的花朵被晚风吹得响,使我想起魔术师的葬礼。也有很多人送了花圈给他,可我知道他最不喜欢纸花了,我差人将他灵堂所有的花圈都清理出去。我知道有我为他守灵就足够了,我是他唯一的花朵,而他是这花朵唯一的观赏者。

 

我推开画店的门,见陈绍纯正坐在西窗下打盹,柜台上空空荡荡的,看来他已画完了荷花。店里光线虚弱,可他没有开灯。从他蹙眉的举止中,可看出他知道有人进来了,可他并未抬头,仍旧眯着眼。我轻轻走过去,将酒菜摆在他脚畔,说,该吃晚饭了。

 

他睁开眼,微微抬了抬头,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酒菜,叹了一口气,说,你就真想听我唱的那些悲曲?我点了点头。他再次沉重地叹了口气,说,你搜集这样的民歌,是没有出头之日的,谁听这样的民歌啊。

 

陈绍纯启开酒,唤我坐在他对面的小方凳上,直接对着瓶嘴饮起酒来。他对我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历过一次死亡,有一天他被一挂受惊的马车掠倒,送到医院后,昏迷了二十多天。他说自己苏醒后,耳畔萦绕的就是凄婉的歌声,那种歌声特别容易催发人的泪水,从此之后,他就痴迷于这种旋律。那时他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寒暑假一到,他就去乡村搜集民歌,整理了很多,还投过稿,但是没有一首能够发表。因为那词和曲洋溢的气息都太悲凉了。陈绍纯有一个朋友在文化馆工作,他曾把民歌拿给他看,他大加赞赏。两个人聚会时,常常悄悄吟唱那些民歌。文革中,这位朋友揭发了他,说陈绍纯专唱资产阶级的伤感小调,对社会主义充满了悲观情绪,陈绍纯开始了挨批生涯。他被打折过腿和肋骨,他们还把他整理的民歌撕成碎屑,勒令他吃下去,让这颓废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变成屎。他就得像一头忍辱负重的牛一样,把那些纸屑当草料一样嚼掉。陈绍纯说很奇怪,以前他并不能记住所有的旋律,可它们消亡在他体内后,他却奇迹般地恢复了对民歌的记忆,那些歌在他心底生根发芽、郁郁葱葱,他的内心有如埋藏着一片芳草地,他常在心底歌唱着。只是那些歌词就像蝴蝶蜕下的羽翼一样,再也寻觅不到了,所以他的歌是没有词的。而那样的词在那个年代,就像插在围墙顶端的碎玻璃屏障一样,虽然阳光把它们照得五彩斑斓的,但你如果真想贴近它,跨越它,就会被扎得遍体鳞伤。陈绍纯说如果没有这些歌,他恐怕就熬不到今天了。文革结束后,他又回到学校当教师去了,退休后,就开了深井画店。他之所以开画店,就是为了唱歌方便。家人不允许他在家唱,有一回他唱歌,家里的花猫跟着流泪。还有一回他唱歌,小孙子正在喝奶,他撇下奶瓶,从那以后就不碰牛奶了,他只得在外面唱歌。

 

天色越来越暗了,陈绍纯的面容在我面前已经模糊了。他对我说,在乌塘,最爱听他歌的就是蒋百嫂。蒋百失踪后,蒋百嫂特别爱听他的歌声。她从不进店里听,而是像狗一样蹲伏在画店外,贴着门缝听。她来听歌,都是在晚上酒醉之后。有两回他夜晚唱完了推门,想出去看看月亮,结果发现蒋百嫂依偎在水泥台阶前流泪。

 

陈绍纯的歌声就是在谈话间突然响起来的。他的歌声一起来,我觉得画店仿佛升起了一轮月亮,刹那间充满了光明。那温柔的悲凉之音如投射到晚秋水面上的月光,丝丝缕缕都洋溢着深情。在这苍凉而又青春的旋律中,我看见了我的魔术师,他倚门而立,像一棵树,悄然望着我。没有巫师作法,可我却在歌声中牵住了他的手,这让我热泪盈眶。

 

我回到旅店时,天已经很黑很黑了。周二和周二嫂在吵嘴,原来周二嫂用驴车带回了一个瘸腿人,此人是个农民,他老婆进城打工,一去两年,音信皆无。他去寻,发现老婆已跟一家餐馆的大厨厮混上了,他跟大厨格斗,被打折了一条腿。他没钱医治腿,又没钱乘车,就一路拄着拐回他的老家去。周二嫂在站前广场遇见了这个衣衫褴褛、神情憔悴的人。她就把他扶上驴车,想让他来旅店睡宿好觉,喝碗热汤。不料周二对她的义举大为不满,说这个人病得快成灰了,万一死在店里,他的家人找来讹上我们,岂不是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周二嫂觉得委屈,她说周二,我领回的要是个女人,你就不这么吹胡子瞪眼睛的了。周二气急了,他跺着脚说,你就是领回个天仙,我也只和你睡!

 

我回到房间,洗了把脸,关了灯,躺在床上。我的枕畔放着一个电动剃须刀盒,这是魔术师的。他在时,我常常在清晨睡意蒙?时,听到他刮胡子的声音。那声音很像一个农民在开着收割机收割他的麦子。他永别我后,我将他遗落在枕畔的几根头发拾捡起来,珍藏在他变魔术用的手帕中。而这个剃须刀槽盖中,还存着他没来得及清理的被碾成了齑粉的胡须。我觉得那里仍然流淌着他的血液,所以也把它珍藏起来。我带着它出来,就是想让它跟我一起完成三山湖的旅行。对我而言,它就是一个月光宝盒。我抚摩着它,想着第二天仍然可以到深井画店倾听陈绍纯的歌声,便有一种伤感的幸福弥漫在周身。然而就在那个夜晚,陈绍纯永别了这世界沉沉的暗夜,他把那些歌儿也无声无息地带走了。

2013 / . 08 / . 26

(日)吉行淳之介:提包里

(日)吉行淳之介:提包里

 

宽刃小刀深深刺入心口,一点都不痛,刀刃直往下拉,发出了割厚纸板一样的声音。这是梦。赤裸的尸体倒在地上,变成我的模样。四周漆黑,只有倒下者的形状鲜明浮起,看得清清楚楚。内脏似乎全被带走,形体变得扁薄。手脚的长度不变,看来很细。心想:必须把它藏起来。身旁立刻出现可以轻轻提着走的大提包;仿佛从地底推上来一样,放在那里。打开一看,里面空空如也,想把尸体塞进去。仿佛已抽掉了骨骼,尸体软绵绵。腹部的伤痕已消逝无踪。把脚折成四折,放进提包。这时候才发觉尸体摸起来滑溜溜的。皮肤变成麦色,闪闪发亮,很像年轻女人的肌肤。我的皮肤属过敏性体质,常常干燥如鳞。曾听说某人养的狗得了顽固的皮肤病,总治不好,狗终于死了。几分钟后就变得很漂亮,漂亮得仿佛用刷子刷了健康的皮肤。

 

尸体很容易就装进提包,赶快拎着提包逃走。携带提包的是我,里面装的也是我。为什么要带着提包逃跑?这疑问从脑海中一掠而过。总之,里面是尸体,携带这样的提包,非逃不可。拔脚奔跑,随即停下,用平常的步伐行走。高层大厦显现眼前。到那大厦的屋顶上去!这并不是事后的想法,而是有一种被追逐的感觉。大厦电梯前没有人,觉得手臂很累,把提包放在地板上。没有人影,可是我的提包旁不知什么时候竟多了另一只茶色的提包。大小完全一样,宛如邮袋一般。我的提包是暗紫色,有云母般的光泽。按了钮,电梯门在面前打开。幸好是自动式的,又没有别人乘坐。是二十层的大厦。二○数字的钮上有一个R的钮。匆忙按了R.排成一列的数字从一到二○一亮一灭,很快就抵达屋顶。跟刚才的速度完全相反,门非常缓慢的向左右打开,我走到屋顶上。在这刹那,我才发觉手上的提包已变成茶色。类似疼痛的恐惧从脚踵直往上冒,到腰骨一带便停住。我慌忙回头看,电梯的门已经关上。暗紫色提包被抛置在一楼的硬地板上,它的光泽在我眼底摇曳。奔向电梯,猛按钮,几乎要把钮弄坏了。可是,门上端排成一列的数字,只有一○亮着不动。我发觉,近旁有个黑洞,宽度与电梯门一样,正敞开着。往里瞧,可以看见银色的细金属棒。应该是垂直的,却以平缓的角度倾斜地消失在下面的黑暗中。那角度给人一种安全感。我抛下茶色提包,抱在银管,斜斜往下滑落。速度慢慢加快,抱住管子的手臂快要放开了。心想:从二十楼滑下到底不行。就在觉得危险的刹那,手臂顿时轻松。脚下有锯齿状的铁板,劲道十足地动着。我的身躯安置在那上面。很像电梯,但快得多,记得是向旁边移动的,不知会被带到什么地方去。真糟糕,离那暗紫色的提包越来越远了。就在这时,我发觉已站在硬地板上。身旁,被抛在那里的提包正放出暗黑的光泽。连忙抓住把手,又开始逃亡。被刺的是我。尸体也的确显现出我的脸形。这么说来,提着提包逃亡的可真是我吗?回家把提包藏在壁橱里,再慢慢想吧!突然想不起家在哪里了!逃亡的不是我,是别人吧?这样就应该回到他家里去。我很想看看自己的脸。但是,只有视线所及的地方清晰明亮,其余四周全是黑漆漆。视域中没有镜子。如果有玻璃窗之类,也只能朦胧地映出形影,但是连玻璃窗也找不到。我一面追想自己的住址,一面眺望身旁的市街。

 

“某路几号”的标示牌映入眼帘。那标示牌正钉在眼前的门柱上。这是熟识的路名,立刻想起以前的女人就住在这条路上。拎着提包到处奔驰的毕竟还是我。跟那女人相当熟,据说她现在已结婚生子。约莫有五年没有见面了。我并不依恋,能记住路名是因为路名很怪,例如“泪桥”、“筋违町”或“龙髭町”之类。不过,结婚后,她已易夫姓,姓什么呢?……声音明明已到喉头,却停住了。视阈漆黑,什么也看不见。过一会,那漆黑逐渐淡去,一幢房子的前门突然打开。我跟那女人相对而立。

 

“好久不见,你好吗?”

 

“……”

 

“听说已生了孩子。”

 

“请问,你是谁?”我环视四周。四周依然漆黑。她的模样亮在橘色光芒中。轮廓尤其光亮。是白天,还是晚上?不清楚。如果是晚上就……。

 

“啊,现在,这个……”我猛然竖起拇指(意指“你丈夫”,译按),自己会这样做,实在意外。以这种态度跟女人说话,还是平生第一遭。想来我到底不是我。“啊呀,是说你先生现在在家……”我改变说法,说得相当客气。

 

“不,他还没从公司回来。”

 

她淡淡地回答。

 

“那末……”看她那样冷淡,有点畏缩,但很快就调整过来,说道:“想借一下带镜的小粉盒……”以前跟她一起喝酒时,我总是向她借带镜小粉盒,用那小镜照照脸。因为是过敏性体质,脸上泛了红就等于劝我不要再喝。这仿佛已变成她和我见面时的固定仪式,然而,她似乎没有想起这件事。她身上的线条很美,但是此时此刻,这已无关紧要。是她故意装出冷淡的样子?还是我已变成他人的脸了?真想照照她小粉盒的镜子。

 

“借小粉盒?太过分了吧!”

 

“说什么太过分嘛!想忘记以前的事吗?”

 

“这是什么意思?”

 

“不认得我啦?”我半焦躁、半挖苦地说。

 

“说什么不认得,今天才第一次见面啊。”

 

“可是真的?”

 

“唉,是真的。”

 

我越来越不安,“再问一次,即使听到小粉盒,也想不起什么吗?”

 

“唉,什么也想不起来。”

 

很想看镜子。环视四周,真的连窗玻璃也没有吗?四周仍然漆黑一片。弯身想打开地面上提包的开关,露出塞在里面的尸体脸部,让她看一看。

 

“跟这一样……”但提包很不容易打开,不禁焦躁,话语也就停住了。她急忙说道:“要是这种东西,早已够用了。”

 

随即在我眼前猛然把门关起来。够用了……尸体够用了?这是什么意思?我不禁困惑之至,但很快就领悟了。本来想让她看看尸体的脸,问她:“我的脸是不是跟它一样?”她见我弯身要打开提包,以为是推销员来兜售化妆品之类。大概只有这样解释才说得通。只是还看不出我是否已经变成她认不得的人,还是她故意在刁难我。在跟她来往的几年中,我曾经好多次暗中受到她的刁难。我本来想对她温柔,可是总在自己觉得需要的时候才去见她,真是变幻无常。我知道这种态度已伤害了她。她的刁难把刺儿藏在深处。温顺的举止和表面讨好我的话语中已藏有细微的讥刺。但我的表情丝毫未变。她大概搞不清楚我是否注意到她那时的讽刺之意。她不守约会的时间,而且有时始终没有出现,用以表示自己并不是呼之即来的货色。这种现象曾经发生好几次。让她坐上车子到旅馆去的时刻,她的香味立刻散满车中。不是很强烈的味道。她没有狐臭。洒在麦色肌肤上的香水变成特有的官能性芳香,开始飘荡。这是和缓微弱的香味,却锐利地直刺我的鼻腔。所以才会跟她来往很久。有时,那香味非常强烈。我想可能是洒在肌肤上的香水分量比平时多;起初以为是在她的生理期。可是,在旅馆中,却没有这种征象。不只味道强烈,还带有一点特异的臭味;口红的颜色也比平时浓。浑身飘起的气味跟往时有微妙的差异。

 

“也许干起应召女郎的行业来了?”即使知道这是凭空而生的怀疑,依然无法从脑海中去除。当时,我想:自己可能已跟另一个人或好几个人共享了她的身体。

 

一天,这种气息显得尤其浓厚,她和我在旅馆附近的西餐馆吃完饭,心想饭后一定就这样走进旅馆的房间。走出西餐馆,她就说:“我要回去。”

 

“为什么?”只这样问,我便默默站立。仿佛我的手抓住了她的手臂,她猛甩着手,起步而行。在这刹那之前,一直和睦用餐,我也没有说错话。我望着她的背影。她时而扭着身子往前行,仿佛身上还有没赶走的脏东西,觉得自己的身体很不干净似的。她没有回头。她的背影越来越小。当时,我又觉得自己是“共有她身体的人之一”。但过了几天,她又跟以前一样答应了我的邀请。……她此刻的应对也许是最后的刁难。我想再度从头回想这一天的种种经纬。首先,宽刃小刀刺进我的腹部。当时一点也不痛。就在这样想的时候,突然觉得疼痛无比,便醒了过来。从胃到肚子都觉得疼痛,但不知道是哪一部分疼痛。从床上起来蹲坐着,梦的渣滓还留在脑海里。把腹部袒露出来察看,那儿当然没有伤痕。不过,想到装在提包里的尸体腹部也没有伤痕,觉得很不是味道。

 

“是盲肠痛吧?”这样会有伤痕吗?我一面这样想,一面望着床铺四周的地板。那错觉还存在,地板上似乎仍旧放着深紫而发出暗光的提包,我的提包放在壁橱里,颜色和形状都完全不同。疼痛稍退。

 

“大概睡觉时着凉了。”

 

也许梦境的累积刺激了胃的神经。以前,因食物中毒醒来时,就有头顶挨棍痛殴的感觉。那不能称为疼痛,已超过疼痛的程度了。从床上下来,试着走几步看看。站在地板上,准备到洗手间去,我的手却打开壁橱,往里探查。用惯的黑皮包还放在那里。把手搁在皮包上摇一摇,皮包是空的,很轻。那是理所当然,不过内心仍有一分轻松感。走进洗手间,照照镜子,仍是以前那张脸,有点浮肿。梦中,那女人所见的脸,是我的脸?还是陌生人的脸?再怎么想也没有什么意义,不过梦的渣滓依然沉淀在身躯底层。疼痛已相当轻,但还存在。为了对付疼痛,我喝了一大杯冷水。

 

“一天又要开始了吧?”我自言自语。

2013 / . 08 / . 24

(日)松本清张:奇怪的被告

(日)松本清张:奇怪的被告

 一个秋天的晚上,六十二岁的放债者,在家里被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敲扁了脑壳致死。凶手偷了一只银箱逃掉了。银箱里有二十二张债据。凶手从中偷走五张后,把银箱丢在附近的池塘里。被谋杀的放债者住在东京西郊一幢房子里,当时那里几乎一半是农田。

 

嫌疑犯上木寅郎被捕,他声称没钱请律师,于是年轻的原岛直见律师被指派为他免费辩护。原岛详细地阅读了本案的调查报告,了解到以下事实:被害者山岸神原先拥有大片农田,十年前卖给一个房地产经纪人。用这笔收入,他造了一幢二层楼住宅,并做起小规模的金融事业。当他被谋杀时,妻子已去世三年,没有子女。他单身过日子,把二楼租给一个年轻的小学教师及其妻子,房租不高。人们都知道他是个贪婪的人,为什么会收低房租呢?因为他知道这个教师是二级黑腰带柔道手,住进他家就既是房客又是保嫖。

 

10月15日,住在二楼的小学教师得知母亲病重垂危,偕妻子当天启程回故乡九州岛。谋杀案发生在10月18日,山岸的尸体于19日上午被一个来还债的邻居发现。

 

他报了警。

 

验尸官的报告里说,死因是脑部被人从后面敲扁,造成脑震荡并大量内出血。

 

致命的伤口有成年人的巴掌大。受害者倒地后用手脚爬行几步身亡。胃里剩余物化验结果显示,山岸死于晚饭后三小时左右。习惯于自己做饭的山岸一般在6点30分吃晚饭,这说明谋杀案发生在晚上9点到10点之间。

 

房间里没有被搞乱的迹象。显然是山岸自己为凶手开门的。门被一根相当粗的门闩闩住,不可能从外面打开。当尸体被发现时,门闩搁在门旁,只能是山岸本人拿掉门闩的。肯定有一个山岸认识的人来造访。

 

邻居都没有听到过敲门或喊叫开门声。卧室角落里有电话,凶手可能打电话说要来访,山岸起床拿掉门闩等着他。他一定和来访者很熟悉,没想到这个人要来谋杀他。

 

存放债据的银箱被盗,与凶手也有关联。凶手肯定知道银箱存放在什么地方,里面有些什么东西。他的企图是为了偷去债据;而在一座佛像下面,警探发现有十五万日元的现钞,却安然无恙,没有踪迹表明凶手曾经试图找到这笔巨款。

 

案发两天后,警方逮捕了上木寅郎。在调查中,有位中村吉屋先生说那天晚上从家中浴室窗口,看到一个人走向山岸家,这个人很像在火车站附近开面馆的上木寅郎。上木寅郎三年前在火车站隔壁开了一家面馆。结果,生意并不红火,顾客越来越少,面馆亏本,背上一大笔债,他陷入了困境。这个上木寅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时曾在市区一家旧书店当过营业员,做面馆生意完全外行。现在糟了,欠山岸的利息已四倍于他借的钱。到谋杀案发生时,上木共欠山岸七百五十万日元。山岸讨债时冷酷无情,他知道上木永远还不了债,打算把上木抵押的地皮和店铺占为己有。上木恨透了,曾经在一些人面前扬言说:“我要杀死这个老家伙!”

 

在案发现场没有发现凶手的指纹。屋里指纹很多,但已被抹得模糊不清。楼上有清晰的指纹,是两名房客的,他们在案发前三天回九州岛了,足以证明不在现场。

 

余下的一些指纹也许是山岸其他债务人的,都旧了。

 

凶手没有留下凶器。警方没找到可疑的脚印。门闩可能是凶器,可是与那致命的伤口相比较,既不够粗,也不够重。门闩上的指纹是山岸本人的。山岸几乎秃顶,伤口往外流血不多,门闩上没有头发或血迹。

 

但在房子后面屋檐下有一堆松木柴,是烧火用的。当时煤气管还没接到这个地区,有许多人家用液化煤气罐,但山岸由于吝啬和习惯于农村生活,他仍用木柴烧炉子做饭菜。松木柴堆成好几层,看来用这木柴作凶器要猛击好几下才能造成山岸头上那样的伤口。木柴表面粗糙不平,很难找到指纹,而且也不可能留下头发或血迹。

 

了解了以上情况,原岛开始看上木的供词:“大概两年前,我从山岸处借到钱,利息可恶地高。从此我因欠债而受尽折磨。

 

最近他威胁我说,要把我抵押的店铺和地皮拍卖掉。生意的失败和山岸的逼债使我绝望。我决定与妻子和孩子一起自杀;但是,天哪!这岂不是便宜了那个老家伙吗?

 

在我死以前,非先杀死他不可。这至少也算是为其他受他折磨而痛苦的人做件好事。

 

“10月18日,我在离火车站约两百米的万园麻将馆,从傍晚约7点开始打麻将,同桌有三个朋友,中田、前田和西川。我们打了三圈,柴田来看我们打牌。他也想打,我就说我有事要回家一趟,让他坐在我位子上打。他很高兴。我离开了麻将馆,时间也许是9点。”

 

“但是我没有回家,我在火车站前面的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给山岸说我要跟他谈谈债务的事,我已经弄到了两百万元,带在身边,马上到他家去。他听到我有这么多钱了,一口答应我到他家去,甚至用迫不及待的口气,说他先开好门等我。”

 

“果然是山岸为我先开好门。我知道教师夫妻三四天前回九州岛去了。教师到我店里吃面条时,曾亲自告诉过我。”

 

“在我进门前,我转到房子后面,因为我知道那里有柴堆,就去拿了一根木柴,藏在背后。”

 

“山岸引我到客厅,从墙角里一堆坐垫上面拿了两只,放在一张桌子旁。我坐下时赶紧把木柴藏到坐垫下面,我说我带两百万日元来了,请他给我写收据。说着,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用报纸包好的东西,其实里面包的是废纸。他一看以为是钞票,高兴得跳起来,走到隔壁房间去拿空白收据。”

 

“我想时机已到,也跳起来跟他进去,从背后用木柴猛击他的头部。他脸朝下倒在地上。我弯身再在他后脑打了三下,他没有动静了。为了让人认为是盗贼而不是来客作案,我把两只坐垫放回原处,然后在这间房里寻找银箱,在壁橱里找到了。我要撕掉我借他的债据,可是不懂得怎样打开那把数字锁,决定把银箱带走。出门以后,我到屋后把木柴放回柴堆上,不记得放在柴堆的什么地方了。整个经过大约半个小时。”

 

“月亮升起了,我走到路边草地里,找到一块石头,砸开了银箱。借着微弱的月光,我把有我名字的债据放到口袋里,然后把银箱丢进右面的池塘里。我走到不远处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操场上,拿出口袋里所有债据,点了一根火柴就全把它们烧成了灰,随即用脚把地上的灰抹掉。”

 

“当警方告诉我说,银箱已被找到,我的债据仍在箱里,我真的感到很惊奇。在山岸的账薄里有一个债务人的名字和我的很相似,警方以为我搞错了,在黑暗中误以为这个人的债据是我的。我烧掉了他的债据,因此他的债据不在警方找到的银箱里了。由于当时我很兴奋,很可能出这样的错。”

 

“回到麻将馆,四个朋友仍在打麻将。我在一旁看了十分钟,等柴田‘胡’了,我换他的位子,打了一圈。他们都不知道我已经杀死了一个人。如果我说出来也会很镇静的,因为我杀死山岸神没有负罪感。”

 

“我那天夜里睡得很好,债据被我烧了。山岸没有继承人,谁欠他的债全一笔勾销了。我感到快乐和轻松。”

 

原岛看完后,感到本案果然简单。他所要做的,只有请求对被告从轻发落;然而,又有一份材料使他大出意料。上木在公诉人面前翻供了,说警方对他搞逼供,还进行诱供。

 

上木寅郎对公诉人说:“我说我和中田、前田和西川在万园麻将馆打牌,打了三圈我让给柴田打。我到火车站前面的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给山岸,说我要跟他谈谈债务的事。他说他起床等我去。以上我说的都是真话。至于其他我在警察局里说的则都不是真话。

 

“我在电话里没有对山岸说我已经弄到两百万日元。我怎么也弄不到这么多钱;可是警方坚持说,如果我不说带钱去,山岸不会起床等我。他们说,如果我只说要去见他,他一定会叫我明天去。他们说我把一包看起来像一捆钞票的纸包放在口袋里,然后到山岸家去。我明白他们这样说的意思。的确,根据山岸的为人,任何第三者都会同意警方的说法,因此我承认他们是对的。实际上,我对山岸说我有办法还债,想跟他商量。他说他愿意听听我到底有什么办法,才同意我去,并先开好门等我去。”

 

“于是我走到他房子那里,但不能进去,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该死的办法。我真怕失去我的店铺和地皮,只想要求他耐心等待我还债。我知道这只会使他大发脾气。我不敢面对他,因此我没有进屋去,只在屋外徘徊了半小时左右就往回走了。”

 

“回到麻将馆接柴田的位子打了一会儿。因为我没有做什么错事,所以我很镇定,我的朋友可以作证。我妻子说我那天夜里睡得很熟,我毕竟问心无愧。这就是发生在那天晚上的真实情况。”

 

“再说说我伪供的事。一开始我就告诉警方,我没有谋杀山岸。他们不信,说他们已经有了全部证据。照他们所说,被盗的银箱已经在一个池塘里找到,数字锁被砸坏了。他们在银箱里找到十七张被水浸湿的债据,包括我的,我共欠七百五十万日元。天哪!他们说对照了山岸的账本,有一个人的名字与我名字相似,他的借据不见了。说我偷了银箱后要拿出我的借据时,由于月光暗淡,我看不清楚,拿错了。”

 

“另一个警探走进来,很得意地说,在案发那天夜里大约9点5分时,中村从家里浴室窗口,看到我急急忙忙朝山岸家的方向走去。他咧嘴笑我当时没有注意到中村在看着我,如今要否认已太晚了。现在他们有了看到我在现场附近的人证,有那只银箱作物证,又有我说过要杀死山岸的明显动机,这可是铁证如山,无可动摇。天啊!他们接着说,由于同情我,如果我招供,他们可以请公诉人同意释放我,从此结案。他们如此说,我当然愿意尽早回到家里做生意。我只好说,好吧!我承认是凶手。他们高兴得什么似的,点香烟给我抽,到附近饭馆买饭菜给我吃。他们要我画一张山岸家的平面图,我画了。根据他们的指示,我开始写供词。”

 

“写着写着,问题来了。第一,我不知道该说我用什么当凶器。有个警探像猫头鹰似的看着我,拉开脸说会不会是烧炉灶用的东西。我说对了,我用一块煤砸死山岸。这警探骂我笨蛋,说是从山上森林里面砍来的。他比划了长度。我说,噢!”

 

“是木柴。他说这就对了,问我藏在哪里。我怎么知道呢?就说藏在厨房的角落里。”

 

“他气得叫喊着骂我,说是在下雨天雨水一滴一滴漏下来的地方。我问是屋檐吧?他叫道:“对了!‘”警探把我带到山岸房子的后面,问我拿哪一根木柴当凶器的。我根本没有杀过人,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有个警探从柴堆顶部第二层拿了一根长木柴,问我是不是这一根。我心想他已经认定了,我不承认也不行,就说是的。这就是被当作我进行谋杀的所谓物证。于是我问为什么这根木柴上没有头发和血迹。他们解释说这是由于山岸是秃顶,伤口往外流血很少。我问为什么没有我的指纹。他说木柴表面很粗糙,找不到指纹。”

 

“他们接着问我怎么进屋谋杀山岸的。我根本没进屋子去,只好胡编说山岸听说我带了有两百万日元现钞,邀我到他房里去,我从他背后用这根木柴野蛮地猛击他的脑壳。警探们认为这不可能,于是说了他们的看法:既然我是客人,山岸会拿两只坐垫来用。两人坐下后,我说要还两百万日元,山岸急忙站起来到隔壁房间去拿空白收据。这是他们为了证明我从背后打中山岸的头。他们还添油加醋,说我把两块坐垫放回原处,以造成凶手不是来客的假象。我也只好承认了。”

 

“跟着,他们问我打了山岸几下。我说一下。他们说打一下不至于把山岸打死,喝问我到底打几下。我说六七下。但这又太多了,因为真打这么多下,山岸头部不会出那么少血。有一个警探说据他猜测是三下,并自言自语似的说打三下的伤口就会符合验尸官报告里所说的了。哄小孩似的问我是三下吗?我只好承认。”

 

“接着谈到银箱问题。什么砸开银箱、拿错了债据等等,都是警探们要我承认的。他们问我把银箱丢进哪个池塘。我说左面的一个。他们要我再想想。反正一共只有两个池塘,一左一右,我就说右面一个。再者,如果银箱上有真凶的指纹,我可就清白了;可是警探们说银箱上的指纹已被池塘里的泥巴涂掉了,还说我是为了涂掉我自己的指纹而故意把银箱丢到池塘里去的。”

 

“他们把我移交给拘留所,警告我不得翻供,否则将把我带回警察局重新开始讯问。后来我发现如果我照他们所说的招供,就能被释放回家等等,全是谎话,因此,我决定说出事实真相。”

 

原岛比较了上木的供词和翻供,两者的语气都很自然;但是,现在的警察局是有逼供和诱供的事,因此,作为被告的辩护律师,原岛倾向于相信上木第二份供词。

 

公诉人却不相信这第二份供词,认为上木欠了山岸一大笔钱,还不出,面临抵押物将被没收的威胁,谋杀动机是明显的。上木有时间作案而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明。

 

中村古屋证明他看到上木走向山岸的房子,但没看到上木走进山岸的房子,因此他提供的是间接证据。

 

物证包括银箱和木柴。银箱上没有指纹的原因已经解释过了。警方调查报告里关于木柴上的指纹问题是这样写的:“问:你用什么敲打山岸的后脑?”“答:一根松木柴,像人们烧老式炉灶用的。”“问:那根木柴约有多长?”“答:大概有三十厘米。”“问:木柴在什么地方?”“答:噢,堆在山岸屋后的屋檐下面。”“问:你说你早知道木柴堆的地方?”“答:是的。”“问:你在作案后怎样处理那根木柴?”“答:我放回原处。”

 

“问:如果一起到木柴堆那里,你能指认那根木柴吗?”“答:当然,如果没人移动过。”“问:从尸体被发现以来,房子已被警方封锁,一切保持原样。”“答: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到了那里,能从柴堆里挑出那根木柴。”

 

接着,报告写了挑木柴的情况:“被告被带到山岸屋后屋檐下的柴堆处,那里有一堆约三十五层的木柴。他迅速地从顶上第二层认出一根来。他说:”就是这一根,就是我用过的一根。‘一名警探戴上手套,拿下那根被指认的木柴。被告也戴上手套,用右手接过木柴,左右挥舞了两三下,又朝下挥打了五六下。他说:“就是这一根,没错。’”在提供这一证据时,被告最合作了。”

 

原岛没有看过原始调查报告的全文。审判的日子快到了,他到拘留所去会见上木。上木表现得很有礼貌,原岛不大相信这个长着女娃娃脸的人会是凶手。他注视过上百双被告的眼睛,但并不能百分之百看穿对方是否真诚。

 

“上木寅郎,我已经接受你的案件。如果你想得到正确的辩护,你必须全部实话实说。”

 

“当然,是的,我懂了。”

 

原岛问道:“你仍然要说你的第一份供词是伪供吗?”

 

上木立刻回答说:“绝对是伪供,我上了警方的当。”

 

“他们说你很合作,你甚至当着警探们的面指认出那根木柴。”上木摇摇头说:“不是这么回事。我似乎在第二份证词里说了,警探们告诉我该说些什么。”“你对此能证实吗?”“当然。”“好吧,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些进行辩护。”

 

上木强调说:“原岛先生,我能证实我在供词是被逼出来的。”

 

“能证实?”

 

“是的。”

 

于是,上木从坐垫的事谈起。他说警方一定要他说,他进屋后山岸曾拿两只坐垫来坐,谋杀山岸后他把坐垫放回原处,以制造不是来客而是盗贼作案的假象。他只好承认是这么回事。他说:“其实山岸从未拿坐垫招待任何一个债务人。我去过他家好多次,没有一次坐过他的坐垫。不信你可以去问一些到山岸家借债的人。”

 

“他为什么要把坐垫放在墙角里?”

 

“摆气派呗,懂吗?他的债务人没人坐过,因为坐下谈话时间会长。他强迫我们接受他的条件,当然不希望我们久待而要我们立即离去。我也不是说他不会拿坐垫给客人坐,只是不会给像我这种人坐。警探对这一点并不了解,就想当然认定我坐过山岸的坐垫。”

 

“你还有其他证据吗?”

 

“那只银箱,原岛先生,我不知道警方在哪里找到的。他们说是在有水的地方,我想起了两个池塘;但当我说在左边池塘时,他们骂我笨蛋,因此我告诉他们说是右边池塘。再说,原岛先生,我的债据仍在银箱里,这应该足以证明我没有谋杀他。

 

请你想想看,一个为取回债据而进行谋杀的人会拿错债据吗?警方说因为天黑,我拿了一个名字和我相似者的债据;但他们又说我稍后在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操场上烧毁了债据。这样的话,我必须身带火柴,对吗?我不是可以点燃火柴,看清楚我从银箱里拿出来的债据上的名字了吗?又怎么会拿错呢?不管怎么样,银箱上没有我的指纹,凭什么说是我偷的!“

 

“很好,还有什么?”

 

“有的,而且也很重要。那根被认作凶器的木柴,其尺寸与山岸头上的伤口符合吗?”

 

“你什么意思?”

 

“请听好。我看过法医报告的复印件。山岸后脑有一处头骨被敲得凹下去,伤口约有一个成年人巴掌那么大;而警探逼我指认的那根木柴是三角形的,每一面约四厘米宽。原岛先生,我认为用这样一根木柴打三下是不可能造成那样的伤口的。

 

我的意思是伤口不可能那么平坦。凶手一定是用更大的凶器只打了一下,山岸就倒地死了。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但也许你可以调查证实。“

 

原岛在归途中想,上木说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值得考虑。到了办公室,他看案宗的观点有了改变,印象也就不同。他的天平倒向上木一边。

 

有关坐垫的事,十来个人证实山岸从未拿过坐垫给他们坐过。看来警方只是根据常情,认为山岸会拿坐垫给任何来访者坐,从而认为是上木把坐垫放回原处以制造盗贼作案的假象。

 

接着,原岛把验尸官的报告,给他一位当法医的朋友看,并征求他的意见。法医说:“我要说的只是设想。我看根据山岸致命的伤口情况,他是被一根八厘米以上宽的凶器敲一下就死的。奇怪,警方怎么会看不到这一点。他们看不起我们,经常不把我们的报告当回事。”

 

原岛开始相信自己会有好运。在法庭上,他请那位法医作证,陈述对伤口和凶器的意见。又请几个与山岸有往来的人作证,讲了有关坐垫的事。他还请三名讯问过上木的警探出庭,他们都说上木是自愿招供的。

 

——你是否对被告上木寅郎先生说过,“我们知道你杀死了山岸神,你逃脱不了;但是,如果认罪,我们会让你获得自由,请公诉人同意免予起诉?”

 

——证人甲:我从未说过诸如此类的话。

 

——在问讯过程中,你们是否曾用暗示办法,使被告承认他把坐垫放回原处?

 

——证人乙:不,那是他自己说出来的。

 

——你们是否曾使被告联想到木柴是他用的凶器?再者,你们是否引导被告挑出了现在法庭上出示的木柴,还说他用这根木柴从后面敲打了木岸的头三下?

 

——证人丙:当然不是,这都是他自供的。他自己挑出这根木柴。他说“就是这一根”之类的话,还挥动了几下,然后又说:“没错。”他很合作。

 

上木相当愤慨地对原岛说:“听到吗?他们说的正如我告诉过你的,怎么能这样当众撒谎呢?”

 

三个月以后,因为证据不足,上木被裁定无罪。

 

裁决书罗列了下列理由:

 

1.作为凶器呈交法庭作证之木柴一根,最宽处四厘米。据验尸官与另一法医之证词,敲扁被害者头骨之凶器至少宽如成人手掌,八至九厘米(一著名医科大学专家在报告中持相同意见)。由此,被提供作为凶器物证之松木柴,并非谋杀凶器。

 

2.在此根松木柴上和山岸神之银箱上,均无被告指纹。

 

3.根据供词,被告取走银箱内二十二张债据中之五张,到离池塘约两百米远处的人寿保险公司操场上予以烧毁。留在银箱内有具名被告上木寅郎之债据。警方调查后曾假设,被烧毁的五张债据系他人所具。此人名字与被告相似。由此警方坚持认为被告因天黑未能看清而取错债据。看来似有其事,但被告律师坚持之见解也令人信服:如被告为真凶,取回债据乃首要目的,定会明确识认,决无取错可能。

 

4.审阅书面供词,未见有警方对被告进行逼供之迹象,但存有警方对被告进行欺骗和诱供之印象,可是这不足以使本法庭认为被告无罪。被告无法确切证明离开万园麻将馆到回该馆期间之所在和所为。疑点在于中村古屋作证称曾目睹被告在被害者居所附近出现。此点与被告第一份供词相吻合。

 

5.本法庭经慎重审核全部证词后之结论为:由于犯罪证据不足,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三六条,特裁定被告上木寅郎无罪。

 

一年过去了,有一天晚上,爱在休息时看书的原岛直见,在一本英国法官詹姆?欣德的《无罪裁定研究》书里,有一起案例看得他脸红耳赤,气急心跳。

 

1923年英国曼彻斯特一家船帆工厂的工人彼得?卡梅登被捕。他被控谋杀一富孀哈默沙太太,并纵火烧了她的房子。由于要钱用,卡梅登计划杀死她后把所有能拿到的东西都偷走。他晚上7点左右到她家去,用五十厘米长的铁棍多次猛打她的脸,然后用他的皮裤带勒死了她,偷了一百五十镑现金和她房间里的一些珠宝,逃了。

 

为了毁尸灭迹,他又于两小时后回到她家,企图烧掉她的房子。他点燃了一只煤油灯,放在她写字台一本书上,灯的底部有一半超出书的边缘,灯就不怎么稳。

 

他又在地板上堆满废纸和衣服。如果灯跌下来,废纸和衣服就会烧起来,整幢房子将付之一炬。他知道一小时后,有一班火车将经过哈默沙太太屋后附近处,而每次火车经过时,都会引起房基和地板的轻度震动,这已足够使得放置的煤油灯震落地上。三小时后,整幢房子烈火熊熊。救火车赶到现场已无济于事。

 

不久,彼得?卡梅登被捕。他先供认,后又翻供。他被宣布由于证据不足而裁定无罪。

 

这是由于既无指纹又无客观证据证明他与此案有关。他有许多朋友证明,在案发和被捕期间,他的言行没有不正常的表现。再者,在案发那天,他还乘火车到伦敦去玩,而在明知警方将对他进行调查的情况下,依然迫切地回到曼彻斯特。这些说法都对他有利。

 

卡梅登向警方招认,但后来又宣称是警方逼供的。法庭没有发现有逼供之事,确定供词可以作为证据。

 

然而,仔细研究供词,对照其他证据,却显示出有严重矛盾。在供词里,他说哈默沙太太最初开门时只开一条缝,他等她伸出头来时用铁棍敲打她的脸。两天后,他改供说她邀请他进屋。两人对面坐下,他乘她不备时袭击她。

 

他在什么时候袭击她是最重要的问题。卡梅登不可能忘记这么重要的行动时间。

 

为什么他要说谎呢?两次说法的矛盾令人费解。

 

一开始,卡梅登说他用铁棍打哈默沙太太的脸只打了一下。两天后,他说打了两下。一个星期后,他说先用尽全力猛打了一下,当她头低下时又打了四五下。一位医学专家说,根据哈默沙太太的脸部骨头受伤的情况,说明她只挨过一下打。

 

那么为什么卡梅登后来说的与最初供词不同?记忆失误不可能。增加他打被害者的次数很可能对他不利,但又少有理由认为他蓄意作假。所有这些都造成对他初次供词产生重大怀疑。

 

在逮捕后,警方立即拿了些铁棍让卡梅登当面辨认。他说他用过的铁棍上应该有他的指纹。他似乎在想到底是哪一根,然后挑了一根出来,仍不肯定,用他的右臂量了一下这根铁棍的长短,最后说没错,这是他用过的那根。

 

被害者脸上的伤口比这根铁棍宽三倍。这就是说,这根铁棍不是凶器。为什么卡梅登要说是呢?真正的凶手会认不出他用过的凶器吗?看来,他指认一根没有他的指纹,又与伤口尺寸不符的铁棍,只是为了讨好警方、至于被烧毁的屋里是否有煤油灯跌落在地板上引起火灾,已经无法找到痕迹了。

 

法官宣布由于证据不足,被告无罪。

 

看完这起案例后,原岛感到似乎书中每一个字都跳出来打他一下耳光。两起案件十分相似。是巧合吗?不,不可能,因为太相似了。直感告诉他,上木寅郎看过这本书。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上木在一家旧书店工作,结婚后才开面铺。

 

原岛打电话给一位爱收藏书籍的朋友,得知《无罪裁定研究》早在二战前就有日文译本,更肯定上木会看过这本书。

 

原岛陷入沉思。在曼彻斯特案里,彼得?卡梅登指认一根尺寸有误的铁棍说是凶器。警方相信了他,就以此铁棍作为物证。上木做了同样的事,不过不是铁棍而是木柴。卡梅登在指认铁棍时,用右臂量长短,还说铁棍上会有他的指纹。上木在指认木柴时做了同样的事,然后使人相信他是受警方逼供和诱供的。

 

警探们曾说,上木很合作和友好。他们太得意了,以至被上木钻了空子。卡梅登和上木都在供词里一次次增加殴打被害者的次数,实际上他们各自只打了一次。

 

上木了解山岸的习惯,故意说山岸拿坐垫给他坐,是他行凶后把坐垫放回原处。上木还故意把自己的债据留在银箱里。反正山岸没有孩子,没有继承人,留着债据也不用还债,所有债务都一笔勾销了。原岛这个当上得真不小!

 

上木下落不明。被宣判无罪后,他以好价钱卖掉店铺和地皮,离开了东京。他没有来面谢原岛,只打来一个电话说:“怎么感谢你也是不够的。原岛先生,你是最卓越的律师。只有一点我很不好意思,你救了我,我却没有付你律师费。”

 

原岛已经完全明白了。他想,如果上木寅郎在交通事故中死去,这不仅是公正的惩罚,而且是上天的报应;不过,看来不像会发生这样的事。

2013 / . 08 / . 22

三毛:不死鸟(非小说,推荐)

三毛:不死鸟(非小说,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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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前,有份刊物嘱我写稿,题目已经指定了出来:

 

“如果你只有三个月的寿命,你将会去做些什么事?”

 

我想了很久,一直没有去答这份考卷。

 

荷西听说了这件事情,也曾好奇的问过我——“你会去做些什么呢?”

 

当时,我正在厨房揉面,我举起了沾满白粉的手,轻轻的摸了摸他的头发,慢慢的说:“傻子,我不会死的,因为还得给你做饺子呢!”

 

讲完这句话,荷西的眼睛突然朦胧起来,他的手臂从我身后绕上来抱着我,直到饺子上桌了才放开。

 

“你神经啦?”我笑问他,他眼睛又突然一红,也笑了笑,这才一声不响的在我的对面坐下来。

 

以后我又想到过这份欠稿,我的答案仍是那么的简单而固执:“我要守住我的家,护住我丈夫,一个有责任的人,是没有死亡的权利的。”

 

虽然预知死期是我喜欢的一种生命结束的方式,可是我仍然拒绝死亡。在这世上有三个与我个人死亡牢牢相连的生命,那便是父亲、母亲,还有荷西,如果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在上还活着一日,我便不可以死,连神也不能将我拿去,因为我不肯,而神也明白。

 

前一阵在深夜里与父母谈话,我突然说:“如果选择了自己结束生命的这条路,你们也要想得明白,因为在我,那将是一个更幸福的归宿。”

 

母亲听了这话,眼泪迸了出来,她不敢说一句刺激我的话,只是一遍又一遍喃喃的说:“你再试试,再试试活下去,不是不给你选择,可是请求你再试一次。”

 

父亲便不同了,他坐在黯淡的灯光下,语气几乎已经失去了控制,他说:“你讲这样无情的话,便是叫爸爸生活在地狱里,因为你今天既然已经说了出来,使我,这个做父亲的人,日日要活在恐惧里,不晓得那一天,我会突然失去我的女儿。如果你敢做出这样毁灭自己的生命的事情,那么你便是我的仇人,我不但今生要与你为仇,我世世代代都要与你为仇,因为是——你,杀死了我最最心爱的女儿——。”

 

这时,我的泪水瀑布也似的流了出来,我坐在床上,不能回答父亲一个字,房间里一片死寂,然后父亲站了起来慢慢的走出去。母亲的脸,在我的泪光中看过去,好似静静的在抽

 

筋。

 

苍天在上,我必是疯狂了才会对父母说出那样的话来。

 

我又一次明白了,我的生命在爱我的人心中是那么的重要,我的念头,使得经过了那么多沧桑和人生的父母几乎崩溃,在女儿的面前,他们是不肯设防的让我一次又一次的刺伤,而我,好似只有在丈夫的面前才会那个样子。

 

许多个夜晚,许多次午夜梦回的时候,我躲在黑暗里,思念荷西几成疯狂,相思,像虫一样的慢慢啃着我的身体,直到我成为一个空空茫茫的大洞。夜是那样的长,那么的黑,窗外的雨,是我心里的泪,永远没有滴完的一天。

 

我总是在想荷西,总是又在心头里自言自语:“感谢上天,今日活着的是我,痛着的也是我,如果叫荷西来忍受这一分又一分钟的长夜,那我是万万不肯的。幸好这些都没有轮到他,要是他像我这样的活下去,那么我拚了命也要跟上帝争了回来换他。”

 

失去荷西我尚且如此,如果今天是我先走了一步,那么我的父亲、母亲及荷西又会是什么情况?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对我的爱,让我的父母在辛劳了半生之后,付出了他们全部之后,再叫他们失去爱女,那么他们的慰藉和幸福也将完全丧失了,这样尖锐的打击不可以由他们来承受,那是太残酷也太不公平了。

 

要荷西半途折翼,强迫他失去相依为命的爱妻,即使他日后活了下去,在他的心灵上会有怎么样的伤痕,会有什么样的烙印?如果因为我的消失而使得荷西的馀生再也不有一丝笑容,那么我便更是不能死。

 

这些,又一些,因为我的死亡将带给我父母及丈夫的大痛苦,大劫难,每想起来,便是不忍,不忍,不忍又不忍。

 

毕竟,先走的是比较幸福的,留下来的,也并不是强者,可是,在这彻心的苦,切肤的疼痛里,我仍是要说——“为了爱的缘故,这永别的苦杯,还是让我来喝下吧!”

 

我愿意在父亲、母亲、丈夫的生命圆环里做最后离世的一个,如果我先去了,而将这份我已尝过的苦杯留给世上的父母,那么我是死不瞑目的,因为我明白了爱,而我的爱有多深,我的牵挂和不舍便有多长。

 

所以,我是没有选择的做了暂时的不死鸟,虽然我的翅膀断了,我的羽毛脱了,我已没有另一半可以比翼,可是那颗碎成片片的心,仍是父母的珍宝,再痛,再伤,只有他们不肯我死去,我便也不再有放弃他们的念头。

 

总有那么一天,在超越我们时空的地方,会有六张手臂,温柔平和的将我迎入永恒,那时候,我会又哭又笑的喊着他们——爸爸、妈妈、荷西,然后没有回顾的狂奔过去。

 

这份文字原来是为另一个题目而写的,可是我拒绝了只有三个月寿命的假想,生的艰难,心的空虚,死别时的碎心又碎心,都由我一个人来承当吧!

 

父亲、母亲、荷西,我爱你们胜于自己的生命,请求上苍看见我的诚心,给我在世上的时日长久,护住我父母的幸福和年岁,那么我,在这份责任之下,便不再轻言消失和死亡了。

 

荷西,你答应过的,你要在那边等我,有你这一句承诺,我便还有一个盼望了。

2013 / . 08 / . 21

(爱尔兰)马丁·麦克多纳:铁道上的中国聋男孩

(爱尔兰)马丁·麦克多纳:铁道上的中国聋男孩

 

有一个聋哑的中国男孩,他走在一片荒芜的原野上的一条铁道上。在大概十英里外有一辆火车正急速地向他驶来。然而这个男孩浑然不知。也许很快,他就要被火车碾过,碾得粉身碎骨。

在男孩前方不到一英里的地方,有一座奇怪的高塔。高塔里住着一个留着长长的胡须,戴着一顶奇怪帽子的孤僻老人。这个老人从来不与他人交往,而是天天潜心于自己的各种设计,各种研究,各种计算。他一生的乐趣都在于这些写写画画算算里面。这天,他刚完成了一次计算,然后随意地抬头从拱形的小窗往外看去,看到了那个男孩。

当然,还有那辆火车。

当然,也预见到了小男孩也许会被火车撞倒。

但他没有采取任何救援的行动,只是坐下来又开始了新的计算。

他在算大概在多少时间后,男孩会被火车撞倒。

很快,他计算完毕了。这时候,男孩离高塔还有30码。他的计算结果则显示,男孩将在离高塔10码的时候被火车撞倒。

算完以后,他又对这一切感到无聊了。他把计算结果折成了一张纸飞机,随手一丢,丢出了那个小小的拱形窗子。

就在男孩走到离那座高塔11码的时候,他看到了那张飞出来的纸飞机。

他立刻兴奋地跳出铁轨,冲向那纸飞机去了。

就在他离开铁道的那一刻,火车从他刚站的位置上呼啸而过……

2013 / . 08 / . 20

(美)安吉利卡·吉布斯:考驾照

(美)安吉利卡·吉布斯:考驾照

 

玛丽安去考驾照的那天下午,艾立克森太太陪她一起去。

 

“有个年纪比你大一些的人陪你去,或许会好些,”玛丽安钻进她旁边的驾驶座时,艾立克森太太说。

 

“也许上次你表弟陪你去,一路上话说得太多,让你更紧张。”

 

“是的,夫人,”玛丽安说,声音轻柔,不带顿挫:“有个白人陪着,他们或许真的会满意得多。”

 

“呵,我想不会是为了那个吧。”

 

艾立克森太太刚要说,瞄了一眼这女子板起的侧脸,又吞了回去。玛丽安在郊区林荫的街道上缓缓地驶着。这是六月里第一个热天,她们开上大马路时,发现路上挤满了开往海滩的车辆。

 

“要不要我来开?”艾立克森太太问道:“我很愿意,如果你感到有点定不下心的话。”

 

玛丽安摇了摇头。艾立克森太太盯着她那双黑色、能干的手看,心里总有千百回地想着:家中没有她真不知该怎么办,还有先前雇用好几个白人女子管家的那段日子是怎么熬过的,那些态度很随便的女人认为替人作家事是贬低身价,而给人带小孩更是莫须有的侮辱。

 

“你开得好棒呵,玛丽安,”她说:“我跟你说,别去多想上一次的事。那样的雨天,在那么陡的山坡上开,任谁也会倾滑的。”

 

“出四项错误才不及格的,”玛丽安说:“我不记得路考官在我表格上划的×号,都是我犯的错。”

 

“有人说那都是他们在暗示你得塞点红包。”

 

艾立克森太太心有怀疑地说。

 

“不是的,”玛丽安说:“那样反倒把事情弄得更糟,艾立克森太太,这我很清楚。”

 

车子在交通号志处右转,开入一条边路,停在路边一小行车队的后头。路考官还没到呢。

 

“证件都带齐了吗?”艾立克森太太问?玛丽安自手提袋中都取了出来:学开车的许可证,行车执照,还有她的出生证明。剩下的事就是耐心苦等了。

 

“每天有个可靠的人开车送孩子们上学,可实在太好了。”

 

艾立克森太太说。玛丽安从她凝视的驾驶须知表格上抬起了视线。

 

“家中的事也会轻易得多,不是吗?”她说。

 

“喔,玛丽安,”艾立克森太太赞叹了一声:“我付给你的酬劳,抵得上你为我做的一半,我就心安了!”

 

“又来了,艾立克森太太。”

 

玛丽安认真地说。她们相互看了一眼,露出亲切的笑容。两辆车门上喷了公家徽志的汽车在对街停了下来。路考官飞快地跨出车来,一身整洁的制服显得精神抖擞且颇有军人气概。玛丽安的手抓紧了方向盘。

 

“那就是上次当掉我的那个,”她低声地说,指着一个矮壮、趾高气扬的男人,他正对排在车队前头的一名应考者发号施令。

 

“噢,艾立克森太太。”

 

“别紧张,玛丽安。”

 

艾立克森太太说。她们有默契地彼此交换了个微笑。最后来到她们车前的路考官不是那位矮胖的,而是个温和的中年男人,他翻看她们的证件时,咧开很宽的嘴笑着。艾立克森太太踏出车外。

 

“你不一起来吗?”路考官问:“曼蒂跟我是不介意有个伴的。”

 

艾立克森太太一时感到有些不知所措。

 

“不了,”她说着站到了路边:“我可能会让玛丽安感到不自在。她车开得很好,路考官。”

 

“没问题,”路考官就着朝艾立克森太太挤了挤眼。他钻进汽车坐在玛丽安身边的座位上。

 

“在街角那儿右转,曼蒂——露。”

 

艾立克森太太在路边上看着他们平稳地往街上驶去。路考官在一个小黑本子上作记录。

 

“年龄?”他们往前开了不久,路考官问道。

 

“二十七。”

 

他透过眼角看着玛丽安。

 

“该有一大群小黑毛头了吧,呃?”。玛丽安没有回答。

 

“前面街角左转,”路考官说:“然后停在那辆卡车跟绿色别克车中间。”

 

那两部车离得相当近,不过玛丽安没费多大劲儿就把车挤进去了。

 

“以前开过车吗?曼蒂——露?”路考官问?“开过,先生,我在宾西法尼亚州有过三年的驾照。”

 

“你为什么想开车?”

 

“我雇主需要我开车接送她的孩子。”

 

“你不是要在晚上溜出去跟小伙子约会吧?”路考官问?玛丽安摇着头,他还在笑。

 

“现在看看你在下个街口左转,然后在下条街中央再转回头,”路考官说。他开始用口哨吹出“天鹅河”那首歌。

 

“有没有让你想起家乡来?”他问道。玛丽安将手伸出车窗外,在街上有条不紊地掉了个头,然后朝着来时的方向往回行驶。

 

“没有,”她说:“我生在宾州的斯克兰顿城。”

 

路考官故作惊讶地说:“你不是南方佬?唉呀,可唬住我了,我还以为你准是从那边来的呢。”

 

“不是,先生。”

 

玛丽安说。

 

“转上缅因大街,让俺瞧瞧你在车多的路上开得如何。”

 

他们在缅因大街上跟着一条车龙后头行驶过好几条街,然后看见前面有一座水泥桥高高地跨在铁路上方。

 

“念念桥头的那个路况标示。”

 

路考官说。

 

“'小心驾驶。天雨路滑,危险。'”玛丽安念道。

 

“你念得还真不赖嘛,”路考官惊叹了一句。

 

“你是怎么学的呢,曼蒂?”“我去年大学毕业的。”

 

玛丽安说。她的声音有些不太能抑制了。车子爬上桥坡时,路考官大声笑了起来。他笑得差不多连下面的指示都说不出来了。

 

“在这儿停下来,”说着他抹了抹笑出的眼泪,“然后再发动。曼蒂大学毕业,真的吗?真想不到呵!”玛丽安把车开到了路边。把排档扳到空档上,拉上了紧急刹车,等了半晌,然后又扳回排档。她的面孔板了起来。在松开刹车时,她的脚滑离了离合器踏板,引擎熄了火。

 

“唉,唉,曼蒂小姐,”路考官说:“别忘了你有大学文凭唷。”

 

“去你的!”玛丽安大吼了一声。她猛地开动车子,车身摇晃了一下。霎时间路考官收起了他的兴高采烈。

 

“请驶回我们出发的地点。”

 

说着,他在玛丽安的申请表格中胡乱地打了四个黑黑的××。艾立克森太太在原处等着他们。玛丽安把车停下之后,路考官跳了出来,在艾立克森太太面前粗鲁地掠过,满脸涨得紫红。

 

“怎么回事?”艾立克森太太问,脸色惊惶地跟在他后面看。玛丽安低头凝视着方向盘,嘴唇在颤抖。

 

“啊呀,玛丽安,又没通过?”艾立克森太太说。玛丽安点了点头。

 

“只是方式有点不同。”

 

她说着将身子移向了右边的车座。

2013 / . 08 / . 17

(日)安房直子:雨点儿和温柔的女孩

(日)安房直子:雨点儿和温柔的女孩

1

 

林子里,住着银色头发的雨精。妈妈雨精叫雨点儿妈妈,小孩雨精叫雨点儿宝宝。

 

雨点儿妈妈和村子里的农民非常亲密,只要天稍一旱,就会给田里下雨,而农民也会送她些柿饼子、年糕、漂亮的碎布头什么的当谢礼。雨点儿宝宝就一直呆在林子里,盼着妈妈的这些礼物。

 

一天,雨点儿妈妈拿着干爽的白色粉末回来了。

 

“妈妈,这是什么?”

 

雨点儿宝宝眼睛瞪得滴溜圆,问。

 

“你听好了,这叫砂糖。今天,妈妈下了十五块田的雨,农民送的。”

 

“可就这么一点?”

 

四方形的纸里,只有那么一小匙砂糖。

 

“是啊,这么好吃的东西,哪一家也没有多少啊。妈妈从前尝过了,今天,这些就给你吧!”

 

于是,雨点儿宝宝就一个人把那点砂糖舔了个净光。然后,雨点儿宝宝一骨碌躺下了,久久地快乐地回味着砂糖的滋味。

 

得,打那以后,雨点儿宝宝别的什么吃的都不喜欢吃了。不管是多么好吃的核桃、樱桃、葡萄干,只要妈妈一拿过来,就把脸往边上一扭:

 

“不要不要!不是砂糖不要!”

 

雨点儿妈妈发愁了。一边发愁,一边想,砂糖也实在是好吃的东西。

 

“下回,妈妈再去要。”

 

可雨点儿宝宝没听见,舞手跺脚地大声叫了起来:

 

“不要不要,现在就要!”

 

核桃、樱桃、葡萄干撒了一地。

 

(这样下去,这孩子非瘦了不可……)

 

一天晚上,等宝宝睡着了,雨点儿妈妈悄悄地来到了农民家里。

 

“晚上好。”

 

雨点儿妈妈在树篱笆那儿站住了,用细细的、细细的声音招呼道。扎着的银色头发在风中呼啦啦地飘舞。

 

“晚上好,女主人。”

 

只见木门开了,胖胖的女主人露出脸来。

 

“哎呀,这不是雨点儿太太吗?今天够了唷,方才下过雷阵雨了啊!”

 

“不不,今天有事相求……”

 

雨点儿妈妈把手搭在要关起来的门上,像是要追过来似的说:

 

“女主人,能给我一点砂糖吗?”

 

“砂糖?”

 

女主人张大了嘴巴。

 

“是你要吃吗?”

 

“不,是我儿子馋得不行。”

 

“唔……”

 

精明而又吝啬的女主人的眼珠子骨碌一转。然后,突然换了一个亲切的声音:

 

“真是不巧,我们家孩子一大堆,就连喂蚂蚁的一点砂糖也没剩下啊。”

 

“是吗……”

 

雨点儿妈妈无精打采地低下了头。于是,女主人仿佛记起来了似的,“啪”地拍了一下巴掌:

 

“不过,我们家里有砂糖树呢。”

 

她说:“就--是,砂糖树。”

 

雨点儿妈妈吃了一惊:

 

“有那样的东西吗?”

 

“啊,我这就带你去看,跟上我。”

 

女主人笑了,露出了闪闪发亮的金牙。

 

(讨厌讨厌,这人把钱放进了嘴里?)

 

雨点儿妈妈觉得脊背上蹿起了一股子寒气。

 

女主人匆匆地走在前头。

 

防风林那边--到去年为止还种着卷心菜的田里,种的是一大片甘蔗苗。

 

“这就是那片能提取砂糖的树啊。”

 

女主人扬扬得意地用手一指。

 

“我们家从今年开始,才种甘蔗的。用不了多久,就能大量地提取甜甜的砂糖了。”

 

这让雨点儿妈妈赞叹不已。她以为,像桃树、栗子树每年能结出好吃的果实一样,这树本身就能长出白色的砂糖来。

 

“不过,我有件事想和你商量。”

 

女主人把手搁在雨点儿妈妈的肩膀上,用亲切的声音说:

 

“这个夏天,在我们家的田里干活好不好?因为天一旱,甘蔗就全完蛋了。不要去别的地方了,我想只让你为我们家的田里下雨。”

 

怎么办呢?雨点儿妈妈想。

 

“喂,如果这样的话,砂糖你要多少给你多少啊!”

 

“真、真的?”

 

“啊啊,是真的呀。现在你看嘛,这么一大片田,砂糖你还不是敞开肚皮随便吃嘛!”

 

听了这话,雨点儿妈妈重重地点了点头。

 

“好吧!这下儿子可开心了。”

 

雨点儿妈妈跑回到林子里。

 

“宝宝,等到秋天吧。到了秋天,砂糖要多少有多少啊。不过作为交换,这个夏天,妈妈必须干上整整一个夏天了。”

 

沐浴着月光,雨点儿宝宝香甜地睡着了。这孩子,连睫毛都是银色的。虽然还像个毛线团似的孩子,但希望他很快就能成为一个强壮能干的雨精,雨点儿妈妈祈望着。

 

2

 

田里的甘蔗茁壮成长。

 

日光普照,一根根甘蔗高得都要仰起头来看了,叶子在风中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田里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绿色的海!

 

“妈妈,砂糖的树长大了吗?”

 

一边吮吸着手指头,雨点儿宝宝一边问。

 

“啊,长得可大了唷。”

 

“叶子甜了吗?”

 

听了这话,雨点儿妈妈笑弯了腰:

 

“你怎么会知道叶子是甜的呢?”

 

“嗯……那么,什么地方是甜的呢?”

 

“这个……”

 

雨点儿妈妈想了一下,自己也不知道。不过,她想,到了秋天,就会从那些树上落下来许多白色的砂糖吧!然后,就如同下了一场雪一样,田里一片雪白。

 

绣球花蔫了,布谷鸟叫了。雷声轰鸣,远山涌起了云彩。

 

不知不觉,已经是夏天了。

 

但是,在凉风习习的林子里,雨点儿妈妈并不知道夏天已经来临了。

 

不过有一天,农民的老婆突然冲进了林子,一把就揪住了雨点儿妈妈,像暴怒了的牛一样吼叫起来:

 

“你怎么了?不知道夏天已经到了吗?”

 

“……”

 

“你看看太阳!”

 

女主人的食指朝天上一指。

 

“那橘黄色,就是天旱的征兆哟!我们家的田,已经干得冒烟了!”

 

“是我大意了。”

 

雨点儿妈妈认错道。

 

“赶紧去吧!再晚了,我们家的甘蔗就完蛋了。”

 

这个时候,雨点儿宝宝像只小耗子似的缩成了一团,连声音也不敢出。

 

“好了好了,再不快点去,连一匙砂糖也不给你了!”

 

说完,女主人就使劲去拖雨点儿妈妈。

 

雨点儿宝宝伤心地瞅着妈妈的背影。

 

村里真是旱得够厉害的。

 

道路上出现了龟壳似的裂缝,稻草人在干枯的庄稼地里笑着。甘蔗田是彻底地干了,蔫了的叶子,沙沙地摩擦着。

 

“你看看哟!你看看我们家的甘蔗!”

 

女主人把责任全都推到了雨点儿妈妈的头上,恶狠狠地说。

 

“好了,赶紧下场雨吧!下遍我们家的每一寸田。如果不这样的话,就真的不给你砂糖了哟。”

 

就这么一句话,让雨点儿妈妈哆嗦起来了。她连一句话也没说,往上一跳,像只鸟似的伸开了双臂,升到了高高的天上。然后,雨点儿妈妈就用银喷壶给田里下起雨来了。

 

可是,这不过是一场小小的晴天雨。靠雨点儿妈妈一个人的力量,要想让这么一大片田起死回生,实在是够她呛的。落在甘蔗叶子上的雨,眼瞅着,就被太阳给舔光了。焦渴的大地怎么吸水,也吸不够。

 

女主人在下面脸色铁青地叫道:

 

“再下再下,不够呀--”

 

这尖厉的声音在四下里回荡。

 

“再下再下,不够呀--”

 

就这样,直到总算是把田浇透了,雨点儿妈妈才筋疲力尽地回到了地面上。

 

长长的夏天里,雨点儿妈妈每天就这样地劳作着。她梦见了甘蔗长大、落下砂糖的日子……

 

梦……是的。一边劳作,一边像真的做了一个梦似的。身子变得如同淋湿了的棉花一样重,头也昏沉沉的。她觉得早晚有一天,连自己的身子也会变成一滴雨点落下来。

 

(这可不行!)

 

雨点妈妈一边这样想,一边坚持劳作。

 

就这样,到了夏天的最后一天,雨点儿妈妈终于变成了东方天空上的一条小小的彩虹,随后就消失了。

 

3

 

撒娇的雨点儿宝宝一无所知,还在林子里等着妈妈。

 

可等啊等啊,妈妈也没有回来。

 

大波斯菊开了。

 

栗子落了。风变得冷飕飕的了。

 

当林子里铺满了落叶那一天,雨点儿宝宝总算是站了起来。

 

“去看一下吧。”

 

已经是十一月了。

 

迈着忐忑不安的步子,雨点儿宝宝向村子走去。一边走,眼前一边浮现出一片落满了砂糖的田。

 

(一定掉下来好多的砂糖吧!就是,说不定妈妈每天都在吃砂糖。因为砂糖太好吃了,也许就把我给忘了。)

 

雨点儿宝宝想着这样的事。

 

“好吧,我也要快点。”

 

雨点儿宝宝跑起来。跑啊跑啊,好不容易才跑到了田里。

 

可是,那个地方--从前妈妈说过的防风林那边,什么也没有了。不要说甘蔗了,连一根草都没有。

 

那里是一片一望无边的空地。

 

“哎?”

 

雨点儿宝宝倒吸了一口气。他想,不是找错地方了吧?就在这时,从对面走过来一个眼熟的农民的老婆。

 

“啊,是她!”

 

雨点儿宝宝朝那边走了过去。

 

“大婶,大婶,砂糖田在哪里啊?”

 

女主人一见到这个孩子,就记起来了:

 

(啊--,雨点儿的小崽子来了啊!)

 

可又立即装出一副不认识的模样,目光移向了远方:

 

“砂糖田?是说的甘蔗吧?”

 

她问。雨点儿宝宝点了点头。于是,女主人冷冰冰地这样说道:

 

“甘蔗啊,前些日子就全都被割了下来,刚刚卖给了工厂。装了十辆大卡车呢!”

 

雨点儿宝宝睁圆了眼睛。割下来了?卖给工厂了?

 

“那掉下来的砂糖呢?”

 

这时,女主人大笑起来:

 

“哈哈哈。树上不会掉砂糖的。工厂里不用机器,是提取不出来砂糖的。”

 

“可、那、那不是说好了的吗?上次不是说好给砂糖的吗?”

 

“说好了的?我怎么一点不知道?”

 

女主人把脸扭向了一边:

 

“不可能!”

 

雨点儿宝宝揪住了女主人的裤子:

 

“夏天的时候,你不是说下完了雨,就给砂糖的吗?不是吗?不是吗?”

 

“哼,胡说。如果下雨还要送礼,那还要给太阳、给风送礼了!”

 

女主人甩开了雨点儿宝宝。

 

“我们家孩子一大堆,就连喂蚂蚁的一点砂糖也没剩下啊。”

 

丢下这么一句话,女主人咚咚地走开了。

 

田对面制糖厂的烟囱,慢吞吞地冒着烟。啊,我们被骗了啊!直到这时,雨点儿宝宝才总算是明白过来了。

 

“妈妈……”

 

雨点儿宝宝眯缝起了眼睛。于是,就在无边的茶色的田的另一头,看到了一个东西闪了一下。他以为那是个银碗。

 

(哎?什么呢?)

 

雨点儿宝宝跑了过去。跑近了,却像一根棒子似的竖在了那里。

 

啊呀,田当中闪闪发光的,是把喷壶。是用完了最后一点力气的雨点儿妈妈从天上掉下来的银喷壶。

 

(妈妈已经不在了。)

 

雨点儿宝宝现在算是清楚地知道了。

 

然后,就是在这个时候,雨点儿宝宝不再撒娇了。他知道了愤怒。

 

“我要快点长大成人!”

 

雨点儿宝宝嘴里咕哝了一句。他想,当我长成一个真正的大人的时候,要让这个村子下一场大雨!

 

“把房子和田全都冲走!”

 

丢下这么一句话,雨点儿宝宝抱着喷壶,回到了林子里。那脚步像大人一样有力。

 

4

 

从那以后,好些年过去了。

 

村子仍然安宁和平。甘蔗田一望无际,制糖厂生产着大量的砂糖。

 

真的平安无事,岁月就那么流走了。

 

那个坏心眼儿的女主人,已经上了岁数。腰也弯了,耳朵也听不见了,枯树似的身体躺在薄被子里。

 

一天。

 

这个老太婆把她最疼爱的一个孙女,叫到了枕头边上,突然说出这样一句话来:

 

“去给雨点儿砂糖。”

 

“什么?”

 

女孩吃惊地问。

 

“奶奶,什么雨点儿啊?”

 

于是,奶奶就叽叽咕咕地开始讲起了从前的往事。把自己对雨点儿妈妈和她儿子所做的一切,都说了出来。

 

“那雨点儿宝宝不是很可怜吗?”

 

女孩泣不成声地嘟哝道。奶奶微微地点了一下头,又说了一遍:

 

“去给雨点儿砂糖。”

 

那之后来没几天,奶奶就死了。

 

正好是甘蔗收获的季节。没有一点先兆,一场倾盆大雨突然就向这个村子袭来了。

 

雨一连下了三天。如注的暴雨凶猛地下个不停,眼看着,河里涨水了。

 

“桥被冲垮啦!”

 

有谁尖着嗓子叫了起来。

 

“上屋顶!”

 

“让木筏浮起来!

 

“不不,全都逃到山丘上去吧!”

 

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器的笛声。

 

然而,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大雨的人们,乱成了一团。

 

“啊啊啊啊,甘蔗田完了。全都完了。”

 

“又何止是甘蔗田啊,房子要被冲走了。”

 

这时,那个农民家的女孩猛地用一个尖锐得叫人吃惊的声音叫道:

 

“雨点儿宝宝发怒啦。妈妈,给他砂糖!”

 

女孩睁着的眼睛大得吓人。

 

“砂糖,砂糖。”

 

说完,女孩就进到厨房,抱着砂糖罐子冲到了外面。

 

“啊呀,别出去!”

 

女孩的妈妈从后面追了上来。但是,红裙子在雨中飘闪了一下,女孩的身影就不见了。

 

然后很快,雨就难以置信地停住了。

 

剧烈的雨声消失了,村子里一下子静了下来。人们惊恐地打开了窗户。村子得救了,差一点房子和田就被冲毁了。

 

可是,尽管水全退了,村子又恢复了原样,那个女孩却没有回来。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

 

“肯定是在河里了。可怜,被冲走了。”

 

人们悄声地说。

 

不过,有人曾经见到过女孩。是去林子里采蘑菇迷了路的人。

 

“穿红裙子的女孩,告诉了我去村子的路。”

 

“那么,那孩子长了什么样一张脸?什么样的发型?什么样的声音?”

 

“脸我记不清了,声音格外清晰悦耳,头发嘛,在月光下看上去是银色的。”

 

“……”

 

人们互相对视。

 

“对了对了,还有一个银色头发的小伙子。两个人还请我喝了甜饮料哪。”

 

“甜饮料?不是砂糖水吧?”

 

“也许吧。因为渴了,好喝得不得了。”

 

“那么,肯定是那孩子了。那孩子,是抱着砂糖罐子出门的。”

 

然后,村里的人们一起向林子里跑去。

 

他们分成好几个组,在广阔的林子里细细地找开了。

 

但林子里一个人也没有。

 

那里,惟有狗尾草的银色的穗子在晃动……

 

2013 / . 08 / . 13

王小波:请你不要吃我,我给你唱一只好听的歌

王小波:请你不要吃我,我给你唱一只好听的歌

 银河,你好:   

 

今天上午看到你因为我那一封卑鄙的信那么难过,我也很难过。我来向你解释这一次卑鄙的星期五事件吧!你要听吗?   

 

你一定不知道,这一次我去考戏剧学院,文艺理论却考了一大堆《讲话》之类的东西,我心里很不了然,以为被很卑鄙的暗算了一下。那一天在你舅舅那里听他讲了一些文学,我更不高兴了。没有考上倒在其次,我感到文艺界黑暗得很,于是怏怏不乐出来了。后来我发现你也很不高兴。当时我还安慰了你一番对吧?其实当时我的心情也很黑暗。我向你坦白,我在黑暗的心情包围之下,居然猜疑起你来了。你生气吗?是半真半假的猜疑,捕风捉影的猜疑,疑神见鬼的猜疑,情知不对又无法自制的猜疑。我很难过,又看不起自己,就写了一封信。我告诉你(虽然我很羞愧),当时我在心里千呼万唤的呼唤你,盼你给我一句人类温柔的话语。你知道我最不喜欢把自己的弱点暴露给人,我不高兴的时候就是家里人也看不出来,而且就是有时家兄看出来时,他的安慰也很使我腻味,因为那个时候我想安静。这一次不知为什么我那么渴望你,渴望你来说一句温存的话。   

 

后来的事情你知道。你把我说了一顿。我是躲在一个角落里,小心翼翼、鬼鬼祟祟的伸出手来,被你一说马上就老羞成怒了。真的,是老羞成怒。我的眼睛都气得对了起来。我觉得一句好话对你算什么?你都不肯说,非要纠缠我。于是我写了很多惹人生气的话,我还觉得你一定不很认真的看待我,于是又有很多很坏的猜想油然而生,其实那些我自己也不信呢。   

 

后来我又接到你一封信。我高兴了,就把上一封信全忘了。   

 

这一件事你全明白了吧。我这件事情办的坏极了。请你把它忘了吧。你把卑鄙的星期五的来信还给我吧。   

 

我们都太羞怯太多疑了。主要是我!我现在才知道你多么像我。我真怕你从此恨我。我懊恼的往家里走,忽然想起小时候唱的一只歌来,是关于一个老太太和她的小面团。小面团唱着这么一支歌:请你不要吃我不要吃我,我给你唱一支好听的歌。   

 

我把这件事告诉你了。我怎么解释呢?我不能解释。只好把这支歌唱给你听。请你不要恨我,我给你唱一支好听的歌吧。   

 

你说我这个人还有可原谅的地方吗?我对你做了这样的坏事你还能原谅我吗?我要给你唱一支好听的歌,就是我这一次猜忌是最后的一次。我不敢怨恨你,就是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都不怨恨。我把我整个的灵魂都给你,连同它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一千八百种坏毛病。它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   

 

你把它放在哪儿呢?放在心口温暖它呢,还是放在鞋垫里?我最希望你开放灵魂的大门把它这孤魂野鬼收容了,可是它不配。要是你我的灵魂能合成一体就好了。我最爱听你思想的脉搏,你心灵的一举一动我全喜欢。我的你一定不喜欢。所以,就要你给我一点温存,我要!(你别以为说的是那件事啊!不是。)   

 

王小波 星期日 

 

摘自《爱你就像爱生命》

2013 / . 08 / . 12

严歌苓:失眠人的艳遇

严歌苓:失眠人的艳遇

我在寻找一个人。他究竟是谁我无法知道;相貌、年龄、职业,我全不知道。但我大概知道他住哪里,否则我不可能与他亲近起来。我是在半年前发现这个人的,就是说我与他逐步了解、亲近已有半年。所以现在我非得找他了,非得搞清楚他是谁。此之前,我得让你们知道我是谁。

 

我是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女人,刚拿到艺术学位,这座五十层的公寓楼上没人认得我。一个占据最小一隅的、出出进进挂着谁也不惹的微笑的东方女人。我教一点书,时而到餐馆打打工,还在美术用品商店干半个售货员。我的收入五花八门,但我一天也不拖房钱。我非法或非非法地做这做那,消受自己的一分辛劳与寂寞,抑或还有点独享的快乐。

 

此外,我还是个晚期失眠症患者。三十岁这年,我不仅是患者,而且晚期了。原以为到美国来这个症不会跟我来。像是净光一个人来的,跟从娘的产道里爬出来一样净光,没钱、没履历,一切好的恶的附属全被丢在海关狭狭的甬道那边。到美国的第一觉我睡得熟透、我便以为失眠也被成功地遗弃在海关那头了。

 

直到一夜,我略微偏脸,看见一大摊黑色在白床单上。我不认识我的头发,但我认识我的失眠。就是这个情形,我的无数辗转惊扰了它们,它们逐渐爬上我的肩我的脖子,它们开始勒我。

 

那夜我知道我完了,跟癌症一样,它回来了就不会再走。这个回归,就是晚期。辗转越来越急促,我得频繁地扯开渐渐绞紧的黑发。之后我开开灯,对了,就从那夜,我必须睡在明明白白的灯光里,不想那些漆黑的头发再往我颈子上爬。

 

凌晨三点,我放弃了哄自己入睡的全部温存和耐性,离开了床。床的一步开外是窗子,打开来,捂在我脸上浓稠的冷中有异国的陌生。还有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敏感。我发觉了它——挺远一座楼上,在与我相仿的高度,有口窗亮着。接下去的一些夜,在我辗转得疯狂和疲惫都到极致时,我会突然想:哎,去看看那个窗,还亮不亮着。它亮着,一夜夜亮下去了。我开始想,这是个不平凡的对称,一个秘密的与我的对称。

 

如果我把它讲给任何人听,讲到此,人不会再听下去。人会躲开一个无聊透顶的女人远些。包括我曾经的室友们。半年前,我即兴给自己找到了这个独房公寓,在五十层楼顶,月租五百。就那么突然地,我不想再忍受淋浴声、摇滚、国语肥皂剧、煎炸食物的“咝啦咝啦”,以及厨房里的蟑螂。按亮灯的一刹,我听得见它们一哄而散。还有地板上的霉斑,它们蔓延到桌腿、床腿和人腿上。每个人都没意识到自己在翘脚,因为翘脚是在完成功课、看肥皂剧甚至吃饭中进行的。搬家前,我告诉同胞们我睡不着觉。听说我花五百块去买觉,我的同胞对此示出温和的蔑视。他们来美留学有些年数了,已形成一个阶级,我的行为,是种阶级背叛。从大陆中国来的人,都懂得它的严重。

 

“现在你睡着觉了?”李海澜在校门口碰到我问。李海澜是我的男的朋友,不是男朋友。他也学艺术,先我入学一年,却到现在还没毕业。过去他一直劝我别毕业,一毕业就是失业。奖学金好歹管一口饭。“搬到那么贵的房子里,该睡得跟尸首一样了吧?那么高,什么还吵得着你?”

 

我们走进学校咖啡室,他从一只塑料袋里掏了一大钢精锅冷面,吃起来,一点也不怕吓着这些美国学生。有人对他瞪眼,他就将锅作出去:“来点吧?请?”李海澜什么都不怕,在课堂翘着脚发的宏论使他在教授眼里形象优异,思想也优异,因此拿最高奖学金。

 

“我已经”趁他的脸在钢精锅上俯仰,我翻着小日历卡,数那些被红笔圈住的数字。有二十八个红圈。“整整二十八天没睡觉了。”彻底无眠的二十八个昼夜,李海澜认为称得上个事件了。他听说连续五十天无睡眠,人一定会死,我晚期晚得不剩几天了。

 

“你不睡你干什么?”李海澜问我。他要是能够不睡他一定开卡车去,都说开卡车开得阔。要不他就画五十元一张的水彩花卉。他的花卉俗得合宜,在每个社会阶层都有销路。“你写小说?”我摇头。写小说跟画花卉不一样,不是你拿了笔,铺上纸它就出得来的。状态不对。那种状态下去写会把天下人都得罪。“不写你干什么呢?”

 

“就那样……你说我能干什么,大半夜的?”我不知我在斜起嘴笑,但李海澜说我在冷嘲。我脸虚肿,眼袋低垂,我还能有劲去冷嘲谁。

 

“你就是太孤独了!”他把钢精锅“当郎”一声扔进塑料袋,他的课要开始了。“听我的,找个男朋友。日子就是太孤独了,不然我也不会和声声(他女朋友)搬到一块儿。你到最拥挤的地铁上看看,每张脸都被孤独弄得一模一样!”他站起身:“我们是这样的紧密相处,却又彼此孤独得要死。哪个诗人这样说的。”他走走又回来告诉我:“找个男朋友!”

 

结果李海澜把事情想得这么通俗。他根本不懂我对他暗示的那口窗:一个物体一种感觉的存在不会绝对孤立,说不定哪儿就暗暗有个对称。一个长明的窗对称另一个长明的窗,一个无眠的夜对称另一个无眠的夜。

 

我得去找这个人。

 

“电话,姓名,邮政编码都没有?”厕所里碰到个女警察,漆黑脸蛋,血红肥厚的嘴唇,真夸张得漂亮极了。她告诉我地址、电话、姓名都没有,这个人基本上是没有的。

 

我坐在马桶上换下教书的窄裙,套上餐馆的长裤、红制服。女警察在外面说:“你去看过心理医生吗?”

 

我“哗”一下拉开马桶隔间的门,清醒而坚定地说:“有这个人的。”

 

怎么会没这个人呢?一夜、两夜,三夜,芝加哥那么多窗泯了燃,燃了泯,它却始终亮在那儿。亮得并不肯定,像灵性和知觉。

 

我不想和人再讲起它。好比我从不把我最爱的书借给人,人若不懂,书就糟蹋了。我受不了人不懂它。我得认真地悄悄地去寻找,首先要紧的是电话号码。在某个凌晨,我拨通电话,淡说一个:“哈罗”。都会在那一霎感动:原来连孤独自身都不是孤立的,总有一分对称、相伴的孤独。

 

电话公司一个苍老的声音说:没有邮政编号、姓名,就等于什么也没有。

 

星期日早上,我用厚粉底遮掉真脸色,步子快乐地下楼去。

 

我向守门的老爷子问起一幢高度与这座相仿的公寓楼。

 

“附近?据我所知,这一带没有第二幢这样高的公寓。要么是办公楼?”老爷子说。

 

我肯定它是公寓楼,说完我推开死沉的玻璃门。

 

“那一定不是附近!”老爷子在我身后抬杠道。

 

我朝我认定的方向找。街截止了,却没见那楼。它是比想象的远许多。芝加哥的初秋是淡灰的,绿树都旧了。茸似的雨有点呛人,我怕走坏这双好牌子网球鞋,决定乘几站街车。车上只有七八个乘客,其中一个居然还叫得出我名字。

 

“不认识我啦?我是虹虹啊,我们在陈老板店里一块做过啊!来,坐啊!”

 

我记起虹虹来。这个腹上鼓了半只球的孕妇曾经不这么丑,一个傻胖傻胖的墨西哥厨房伙计说她的美是头等,任何残羹他都捞出渣儿攒在一起给她带回家。后来虹虹开始向他借钱,再后来饭店丢了一大笔钱,我们都被拉去做测谎试验。终于来了呜呜叫的警车,那个年轻的墨西哥老乡闪手将一勺滚油泼在自己脚上。他被架上警车时,虹虹在厕所里化妆。

 

“我先生星期日还上班!有挣钱的时间,没花钱的时间!”虹虹两手插在胳肢窝下,胳膊搁在大腹形成的平台上。我想虹虹千万别抽出手,亮个大钻石出来,偏偏就是颗大钻石;随虹虹手势,它划来划去像颗流星。我又想,虹虹千万别迫不及待炫示自己住什么价房子,开什么牌子车。马上地,虹虹叹气说她家房太大、院太大,像住深山老林。我还想,虹虹千万别一掷千金请我一顿,我却果然被拽进一家豪华馆子。最后我想,虹虹你饶了我,千万别提“上你那儿看看。”

 

“你住哪儿。”虹虹在付账后问。

 

“离这儿挺远。”

 

“走,我叫辆计程车送你回去,顺便上你那儿看看。”

 

看了一遭,虹虹的锐气被挫掉不少,我的屋穷归穷,并不如她预期的狼狈。电话闲许久了,偶尔铃响,我扑上去,会先呛一口灰尘。里面越来越少传出我熟悉的声音:亲热的骂,有关买到一件便宜东西的叨叨。谁也不明白每个人怎么就变得孤寡了,不易取悦了,尽管一有人主张聚会,仍是翻天覆地的闹。就像现在,虹虹和我都咋咋呼呼地开心,但我看不出我生活里干吗得有个虹虹。我会在我实在睡不着时打个电话找她解闷吗?我不会。到美国长了,每个人的苦楚早分歧成千差万别,虹虹的苦楚是对洋菜馆的仇恨,若我与她互吐苦衷,一定像聋子的对话,天上一句、地下一句。

 

“你这窗外,要是有树就棒了。”虹虹评论。

 

我讪讪说,这是五十层,有这么高的树吗?我希望虹虹千万别留意窗台上一副微型望远镜。虹虹的眼已经叼住了它们。她向我斜起眼笑,那么一轻挑,意思说,我还以为只有男单身汉才玩这勾当。虹虹端起望远镜,脸作着怪。这时天黑了,雨尖里几乎所有灯都亮着。

 

望远镜从未帮我把那口窗看清晰些。我想证实那盏灯下并非拱着一帮牌鬼子,八只表情复杂的手从东西南北伸来,桌角撂着来路清白的钞票——他们有的是力气血汗,赚钱不比抢钱难。他们一天天活着,每天都是个开始,每天也都是末日。其中也有像我和虹虹这样,从遥远的国度傻乎乎,高高兴兴地就来了。像虹虹和我,手指掐住一个地图上的街名,扎进一家家餐馆,拿准备在舌尖上的英语问:“您这儿要人吗?”

 

听到个“要”字时,顿时想,什么什么都有了着落。而等我拿着艺术学位走出最艰辛的日子,我发觉自己的一点天赋早已死了。或许天赋是必须死的东西,它的死换来了多种多样的生。我甚至打根上就怀疑我伏在案上,让笔在无数格子上爬的手艺是天赋。

 

虹虹在十点左右离开的。我送她到楼下,在计程车驶来的瞬间,我一把揪住她胳膊。

 

“怎么办?我在找一个人!”

 

“啊?!”虹虹说。

 

“我失眠整整三十九天了!”

 

虹虹想了一会,坚决地对我说:“决不要吃安眠药!”然后车把这个虹虹带走了。

 

李海澜押着我到了学校的学生咨询中心。每星期三是健康、心理咨询。李海澜说二者我都急需。我病得很不轻了,不找医生,却上天入地一样找“一个人”,在李海澜看,得好好治了。李海澜有四年没看牙医了,起码起码,我想。在他豁大了嘴笑时,你看得见他萎缩到牙根发黑的牙龈。又萎缩得不统一,参差着,牙更是长长短短。我们都不能再穷困下去了。李海澜嘴角还翘着牙签,对丰衣足食、定时看牙医的美国学生和教授来说,他穷出了风格、样式;穷出了自我宣言,这些正是搞艺术者顶要追求的。

 

李海澜走后,我发现了他。他也在等着咨询什么。我不好意思再问他的名字,一年前他就告诉了我。那时他领我办入学登记手续。一年中他给我买过两杯咖啡,教我使用图书馆的藏书显微机,赞美过我的英语、外套、头发,还有其他。

 

我们都没问过对方的年龄。

 

“你来做什么?”我问。

 

“你呢?”他看我笑。

 

我们同时发觉各自的咨询挺见鬼的。他约我出去走走。傍黑了,去哪儿呢。我喜欢他在过街时下意识地拉拉我手,过后又有意识地赶紧松开。我还喜欢他在一遇到乞丐时用身子把我隔到另一边。再就是他的一点点神经质。温雅、无侵略性。

 

“你咨询什么?”他问。我们坐在我打工的餐馆,工友们见我和个“鬼子”一块都装不认识我,也不给我名分下百分之三十的折扣,眼光却充满恭禧。

 

“我想问问,怎么找到个人,没有姓名、邮电编号。”

 

“电话呢?”

 

“也没有。”

 

“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失眠者。”这令我惊讶: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断定过他属于什么样的人。我想到过他可能是个会计,或一个电脑技工,喜好没完的工作,将一堆字码带回了家,几乎是幸福地度过一个个碌碌有为的夜。在街灯黯淡时,他将掀起长痔疮的屁股,仰起他正在沙漠化的头,打个长哈欠,有点感动和心醉于自己的律己和不无聊。我更多地想象:他是个像我一样的著书者;那种对自己潜力、才华期望过高,夜夜熬自己、榨自己,想最终从自己清苦潦倒的生命中榨出伟大声名的一类人,他们在每个世纪、每个时代、每个国度都占据一个彻夜长明的窗。“一个失眠症患者”我正色对他说。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失眠是事情的实质。这样我和他的遥遥相望,遥遥地相依为命就有了实质意义。

 

他用棕色眼睛看着我,眼神告诉我他是把我的荒诞作为一种情调来接受的。

 

遇到虹虹之后,我再次向那座楼侦察过。是个寂静的正午,我向它出发。途中,我把钱包给了个十七八的黑男孩,不然他手里的刀就把我捅了。其实我裤兜里有一枚小型催泪瓦斯,但我没用它,因男孩在接过钱包时说了声极动人的“对不起”。我只对他逃去的背影说:“请扔下我的身份证”。不仅身份证,他一路扔下了我所有的证,医疗证、学生证、借书证,社会保险证。我逐一捡回它们,心很饱满,有了这些证,就证明是有我这个人的。

 

“哈,失眠者?”他说,用的是英文术语。“这个国家失眠者大多!没看电视上有多少安眠药广告吗?广告不是说,由于赚钱、谋生、债务的压力,失眠者越来越多?广告倒没说,失眠是因为人相互间的疏远、亲近的淡化、孤独感无法得到排遣……”

 

“你怎么知道?”我说。

 

他看着我,看着我。像个警察或医生,专门会从人身上看出麻烦和未来的麻烦。

 

“真的,你看上去不怎么好。”他说。

 

“你也是?”

 

“我也是。”他眼神雾掉了,说,有时的孤独真那么厚、那么稠。“不过,你看上去……你到底怎么了?”

 

“我就是在寻找一个人。听我说……”

 

他摇摇头,意思是,我理解你的胡闹。在美国,生活之所以便当,是因为每件东西都有自己的公式。他在发现我这个人的公式,企图拿公式演算我的心理:茫然=迷惘—理性低潮—精神无定性—某种癫狂。

 

“失眠会让人产生忆想,出现一种不真实的境界……”他对我轻柔地说。

 

这时我们已走在路灯下、灯光中,芝加哥不白的雪花哆嗦着落。我在这一刹那发现他恰恰是高高的、淡旧的,两弯棕色眉弓非常多愁善感,我心里的失眠者就该这模样。

 

“没有姓名、地址、电话。这个人就找不着吗?”我说。

 

他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脸颊,爱怜极了。

 

星期五,我照例打一天餐馆。虽然餐馆的活儿会引起脱肛、上火、背肌劳损之类的职业病,以及奴颜媚骨的笑、忍辱负重的站立行走等等,挣得还不坏。进门时,四个工友正围着一张桌在折餐巾。这是上午,我脸上糊了一层厚颜色,在上帝给我的那张脸上造出了另一张脸。他们说不需要人折餐巾了,需要人去冰库扛冰。他们的脸新鲜,与红制服红得不分谁是谁。我突然冒出股愤怒。昨天夜里你们都睡得很好。睡眠,在夜里是个岛,人得渡到那儿去寻求安全。渡不过去的,譬如我,就在夜里成了所有人的异类。你们自然全渡过去了,在那里相会盟结,白天的戒备和敌意在那里全都得到了协调统一,单单撇下我,落伍失群,孤独得这样彻底!

 

我搬第二桶冰时,他们大声叫我:“作家!老板每天赚一千,只给我们每小时四块五,我们要闹革命,你参加不参加?”

 

这事你们找我来啦?你们结了伴一同睡得内外一新,你们想到了不平等不公道;你们从未留意到你们那长长的、安全的、正常的睡眠盟结中并没有我?你们撇下我,这个不平等不公道对我更要紧。闹革命,我不喜欢这主意,我一星期的营养不良全靠礼拜五这天补过来。

 

又听了叫:“作家,老板娘要生孩子,我们祝孩子没屁眼儿,你祝不祝?”

 

搬第三桶冰我倒了。这么虚弱,我是没料到的。工友们问我怎么了,我的泪一滴滴流下来:怎样启得了口呢?我那不可理喻,见不得人的一点儿眷恋?……

 

我终于找到了那座楼,它和我住的那座相仿地高,楼下草坪也颇癞痢,草菊花也是乌紫色。还有那些出入的人,也都牵着狗,安分满足,谁都怕和谁多说一句话。所有住户的名字是按字母次序排列的,密密麻麻,我全不知从哪儿找起。一有人进出,我马上把眼睛从那些名字上挪开。也像我的住处一样,它有繁琐的安全装置,首先得有密码,其次得有许可,任何像我这样的来访目的不明或诡密的,都被罚在双层玻璃门外枯站。

 

先是出来个轮椅的老头,我想借帮他开门的机会溜进去,他却说:“你等人?等吧。”

 

再是个中年人,心事忡忡对我笑笑,井没有问我:需要帮助吗?他是个神职人员,因为他突然打个弯到我面前,给了我一本小册子,叫做:“你是被爱着的”,封面上有个张开双臂的老太爷,大约是个蹩脚画匠理解中的上帝。

 

在我离开那楼,向巴士站走去时,迎面碰上个人。那人年轻,苍白得人。他对我说:“嘿!”我才认出,是他。他着运动装束是完全意外的形象。我说:“你也住这一带!”

 

“去湖边吗?”他说。

 

只要我再走慢些,就能甩掉他。事情出现了突变,那窗那楼和他似乎一下子有了联系,让我好好理理心绪。

 

“为什么不呢?和我一起跑跑。来呀!就是一夜不睡觉,沿湖边跑跑,人会得到新鲜的神志,会忽然有种优越于全人类的感觉。否则,没有恰当的睡眠,会感到于自卑于其他人。”他说,脚步有板有眼地原地踏着。

 

我蓦然看见他两眼下的暗晕,这给了我某种线索。

 

“昨晚你失眠了?”

 

“失眠在拉丁语中也叫Insomenia。失眠是个古老的病。”

 

巴士出现在路的尽头。

 

“不和我一起去湖边了吗?”

 

“不。”我说。

 

他向前弹去。我看他跑远,一片冬天的影子滑润地被他拖着。他不健壮的身体被太阳追得更赢弱;越来越细小的他却有了个肯定的轮廓。

 

李海澜“啊”了一声。“你还活着?”

 

这已证实了,无医无药可救我,我却依然活着。我显然活过他预言的大限了。

 

“嘿,我找到那个人了。”我说。

 

“看见你和一个老美在一块儿。可惜他不是咱中国人,不过你又不是我的妹妹。”

 

“就一个名字,还有一个邮政号,找了我好多天!”我兴奋地说。

 

“你和那个老美怎么了呢?他在学校教法语,收入还行。”

 

我在想,我和“老美”怎么了呢?整整一个冬天,我和他每天都会碰一回面,像是我俩谁在盯着谁。

 

“你得找个伴儿!有个人说说话打打岔什么的,还是很实惠的。”

 

李海澜认为他已看透了我,看透了整个事情的结局。他没工夫听我解释那个“老美”和我。还在冬天,他提出送我回家。快进电梯时,我要他等等。他问我做什么,我说:信!他轻蔑似地笑道:你还有信?我说:信也没有,睡眠也没有,什么来切割每一天呢?日子不更过瞎了。他陪我走向密匝拥挤的信箱群落。我常常惊心动魄地打开信箱,它是日子里惟一一个谜。我用手将信箱扫了一周,什么也没有。父母已习惯不给我信,或说,已习惯不常收到我的信了。正如他们从我的愉快中读出不愉快。我也能从他们的健康中读出病痛。

 

信箱空的,他尴尬似的笑笑。

 

在电梯里,他吻我了。他说他爱我快赶上爱他自己了,我没有“嗤”一声笑出来。他有许多年没收到过信了,他的答话机十分负责地替他应接电话。他每天服维他命药粒、给室内植物浇水、长跑、到三个大学教法文和法国文学,他还有个女邻居,总来叩门,要他帮忙拉她衣裙背后的拉链。

 

入夜了,雪下得大起来。我躺在他怀里,明明白白躺在灯光里。两点了,他说。我将他又搂得紧些。人们都渡到“睡眠”那个安全的岛上去了。我问他:可感觉地壳在一鼓一瘪地呼吸;落雪一片片在彼此厮摩?

 

他竟没有回答,我一下子坐起来。

 

他怎么可能睡着?他怎么可以与我紧依着,却和所有人一块远远渡去了?这怎么了得?我从未体味过如此彻底的背叛,以及它带给我如此彻底的孤独。我突然想起什么,跃起,扑向窗。在撕开窗帘时,我心里是阵神秘的剧痛。遥远的楼上,那个窗仍亮着。我承认我的不忠贞,但我不是存心的。

 

那以后,我躲着“老美”。他暗示我们住到一块,我暗示他那夜他睡着了。他对我这个伤心的、带有揭露性的暗示非常无辜纯洁地笑了。

 

“那个老美哪点不对你路子?长得不错,手指头上没那么些毛,人多斯文!”李海澜说。

 

“你根本不了解我。”我说。

 

“你这人很不实际!”

 

“我是很不实际。”

 

“不实际有什么正确?!“李海澜,我曾经的室友,在此时凶了我一眼,奔他的课去了。

 

我真的撑不下去了,精神和肉体都被这失眠蚕食得差不多了。我将手臂伸长在肮脏的桌上,头埋在它们之间,摇滚把这个咖啡室弄成了个锻造车间。

 

出校门我见“老美”等在风里。一点儿不忍和感动,使我几乎又要答应他陪我回家。我还是请他离开了我。我眼里胀着泪,他也是。可他连伴儿也不是;他不能把无眠的长夜分走一半。

 

这就回到了小说的开始,回到我在寻找的那个人身上。这时我在五十层楼上的公寓里,失尽了一切情、谊、开怀和体谅。我从床上翻身下地,撕开缠满脖子的黑发。这是凌晨两点,我却离睡眠越来越远。

 

窗帘被拉开,我的浑身大汗顷刻凝下来。一看见那窗,我放了心;只要它还在那儿、亮着,它就还是我的。就今夜吧,怎么样?我对自己说。半年来,我总是在这个时间想到他。我终于从那一大片繁密的住户姓名上找到了他的名字,我把它写在一张黄颜色小纸片上,和一些英文生词一块,满满贴在写字台上方的墙上。

 

这夜我撕下这个名字,又搬出两大本电话簿。我的指尖从无数名字上掠过,气越喘越短。我想,我一定得打这个电话了,名字、电话号码、勇气都来得那么不易。

 

七位数的号码,我顶多按到五位,手指头就乱。于是我拳起手,只留根食指在外面,信号出来了,我一下又压下话机。那边若出来个“哈罗!”我这头该怎么说?说:“我想认识你。”或者:“我们一直是认识的,你一直在陪伴我……”

 

对,对。真是这样,你是惟一肯陪我醒着的人。或许这些都是多出来的话,一个“哈罗”就很好了,其他的,看“哈罗”后面的直觉。

 

结果我没有把这个电话打出去。不知怎么一来我还是将打电话的欲望压制了。

 

第二天早上去餐馆打工,意外地,工友们邀我参加折餐巾。他们在哈欠连天地议论一件事。一个工友在今早开车路过一座公寓楼,见到警察和人群在处理一位自杀者。他从楼顶一层破窗坠落,把楼下被陈雪压了一冬的草菊花砸出个“大”字来。是个男人,年轻的,像胎毛的软头发给风吹来吹去。那楼上的居民都在周围遛狗,都说不认识他。

 

当夜,我不再有打不打电话的痛苦踌躇,我躺在床上,将自己身体装殓进丝质睡裙,心里一遍遍默习工友形容他的模样,我熄了灯的独房公寓里是浑浊的黑暗。

2013 / . 08 / . 10

(俄)伊凡·蒲宁:净身周一

(俄)伊凡·蒲宁:净身周一

陈馥译

 

莫斯科的一个灰蒙蒙的冬日,天色渐暗,刚点燃的煤气街灯射出冷冷的光,商店的橱窗却照得暖烘烘的,摆脱了一天事务的莫斯科的夜生活热闹起来——出租雪橇越来越多,跑得越来越欢,挤满人的忽隐忽现的有轨电车发出更加沉重的声响,昏暗中已经可以看见从电线上迸出来的绿色火星咝咝地散落下来,沿着积雪的人行道匆匆来去的幢幢人影也显得更加活跃……每天一到这个时候,我的车夫就赶着大走马把我从大红门拉往救主堂,因为她住在救主堂对面。我天天晚上都带她去光顾布拉格饭店,或者埃尔米塔日饭店,或者大都会饭店;吃罢饭上剧场,或者音乐厅,然后再到城外小馆子里去吃夜宵……这一切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不知道,并且尽量不去想,不作全盘周密的考虑。同她谈也无用,她绝口不提我们将来如何。她在我心目中是神秘莫测的,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很奇特——还没有达到十分亲密的程度。这使我一直处在一种悬而未决的紧张状态,一种折磨人的期待中。与此同时,在她身边度过的每一小时都使我觉得说不出的幸福。

 

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她在高等女校念书,却又很少去上课,不过也没有完全中断。有一次我问她:“为了什么?”她耸耸肩说:“人世间所做的一切事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我们理解我们的所作所为吗?再说,我喜欢历史……”她一个人生活,她那鳏居的父亲是个巨商出身的学识渊博的人,已经退职,住在特维尔,热衷于收藏。这类商人无不如此。她在救主堂对面一幢楼房里租了第五层拐角上的一套居室,为了从这里鸟瞰莫斯科城。虽然只有两间房,但是宽敞,而且布置得很好。第一间房给一张宽大的土耳其沙发占去许多地方,还有一台价值昂贵的竖式钢琴,她总在练习弹《月光奏鸣曲》那梦一般美的慢板起始段,只练习这一段。钢琴上和镜台上的玻璃花瓶里插着漂亮的鲜花——每逢星期六都有专人按我的指示给她送去鲜花。星期六晚上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往往躺在沙发上(沙发上端不知为什么挂一幅赤脚的托尔斯泰像),不慌不忙地伸出手给我吻,同时心不在焉地说:“谢谢您送花来……”我给她带去一盒盒的巧克力糖、一本本新近出版的书——霍夫曼斯塔尔①、施尼茨勒②、泰特马耶尔③、普日贝谢夫斯基④等人的著作,也只得到她一声“谢谢”和一只伸出来的温暖的手,间或命我穿着大衣在沙发旁边坐下。“不知为什么,”她望着我的海狸皮大衣领沉思地说,“总觉得没有什么比你从外面带进来的冷空气味儿更好的了……”似乎她并不需要花,不需要书,不需要去饭店吃饭,不需要上剧场,不需要到城外小馆吃夜宵,虽然花有她喜欢的也有她不喜欢的,我给她带去的书她都看了,巧克力糖一天能吃完一盒,在饭店吃饭或者下小馆消夜的时候也不比我吃得少,喜欢大馅饼就鳕鱼汤、用煎透了的酸奶油浇的粉红色的榛鸡,有时甚至说:“我不明白,一辈子天天吃饭消夜的人们怎么也不嫌烦。”可是她继续吃饭,消夜,以莫斯科人的方式去理解这一切。她只明显地爱穿,特别喜欢天鹅绒、丝绸、贵重毛皮……

 

①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奥地利诗人,剧作家和小品文作家。

 

②施尼茨勒(1862—1931),奥地利剧作家、小说家。

 

③泰特马耶尔(1865—1940),波兰诗人、短篇小说家。

 

④普日贝谢夫斯基(1868-1927),波兰作家。

 

我们两人都富有,健康,年轻,长得又漂亮,在餐馆和音乐厅里都很引人注目。我是奔萨省人,那个时候我的美貌不知为什么是南国式的,火辣辣的,一位著名演员(其胖无比,贪吃而又聪明)有一天说我甚至“美得有伤大雅”。他像没睡醒似地说:“鬼知道您是哪儿的人,活像西西里人。”我的性格也像南方人一样活泼,总是对人幸福地微笑,善意地打趣。她的美貌呢,却是印度或者波斯式的——黑里透红的脸,看上去有几分险恶的黑而密的秀发,黑貂皮般柔软而有光泽的眉毛,黑天鹅绒般的眼睛,两片红得亮丽的迷人的嘴唇周围衬着一圈黑黑的绒毛。她出门的时候经常穿一件石榴红天鹅绒连衣裙,一双带绿襻的石榴红皮鞋(去上课的时候则穿普通学生装,在阿尔巴特大街一家素食馆吃三十戈比的早餐)。我爱说爱笑,爱玩爱闹,她却相反,多半沉默不语,似乎总在思索着什么,探究着什么。她躺在沙发上看书的时候,常常的把书放下,两眼望着前方,一脸大惑不解的神气。我亲眼看到过这种情形。因为每个月她都有三四天足不出户,在家躺着看书,所以我有时白天到她那里去。她也叫我在沙发旁边的圈手椅里坐下来看书,不许说话。

 

“您太爱说,太坐不住了,”她说,“让我把这一章看完……”

 

“如果我不这样爱说,这样坐不住,我大概永远也不会认识您,”我说,使她回想起我们相识的经过。那是十二月里的一天,我到文艺小组去听安德烈·别雷⑤演讲,他在台上跑来跑去,又唱又跳,我乐得捧腹大笑。她恰好坐在我旁边,起初看见我那副样子觉得莫名其妙,最后竟也哈哈大笑了,于是我立刻嘻嘻哈哈地跟她聊起来。

 

“不错,”她说,“不过还是请您把嘴闭上一会儿,看一会儿书,抽支烟……”

 

“我不能不说话!您想象不出我对您的爱有多强烈!您并不爱我!”

 

“我想象得出。至于说到我的感情,您很清楚,这世上除了父亲和您,我没有别的人了。总而言之,您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这您还嫌不够吗?得了,别谈这些了。有您在没法看书,我们喝茶吧……”

 

于是我站起来去烧开水,沙发背后一张小桌子上就有一把电茶壶。我从摆在小桌子那边墙角里的核桃木玻璃柜里取出茶杯和茶碟,嘴闲扯着:

 

“您看完《火的天使》⑥了吗?”

 

“总算看到底了。词藻华丽得叫人耻于细读。”

 

“昨天在夏利亚平的演唱会上您怎么突然站起来走了?”

 

“他豪迈有余。再说,黄头发的俄罗斯人我都不喜欢。”

 

“您什么都不喜欢!”

 

“对,很多……”

 

“奇特的爱情!”我心里想,一面站在那里等水开,一面向窗外眺望。屋里花香扑鼻,她和花的香气对于我是融合在一起的。一扇窗外是冰雪覆盖的青灰色莫斯科河外区的广阔图景,在远方低处展开。从这扇窗户左边的一扇望出去,可以看见克里姆林宫的一部分。正对面,好像离得特别近,是救主堂那崭新的庞大的白色建筑,它的金光闪闪的圆顶反映着不停地绕着它飞的寒鸦,形成一块块青斑……“奇特的城市!”我对自己说,心里想着野味摊、伊韦尔大街、圣瓦西里教堂,圣瓦西里教堂,加上松林山上救主堂那一组意大利式的大教堂,加上克里姆林宫墙头上的一个个塔尖所包含的某种吉尔吉斯风……

 

⑤安德烈·别雷(1880—1934)俄罗斯象征派主要作家之一。

 

⑥俄国作家瓦·雅·勃留索夫(1873—1924)的长篇历史小说。

 

黄昏时分到这里来,我有时发现她穿一件镶黑貂皮的绸锻上衣躺在沙发上,她说那是她的阿斯特拉罕外婆的遗物。我在她身边坐下,也不开灯,在幽暗中吻她的双手双脚,以及无比光滑的身体……她并不抗拒,只是沉默不语。我不时地寻觅着她的火热的双唇,她由我去吻,不过呼吸变得急促了,但仍旧沉默不语。当她感觉到我要控制不住自己了,就把我推开,坐起身来,并不提高嗓门,请我去开灯,然后自己进卧室去。我开了灯,在会转的琴凳上坐下来,渐渐恢复了常态,热昏的头脑也冷静下来。大约一刻钟以后,她才从卧室里出来,已经穿好衣服准备出门,态度平静而自然,好像刚才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似地问我:

 

“今天上哪儿?要不去大都会饭店吧?”

 

于是一晚上我们谈的又都是些不相干的事情。我们相好不久,我就提到结婚,可她对我说:

 

“不行,我不适合做妻子。不适合,不适合……”

 

这并没有使我失去希望。我对自己说,“等等看吧!”盼着过些时候她会改变主意,也就不再提结婚的事了。我们这种不完全的亲近有时使我无法忍受,然而除了寄希望于未来,我又能怎么样呢?一天,我挨着她坐在夜的黑暗和寂静中,忽然抱头嚷道:

 

“不行,我实在受不了啦!为什么非要这样残酷地折磨我和您自己不可啊!”

 

她没有说话。

 

“反正这不是爱情,不是爱情……”

 

她在黑暗中平静地回答说:

 

“也许吧。不过又有谁知道什么是爱情呢?”

 

“我,我知道!”我大声说。“我会等您有一天知道什么是爱情,幸福!”

 

“幸福,幸福……‘朋友,幸福好比网里水:你拉拉网——鼓鼓囊囊的,可是拖上来一看,啥也没有。”⑦

 

⑦据《战争与和平》第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世界文库》1994年版。

 

“这是什么话?”

 

“这是普拉东·卡拉塔耶夫对皮埃尔说的话。”

 

我挥了挥手,心想:

 

“嘿,东方人的睿智,管它呢!”

 

于是那一晚上又只谈不相干的事情——艺术剧院新排的戏、安德烈耶夫的新短篇小说等等。我又只能满足于起初紧紧拥着穿一件光滑的皮大衣的她坐在飞驰的雪橇上,后来在歌剧《阿伊达》中的进行曲伴奏下随她走进一家饭店的坐满人的餐厅,一起吃喝,听她慢吞吞地说话,望着一小时前我吻过的嘴唇。我对自己说,是的,我刚才吻过;同时怀着欢喜的感恩心情望着她那两片嘴唇和嘴唇上端的黑黑的绒毛,望着她的石榴红天鹅绒连衣裙、两边肩膀的斜线和一对乳房的椭圆曲线,闻着她头发里的一种淡淡的甜香,心里想着:“莫斯科、阿斯特拉罕、波斯、印度!”在一些城郊的餐馆里,当夜宵结束、腾腾烟雾中的喧声在我们周围更大起来的时候,也在吸烟并且也有了醉意的她有时把我带到一个单间里去,叫些茨冈人来。一群茨冈人故意嚷嚷着无拘无束地走进来。歌舞队前面是一个穿后身打褶带金银边饰的直领上衣、眉头用蓝带子斜挂着一把吉他的老头,他的脸像淹死的人一样发青,光秃的脑袋好比一个铁球。跟在他后面的是女领唱,那低低的额头上披着漆黑的刘海儿……她听茨冈人唱歌的时候,脸上挂着痛楚的怪诞的微笑……深夜三四点钟我送她回去,在大门口闭上眼睛幸福地吻她的潮湿的毛皮衣领,然后怀着一种既是兴奋又是绝望的心情奔向大红门。我想,明天、后天还是一样,一样的痛苦,一样的幸福……也罢,必竟是幸福,极大的幸福!

 

一月、二月就这样过去了。谢肉节到了,也过去了。在宽恕周日①,她命我下午四点钟以后去她那里。我到那里的时候,她已经穿戴好了,上身是一件卡拉库尔羔皮短大衣,头上一顶卡拉库尔羔皮帽,脚下一双黑色细毛毡靴。

 

“一身黑!”我进门的时候像平常一样快活地说。

 

她的目光是温柔而平静的。

 

“明天就是净身周一②了,”她说,并且从卡拉库尔羔皮手笼子里抽出一只戴黑色软皮手套的手来递给我,“‘上帝是我生命的主宰……’您愿意去新女修道院吗?”

 

我吃了一惊,但是连忙说:

 

“愿意!”

 

“干吗总出入酒馆,”她又说,“昨天上午我去罗戈日公墓了……”

 

我更加惊讶地问道:

 

“去公墓?干什么?著名的分裂派③公墓?”

 

“对了,是分裂派的。彼得大帝前的罗斯!那里葬着他们的大主教。您想象一下吧:一具棺材,是一根橡木凿成的,古时候都这样做。一块金织锦像是锻压成的,死者的脸上盖着白色圣餐盖布,上面绣了一个粗大的黑色花押,既美又可怕。这具棺材两边是拿着里皮达④和三烛台的助祭……”

 

“您是从哪儿知道这些的?里皮达,三烛台!”

 

“这您可就不了解我了。”

 

“不了解您这么信教。”

 

①谢肉节一周的最后一天,是星期日,紧接着是净身周一。

 

②谢肉节周后紧接着是四十天大斋,大斋第一日,星期一,叫净身周一,在这一天应该醒酒沐浴。

 

③俄罗斯历史上与官方教会对立的一个教派,受到残酷镇压。

 

④圆形木刻圣像。

 

“不是信教。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常常在早晨或者晚上您不拉我上这家那家饭店的时候,到克里姆林宫内那些大教堂去,您一点没有察觉……那两位助祭都是什么人啊!是佩列斯韦特和奥斯利亚比亚①,两边唱诗班席上也都是佩列斯韦特式的人,高大而强壮,身穿黑色长袍,两个合唱队互相应和,此起彼伏,都是齐唱,而且用的是古老的教会乐谱。墓中铺着闪光的枞树枝,外面是严寒天气,太阳照着,白雪炫目……唉,这个您不懂!我们走吧……”

 

黄昏是祥和的,晴朗的,树上挂着白霜。寂静中,一群像修女一样的寒鸦栖在修道院的砖红色墙头上聒噪着,钟楼上的自鸣钟时不时地发出纤细的忧郁的乐音。我们吱吱地踏着积雪进了大门,沿着积雪的小径漫步在公墓园内,——太阳刚刚下沉,天色还很明亮,挂霜的树枝灰色珊瑚般美妙地印在金珐琅似的落霞的天边,墓前的一盏盏永不熄灭的小灯在我们四周以它们的平静而忧伤的火苗神秘地放射着幽光。我跟在她后面,感动地注视着她的小小的足迹,注视着她那双新的黑皮靴在积雪上留下的小星星。忽然间,她感觉到了,转过身来摇摇头,以平静的困惑语气说:

 

“的确,您多爱我啊!”

 

我们曾在埃尔杰利②和契诃夫的墓旁停步。她垂着两只放在暖手筒里的手,久久地望着契诃夫的墓碑,随后耸了耸肩,说:

 

①14世纪末俄罗斯库利科沃会战的英雄。

 

②埃尔杰利(1855-1908),俄国作家。

 

“这是虚情假意的俄文文体和艺术剧院的大杂烩,真叫人反感!”

 

天渐渐黑了,寒气袭人,我们缓步走出大门,等在那附近的一辆马车的驭座上温顺地坐着我的费奥多尔。

 

“我们再逛一逛,”她说,“然后到叶戈罗夫的饭馆去吃最后的薄饼……不过别走快了,费奥多尔,是不是?”

 

“是,小姐!”

 

“金帐大街上有一幢楼房是格里鲍耶陀夫①住过的。我们去找一找……”

 

①格里鲍耶陀夫(1794—1829),俄国剧作家,他的力作是《智慧的痛苦》。

 

于是我们去了金帐大街,在那边的一些花园连花园的小巷里转了许久,也到了格里鲍耶陀夫巷,可是路上没有一个行人,谁能给我们指出格里鲍耶陀夫在哪一幢楼房里住过,又有谁会需要他呢?天早已黑尽,一扇扇被灯火照亮的窗户在挂着白霜的树木后面呈粉红色……

 

“这儿还有马大-马丽亚修道院呢,”她说。

 

我笑起来,问道:

 

“又去修道院吗?”

 

“不,我只不过这么说说……”

 

野味摊上的叶戈罗夫饭馆楼下挤满了毛发蓬乱、穿着臃肿的马车夫,他们正在吃一摞一摞浇足了奶油的薄饼。屋里热气蒸腾,像澡堂一样。楼上几个房间也很暖和,天花板低低的,有些旧派商人在那里边吃烫人的薄饼裹鱼子,边喝冰镇香槟酒。我们走进第二间,里面的一个屋角供着一尊刻在黑木板上的三手圣母像,圣像前点着一盏长明灯,我们在长餐桌旁的黑皮沙发上坐下来……她上嘴唇的绒毛上还挂着白霜,琥珀色的双颊微微泛起红晕,黑色的虹膜和眸子完全融为一体,我无法把我的欣喜的目光从她脸上移开。她一面从香喷喷的暖手筒里拿出一方手帕一面说:

 

“很好!楼下是粗野的汉子,而这里有薄饼就香槟酒,还有三手圣母。三只手!这可是印度了!您是贵族,您不能像我这样理解莫斯科的种种现象。”

 

“我能,我能!”我说,“我们来一回壮宴吧!”

 

“怎么说‘壮’?”

 

“就是说足吃一顿。您怎么会不知道?‘格奥尔吉说……’”

 

“好极了!格奥尔吉!”

 

“不错,就是手长的尤里公。‘格奥尔吉对北方公斯维雅托斯拉夫说:兄弟,到莫斯科我那里来吧!’于是命人设壮宴。”

 

“多好啊!如今只有北方的一些修道院还有这个罗斯的遗迹。再加上教堂颂歌。不久前我去过圣母受孕修道院,您真想象不出那儿的颂歌唱得有多美!神迹修道院的还要更好。去年受难节周我天天到那儿去。哦,太好啦!到处都是水洼,空气温软,内心总有那么一种柔和、伤悼的感觉,而且无时不感觉到祖国,它的古代……大教堂所有的门都开着,整天都有普通的百姓进进出出,整天都在祈祷……哦,我要进修道院,找一处最偏僻的,伏洛格达或者维雅特卡时代的!”

 

我想说,那么我也去,或者我把什么人杀了,好让人把我流放库页岛,可是由于心情激动,我忘乎所以地点燃了一支烟,这时一个穿白衣白裤、腰里系一根红带子的堂倌走过来恭恭敬敬地提醒我说:

 

“对不起,先生,我们这里不允许吸烟……”

 

接着他又特别殷勤地急速地说:

 

“要什么就薄饼?家酿草浸酒?鱼子、鲑鱼?吃鱼汤我们有少见的好赫列斯酒,吃宽突鳕鱼……”

 

“吃宽突鳕鱼也要喝赫列斯酒,”她补充说,这一晚上她不断亲切地说这说那,使我满心欢喜。后来她说些什么,我已经不大注意了。她眼晴里含着静静的光辉说:

 

“我太爱罗斯编年史、罗斯传说了,直到现在,总把那些我特别喜欢的章节拿来左读右读,读得烂熟才罢。‘罗斯境内有一座城,人称穆罗姆,该城主公名为帕维尔。魔鬼遣使飞蛇与其妻交。此蛇化作极美的人身前来……”

 

我故意瞪大了眼睛说:

 

“啊呀,真可怕!”

 

她并不理会,接着说:

 

“上帝就这样试探她。‘等到她善终的时刻来临,主公夫妇祈求上帝让他们同一天辞世。未妇二人商定同棺而葬,于是命人用一块石料凿出两个寝位,双双同时穿上僧袍……’”

 

我的不经意又一次变为惊讶,甚至恐慌,心想:她今天怎么啦?

 

这天晚上,我送她回去的时候才十点多钟,完全不似平日。她在楼门口和我告别,我已经上了橇车,她突然拉住我说:

 

“等一等。明天晚上十点以前别来找我。明天艺术剧院有白菜会①。”

 

①业余喜剧性娱乐晚会。

 

“怎么啦?”我问,“您想去参加白菜会?”

 

“嗯。”

 

“可是您说过,您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些白菜会更庸俗的东西了!”

 

“到现在也不知道。不过我还是想去。”

 

我心里直摇头,——这都是怪癖,莫斯科人的怪癣!不过我还是情绪饱满地用英语回答说:

 

“好吧!”

 

第二天晚上十点钟,我乘电梯到她的房门口,用自己的钥匙开了门,却没有立刻走进黑暗的前室,因为里面的房间亮得不寻常,所有的大吊灯、镜子两旁的枝形灯、大沙发枕后那罩着轻薄的灯罩的高脚灯都开了,而钢琴正奏着《月光奏鸣曲》的起始段,音流逐渐高上去,越来越使人黯然,越来越富于吸引力,充满梦游样的感伤。我碰上前室的门,琴声戛然而止,传来衣裙的窸窣声。我走进去,她挺直身躯,有点像表演似的站在钢琴旁,身上的黑天鹅绒衣裙使她显得更加苗条,华丽的衣着、漆黑的头发拢成的充满节日气氛的发式、裸露的暗琥珀色的双臂和双肩、两只乳房的娇柔而丰满的上端曲线、略施脂粉的腮边一对闪闪发光的钻石耳坠、黑绒般的眸子和绒绒的红唇都熠熠生辉。她的两鬓各有一条又黑又亮的小辫子朝着眼睛弯上去形成半圆,使她看上去像民间板画上的东方美女。

 

“如果我是歌唱家,在台上演唱过了,”她望着我那张惶失措的面孔说,“我就会亲切地微笑着向左右上下微微鞠躬,答谢听众的热烈的掌声,并且暗自小心地用脚踢开拽地长后襟,免得踩着它……”

 

她在白菜会上抽了许多烟,不断呷着香滨酒,目不转睛地看演员们以大喊大叫和叠句表演着巴黎的什么东西,而白发黑眉的高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洗衣槽般的脸上戴一副夹鼻镜的敦实的莫斯克温,两人都故作严肃状,在众人的哄笑声中跳疯狂的康康舞。卡恰洛夫端着一杯酒朝我们走过来,他已经喝得脸发白,挂着一绺淡黄头发的额上冒出大滴的汗珠。他举起酒杯,做出一副阴郁的馋相望着她,用他演员的低音嗓子说:

 

“女皇,沙马汉的女皇,祝你健康!”

 

她慢慢露出微笑,并且和他碰了碰杯。他拉起她的一只手,如醉如痴地俯下身去,几乎跌倒。他恢复常态以后,咬紧牙关看了我一眼说:

 

“这是什么美男子?讨厌。”

 

接着一架手摇风琴嘶哑着,呼啸着,轰鸣着奏起蹦蹦跳跳的波尔卡舞曲,于是那个总是急急忙忙赶往什么地方的矮小的、满面笑容的苏列尔日茨塞用滑步飞到我们跟前,以鞠躬到地表演了一番客商市场的殷勤,然后急忙喃喃说:

 

“请允许我邀请您跳波尔卡……”

 

她微笑着站起来,接着就灵巧地、短促地踏着拍子,闪耀着她的耳坠、她的黑天鹅绒衣裙和裸露的双肩双臂,跟着他从一张张小桌间走过去,众人以赞赏的目光和掌声为他们伴和,他还仰起头像山羊一样叫道:

 

快走吧,快走吧,

 

我跟你跳波尔卡!

 

夜里两点多钟,她微闭双目站起身来。我们穿好外衣以后,她看了看我的海狸皮帽,又抚了抚我的海狸皮大衣领,向门口走去,同时既不像开玩笑、又不像是一本正经地说:

 

“当然美。卡恰洛夫说的是实话……‘蛇化作极美的人身……’”

 

路上她沉默不语,歪着头避开迎面而来的明月下的暴风雪。那一轮满月渐渐躲进克里姆林宫上空的一团浮云中,这时她说:“像个发光的颅骨。”救主塔上的钟敲了三下,她又说:

 

“这声音多么古老,有点像白铁,生铁的声音。十五世纪夜里三点钟敲的也是这种声音。佛罗伦萨的钟声也完全一样,使我想起莫斯科……”

 

当费奥多尔在她的楼门口勒住马的时候,她有气无力地说:

 

“您让他走吧……”

 

她从来不允许我深夜到她楼上去,我震惊了,张惶地说:

 

“费奥多尔,我自己走回去……”

 

我们默默地乘电梯登上去,走进公寓那夜间的温暖和寂静中,只有取暖炉里有小锤敲击声。我帮她脱下因洒了一身雪粉而变得滑溜溜的皮大衣,她又从头上取下湿漉漉的大毛围巾扔在我手里,匆匆向卧室走去,弄得绸衬裙窸窣作响。我脱了外衣,走进第一个房间,怀着如临深渊般的心情在土耳其长沙发上坐下来。被灯光照得通明的卧室开着门,从里面传来她的脚步声,听得出她从头上扯下连衣裙时绊着了发夹……我起身走到卧室门口,她只穿一双天鹅绒便鞋,背对着我站在梳妆台前,正用甲骨梳子梳理垂在腮边的黑丝般的长发。

 

“你总说我很少想到它,”她把梳子扔到镜台上,又向后甩了甩头发,转过身来面对着我说,“不对,我想到的……”

 

黎明时我感觉到她在动。我睁开眼,发现她直视着我。我从被褥和她的身体的温热中稍稍抬起身子,她俯向我,低声而又平静地说:

 

“今天晚上我要上特维尔去。是不是去很久,只有上帝知道……”

 

她说完便把她的脸颊紧贴在我的脸颊上,我感觉得到她的湿润的睫毛一眨一眨。

 

“我一到就写信对你说清楚。把将来的事说清楚。现在请回吧,让我一个人待着,我太累了……”

 

于是她又倒在枕头上。

 

我小心地穿好衣服,畏怯地吻了吻她的头发,踮着脚尖走到外面楼梯上来,苍白的曙光已经照亮了它。我踏着新下的一层粘鞋的雪走去,暴风雪已经停了,一切都那么平静,沿着街道向前望去可以看得很远,空气中既有冰雪的,又有从面包房里飘散出来的气味。我走到伊韦尔教堂,里面燃着一堆堆篝火般的蜡烛,炽热而又明亮。我挤进一群老婆子和乞丐当中,在被众人踩实了的雪地上跪下来,摘去帽子……有个人碰了碰我的肩膀,我一看,是个极可怜的老婆子望着我,因眼里涌出同情的泪而蹙起眉头说:

 

“唉,别这么伤心,别这么伤心!罪过!罪过!”

 

两个星期以后我收到的那封信写得很短,她口气温柔、但却紧决地请求我别再等她,也别再想法找她,见到她。她说:“我不会回莫斯科了,目前先去做见习修女,以后也许决定落发……愿上帝赐予你力量不给我回信,延长和增加我们的痛苦是无益的……”

 

我照她的请求做了。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混迹于一些最肮脏的酒馆,狂饮无度,以各种方式沉沦下去,越陷越深。后来才渐渐恢复常态,变得冷漠,无望……自从那个净身周一以后过了差不多两年……

 

1914年,新年前夕,也像那个难忘的黄昏一样宁静,晴朗。我从住处出来,叫了一辆出租马车,向克里姆林宫驶去。到了那里,我走进空空的大天使教堂,伫立良久,没有祈祷,只在昏暗中望着圣像壁和几位莫斯科公的墓碑上的陈年黄金的微弱闪光。我站在那里,在使人不敢呼吸的空空的教堂的特别的寂静中,似乎期待着什么。出来以后,我叫车夫去金帐大街。马不慌不忙地走着,像那个黄昏一样,经过一些花园连花园、一扇扇窗户被灯火照亮的小巷,走过格里鲍耶陀夫巷,我一路哭啊,哭啊……

 

在金帐大街上,我让马车停在马大-马丽亚修道院大门口,修道院的院子里黑压压地停着许多马车,可以看见一座不大的烛火通明的教堂敞着门,从里面传出哀戚的、使人感动的女声合唱。我不知为什么一定要进去。看门人在大门口拉住我,温和地恳求说:

 

“不行,先生,不行!”

 

“怎么不行?进教堂不行吗?”

 

“当然可以,先生,可以,不过看在上帝份上,请您别进去,大公爵夫人伊丽莎白·费德罗夫娜和大公爵米特里·帕雷奇正在里边……”

 

我塞给他一卢布,他难过地叹了一口气,放我进去了。我刚走进那院子,就有一些人捧着圣像、举着神幡从教堂里走出来,后面跟着身穿白色长袍、头戴额前绣着金十字的白巾的高个子、瘦脸的大公爵夫人,她拿着一支大蜡烛,垂着眼睛慢慢地、庄重地向前走,身后是一长列唱着歌并且将蜡烛举至脸颊边的白衣修女——我就不知道她们的身份为何,又往哪里去了。也不知为什么,我十分注意地看着她们。走在那行列中间的一个忽然抬起蒙着白巾的头,又用一只手遮住烛火,一双黑眼睛的视线便穿过黑暗似乎正是向我投过来……在黑暗中她能看见什么?她怎么会感觉到我在那里呢?我转身悄悄地走出了大门。

2013 / . 08 / . 06

(美)海明威:阿尔卑斯山牧歌

(美)海明威:阿尔卑斯山牧歌

 陈良廷译

 

哪怕是一清早就下山,走进山谷也很热。太阳把我们随身带着的滑雪屐上的积雪融化了,把木头也晒干了。春天来到了山谷,但是,太阳十分热。我们沿着大道来到加耳都尔,随身带着滑雪屐和帆布背包。我们经过教堂墓地时,那儿刚刚举行过一场葬礼。一个神甫从教堂墓地出来,经过我们身旁,我对他说“感谢主”①。神甫哈一哈腰。--

 

①原文为德文,译文用仿宋字体表示,下同。

 

“奇怪,神甫总是不跟人说话,”约翰说。

 

“你以为他会说‘感谢主’吧。”

 

“他们从来不答腔,”约翰说。

 

我们在路上停了下来,瞅着教堂司事在铲新土。一个农民站在墓穴旁边,他有一部黑黑的络腮胡子,脚登高统皮靴。教堂司事歇一歇,伸伸腰。那个穿高统靴的农民把教堂司事手里的铲子拿了过来,继续把土填进墓穴——象在菜园里扑洒肥料那样,把土铺得很均匀。在这个阳光灿烂的五月早晨,这桩填墓穴的事儿,看来好象是不真实的。我简直不能想象会有什么人死亡。

 

“你倒想想看,象今天这样的日子,竟然会有人入土,”我对约翰说。

 

“我不喜欢这档子事。”

 

“唔,”我说,“我们才不要这么做。”

 

我们继续沿大道走去,经过镇上许多房屋,到客店去。我们已经在西耳夫雷塔滑了一个月的雪,这会儿能够下山,来到山谷,真是不错。在西耳夫雷塔滑雪固然很好,可是,那是春天滑雪,雪只在清晨和黄昏才顶事。其余的时间,雪都让太阳给糟蹋了。我们两人都对太阳感到厌烦了。你没法逃开太阳。唯一的阴影就是岩石和一间茅舍投下的,茅舍就在冰川旁边,靠一块岩石的庇护造了起来。可是,在这阴凉的地方,汗水却在你的衬衣裤里冻结了。你不戴上墨镜,就无法坐到茅舍外面去。面孔晒得黧黑本来是件乐事,无奈太阳一直令人觉得十分疲累。你不能在太阳底下休息。能够离开雪,下山来,我真快活。春天上西耳夫雷塔山,时间太迟了。我对滑雪也有点儿感到厌烦了。我们呆得时间太长了。我嘴里还有我们一直在喝的雪水的一股味道,那是茅舍的铅皮屋顶上融化的雪水。这股味道也是我对于滑雪的感受的一个组成部分。我真高兴,除了滑雪,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我很高兴,能够下山,能够离开高山上那种反常的春天天气,置身在山谷里这种五月早晨的天其中。

 

客店老板坐在门廊那儿,他的坐椅向后翘起,抵着墙壁。厨师坐在他身旁。

 

“滑雪,嗨!”客店老板说。

 

“嗨!”我们说着,把滑雪屐倚在墙根,拿下我们的帆布背包。

 

“山上怎样啦?”客店老板问道。

 

“很好。太阳稍嫌多了一点。”

 

“是呀。今年这时候太阳太多了。”

 

厨师仍是坐在椅子里。客店老板陪我们进去,打开他的办公室,取出我们的邮件。有一捆信和一些报纸。

 

“来点啤酒吧,”约翰说。

 

“行。我们到里头去喝。”

 

客店老板拿来两啤酒,我们边喝酒边看信。

 

“最好再来些啤酒,”约翰说。这回送酒来的是个姑娘。她脸呈笑容,打开铺盖。

 

“许多信,”她说。

 

“是呀,许多。”

 

“恭喜,恭喜,”她说着,拿了空瓶出去。

 

“我已经忘记啤酒是啥味道了。”

 

“我没有忘记,”约翰说。“在山上茅舍里,我总是大想特想啤酒。”

 

“唔,”我说,“这会儿我们终究喝到啦。”

 

“任何事情都决不应该干得时间太长。”

 

“是呀。我们在山上呆得时间太长了。”

 

“真他妈的太长了,”约翰说。“把事情干得时间太长,没有好处。”

 

太阳打敞开的窗户进来,透过啤酒瓶,照在桌上。瓶子里都还有一半酒。瓶子里的啤酒上都有一些浮沫,沫子不很多,因为天气还十分冷。你把啤酒倒进高脚杯子里,沫子就浮上来。我打敞开的窗户望出去,看着白色的大道。道旁的树木都满是尘埃,远处是碧绿的田野和一条小溪。溪边一溜树木,还有一个利用水力的磨坊。通过磨坊的空旷的一边,我看到一根长长的木头,一把锯子不断地在木头里上下起落。似乎没有人在旁边照料。四只老鸦在绿野里走来走去。一只老鸦蹲在树上监视着。在门廊外面,厨师离开他的坐椅,经过门厅,走进后面的厨房。里边,阳光透过空玻璃杯,落在桌上。约翰头靠在双臂上,身子往前冲。

 

透过窗户,我看到两个人走上门前的踏级。他们走进饮酒室。一个是脚登高统靴、长着络腮胡子的农民。另一个是教堂司事。他们在窗下的桌边坐下。那个姑娘进来,站在他们的桌边。那个农民好象并不朝她看。他双手放在桌上,坐在那儿。他穿着一套旧军服。肘腕上有补丁。

 

“怎么样啦?”教堂司事问道。那个农民却一理不理。

 

“你喝什么?”

 

“烧酒,”农民说。

 

“再来四分之一升红葡萄酒,”教堂司事对那个姑娘说。

 

姑娘取来了酒,农民把烧酒喝了。他望着窗外。教堂司事瞅着他。约翰已经把头完全靠在桌上。他睡着了。

 

客店老板进来,跑到那只桌子那儿去。他用方言说话,教堂司事也用方言回答。那个农民望着窗外。客店老板走出了房间。农民站了起来。他打皮夹子里取出一张折叠的一万克罗宁①的钞票,把它打开来。那个姑娘走上去。

 

①德国货币,一克罗宁约等于四个半马克。

 

“一起算?”她问道。

 

“一起算,”他说。

 

“葡萄酒我来会钞,”教堂司事说。

 

“一起算,”那个农民又对姑娘再说一遍。她把手探进她的围单口袋,拿出许多硬币来,数出了找头。农民走出门去。等他一走,客店老板又进来同教堂司事谈话。他在桌旁坐下,他们用方言谈话。教堂司事显得很有趣。客店老板则一派厌恶的神情。教堂司事打桌旁站了起来。他是个留着一撮小胡子的小个儿。他探身伸出窗外,望着大道。

 

“他进去啦,”他说。

 

“到‘狮子’去啦?”

 

“是。”

 

他们又谈了一阵子话,接着,客店老板向我们桌子这边走来。客店老板是高个子的老头儿。他看着约翰睡着了。

 

“他很累。”

 

“是呀,我们起得早。”

 

“你们要马上吃东西吗?”

 

“随便,”我说。“有什么吃的?”

 

“你要什么有什么。那姑娘会拿菜单卡来。”

 

姑娘拿来了菜单。约翰醒了。菜单是用墨水写在卡片上,然后把卡片嵌在一块木板上。

 

“菜单来了,”我对约翰说。他看看菜单,人还是瞌眊懵懂的。

 

“你同我们来喝一杯好吗?”我问客店老板。他坐下来。

 

“那些个农民真不是人,”客店老板说。

 

“我们进镇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农民在举行葬礼。”

 

“那是他妻子入土。”

 

“啊。”

 

“他不是人。所有这些农民都不是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简直不会相信。你简直不会相信刚才那个人是怎么一种情况。”

 

“你说说看。”

 

“说了你也不会相信。”客店老板对教堂司事说。“弗朗兹,你过来。”教堂司事来了,手里拿着他那小啤酒和酒杯。

 

“这两位先生是刚从威斯巴登茅舍下来的,”客店老板说。我们握握手。

 

“你要喝什么?”我问道。

 

“什么也不要,”弗朗兹晃晃手指头。

 

“再来四分之一升怎样?”

 

“行呀。”

 

“你懂得方言吗?”客店老板问。

 

“不懂。”

 

“究竟是怎么回事?”约翰问道。

 

“他就要把我们进镇来的时候看到的那个在填墓穴的农民的情况告诉我们。”

 

“不过,我听不懂,”约翰说。“说得太快了。”

 

“那个农民,”客店老板说,“今天送他的妻子来入土。她是去年十一月里死的。”

 

“十二月,”教堂司事说。

 

“这没多大关系。那么,她是去年十二月死的,他报告过村社。”

 

“十二月十八日,”教堂司事说。

 

“总之,雪不化,他就不能送她来入土。”

 

“他住在巴兹瑙那边,”教堂司事说,“不过,他属于这个教区。”

 

“他根本就不能送她出来?”我问道。

 

“是呀。得等到雪融化了,他才能从他住的地方坐雪橇来。所以他今天送她来入土,神甫看了看她的脸,不肯掩埋她。你接下去讲吧,”他对教堂司事说。“说德国话,别说方言。”

 

“神甫觉得很稀奇,”教堂司事说。“给村社的报告是说她因心脏病死的。我们也知道她患心脏病。她有时候会在教堂里昏厥了。她已经好久没上教堂了。她没有力气爬山。神甫揭开毯子,看了她的脸,就问奥耳兹,‘你老婆病得很厉害吧?’‘不,’奥耳兹说。‘我回到家,她已经横在床上死了。’

 

“神甫又看了她一下。他并不喜欢看她。

 

“‘她脸上怎么弄成那个样子?’

 

“‘我不知道,’奥耳兹说。

 

“‘你还是去弄弄清楚吧,’神甫一边说,一边又把毯子盖上去。奥耳兹什么也没说。神甫望望他。奥耳兹也望望神甫。‘你要知道吗?’

 

“‘我一定要知道,’神甫说。”

 

“精彩的地方就在这儿,”客店老板说,“你听着。弗朗兹,往下说吧。”

 

“‘唔,’奥耳兹说,‘她死的时候,我报告过村社,我把她放在柴间里,搁在一块大木头上面。后来我要用那块大木头,她已经绷绷硬了,我便把她挨着墙竖起来。她嘴巴张开,每逢我晚上走进柴间去劈那块大木头时,我就把灯笼挂在她嘴上。’

 

“‘你干吗要那样做?’神甫问道。

 

“‘我不知道,’奥耳兹说。

 

“‘你那样挂过许多回啦?’

 

“‘每当我晚上到柴间去干活时都挂过。’

 

“‘这真是大错特错的事,’神甫说。‘你爱你的妻子吗?’

 

“‘对,我爱她,’奥耳兹说。‘我真爱她。’”

 

“你全都明白了吧?”客店老板问道。“你对他妻子的情况都明白了吧?”

 

“知道了。”

 

“吃东西了,好吗?”约翰说。

 

“你点菜吧,”我说。“你认为这是真的吗?”我问客店老板。

 

“当然是真的,”他说。“这些个农民真不是人。”

 

“他这会儿到哪里去啦?”

 

“他到我的同行‘狮子’那儿去喝酒了。”

 

“他不愿意跟我一起喝酒,”教堂司事说。

 

“打从他知道他妻子的情况以后,他就不愿意同我一起喝酒,”客店老板说。

 

“喂,”约翰说,“吃东西了,好吗?”

 

“好,好,”我说。

2013 / . 08 / . 01

肖复兴:总有一处让你感动

肖复兴:总有一处让你感动

生活在这样一座惯性很强的城市里,常常会让你涌出许多烦恼甚至痛苦,比如房子,孩子,职称,欺骗或假冒伪劣,道路拥堵,大气污染,沙尘暴困扰……城市越建越漂亮宽敞,人心却并未见得一定与之成正比。庸常的人生,由烦恼和痛苦组成的琐碎日子,总要多于快乐和幸福。

 

但是这座城市里总合有哪一处能让称突然感动,让你觉得在烦恼和痛苦荆棘丛生之中的那一点亮色,就像前些天沙尘暴天气令路两旁照样有桃花和丁香的开放。前两天看报纸上刊登的消息,说跑在长安街上那辆有名的“快乐小巴”的售票员李国庆家庭的不快乐。

 

他的妻子因长期患病而导致下肢瘫痪,他13岁的女儿一岁半时双目失明,到好多医院都查不出原因,两年前突然复明,却开始担当起照顾妈妈的任务。善良的委子不愿意连累他们父女俩,曾自杀未遂。一家三口生活在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烦恼和病苦可想而知。李国庆却将这些烦恼和痛苦嚼碎了咽进自已的肚里,而将快乐带上小巴,带给别人,每天一边卖票一边说快板、唱歌、讲笑话,直至把嗓子说肿、化脓。

 

说起快乐,李国庆这样理解:“我爱人能多活一天,我们一家三口能在一起多呆一天,我在这个世界上就最快乐了。

 

说实话,听到这话,我很感动。看这张报纸时,北京第十次沙尘天气刚过,风沙依然很大,但李国庆的这话让我暂时忘记了这些,也忘记了自己是身在何处,望着毛玻璃一样友蒙蒙的天空,只感到阳光暖洋洋地照在我的身上。

 

我突然想起了前些日子对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关于幸福的议论,张大民的生活算不算是幸福和快乐?其实,对于幸福和快乐,从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成克杰之流聚敛钱财,贪得无厌,是一种自认为的幸福和快乐;中产阶级房子汽车娇要美“蜜”升迁出国,是一种自认为的幸福和快乐:小布尔乔亚附庸风雅的点缀和追逐时髦的矫情,是一种自认为的幸福和快乐……张大民和李国庆的幸福和快乐,就是这样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在痛苦的生存中体味人情冷暖和人性至纯至爱的部分。张大民和李国庆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同张大民不一样的地方,李国庆没有他漂亮能干妻子的那份福气,李国庆的妻子瘫在床上;同张大民更不一样的地方,张大民所有的贫嘴带来的苦中作乐是为了自己的家,而李国庆则是件快乐传递给了别人。

 

不知怎么搞的,我由李国庆又想起了另一个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上过电视里的“东方时空”,我就是在那里希见他那厚厚的近视眼镜,和同李国庆一样窄巴巴的家。那个人的影子总在我的脑海里晃。他也生活在这座城市,每天黄昏卖报纸时总要拉起他的小提琴,让他的琴声伴随他自量年就向往却已经逝去的梦境,伴随如今现实中每日黄昏的街头,送给每一个买报纸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和李国庆是属于向一种人,他们都是将平凡的人生演绎得充满浓郁的人情味,将烦恼和痛苦化解为生存的动力和营养。

 

走在这座熟悉的城市里,迎面会碰见许多索不相始的人。我想音定会有不少是和李国庆和那位拉小提琴的卖报者一样的人。是他仍支撑着这座城市,让这座城市充满人情味,让这座城市在某一时刻是那样地让人感动,以至你想为它落泪。

2013 / . 07 / . 30

苏童:已婚男人

苏童:已婚男人

 

 

到了秋天,杨泊的身上仍然穿着夏天的衣服,一件浅蓝色的衬衫,一条式样已经过时的直筒牛仔裤,杨泊的脚上仍然穿着黑色皮凉鞋,有时候在风中看见杨泊裸露的苍白的脚趾,你会想起某种生存的状态和意义。

 

杨泊是一个已婚男人。

 

杨泊是一个有了孩子的已婚男人。

 

杨泊的家在某条商业衔上的新式公寓里,去商业街购物或者困逛的朋友们经常去敲他家的门。杨泊家的门框上装有电铃按钮,但它已经坏了。门口有一块草垫子,是供人擦鞋用的,草垫子边上有一只红色塑料捅,里面堆满了形形色色的垃圾。我敲门,或者别人敲门,冯敏会抱看孩子风风火火地跑来开门。冯敏的长发胡乱地用一条手绢绾住,她的头发上散发出海鸥牌洗发膏的气味。冯敏把怀里的孩子调整好位置,说,你好。她的神情有时候慵倦,有时候欣喜,别人是无法事先预料的。冯敏说,这孩子把我累得半死不活,成天要抱在手上。劳驾你给我去洗洗菜吧,我一早就把菜泡在水池里了,就是没空洗。杨泊他一早就去公司了。这些都是前两年对杨泊家的印象了。那时候杨泊正忙于筹备他的经济信息公司,杨泊总是不在家,去找杨泊实际上就是去找他的妻子冯敏和他的大头婴儿,杨泊的朋友们注意到婴儿的脑袋和硬朗的头发,这一点酷似杨泊。

 

杨泊现在蜗居在家,现在是1989年了,世界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渐渐趋向于肥胖臃肿,而杨泊却变得瘦弱不堪。有一天他花了一毛钱站到街头的健康游艺秤上测定一下健康状况,只接到一张小卡片。卡片上标明身高1米73,体重60公斤。杨泊觉得卡片内容过于简单,他问收钱的女人,就这些?女人说,就这些,你还想知道哪些?有病要去医院检查。杨泊笑了笑,又定神看了看小卡片,他还是很吃惊。他记得自己的体重一直是70公斤,身高是1米75。体重减轻情有可原,身高怎么也会缩掉2厘米呢?杨泊把小卡片摔在地上,回头说,你的游艺秤一点也不准确。那个女人轻蔑他说,你要是不相信科学测定,可以去屠宰厂的磅秤上秤一下试试。

 

杨泊的公司到了秋天已经不复存在了,秋天的时候他经常走过公园路上公司的旧址,那是一栋黄色小木屋,他的公司散架的第三天,就有一家誊印社搬了进去。杨泊站在街对面看了一会儿,突然发现他的办公室窗台上的那盆吊兰。那是他遗忘了的唯--件私物,杨泊就跑过去拨开搬家的人群,他抱住那盆吊兰往外走,有人拽住他的胳膊说,你怎么回事?杨泊说,这是我的。他用双肘把那人撞了个趔趄,杨泊说,滚开,这是我的东西。后来杨泊抱着那盆垂死的吊兰回家。他在繁华拥挤的大街上疾走。远远地你能从人群中认出杨泊来,一个特点是他的衣着总是跟不上季节的转换,另一个特点是他的硕大的头颅,它在街道人群中飘浮而过,显得沉重而又孤独。

 

杨泊的朋友王拓碰巧目睹了杨泊家遭劫的一幕,王拓是为了女孩的事去向杨泊求救的,后来每逢谈到此事,王拓就很窘迫。

 

王拓上杨泊家楼梯时,听见上面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下来一大群人,他们在往楼下搬东西。王拓看见杨泊也在里面,他和另外三个人搬一台冰箱。杨泊朝王拓笑了笑说,你来了。王拓说,谁搬家?杨泊说,我。王拓说,怎么不通知我,搬哪里去?杨泊说,随便。王拓当时没意识到什么,他帮着把冰箱搬到楼下,又搬到卡车上,这时候杨泊拍了拍手,把那群人--介绍给王拓,王拓跟他们握完手,听见杨泊说,好了,你们开车走吧。

 

王拓跟着杨泊又走上楼梯,杨泊走在前面,他的步态很疲乏,身子有点摇摇晃晃的,杨泊突然说,王拓,这下没有冰啤酒招待你了,冰箱让他们抬走了,电视机也让他们抬走了,王拓说,怎么回事?他们是什么人?杨泊说,我借了他们的钱,没法还清,他们来搬东西,公平交易。杨泊转过脸来,他的表情很平静,拉了拉王拓,来呀,我还有两瓶啤酒,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凉着呢。王拓说,这帮狗日东西趁火打劫,你还帮他们抬?杨泊说,这有什么关系?他们人少。王拓又说你还正儿八经地给我介绍这人那人的,怎么还有这份心思?杨泊说,这有什么关系?大家见了面总要介绍一下的,就算认识了。

 

走进杨泊家,王拓一眼看见冯敏握看把扫帚站在屋子中央,孩子在卧室里大声啼哭,冯敏的脸色苍白,眼圈是红的,她显然是刚刚哭过。王拓有点不知所措,他不知道冯敏握着扫帚想干什么。杨泊始终没有朝冯敏看一眼,杨泊把王拓推到沙发上坐下,说,没什么,我们喝点啤酒,啤酒这会儿肯定还凉着呢。杨泊拿来两个杯子斟满,自己先喝了半杯,他舔了舔嘴唇,说,果然还凉着,挺过瘾的。这时候孩子又哭起来了,王拓看了看冯敏,冯敏仍然握着扫帚站在那里。王拓说,今天就别喝了吧。杨泊说,为什么不喝,一会儿啤酒就不凉了。这时候冯敏僵立的身体动了一下,紧接着她把扫帚从门外扔进来,撞到杨泊的腿上。冯敏没有说话,她的眼睛里是一种到达极限的愤怒和怨恨。她张大了嘴,双唇颤动,似乎想哭又想喊叫。杨泊捡起扫帚,耸了耸肩说,女人就是这样,她们不能经受任何打击,她们像纸一样脆弱而浅薄。杨泊把扫帚扔到门外,顺手撞上了门。他对王拓说,我们谈我们的,你用不着受别人的情绪支配,有什么事尽管说吧。

 

你能不能去找任佳谈谈?王拓说。

 

任佳是谁?杨泊说,是你的女朋友?

 

她怀上孩子了,可她坚决不肯堕胎。她说宁肯不要我,也要这个孩子。我怎么也说服不了她,王拓说。

 

这种事情我怎么谈,应该你自己说服她。杨泊说。

 

她相信你,崇拜你,你的话她会听的。王拓说。

 

我从来不知道竟还有人崇拜我。杨泊说。

 

好多人都崇拜你,包括我自己。王拓说,你是男子汉。

 

你想利用我,就拼命抬高我,这是儿童的伎俩。杨泊说。杨泊最后高声笑起来,他摸了摸自己的脸,对王拓说,好了,我知道了,不管是英雄还是草包都有解救别人的义务。反正我闲着没事,有的是时间,我可以把世界上所有道理讲给任佳听,只是别让任佳爱上我。

 

这天晚上杨泊跟着王拓去找任佳。任佳是一个十九岁的图书管理员,热衷于读琼瑶的小说,杨泊通过谈话发现任佳崇拜和迷恋的并不是自己,也不是王拓,她崇拜的是一个名叫大卫的小说中的男人,另外一方面,她把自己想像成了一个名叫伊雯的小说中的女人,那个伊雯有一个非婚私主子。杨泊根据王拓的要求,讲了许多婚育的理论和利弊。最后觉得累了,他一边说着话一边困倦得厉害,不知不觉打了个瞌睡,王拓后来把扬泊推醒,杨泊醒来说,孩子睡了吗?王拓知道杨泊的意识错位了,王拓说,你好像太疲倦了。杨泊揉揉眼睛说,我从来没有疲倦的时候,他听见任佳咯咯的笑声,任佳说,你这人很幽默,我喜欢你的幽默感。杨泊说,幽默是生活的境界,即使你要哭,也应该哭得幽默一点。

 

杨泊回到家已经是深夜了,他一进门就觉得问题严重了,空荡荡的屋子寂静得可怕。冯敏带着孩子离家了,他估计她是回了娘家。水池边放着一盆尿布,还有一只奶瓶上的吸嘴,它们散发着婴儿特有的温馨的气息,这使杨泊感到清醒,杨泊打开水龙头,开始搓洗那盆尿布。他想着冯敏的离家,女人就像弱小动物,一旦在自己巢穴里失去了什么,就要回到父母的巢穴中去寻找温暖。杨泊慢慢地搓洗孩子的尿布,时而抓起一块放在鼻子下面嗅嗅,尿布上的气味总是使他想起一些生与死的问题,想到他自己的模模糊糊的童年生活。外面起了大风,杨泊听见风推打着阳台上的一扇窗户,他跑去关好了窗,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凤很大,下面的街道上旋卷着梧桐树的落叶,杨泊看见路灯下有一对情侣,他们站在风中,男孩把他的风衣像伞一样撑起来,笼住那个女孩。杨泊莫名地有点感动。他朝他们吹了声口哨,忽然想起几年前他与冯敏的恋爱。也是秋天,他去排演场接冯敏。他们走过秋风漫卷的街道,他对冯敏说,秋天了,我们该有个家了。后来冯敏告诉他,就是这句话使她下决心嫁给了他。

 

冯敏离家的这段时间里,日子变得悠长了。杨泊一天只胡乱吃两顿饭,埋头于那本关于信息发播和反馈的书的创作,屋子现在真的空寂了,这是杨泊潜意识中所希望的局面,一旦来临却又带来了某种复杂奇怪的感觉。杨泊感到既轻松又很沉重。他回顾这几年的婚姻家庭生活,一切的矛盾冲突都诞生于孩子出世这件简单的事情上。

 

杨泊不记得在冯敏分娩前是否笑了,但冯敏一口咬定他在笑。她说我疼得死去活来,你却看着我笑,你觉得我的痛苦很滑稽,只要我喊出一声,你就咧开嘴已笑,虽然没有笑出声音,但是你的没心没肝的残忍是掩饰不了的。杨泊不记得这些细节,他不相信自己像冯敏描述的那样残忍,他说,你这是臆造,是妄想狂。冯敏冷笑了一声,又说那么你为什么不肯在手术通知单上签字?医生告诉你是难产,必须做剖腹手术,你为什么不肯签字?是不是希望我在难产中死去?杨泊说你这才是残忍,把别人想像得那么残忍本身也是一种残忍。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希望你自然分娩。我不喜欢用剖腹方式迎接我们的孩子。冯敏又一次地冷笑,她说你说得好听,难道你不知道我是难产,必须剖腹,如果不是我妈妈来了,我就要死在临产室了?杨泊想了想,说,我不知道。我觉得你的说法没有意义。

 

杨泊只记得临产室门前那张冰冷的木条长椅,还有玻璃门上用红漆写的两个大大的"产"字。玻璃门被护士不断地推开,关闭,挟来一种冷风和难闻的气味。杨泊那天总是感到冷,他瑟缩在长椅上,脑子里一片空白。奇怪的是他始终不能把冯敏的生产和自己联系起来,他反复读着一张庸俗无聊的街头小报,对四周的环境感到一种深深的隔阂。他记得还有几个男人也在临产室门外,他们像拿着彩票等待中奖一样焦的而激动。有个工人模样的竭力跟杨泊搭话,他说,你是男是女?杨泊说,不知道。等生出来看吧。他说,没做过B超?杨泊说,不知道。他对杨泊的回答不满意,摇了摇头,又说,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杨泊说,无所谓。那人疑惑地看了看杨泊,忽然笑着说,我明白了。你不想要孩子吧?杨泊没有再理踩,他冷淡地把头埋下去继续读报。其实他也说不上来想不想要这个孩子,或者说这不是想不想的问题。杨泊认为生育是一件自然的事情,是生命的过程,作为一个男人,他不应违抗也无力违抗。杨泊反复读着一张庸俗无聊的街头小报,报纸上有一则报道使他很好笑,报道说畜牧学家发明了一项新的科学专利,他们给母鸡戴上两片粉红色的隐形眼镜,母鸡就会大量地生蛋,蛋产量可翻三番。

 

杨泊从这间屋子走到那问屋子,打开每一盏灯。他不是那种精力充沛的人,在椅子上坐久了或者与人谈话时间长了都会疲倦。他发现窗台上有半包红双喜香烟,不知是谁忘在那儿了。杨泊笨拙地点了一支烟,猛吸了两口。他不会抽烟。冯敏曾经勉励他抽烟,她说男人应该抽烟,就像女人不应该抽烟一样。杨泊说,你这是教条。抽烟至多是无聊和苦闷的象征。冯敏说,你说得对,但我觉得你连无聊和苦闷也没有,你这人那么空,什么也没有。杨泊无言以对,他觉得冯敏刻毒,但他不想以更刻毒的话回敬她。因为他懒得吵架。

 

有人敲门。敲门声很急促,杨泊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个穿黑色夹克的青年,是个陌生人。杨泊问,你找谁?那人说,找你,你就是杨泊?杨泊说,是的,既然找我就请进屋吧。那人笑了笑,紧接着他挥起拳头朝杨泊脸上打去,杨泊被打得茫然不知所措,他听见那人说,杨泊,我就是来教训你们这些骗子的,杨泊眼前金星飞舞,他扶着门框,看见那人把领子往上提了提,然后噔噔地下楼。

 

杨泊摸了摸脸,手上全是血,鼻子被打破了。杨泊朝楼梯追了几步又站住了,他站在黑暗的楼梯上,摇了摇头,这世界整个疯狂了。杨泊猜不出那闯入者的身份,是精神错乱者,抑或真是一个受骗者?杨泊扪心自问,他从来没有欺骗过谁,为人真诚一向是他生活的准则,即使在筹建信息公司时他也在工作条例中规定:出售信息必须经过严格验证。不得出售假信息。那么,骗子这个字眼为什么会加到他的头上,杨泊觉得这事情很荒诞,也很可笑。那个人到底是谁?他像一个神秘使者一样突然来临,把一个事业已经失败的男人的鼻子打破了,杨泊觉得他的面目既深刻又可笑。

 

好多天了,杨泊第一次照了镜子。他看见自己单薄瘦削的鼻子歪扭着,鼻孔下面凝满了血,他还发现自己的头发和胡子都在疯长,显得紊乱不堪。杨泊用力扯下了下巴上一根胡子,他想头发和胡子在人体生长是最没有意义的,它们一个劲地疯长,不仅不能带来任何价值,你还必须花钱花力气处理它们。

 

第二天上午,杨泊在鼻梁部位的隐隐作痛中惊醒。阳光从窗玻璃上反射进来,刺疼他的眼睛。杨泊抽下脑袋下的枕中,折成条状搭在眼睛上,他想继续睡一会儿,却无法再睡了。依稀想起夜里做了许多恶梦,只是一个也没有记住。杨泊总是这样,每夜都做许多梦,一俟醒来就都忘了。

 

杨泊扳指一算,冯敏离家已经五天了,他必须去把她从娘家接回来。不知是哪本家庭生活指南书讲了,五天是一个界线和极限,夫妻吵架在五天后应该由一方主动缓解,否则超过五天,容易导致矛盾的激化和发展。杨泊对这种理论从来是置之一笑,他去接冯敏和孩子回家,只是因为他需要他们回家了。

 

杨泊从门后摘下孩子的自行车座椅,匆匆地下了楼。

 

杨泊骑着自行车往他岳母家去,这段路程很短,但杨泊却一向惧怕这段路,他不知怎么特别惧怕看见冯敏的父母,虽然他们很喜欢他。杨泊解释不清其中的原因,冯敏对此有她独特的见解,她说,因为你有负罪感,你没有使他们的女儿得到幸福。

 

一路上不时有人对杨泊的脸惊诧万分,之后是窃笑,杨泊知道是鼻子上的止血纱布让他们发笑。杨泊对这种好管闲事的举动很恼火,后来快到冯敏父母家时他忍痛揭掉了纱布,他不想让别人再来欣赏他受伤的面孔。

 

冯敏穿着她母亲的羊毛外套来开门,她始终没有朝杨泊看一眼,后来她一直坐在桌前,用一把小剪刀修剪指甲。

 

杨泊松了一口气,他发现岳父岳母都不在家,而孩子睡在里面的床上,杨泊侧过身张望了一下孩子的脸,孩子睡着了。杨泊觉得这有点不巧,如果抱着孩子,说话办事都会自然一些,可以调剂一下尴尬的气氛。

 

杨泊说,他们呢?出门了?

 

你说谁?他们是谁?

 

你父母,他们不在家?

 

如果你有点良心和教养,你应该知道怎么称呼我父母。

 

杨泊笑了笑,我只是不习惯而已。其实我很尊重他们。

 

冯敏没有说话,她精心地修剪着指甲,然后把那些透明的指甲屑从桌上掸掉,她脸上的表情不怪不怒,和平日相仿。杨泊觉得这反而有点难办。

 

杨泊说,这几天孩子夜里闹不闹?

 

冯敏这时候抬眼看了看杨泊,她说,你的鼻子怎么啦?

 

杨泊耸了耸肩,说,让上帝打了一拳,他让我清醒清醒。

 

我不喜欢你的幽默。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个陌生人,他找上门来打了我一拳,他认为我是一个骗子。

 

你是一个骗子,不过骗得最多的是你自己。

 

骗自己没关系,最多是咎由自取。杨泊摸了摸他的鼻子,他说,我害怕的是骗了别人,冯敏,我骗过你吗?你真认为我是一个骗子吗?

 

冯敏愣了一下,随后她的眼圈有点红了。她站起身,走到卫生间去洗孩子的尿布。杨泊跟进去,抢了过来,他说,我来洗吧,我应该好好劳动改造一下了,谁让我是一个世界上著名的大骗子呢。

 

你来干什么?冯敏突然问。

 

把你们接回家。你们应该回家了。

 

回家?冯敏的眼神黯淡无光,她说,冰箱也没有了,孩子的牛奶怎么存放?天天要买菜,谁去买?电视也没有了,晚上怎么打发?

 

那不算问题,以前没有冰箱不照样过吗?杨泊想了想说,买菜的事我来吧,至于电视机,你实在想看的话,我可以演一些节目给你看,哑剧还有独脚戏我都会。

 

你别想逗我笑。冯敏正色说,我笑不出来。

 

笑不出来也没有关系,只要思想通了,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

 

后来杨泊抱着孩子匆匆逃出了门,冯敏跟在后面,在一家新开张的鲜花店门前,冯敏拉住杨泊,从他衣兜里掏走仅有的五块钱,买了一束鲜红的石竹花。

 

朋友们去杨泊家,赶上吃饭的时间,他们照例要留下来吃饭。在杨泊失业的那段时间里,这种情形依然继续,杨泊的朋友们和杨泊一样,大多是些不拘小节的人。他们没有注意到冯敏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冯敏的烹调艺术也每况愈下,有一天冯敏在饭桌上说,杨泊迟早会变成个穷光蛋,哪天他到你们门上乞讨不知你们会不会给他一碗饭吃?客人觉得冯敏的话刺耳,但也没有往心上去。

 

王拓有一天带着任佳去杨泊家,杨泊在厨房里摘芹菜。杨泊对他们说,你们坐坐,我马上就摘好了。杨泊又喊冯敏给他们泡咖啡,冯敏在里面看孩子,她好像没有听见,杨泊又喊了一声,冯敏很不耐烦他说,咖啡早喝光了。杨泊说,那就泡茶吧,冯敏仍然没有动,隔着工艺门帘,可以看见她抱着孩子去了阳台。

 

王拓在杨泊家很随便,他把任佳领进了杨泊的书房,杨泊这时候端了两杯茶走进来,他的面容有些憔翠,手臂上沾着一片芹菜叶子。杨泊总结人以不拘小节的印象。

 

任佳穿戴时髦,在什么地方都是顾盼生辉。她对杨泊说,你的书真多,我一看见书,人就被陶醉了。

 

你喜欢看什么书?杨泊说。

 

我喜欢美学方面的书,它能培养人的气质和容貌。

 

大概是的。杨泊说,不过我很害怕这些书,书读得越多,人就越发丑陋阴暗。

 

你又在开玩笑了。任佳嘻嘻地笑了,她推了推王拓说,王拓这家伙就是不懂得幽默。

 

王拓说,老杨,等会儿我们去看电影,晚饭就在你这儿蹭一顿了,有什么好吃的吗?

 

杨泊说,那当然。我等会儿去弄只烧鸡。

 

外面什么东西被打碎了,砰地一声脆响。冯敏抱着孩子站在门口,她把手一挥,扔进来一捆芹菜。

 

杨泊,你的芹菜摘好了吗?

 

摘好了。

 

你自己来看看,叶子一片也没摘。

 

我觉得吃芹菜不用摘叶子,营养都在叶子上面。

 

冯敏哭笑不得,她愣了一会儿,突然尖声骂了一句缺乏文明的话,然后一扭身走开了。

 

放屁。冯敏说。

 

王拓和任佳面面相觑,任佳的脸色也难看起来,她拉了拉王拓的手说,走吧。他们小心翼翼地跨过那捆芹菜,径直出门去。在过道上,任佳回,朝杨泊家的门上狠狠地啐了一口。她说,那个女人怎么这样庸俗?土拓有点迷惘他说,天知道,冯敏原先不是这样的。

 

后来杨泊的朋友们就很少去他家了。他们对杨泊依然很敬重。这年秋天市场上寄赠贺年片风行一时,他们几乎都想到了这个点子,给杨泊寄了装帧精美图案华丽的贺年片。

 

杨泊如期收到了那些贺年片,他把它们随手扔在书桌上,厨房里,甚至厕所的抽水马桶上,杨泊不喜欢这种小玩意,他觉得寄赠这种小玩意毫无意义。有一天他看见孩子抓着一张贺年片在啃咬,他夺了下来,发现那是任佳寄来的。上面写着一些崇拜他的华丽辞藻。落款任佳两个字被红笔打了个大叉,杨泊猜想那肯定是冯敏干的。他有点好笑,他觉得在别人名字上打叉同样也是毫无意义的。

 

杨泊每天早晨骑车去自由市场买菜,渐渐地对蔬菜肉鱼禽蛋的市场行情了如指掌,有时候他不无遗憾地想到,如果经济信息公司搞成功的话,这些自由市场的信息,也可以作为一门业务来经营。

 

在一大群鲜鱼摊子边上,夹杂着一个测字占龄人的摊子。那是一个独眼瞎子,戴一个黑色的单片眼镜。杨泊每天都在市场上看见他。杨泊有一次朝他多看了几眼就被他拉住了。

 

你脸上有灾气。独眼说。

 

在哪儿?

 

眉宇之间,看不见的地方。

 

灾祸什么时候降临?

 

现在还不知道,算一卦就知道了。

 

杨泊对他笑了笑,他说,不用算了,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我身上有灾气。

 

后来杨泊在他家楼下的人行道上又碰见那个人,那个人摘掉了单片眼镜,在路边又摆了个香烟摊。杨泊注意了他的眼睛,那只眼睛和别人一样明亮,原来他不是独眼瞎子。杨泊想这才是个名副其实的骗子。不过他一点也不恨他,他想他大概也是个为生活疲于奔命的人。杨泊过去买了一包烟,他问,累不累?那人狡黠地看了一眼杨泊,慢慢他说,我们大家都挺累。

 

冯敏在替杨泊洗衣服的时候发现了那包价格昂贵的法国香烟。冯敏说,哪来的?杨泊当时已经忘了买烟的事,他回忆了一会儿,说,从一个骗子那儿买的,冯敏皱了皱眉头,这么贵的烟,你买了干什么?你又不抽烟。杨泊说,我也说不上来,我只是觉得那个人很有意思。他很像我,我很像他。买他的烟是一种奇怪的心理。冯敏把那盒烟远远地摔过来,你这人是够奇怪的了,你知道这个月还剩几块钱生活费?这个家你让我怎么当?杨泊抢起烟看了看盒壳,他说,这种商标图案多漂亮,可以作为艺术品收藏。冯敏已经卷着脏衣服来到浴缸边上,她回过头说,可你不是百万富翁,别忘了你是一个穷光蛋。说完了就弯腰俯在浴缸里洗衣服。因为洗衣机也让杨泊的债主抬走了,冯敏现在只能在浴缸里洗衣服。她没再听见杨泊说话,直到晚上睡觉,杨泊没有跟她说一句话。冯敏知道她的最后那句话刺伤了他。这种令人不快的效果并非她的初衷,但冯敏觉得她对杨泊是忍无可忍了。

 

沉默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冯敏给孩子喂完奶,对着镜子在梳头。冯敏的头发又黑又直,自然垂于双肩之上。她很喜欢自己的头发,早晚都要细细梳理两次,杭完头发后冯敏瞥了眼床上的杨泊。杨泊已经醒来,睁大眼睛看着门背后挂着的两件睡衣,那是他们结婚前一起去商店买的,蓝的是杨泊的,粉红的是冯敏的。冯敏记得孩子出世以后那两件睡衣就没被穿过,它们现在就像过时的风景画挂在门背后。

 

你该去买菜了。七点钟了。冯敏背对着杨泊,她说,去晚了市场上什么也没有了。

 

杨泊翻身跳下床,他开始慢慢地穿衣服,他总是先穿上衣,直到上衣的扣子全部扣好,然后才把两条又瘦又细的腿伸入裤筒,杨泊一边穿裤子一边对冯敏说,我想去深圳。

 

去哪儿?

 

深圳。我想去维奇的公司干几年。

 

怎么回事?

 

维奇给我写过信,让我当合伙人。

 

维奇很能干,他是个天才。他让你当他的合伙人?

 

你的意思是说我是个蠢才,我当不了他的合伙人?

 

我没这么说,你别自己作践自己。

 

用不着掩饰,我明白你的意思。

 

隧便你怎么想好了,反正我不会让你去的。

 

你不是老在埋怨没钱吗?我去了深圳,即使做不成生意,卖血卖肾脏也给你寄钱。

 

冯敏的脸色倏地变得苍白,眼眶里滚出泪水。她抽泣着冲出房间,把门砰地拉上了。她站在门外哭了一会,又重新把门撞开,对着里面喊,杨泊,你别把自己打扮得那样悲壮,你其实是个懦弱的胆小鬼。你想去深圳,不过是想逃之夭夭,逃避责任罢了。

 

杨泊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冯敏,没有说话。摇篮里的孩子被惊哭了,杨泊走过去把孩子抱起来,摸摸孩子的尿布,已经尿湿了。他找了半天干净尿布,一块也没有找到。所有的尿布都晾在外面的阳台上。杨泊灵机一动,随手拿了一块毛巾塞在孩子的屁股下面。他抱着孩子往外走,说,我们出去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冯敏走过来夺下孩子,抽走了他屁股下面的毛巾,冯敏说,要去你一个人去,别让孩子跟着你受罪。杨泊说,为什么把毛巾抽走,尿在毛巾上不一样吗?他看见冯敏想笑又笑不出来的样子,突然觉得冯敏也很可怜。冯敏咬着嘴唇说,你从来不把别人当人,你就不能让孩子尿在你身上吗?为什么用毛巾,尿在你身上不也一样吗?杨泊说,那不一样,人是人,毛巾是毛巾,人比毛巾神圣多了。

 

杨泊拎着菜篮上街,去了很久没回家。王拓来找杨泊,看见门虚掩着,他走进去,看见冯敏抱着孩子坐在草编地毯上发呆。王拓已经很久没来了,他发现冯敏的容貌今非昔比,她现在和杨泊一样消瘦憔悴,尤其是神情也类似杨泊,充满一种迷惘和思考的痕迹。

 

老杨呢?王拓问。

 

他走了。冯敏对来客的态度仍然抱有敌意,你们怎么又想起杨泊来

 

想请他去参加任佳的生日晚会。任佳让我专程来请他。

 

杨泊容易讨小女孩的喜欢。冯敏暖昧地笑了笑说,去参加晚会需要准备什么礼品吧?

 

随便的。可以带一束鲜花,或者什么都不带。

 

冯敏点了点头,拍着怀里的孩子,她哼着催眠曲哄孩子入睡。王拓局促地站着,他希望杨泊这时候能够出现,这样他可以亲口跟杨泊说晚会的事。王拓知道如果让冯敏捎话,她很有能条故意隐瞒。谁都清楚,冯敏不喜欢杨泊在他的朋友圈里的交际,更不喜欢杨泊和别的女性在一起。

 

你是杨泊的朋友,你了解杨泊吗?冯敏突然问,她抬起眼睛专注地盯着王拓,王拓吃惊之余发现她的表情是诚恳的。

 

当然。老杨是个大好人。

 

请说得详细点。

 

老杨是个有抱负有思想的人,而且为人热情真诚,我一向把他看作值得尊敬和信赖的好朋友。

 

还有呢?请说得再详细一点。

 

王拓忍不住笑了,他觉得冯敏有点奇怪,他说,你是他的妻子,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他。

 

正因为我是他的妻子,我有必要了解他。问题是我觉得他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我理解不了他的思想和性格,他现在离我越来越远。

 

王拓注意到冯敏眼神里那种冰凉的悲伤,他同情她,不知怎祥安慰这个苦恼的女人。但是有一句话不宜讲出来,王拓想说的是:既然这样,你们为什么不离婚?

 

杨泊后来如约去参加了任佳的生日晚会。他手里提着孩子的红色塑料座椅走进任佳家时,大概迟到了半个钟头。杨泊向任佳解释说,我刚把孩子送到他外婆家,急着赶来,路上跟公共汽车撞了一下。杨泊的牛仔裤上果然破了一个大口子,膝盖上渗出暗红的血迹。任佳找了块止血纱布给他,说。是你自己来还是让我来。杨泊摇头说,不要你来,否则王拓会吃酷的。任佳倚着门看着杨泊贴纱布,说,我倒不在乎他吃醋,我在想,你为什么要甘心忍受这些大大小小的痛苦?杨泊听出任佳话里的弦外之音,他说,那有什么办法?我天生是个背运的人。

 

杨泊与他的朋友们好久没有谋面。他们心照不宣,对杨泊的近况缄口不问,只是藉迟到的理由拼命给杨泊灌酒。杨泊的谈吐举止跟从前一样优雅从容,杨泊说,我现在不想喝酒,如果想喝桌上这些不够我一个人喝的。朋友都说,杨泊你从前可是好酒量,你从前见酒就上。杨泊说,现在不同了。我再为国家节约粮食和酒精。王拓走过来,挨着杨泊坐下,他的劝酒也遭到失败。王拓始终不知道杨泊这种铁一样的意志出于什么原因,他无可奈何他说,你不喝酒,那干什么?杨泊咳嗽了一声说,我来就是想,在你们中间坐坐。八点钟我要走,我要去接孩子。王拓一时无言,内心有某种深深的感动,他也感觉到杨泊身上无形的阴影,它虽然被杨泊自己淡化了,但确实存在。

 

杨泊安详地坐在他的朋友们之间。他的精神飘浮在一些抽象的思想领空里。他看见所有的酒杯里盛满灰色尘埃,它们上浮然后下沉,如此循环,体现物质的存在;他还听见盆栽铁树上发出的细微的枝叶爆芽以及断裂的声音,一如生命进程的展示。杨泊微笑着,他感到多日来头脑第一次这样清醒,后来他用一种微颤的声调问身边的王拓,从这里出去,你们又到哪里去?王拓举着酒杯说,回家,喝完了回家睡觉。杨泊说,对,我们都要回家。

 

晚会的主要内容是家庭舞会,杨泊对这套程式非常熟悉,他帮着把大蜡烛--点燃,把家具抬到墙边,然后他站在一边看他们跳舞,杨泊的交谊舞其实跳得很好,但是很多时候他不想跳,或者说他对此渐渐淡漠了。他不想跟任何人面对面靠得很近,似乎那样会带来某种洞穿和丧失。

 

任佳走过来,她穿着鲜艳的长裙走过来,把手搭在杨泊的肩上,她说,你不请我跳,我来请你了。杨泊说,对不起,我已经把所有舞步忘光了,任佳吸起鲜红的嘴辱说,你不能拒绝一个过生日的快乐公主,她正在寻找森林中的好猎手。杨泊当时就发现任佳喝醉了,他觉得女人的醉态比男人更滑稽,她们即使醉了也不失平日的矫饰和多情。杨泊想了想伸手扶住了任佳,他熟练地带着她软绵绵的身体舞至人堆里。他发觉他们都注意着他和任佳,他觉得对一双随意组合的舞伴施加额外压力是没有意义的。任佳放纵地笑着说,太好了,太美了。杨泊闻到了她嘴里的酒气,他觉得与一个醉酒的女孩跳舞确实有一种压力,它来自别人的目光,也来自自己内心阴暗的那一部分。杨泊猛地转动任佳的腰,使她旋转了一圈、二圈、三圈,转到第四圈的时候任佳突然失去重心,俯在杨泊的身上呕吐起来。杨泊站定了任她呕个不停,他感觉到后背上湿热湿热的,一股难闻的气味,任佳嘴里涌出的秽物吐了他一身。

 

杨泊,你为什么不跟那个庸俗女人离婚?被王拓扶进卧室后,任佳一边痛哭一边尖声大喊。杨泊,你一定要回答我,你为什么不离婚?

 

所有的目光都暖昧而紧张地扫向杨泊。杨泊面无表情地走到门边,伸手从挂钩上摘下那只他儿子的塑料座椅,杨泊回头说,离婚没有意义,结婚没有意义,我不知道什么事情最有意义。

 

杨泊看了看手表,慢慢走出门去。在黑暗的走廊上,他一眼认出了那辆被汽车撞过的自行车。杨泊骑上车自行车钢圈和轮胎发出一种尖锐刺耳的噪声。杨泊就这样骑着破车回家,被酒精和食物弄脏了的外衣使他厌恶,他把它脱下来,夹在后座上。在任佳家的结局是杨泊没有预料到的,对于任佳的明显多情,他感到茫然,内心对此存有一种深深的隔阂。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强加于他人头上,杨泊想盲目的多情对于世界也是毫无意义的。

 

有一天深夜,杨泊在睡梦中被一种重物坠地的声响所惊醒。他猛地从床上跳起来,光着脚站在冰凉的地上,冯敏迷迷糊糊地问他,你又做恶梦了?杨泊说,是什么东西掉下去了?杨泊自己也解释不清他对此做出的强烈反应。那种沉闷的声响使他心跳加剧,他打开台灯,从镜子里看见一张惊惶而陌生的脸。

 

第二天才知道是阳台上的那盆吊兰坠落在楼下,夜里的风刮断了铁丝,也葬送了杨泊所珍爱的吊兰的前程。杨泊看见花盆已经碎裂,吊兰的叶子在风中籁簌颤动。他找根绳子在花盆上捆了几道,想把它抱回家,走到楼梯上,他站住思考了一会儿,又返身下楼,把那盆吊兰扔进了垃圾桶。

 

杨泊的失眠症就是这以后染上的。入夜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恍惚中总是听见那声可怖的重物坠地的响声,他肯定自己耳朵出现了幻听,那个声音是虚假的意识的产物,但杨泊好像等待着它的来临。在这种无谓的等待中,他的心情变得很恶劣,伴随着难以抑制的焦躁和沮丧。

 

杨泊在黑暗中悉悉卒卒地穿衣服,他想出门,又怕惊醒熟睡的冯敏。他轻手轻脚摸黑走到门口,正准备开门的时候,听见冯敏在里面说话,你深更半夜上哪儿去?杨泊不想回答,他扮了一声猫叫。冯敏又说,你老是自己折腾自己,让别人也睡不好。

 

杨泊下了楼。外面的风很大,冰凉地灌迸杨泊单薄的衣服里。杨泊打了个寒噤,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自由的喜悦。街道在深夜变得空旷而宁静,路灯恰到好处地照亮了水泥路面,发出淡淡的白光。杨泊张开双臂,模仿飞鸟奔跑了几步后停下来,他向前向后观察了一下,没有人看见他的动作。他感到很放心,然后放慢脚步朝广场走去。

 

深夜独行的感觉对杨泊已经陌生。他记得从前还是个少年时经常深夜出门,在大街上寻寻觅觅,寻求他所期待的一次艳遇或者别的非同寻常的经历。他记得就是在话剧团门口第一次遇见冯敏,也是秋末初冬的日子。在话剧团门口路灯下,冯敏侧身而立,她穿了一件素色风衣,围一条黑白格围巾,她的容貌神态犹如天仙打动杨泊的心,杨泊站在对面屋檐的阴影下,偷窥着她。他判断她在等人,他当时决定,如果她等的是男人,他就向他们投一块石子以示抗议,如果是女孩,他就将开始他的爱情生活,他要抓住她。后来杨泊如愿以偿,他看见话剧团里跑出了另外一个女孩,她们手拉手经过杨泊面前时,杨泊看见冯敏在夜色中发亮的双眸,他一下子就坠进了爱情的深渊。

 

对于爱情的回忆使杨泊的脚步滞重起来。杨泊觉得这些往事现在看来就像一部温柔感伤的电影,离他的心十分遥远。怀旧是有害无益的:更重要的是思考现实和未来,杨泊走着,大概在深夜十一点钟时,他来到广场。

 

杨泊赶上了一个外省马戏团的末场演出,演出在用白布围成的空地上进行。他买了一张票,走进白布里面,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突然置身于丧葬的气氛中,他怀疑自己在梦游,不过,一切都是真的,他在深夜的广场观看一场马戏演出。观众寥落,杨泊数了数,一共只有六七个人。他想他们也许跟他一样,患有严重的失眠症。

 

有人敲锣,然后有两只穿花袄的猴子在空地上翻跟斗。杨泊注意到其中一只猴子很调皮,当锣声停下来时,那只猴子仍然在翻跟斗,一个接一个,怎么也停不下来。敲锣的人气恼地上去强行把它抱走了。杨泊忍不住笑起来,他想猴子并没有错误,它只是情绪失控,出于某种惯性,人类的这个习性在猴子身上也得以体现。猴子下场后,一只狗熊摇摇晃晃地上场,表演脚蹬皮球的技艺。然后狗熊还热情地吹奏了口琴。杨泊觉得让狗熊这样野性笨拙的动物学习艺术大可不必,所以他不喜欢狗熊的节目。

 

马戏班演出了半个钟头就草草结束了。杨泊最后一个走出去,有个马戏班的人问他,师傅,我们的马戏好看吗?杨泊想说实在没什么好看的,但他不忍伤害这个可敬的夜间马戏班,杨泊说,你们的演出时间还可以推迟,有好多人夜里睡不好觉。

 

杨泊走到电报大搂时,回头看见广场上的灯光骤然熄灭。马戏班正在收摊,他们把那块巨大的白布收卷起来,白布在黑暗中慢慢地变小,最后消失,有一辆卡车停在路边,杨泊看着马戏班的人和动物都上了卡车,最后消失不见了。杨泊目送夜间马戏班远去,脑子里再次想到了丧葬这个不祥的字眼。

 

据说杨泊后来养成了深夜独行的习惯。这种习惯最后导致了杨泊和冯敏之间关系的急剧恶化。有一段时间杨泊的朋友们都知道了他们分居的消息。有人猜测他们可能很快就会离婚。而真正了解杨泊的人说杨泊不会,除非冯敏提出离婚。有一天王拓去火车站送人,出站时看见杨泊一个人坐在台阶上。王拓跑过去跟他说话时,杨泊说,你别过来,我在梦游,王拓观察杨泊的神态表情,杨泊的眼睛宁静温和,似笑非笑的样子,和白天并无二致。王拓不相信他在梦游,但他很担心杨泊的神经是否出了毛病。

 

杨泊深知他现在在别人眼里的形象,只有他自己坚信一切正常,他清醒而又放松,事物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他的个人生活一旦挣脱了世俗的枷锁,已经上升到精神的高空,杨泊对此感到满意。

 

冯敏第二次离家前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她又把房子里里外外打扫干净。杨泊无动于衷地注视着冯敏忙碌地干这些活,后来他说,别这样,我不希望你走。如果我们必须分开,让我出去好了。我可以住到朋友家去。

 

冯敏说,不,这儿留给你一个人,这下没有人妨碍你写作了。我还给你单身的自由。

 

杨泊说,我从来没说过单身自由,结婚不自由,我也不认为你和孩子妨碍过我,请不要偷换主题。

 

冯敏说,我不想再忍受你的自私,还有你的阴暗心理。你不是男子汉,除了自己,你谁也不是。

 

杨泊说,你说错了,我爱世界上每一个人,就是不爱自己。

 

冯敏不再说话了,她用拖把使劲地擦着地板,地板上汪着水迹,冯敏看见杨泊脚上的拖鞋洇湿了,她用拖把敲了敲杨泊的脚说,把脚抬起来。杨泊没有动弹,他的目光变得呆滞无神,冯敏听见杨泊轻轻他说,我知道还有一个原因让你离开我,你只是羞于启齿。杨泊叹了口气。他说,我阳痿了,这是已婚男人致命的疾病,但它跟我的心灵没有关系,我没有罪。

 

冯敏木然地站在那儿,过了很久地爆发出一声裂帛般的哭泣,她边哭边说,你混帐,你卑鄙,你自己明白那不是真正的原因。

 

杨泊走到冯敏身后,他楼住了她的双肩。杨泊用手背给她擦泪,他说,别哭了,你应该相信我爱你。阳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灵枯竭。只要一切正常起来,我的毛病也会好的。冯敏猛地甩开了杨泊的手,她边哭边喊,别恶心了,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就这样冯敏夺门而出,冯敏跑下楼时,听见杨泊追出来喊,孩子,孩子怎么办?冯敏没有理睬。她想孩子是两个人的,杨泊有责任带他的孩子。这也是她对他的最简单最合理的惩罚。

 

孩子未满周岁,还不会说话,甚至还没有长出牙齿,杨泊每天给孩子喂牛奶和米粉,换尿市,哄他睡觉。孩子哭的时候杨泊就把他抱到阳台上去。孩子到了阳台上就不哭了。这是杨泊在几天的实践中得出的经验。

 

杨泊知道冯敏是故意把孩子撂给她的。这是女人天性所谙熟的手腕,意图在于制服男人。杨泊不明白的是冯敏的目的,她到底想让他怎么样呢?她的手腕成功之后又能怎么样呢?这一点也许冯敏自己也不清楚。许多人对事情都缺乏理智的把握。扬泊觉得这是一出无聊的闹剧,真正受害的是孩子。孩子像玻璃球一样被踢来踢去,被把玩和利用,只是因为孩子没有思想,他被有意无意地物化了。杨泊因而对怀里的孩子主出了别样的爱怜。

 

杨泊出去买米,他把孩子放在自行车上,把米也放在自行车上,杨泊推着孩子和米慢慢走过街道,已是初冬,阳光晒在头顶上有些暖意。街上涌动着上班的人流,汽车、自行车、行色匆匆的男人女人和小学生。杨泊与他们逆向而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在人群中多少有点特殊,也许拥有一份正式职业每天上班下班也是一种幸福,那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秩序。杨泊想是什么东西把他甩到秩序之外的呢?不是外界事物,而是来自他内心的一种悖力,它很神秘并且不可战胜。杨泊想他也许就生活在现实和悖力的矛盾之中。

 

在家门口杨泊看见王拓站着等他。王拓脸色苍白,双手揪着鬈曲的头发。王拓说,任佳出事了,她吃了一瓶安眠药。杨泊说,为什么吃那么多安眠药?她好像并不失眠。王拓说,你还不明白,她是自杀,现在在医院里抢救。杨泊先把米搬下车,然后把孩子抱下来,他说,为什么自杀?她还是个小女孩。王拓奇怪地看了一眼杨泊,他说,可能与你有关。你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女孩,你是一个隐形凶手。杨泊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么现在我应该做什么?王拓冷笑了一声,你说呢?杨泊转过脸看了一下地上的米袋,说,现在我应该先把米送上楼,你给我抱着孩子,王拓怒吼起来,他一脚把米袋踢翻,说,去你妈的米,难道任佳她还不如一袋米重要,你给我立刻去医院看她。杨泊平静地拍了拍王拓的肩膀,说,请你别发火,这不是一回事。谁也主宰不了任佳的意志,如果她想死就会死去,如果她不想死会活下来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后来杨泊抱着孩子坐上王拓的铃木摩托车去医院。杨泊突然想不起来任佳的模样了,杨泊与任佳只见过三次面,而现在他竟然成了她自杀的隐形凶手,杨泊觉得这件事荒诞而且具有戏剧效果,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说,他不相信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它最多具备真实的外壳。杨泊坚信他与任佳没有任何精神联系。风很大,摩托车以高速穿越街道风景。杨泊注视着怀里的儿子,儿子的小脑袋在他的衣服上蹭着,他好像想睡了。杨泊奇怪孩子对这种高速运动的适应性,也许孩子对外界的适应能力要优于一个成人。人的年龄越大他的神经就越脆弱。

 

一路上王拓没有说话。快到市立医院时他回头朝杨泊父子看了一眼,他说,我很难受。我很抱歉,硬把你拖来了。杨泊说,这没有关系,每个人平均八个月会碰到一次意外事件,无法避免。

 

杨泊抱着孩子跟随王拓走进任佳的病房。刚刚施行了灌肠术的任佳躺在病床上,容颜比平日更加娇艳美丽。杨泊抱着孩子坐在一只方凳上,看着任佳半醒半睡的脸若有所思。在病房弥漫的来苏儿的气味中,他依稀看见一些白色药片在肠道里缓缓行进,然后又看见肥皂泡沫在肠道里像波浪一样翻滚的幻景。他的嘴角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杨泊觉得服用安眠药自杀无疑是一种游戏。

 

老杨,我不是为你死的,我只是悲叹生活的苍白和不如人意。任佳突然说。

 

我知道这一点,谁也不会为别人而死。

 

死亡是美丽的。我体验到了死亡的美丽的诗意。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死过。不过我想死亡不是件美丽的事情。人活腻了才想到死,死很平常地降临,就像水池里的鱼,它一旦跳到水池外面就会死去。

 

你没死过,你不知道死亡是一种什么感觉,就像一首歌中唱的,随风而去,对了,就是一种随风而去的感觉。

 

随风而去。杨泊点了点头,他抬眼望窗外,窗外是淡蓝的天空和梧桐的枝权,一片叶子在阳光中旋卷着。杨泊说,天气多好,一切都在随风而去。

 

到了冬天,杨泊失去了往日的自由和快乐。他一个人带着未满周岁的孩子,身心感到从未有过的疲惫。每隔一天,任佳就通过传呼电话找他聊天。任佳在那次自杀未遂后,非常喜欢与人讨论人生和哲学问题。杨泊不得不抱着孩子奔下楼去接她的电话。任佳在电话里长篇大论,往往要谈上五六分钟,这使旁边等着用电话的人很有意见,杨泊说,我没有办法,你们没听见?我什么也不想说,我只是一个诚实的听众。

 

杨泊曾经接到冯敏的一个电话。杨泊拿起话筒时什么也没有听见,他说,你是谁?对方没有声音,杨泊听见一种类似呜咽的轻微的声音,然后电话就被挂断了,凭感觉杨泊知道打电话的是冯敏。他想女人怎么都喜欢在电话里表达她的情感,女人天生喜欢这种半藏半露的方式。

 

这年冬天杨泊几乎失去了时间的概念。杨泊家里没有日历,只有一卷风景摄影画历,画历依然停留在七月。七月是炎热而浪漫的夏季。现在是冬天了,有时候杨泊发现了画历的错误,但他不想去纠正这个错误。

 

这天早晨窗外传来一阵鞭炮声,摇篮里的孩子被吓哭了。杨泊走到窗前,发现大街上的人比平日拥挤,远远地他看见百货公司挂出了红色的灯笼,灯笼上有"庆祝元旦"四个大字。杨泊这才想到原来是节日,节日总是很嘈杂很拥挤的。人们喜欢节日情有可原,杨泊只是觉得鞭炮太吵了。

 

元旦这天后来成为冯敏记忆中一个可怕的日子。冯敏原来准备这天回家去的,她知道她迟早要回去,特意选择了元旦这个日子,因为这天象征着新的开始。早晨八点钟左右,冯敏买了一束她最爱的石竹花,带着一只大包准备回家。正要出门的时候冯敏的几个话剧团的同事来了。他们出于关心来看冯敏。冯敏只得打消了早晨回家的主意。他们问起冯敏和杨泊的龃龉,冯敏说着说着,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那群同事走时已近中午,冯敏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眼泡红肿,很难看的样子。她不想让别人看见她这个样子,冯敏想她只有下午回去了。

 

中午的时候孩子仍然不时地啼哭。孩子自从被鞭炮声吓醒后就一直在哭,杨泊想尽了一切办法也未能制止孩子的哭声。他给孩子量了体温,体温正常,证明孩子没有发烧。他无可奈何了,他不知道孩子为什么在新年伊始的时候这样大哭不止。

 

杨泊把孩子抱到阳台上去,阳台上阳光明媚,昨夜晾晒的尿布在风中轻轻拂动。杨泊听见暄闹的市声中融合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音乐声,好像是一支著名的安魂曲,他觉得那音乐悲亢而悠远,在风、阳光和市声中发挥了最佳效果。他分辨不出它来自何处,他想在元旦听安魂曲也许不是件好事,至少它使人联想到了死亡。

 

空中有一只红色气球,气球慢慢地浮升,在阳光中闪着透明的色彩。杨泊指着气球对孩子说,别哭了,你看那只气球,它多么漂亮。孩子没有朝那只气球看,他闭着眼睛大哭,哭得满脸是泪。扬泊感到一种深深的绝望。

 

别哭了,我最不喜欢听见哭声,哭是最令人生厌的事情。

 

......别哭了,你哭得让我烦躁焦虑,你哭得我情绪坏透了。

 

......别哭了。我假若打你一顿又能怎么讲?我不喜欢暴力,我情愿逃避,可是我能逃到哪里去呢?

 

......为什么哭个不停?你让我安静一会儿吧,我已经很疲倦了,我受不了你的无缘无故的哭声。

 

......为什么还要哭?你让我感到绝望,你让我感到整个世界无理可说,而我也不想再说了,我已经说得够多了。

 

......好吧,你继续哭吧。现在我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听不见你的哭声,或者把你从阳台上扔下去,或者我自己跳下去。我想还是让我跳下去吧,这样更好一些。我可以问心无愧。

 

杨泊把孩子放回到摇篮里,孩子哭得更厉害了。杨泊想了想,俯身把孩子连同摇篮一起搬到了阳台上。他找了一个玩具小熊塞在孩子的手里,他说,什么时候你不想哭了,可以玩这个小熊。没有我,你也许会更快活一些。

 

杨泊双手撑着阳台,水泥质地的阳台冰凉冰凉的,而阳光很温暖。杨泊凝望天空,那只红气球已经升得很高很高,现在他只能看到一点虚幻的白点。天空下是杨泊所熟悉的城市,城市很大,漠然地向各个方向延伸。杨泊听见那支安魂曲的乐声索绕在城市上空,他始终分辨不出它来自何处。

 

中午十二点一刻,杨泊纵身一跃,离开世界。杨泊听见一阵奇异的风声。他觉得身体轻盈无比,像一片树叶自由坠落。他想这才是真正的随风而去。这才是一次真实的死亡感觉。

 

楼下就是商业街。元旦这天街上的人很多,所以有很多人亲眼目睹了杨泊坠楼的情景。其中包括杨泊的妻子冯敏。冯敏当时在她熟悉的水果摊上买桔子。水果摊老板说,你好像很久没来买水果了,冯敏挑了几只桔子放到秤盘上,她说,水果太贵了,没有钱,吃不起了。冯敏抱着桔子和鲜花穿过街道时朝家里的阳台望了一眼,她看见阳台上有个人跳下来,那个人很像杨泊。

 

那个人就是杨泊。

2013 / . 07 / . 24

(日)小川未明:红蜡烛和美人鱼

(日)小川未明:红蜡烛和美人鱼

 

 

美人鱼不仅南方的海里有,北方的海里也有。

 

北方的海,湛蓝湛蓝的。有时,美人鱼爬上礁石憩息,观望四周的景致。

 

月光穿透云缝,静静地洒落在海面上。无论向哪望去,都是翻腾不息的惊涛骇浪,一望无际。

 

美人鱼想:这是多么凄凉的景色呵!比起深海里的各种鱼和粗野的海兽,我们人鱼的性情和身形更像是人类,可我们却不得不和鱼、海兽生活在冰冷、阴暗、令人沮丧的海里,这是为什么呢?

 

长年累月,自己连个说话的伴儿都没有,总是生活在对海外光明世界的渴望中,一想到这些,她真感到受不了了。于是,在明月当空的夜晚,她经常浮游到海面上来,栖息在礁石山上,沉溺在各种梦想之中。

 

美人鱼想:人类居住的市镇多美啊!听说人比鱼和海兽更善良,更有人情味。我们人鱼虽生活在鱼和海兽之中,却与人相近,如不能到人间看看,真是太遗憾了。

 

美人鱼已经怀孕了……她在这个寂寞的,连个说话的伴儿都没有的北方的大海里,已经生活多年,不能指望到那光明、热闹的国度去了,可是,至少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再遭受这种悲哀、孤独生活的折磨……

 

抛离孩子,独自一人生活在寂寞的大海里,没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人伤心的了。可是不管孩子在哪儿,只要能过得幸福,那就是她最大的欢喜了。

 

听说世上的人最善良,从不欺侮可怜的无依无靠的人,最同情受苦受难的人。还听说,孩子一旦被人们收养,就绝不会被抛弃。她想:我的孩子要是能被人收养,那该有多好啊!

 

美人鱼决心把孩子生在陆地上,让她在明亮、美丽的市镇上长大。尽管她再也见不到孩子了,孩子却能在人世间过上幸福的生活。

 

在遥远的岸边,小山上神社里的灯火隐约可见,在波峰浪谷间一闪一闪的。一天夜里,美人鱼为了生下孩子,穿过汹涌的波浪,向陆地游去。

 

 

岸上有一条小街,街上有各种商店。在神社的山下,有一家出售廉价蜡烛的小店。

 

店里住着一对年老的夫妻。老头儿做蜡烛,老婆婆卖。街上的人发附近的渔夫拜神社时,总是顺便到这店里买了蜡烛再上山。

 

山上长着一片片松树,神社坐落在松林中。海风吹动松枝,日夜呜呜地响着。每天晚上,从远处的海上都能望见神社的烛光,时隐时现地闪动着。

 

一天夜里,老婆婆对老头儿说:“我们过这样的日子,也是托神仙的福。山上要是没有神社,蜡烛就卖不出去。我们该知道感谢才是,从今儿起,我也上山拜神吧!”

 

“是呀,”老头儿说,“我也是没有一天不在心里感谢神灵的。可是忙来忙去,总也没能上山朝拜。你想到这个很好,把我谢意也带上山吧。”

 

老婆婆慢腾腾到出门了。这是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外面亮得跟白天似的。拜了神社,老婆婆刚要下山,忽见台阶下有一个婴儿在啼哭。

 

“多可怜呵,一个被遗弃的婴儿!”老婆婆想,“是谁扔的呢?更奇怪的是,我拜完神就碰到这个孩子,也许我们有什么缘分吧?要是就这么看到不管,会受神灵惩罚的。一定是神知道我们夫妇没有孩子而赏赐给我们的,还是抱回去同老头儿商量商量,抚养起来吧!”她抱起了孩子,嘴里念叨着:“噢!可怜呵,可怜呵!”就这样抱着孩子回家了。

 

老头儿正在门口等着老伴儿,却见老婆婆抱着一个婴儿回来了。老婆婆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老头儿。

 

老头儿说:“可能真是神赏赐给我们的,如不好好抚养,会遭到惩罚的。”

 

老两口收养了这个下半身是鱼形体的小女孩,他们认为,她一定是传说中的美人鱼。

 

老头儿抱着孩子左瞧瞧,右看看,说:“她不是人生下来的孩子,可是……”他歪着脑袋沉思着。

 

“我也这么想,”老婆婆说,“不过,即便不是人生的孩子,你看她的脸蛋多么善良、多么可爱呵!”

 

“行呵,不管怎么说,这是神的赏赐,还是好好抚养吧。长大了,她会成为一个聪明的好孩子的。”老头儿说。

 

从此,老两口精心养育那个小女孩。她渐渐长大了,黑黑的大眼睛,美丽的头发,粉红的皮肤,是一个温柔、聪慧的好姑娘。

 

 

姑娘长大了,可是因为身形与众不同,总是害羞,不愿外出露面。办事,凡见过姑娘一眼的人,无不为她的美貌而惊奇。有的人只是为了想要看一眼那姑娘,也来买蜡烛。

 

老头儿和老婆婆为了减少小姑娘的麻烦,经常给人们解释说:“我家的姑娘腼腆害羞,是从来不见外人的。”

 

老头儿在里屋专心制作蜡烛。姑娘想:要是能在蜡烛上画上美丽的画儿,大家兴许会更喜欢买。于是,她把着个想法告诉了老头儿,老头儿说:“那你就画上一些试试吧!”

 

姑娘用红颜色在白色的蜡烛上画上鱼呵、贝壳呵,或是海藻之类的东西。她从来没有学过画,却画得好极了。老头儿看了非常惊讶,谁看到那栩栩如生的画儿,都会非买一根蜡烛不可。那画儿具有奇妙的美和魅力。

 

老头儿感叹地对老婆婆说:“这些画儿真不错,因为这不是凡人,而是美人鱼画的嘛!”

 

“我要带画的蜡烛!”从早到晚,大人、小孩纷纷来店里买店里买,画了画儿的蜡烛果然大受欢迎。

 

接着,又出现了奇迹。只要用这种画了画儿的蜡烛拜过神社,然后带着剩下的蜡烛头出海,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狂风暴雨,船都不会翻,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着奇迹远远传开了。

 

镇上的人说:“本来就是祭祀海神的神社嘛,供上漂亮的蜡烛,海神肯定非常喜欢。”

 

这蜡烛店,因为生意好,老头儿从早到晚拼命赶制,姑娘为了报答这对老夫妇对自己的养育之恩,也顾不得手痛,用红颜色不停地画着,乌黑的大眼睛时常闪动着感激的泪花。

 

这个神奇的故事一直流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远方的船员和渔夫为了弄到供神剩下的蜡烛头,特意从远远的地方赶来。他们买下蜡烛,登山拜神,然后把烧剩的蜡烛头带回去。由此,山上神社的烛光昼夜不断,特别是在晚上,海面上倒映着闪闪的烛光,好看极了。

 

“真是神仙保佑我们呀!”神社的名声越传越远,这座小山也因此而出了名。可是谁也没有注意到专心绘画的姑娘,没有人同情这位可怜的姑娘。姑娘疲倦了,常常在月夜下倚窗望,眼泪汪汪地眺望远方,思念北方那蓝蓝的大海。

 

 

有一次,从南方来了一个走江湖的商人。他是专门来北方搜寻奇珍异宝,然后带到南方去赚钱的。

 

这个江湖商人不知是听说的,还是亲眼见过,反正他看出姑娘不是真正的人,而是稀世之宝——美人鱼。有一天,他悄悄来到店里,背着姑娘问老夫妇,他愿出大价钱把美人鱼买了。

 

上了年纪的老夫妇起初不肯答应,姑娘是神赏赐的,怎么能卖呢?要是卖了,肯定要受惩罚的。可商人不死心,又跑来煞有介事地说:“自古以来,美人鱼均是不祥之物。你们如不趁早甩掉,日后会遭殃的!”

 

老两口儿终于相信了商人的话,再加上商人答应给他们一大笔钱,也就动了心。他们答应把姑娘卖给他。

 

商人高兴地回去了,说过几天句来领姑娘。姑娘知道后非常吃惊,她生性腼腆、善良,很怕离家,更不用说被带到几百里外的陌生的南方了。她哭着央求老夫妇说:“我什么活儿都可以干,请别把我卖到南方去吧。”可是不管姑娘怎样哀求,那老两口儿已经鬼迷心窍,什么话也听不进去了。

 

姑娘闷坐在屋里,又开始一心一意地在蜡烛上画画儿。老两口儿看到这情景,竟丝毫不动心。

 

在一个月色明亮的夜晚,姑娘独自倾听着海涛声,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悲伤。听着听着,似乎觉得远方有谁在召唤着她。她探头望去,深蓝色的海面上,只有一派朦胧无边的月光。

 

姑娘又坐了下来,在蜡烛上画着。这时,门外突然喧闹起来,原来是那个商人来领姑娘了。车上有一只镶着铁框的大笼子,那是一种装虎、狮子和豹等野兽的笼子。

 

商人认为,这美人鱼虽生性善良,但毕竟是海中的兽,所以要跟老虎、狮子一样对待。过一会儿,当姑娘看到这笼子,该会多么吃惊呵!

 

姑娘此刻并不知道这一切,她还在低头作画。老头儿和老婆婆进来说:“喂,你该走啦!”说着,就要领她出去。

 

姑娘被催逼着,没法儿再画,就把手中的蜡烛全涂红了。

 

她悲伤地走了,身后留下了两三支红蜡烛,算是对自己伤心往事的纪念。

 

 

这是一个平静的夜晚。老两口儿关上门睡觉了。

 

半夜时分,“嘭、嘭、嘭,”不知是谁在敲门。老年人睡不沉,听到敲门声就醒了。

 

“是谁呀?”老婆婆问。

 

外面没有回答,只有“嘭嘭”的敲门声。

 

老婆婆起来,开个门缝一看,一位肤色雪白的女人站在门外。

 

女人是来买蜡烛的。只要能多少挣几个钱,老婆婆是绝不会露出一点不耐烦的。

 

老婆婆把蜡烛箱子搬来给那个女人看,不觉一怔,只见她又黑又长的头发水淋淋的,在月光下闪闪发亮。那女人从箱子里拿出鲜红的蜡烛,目不转睛地看了一阵后,付了钱,带着红蜡烛走了。

 

老婆婆凑在灯下仔细一看,手中的钱竟是贝壳。她感到自己被骗了,怒冲冲地追出去一看,那女人早已没影了。

 

就在这天晚上,天色陡然大变,出现了多年没见过的狂风暴雨。此时,商人正带着笼子里的姑娘乘船南去,航行在深海上。

 

“这么大的暴风雨,那船肯定是没救了!”老头儿和老婆婆浑身哆嗦着说。

 

天亮了,海面上仍是一片阴暗、恐怖的景色。昨天夜里遇难的的船只,真是不计其数。

 

奇怪的是,打那以后,山上的神社只要夜里点上红蜡烛,顷刻之间,无论是什么好天气也会骤然间风雨大作。从此,红蜡烛在当地就变成了不祥之物了。蜡烛店的老两口儿说这是神灵的惩罚,从此,他们关闭了店门。

 

可是,也不知是哪来的,是谁供奉神社的,红蜡烛还常常在燃烧。过去只要拿着在神社供奉过的蜡烛头,在海上是绝不会出事的。可现在却相反,谁要是看到神社的红蜡烛的亮光,谁就会在海上淹死。

 

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再也没有人上山朝拜神社了。这么一来,从前很灵验的神社,而今成为镇上的鬼门了。于是,人人都怨恨地说:“像这样的神社,还不如没有好。”

 

船员们在海上一看到这座有神社的山就害怕。一到夜里,这一带海上总是那么阴森可怕。举目望去,到处是起伏翻腾的巨浪,无边无际,巨浪撞击在礁石上,溅起雪白的泡沫。月亮从云间露出凄冷的脸,映照着海浪,真令人毛骨悚然。

 

在漆黑、不见一点儿星光的雨夜,有人看见海面上飘悠着摇曳不定的烛光,那烛光渐渐升高,飘向山上的神社,一闪一闪地晃动着。

 

没过几年,这山上的小镇便完全荒败,消失不见了。

 

小川末明(1882~1961),日本小说家、儿童文学作家,日本儿童文学奠基人之一。他医生创作甚丰,1962年出版《小川末明选集》(六卷本),并于当年发表“童话作家宣言”,宣布停止小说创作,专力从事童话写作。主要作品有童话集《红船》(1910)、《红蜡烛和美人鱼》(1911)、《巧克力天使》(1924)等。曾获艺术院奖和文化功劳奖,后出版有《小川末明童话全集》16卷。他医生关于童话的创作和理论,对日本儿童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13 / . 07 / . 22

【心理FM】做一个特立独行的女子

【心理FM】做一个特立独行的女子

 

收听有声版》》》http://fm.xinli001.com/186/

今天读到一篇文章,里面提到,《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从初二开始就读古籍,并且每天坚持几小时,除了当年高考的时候停下过两个月,其余的日子里,都是雷打不动的持续阅读,终于在多年后,厚积薄发,写出不俗的作品。这是个老套的励志故事,然而感动我的地方有二:第一是可以想见,当年明月在没有成名前,一定也和我们众人一样,过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毫无过人之处,然而他却能在某一天忽然一鸣惊人,这种一鸣惊人,绝不是依赖运气或者背景等因素,而是实实在在的依靠自己的努力,日积月累,终于从量变到质变。原来再普通的人,都是有能力改变生活的,唯一的区别在于,你能在默默无闻的情况下坚持多久。借用左岸读书的那句标志性的话语说就是:一切成功源自积累。而更加感动我的地方是当年明月在采访中说的一句话,大意是那个时候因为每天都在读史书,所以“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但是,因为有书的陪伴,觉得内心很强大。”

 

许多年前的当年明月,一定是个特立独行的人。

 

没有朋友,这既包括了没有什么知心朋友也包括了没有在一起吃吃喝喝的酒肉朋友,换句话说,就是他每天的生活里只能与孤独为伍。这种状态除了我们所熟知的那几个圣人,有几个人能多年承受?没有朋友,这对于像我这样一个现代女孩来说简直是世界头号灾难!你不妨想象一下你身边的一个普通女孩儿,她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她和她的朋友结伴吃饭逛街聊天,甚至上厕所都要一起去;如果她处于无聊中她必然会给她的闺蜜打电话,就服饰和男人以及各种八卦聊上个一两小时,如果遇到她碰巧和男朋友吵架那么聊天时长还将翻倍;她和她的朋友聚在一起,聊天内容里一定包括了背着别人说坏话,连我最喜欢的女作家刘瑜都说过,对于女孩子来说,“能不能在一起说别人坏话是检验友谊的重要标准”;还有,这个女孩子还不能太优秀,因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如果你太鹤立鸡群了,那么不论你做得再好,你也一定会被其余的所有女孩子找出各种理由来排挤或讨厌你,如果你碰巧还有些高傲,那么你很可能还要被“整”。

 

所以,没有朋友是多么可怕的一种状态啊,没人陪你吃饭聊天上厕所,你开心你难过都是你自己的事,你的消遣是消遣寂寞,你的乐趣是自言自语,最可怕的是你和你周围的人仿佛是被一扇透明的墙隔开,近在咫尺,你一个人在墙这边看着他们热热闹闹,而你,什么也没有。

 

正因为此,我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中。

 

一方面,我一直在坚持阅读,几乎每天都读,梦想是有一天能够像李欣频那样每天读一本书;我还在坚持学习,计划明年开始读在职研究生,而我的这些学习,很大一部分是在单位的众目睽睽下进行的;目前我还自己在外面创业,周内的每个晚上都要上英语课,完全没有时间和同事们下了班后一起聚会;因为看了《不抱怨的世界》和《当和尚遇到钻石》的关系,我身体力行地尽量不去抱怨任何一件事,甚至是我的利益也被牵扯其中的事;我也不喜欢讲是非,如果实在躲不过,我也只听不开口;还有,我不爱看《昕薇》和《米娜》,更不要说电视剧了。

 

可另一方面,我是个需要朋友的人,不论他是哪种类型的朋友,我和任何一个正常女孩子一样,怕被孤立,怕她们的小团体不带着我玩,尤其是在单位上,每天朝夕相处八个小时,如果我只能跟个观众似的看着她们整天一起嘻嘻哈哈,而永远也登不上她们的生活大舞台,天哪,这也太恐怖了吧?

 

所以,现在的我,像是个隐居在地球的火星人一样,整天努力隐藏自己,也看《昕薇》也听八卦也无所事事,为的只是怕被认出我是异类。

 

我一直害怕自己太过特立独行,因为这个词本身是一个中性词:或许在你自己看来,你遵照内心生活,不为世俗羁绊,这是美妙的,但在别人眼里,你丫就是一个傻逼。而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一个人被当成傻逼的话是很痛苦的事。

 

而今天,在看到当年明月的那句话之后,我忽然就开悟了。优秀是一种习惯,与其刻意过分的隐藏自己去迎合众人,不如让众人习惯你的持续优秀。特立独行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是为了更加优秀,那么,这种代价是值得的。原来即使“没有什么朋友”,你也不见得会孤独会痛苦会害怕,因为,此时你的“内心很强大”。而正是这种强大,会给予你源源不断的力量,让你充实,并一步步走向成功。

 

不过,话说回来,一味的特立独行不见得是最高层次的特立独行,因为这样的特立独行很可能只是为了标榜自己的个性而进行的表演,这样的“特立独行”,不过是“肤浅”的另一个外壳罢了。

 

我想,真正的特立独行,应该是低调而沉静的,这样的特立独行放射着一种锦衣夜行般的光芒:你清楚地知道你想要的并为之努力,外界的任何人或事物都不足以影响你的航向;你默默的前行,并不向别人炫耀自己的种种进步;你不在意别人的评断,只询问内心充实与否;你沉默而谦卑着,明白平凡也是值得敬畏的;你不将任何人奉作神明,也不想成为任何人的神明。

 

我想我明白了,特立独行,指的是,你的内心,比任何人都要沉静而笃定。

 

如果几年后,你看到一个小有所成的女子,有着一张不漂亮却从容的面孔,你不用太过惊讶。就如王小波笔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最终没有死在屠夫的刀下,而是长出了獠牙,欢快而独立地奔跑在原野中一样,我要做一个特立独行的女人,就算“没有什么朋友”,但我强大的内心里,掌声不断。

 

文/坐看云起    原题《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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