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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 03 / . 30

弃婴岛生存困境亟待建立多重救助机制

有关婴儿安全岛(以下简称“弃婴岛”)的讨论热潮,因为浙江省首个弃婴岛试点转型升级的新闻,再度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自2011年河北省设立首个婴儿安全岛以来,截至2014年6月,全国各地已经有河北、天津、内蒙古、黑龙江、江 苏、福建、广东、贵州、陕西等16个省区市建立了32个“婴儿安全岛”试点,共接收弃婴1400名。其中,广州首个弃婴岛设立于2014年1月28日,但 在运行48天之后,广州市社会福利部门暂停了正在试点中的“婴儿安全岛”。据统计,广州弃婴岛共接收了超过100名弃婴,其中99%属于残疾婴童。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弃婴岛的超负荷运转乃至关闭,是一种可预见的结果。个中原因,在诸多的讨论中已有呈现:首先,庞大的人口基数必然存在一定比例的弃婴数量,目前16个试点所供给的收养规模,很难满足社会客观存在的需求;其次,相关的社会救助、保障滞后,必然会涌现相当数量的弃婴。最后,即便有了一些救助,弃婴的文化传统和父母与社会救助方的信息不对称,都会导致一定比例的弃婴数量。

  然而,明知现有的弃婴岛试点规模难以承受弃婴之重,是否该放弃呢?从操作的角度看,成本上的困境显而易见,这里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更包括看护人员的精力、数量和规模,都很难在弃婴井喷的时候得到满足。但是,弃婴岛必须坚持下去, 不但要坚持下去,还要力争扩大试点。毕竟,试点过少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如果不能扩大范围,那么问题的全部就无法展现。

  再者,尽管目前设立弃婴岛的方式在客观上有鼓励弃婴之嫌,但作为一种社会良心的体现,弃婴岛需要存在。从弃婴岛的设立表明,我们的社会还有最后的伦理底线。这一条底线非常重要,它可能暗藏着一种人性的希望。

  当然,支持设立弃婴岛基于的是一个系统性的考虑。在支持之前,对于婚检必要性的 讨论有必要再次摆上桌面。从强制婚检到自愿婚检,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第三种模式?如果能够在婚检上实现突破,残疾婴童的比例将会大大下降,弃婴的出现规模 也会随之下降。而假如孩子已经诞生,在每一对父母丢弃自己的孩子之前,则必须经历多种救助或规范机制。例如大病救助,可以消除许多父母医疗成本过高的担忧;相关社会组织介入的心理建设,可以帮助父母和残疾孩子重塑关系,实现关系的正常化;此外,正如一些专家所指出的,需要通过法律途径对弃婴行为本身进行 审查,防止有抚养能力的父母恶意弃婴。

  一个婴儿从生下到被丢弃,决不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政府与社会必须协同介入,设置多种保障,将孩子尽可能留在父母身边。毫无疑问,父母是婴儿最好的“安全岛”,让父母放弃弃婴的想法,即消除弃婴的土壤,这是比设立弃婴岛更为根本的办法。

  在浙江衢州,所谓对弃婴岛的转型和升级,实际上就是对接收弃婴进行限制,将只接 收孤儿和本地弃婴。这里涉及到财政支持范围的问题。广州弃婴岛的关闭亦与此有关联,按照统计,有近一半的弃婴并非广州籍,属于外地专程过来丢弃的结果。 就此而言,废除试点,而是进行全国无差别的推广,就显得更为紧迫。否则,试点本身无法构成解决途径,并且掩盖了问题的全部,只展露出问题的冰山一角。

  弃婴的天然存在,要求文明社会必须建立救助机制。这是我们必须直面的社会问题, 也是不容回避的良心底线。所以,对设立弃婴岛的支持不容置疑。但正如许多反对者所指出的,如果不下大力气解决婚检、社会保障、多渠道救助等等事宜,设立弃 婴岛在客观上确有助长弃婴之嫌。或许,这样一个系统性的社会困境,恰恰是今天中国社会艰难运转的典型表现,我们只有携手共同克服它,才能迈向真正的代文明社会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 / . 03 / . 06

以志愿服务点赞雷锋精神

3月5日是第52个“学雷锋纪念日”,也是第16个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志愿精神在国际上定义有三:一是志愿,二是不为报酬,三是利他。雷锋的行为践行了志愿精神,因此,中国青年志愿者日定在每年的3月5日。

今天,社会在转型,利益在调整,多元诉求与价值嬗变令我们时常要问一句:雷锋精神走远了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学雷锋?其实答案也很简单,一言蔽之:雷锋是属于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英雄,但雷锋精神却是属于人类、属于世界的基本价值遵循。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和《关于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意见》精神,在“学雷锋纪念日”前夕,中宣部向全社会公布了第一批50个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50名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美德恒久,感动常在。这起码说明,2015年的雷锋精神,不仅契合“君子遵道而行”的传统道德规则,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时代之声。

西方有学者指出,“如果说人类发展前500年是技术革命带动全球的经济发展,那么今天,人类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后500年社会学、社会服务将成为地球上生存的重点,人类也将开始重新调整自己”。调整是一种重塑,而重塑是新的力量整合。譬如老人跌倒了,就算摄像头准备不齐全,还是要有人伸手出来扶一扶;譬如再忙再累,社区的公益活动,还是要抽空尽点义务;譬如网络社会里可以“任性”遨游了,碰到谣言炒作,起码不会当个“键盘侠”去煽风点火……新时代的公序良俗,或者说是契合现代公共治理的意识,需要一种志愿意识,需要承续雷锋精神。

雷锋精神洋溢在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传递着正能量,托举着新梦想。一方面,越是物质发展,越重精神引擎。以雷锋精神为标志的时代精神,是社会创新、时代进步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撑、方向导引。另一方面,精神的价值、思想的伟力,更是推动“四个全面”有序落地的重要保障。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志愿服务事业。于此而言,雷锋精神是指引,更是抓手。

当然,精神的学习本身就是与时俱进的传承。每个特定历史时期,都有年代特征鲜明的“雷锋STYLE”。自2008年以来,历经一系列重大灾难与国际活动的洗礼,中国志愿精神已经从顶层设计到坊间田头,内化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兑现为转型期的公民责任与公共道德。今天我们学雷锋,也许很难去临摹“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的美德,却可以在飞速的动车时代,找到雷锋精神的新领地、新舞台。

今天,我们不妨以志愿服务点赞雷锋精神,向不走的雷锋精神致敬!(来源:人民网)

相关阅读:今天,我们该怎样“学雷锋”

2015 / . 03 / . 02

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 (完整版)

专访柴静:“人去做什么,是因为心底有爱惜” 人民网记者:你告别央视之后,为什么选了雾霾这么一个题材? 柴静:这不是一个计划中的作品,当时因为孩子生病,我辞职后打算用相当的一段时间陪伴她,照顾她,所以谢绝了一切工作邀请。照顾她过程中,对雾霾的感受变得越来越强烈,整个生活都被它影响了,加上全社会对空气污染问题也越来越关心,职业训练和母亲本能都让我觉得应该回答这些问题:雾霾是什么?从哪儿来?该怎么办?所以就做了这个调查。 人民网记者:你怎么想到公之于众的? 柴静:一开始没有想要公开,只是自己找资料,找专家问,想解开一些迷惑。我调取了十年来华北上空的卫星图片,可以看到空气污染早已存在。我就在北京生活,怎么没意识到?我找了奥运空气质量保障小组组长唐孝炎院士,她提供给我2004某个月的PM2.5数据曲线,相当于今天的严重污染,首都机场也关闭了,只是当天新闻报道是雾。可见当时整个社会对空气污染缺乏认识。 我深感作为传媒人的一员,也有责任,因为当时我在北京,但我浑然不觉。我做过不少污染报道,总觉得好象看到烟筒,看到厂矿才会有污染,所以生活在一个大城市里就无知无觉。
2015 / . 03 / . 02

"穹顶之下"并非柴静"私人恩怨" 抗霾公众能做什么

2月28日,长达103分钟的公益作品《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将“雾霾“这个词,又拽到公众眼前。“雾霾”一词搜索量趋势图曲线,在这天陡然上升。

片子中,离开荧幕一年的前央视记者柴静,穿着一袭白色上衣和旧牛仔裤,做了一场演讲。她将“雾霾是什么?”“它从哪里来?”“我们怎么办?”这些科学性极强的问题,用娓娓道来的风格,掰开了揉碎了,讲给公众。

24小时之内,这部对雾霾刨根究底的片子,全网播放量破亿。柴静说,这是她跟雾霾的一场“私人恩怨”。有了女儿之后,她意识到这个脆弱的生命要由她来负责。以一个母亲的立场,加上一名调查记者的素养,有了这部柴静所说的,“计划外的片子”。

但是穹顶之下,不只有柴静一人。

环保组织网站被挤爆

3月1日,新任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媒体见面会上说,他看完了《穹顶之下》,并发短信对柴静表示了感谢,感谢她唤起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重视。

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不仅仅体现在网络发言上。位于北京的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对此有更直观的感受——他们一款手机应用在一拥而入的访问请求面前几乎要崩溃了。

视频里,柴静提到了一个公开企业排污信息的手机应用——污染地图。她告诉大家,看到超标排放废气的企业,可以举报。当天下午,“污染地图”官方微博发文称,由于下载量加大、数据库运行缓慢,该手机应用已经无法正常运行。

网民的热情让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始料未及。从2014年6月上线至柴静调查播出前夕,“污染地图”的下载量在五万左右。但从2月28日起,下载量迎来了“井喷”,光iOS系统下载量就超过20万。马军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在“污染地图”“罢工”时,网友给予了这款应用极大的耐心,他们留言说,没关系,我们等。“这也说明公众强烈地希望能做些什么。”

同样刷了一回存在感的是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在柴静的调查片中,自然之友贡献了一段动画,告诉公众,面对雾霾,他们能够采取哪些行动,比如少开车,比如看到环境不友好行为拨打投诉电话12369进行举报。

自然之友网站的服务器也没招架住大量涌入的访问请求——它宕机了。网民们想报名成为自然之友的志愿者,由于人数过多,报名链接一度无法打开。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说,片子播出后,他和他的同事收到来自各界的信息,被片子打动的人表示,他们想成为“环保行动派”。

公众行动带来“改变的力量”

实际上,自然之友已经推出了一个叫作“蓝天实验室”的项目,这不是一个实体的实验室,没有需要专业知识才能理解的科学定理,它更想强调的是有趣和互动。在自然之友的官方介绍里,这是一种“面向公众免费开放的大气污染检测和雾霾应对方法开发的创新行动方式”。

“我们都知道雾霾不好,但是面对雾霾,大家普遍有一种无力感,甚至是抱怨。我们就想,能不能做些什么,让不得不面对雾霾的这些人,和雾霾科学、积极地相处。”张伯驹说。

蓝天实验室里集合了青年科学工作者、志愿者和普通公民,自然之友希望用公民参与的方式,来澄清公民自己的疑问。张伯驹举了一个例子:“我们都在倡导绿色出行,那能不能用数据来证明,究竟哪一种出行方式更健康?”疑问有了,蓝天实验室里的青年科学家就负责设计实验,然后由招募来的志愿者完成测试。这是一个已经启动的测试活动,志愿者们会收集不同交通方式下PM2.5的可能吸入浓度,然后由专业工作人员对数据做出分析,之后再发布一个能让公众“看得懂”“愿意看”的报告,为公众选择合适的出行方式提供参考。张伯驹希望,他们能够培养一股积极、建设性的力量,在探索和求知当中,激发大家的行动力。

柴静在视频里说:“因为一个人,知道了自己做的一点点事情,可以让事情本身变得更好,他心里面就能踏实了。”

马军看到,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在追求这种“心里踏实”。“从第一个环保组织注册成立到现在,已经走过了二十年的时间。前期的很多时候,公众参与停留在一个比较浅的层次。但是近两年来,我们看到了积极的改变。环保组织参与行动的空间扩展、深度增加、类型更加多样。而公众的直接参与,比如说对排污企业的监督,更是有明显的进展。”马军介绍道,污染信息实时公开,公众捧着手机,看到超标排放,就能随手“@”当地的环保部门。在某些省市,这种政民互动已经达到“高度积极”的程度。

不只一时冲动,更需长久参与

张伯驹强调,自然之友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公众可以选择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一种不奢侈、不浪费但又能保证生活品质的生活方式,来实现环境友好。“把行动融入生活和习惯,这个特别重要。这部片子传达了一种积极的信息,它告诉大家,我们的行动、政府的行动、环保组织的行动和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的行动,能够让改变发生。”

因为《穹顶之下》,自然之友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收获了他们完全没预料到的高度关注。但是,他们也清楚,因为片子激发的热情总会消退。而治理污染,关注环保,还是一个长期课题。

“我们会努力,让公众看到他们力量产生的作用,让他们愿意持续性地去关注、去参与。”马军说,他们准备推出“污染地图”的2.0版本,用更多功能、更高的用户友好性,来助力守望蓝天。张伯驹也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环保意识的提高任重道远,他希望《穹顶之下》能产生更为长远的影响。

在演讲快要结束时,柴静说:“我要做的事情,就在此时,就在此地,就是此身。”这,也正是环保组织希望从普通人身上看到的决心。

 

来源:科技日报

http://www.xingongyi.org/topic/detail/tid/354.html

2015 / . 02 / . 28

高调慈善可以有,何必整张“雷锋脸”?

33岁的安徽小伙子张艺冬最近不太高兴。起因是,经过3次整容,他终于把自己的脸变成他认为的“雷锋”脸,同时还拍摄了一组形似雷锋的照片。

高调慈善可以有,何必整张“雷锋脸”?

“整成雷锋的样子是我的自由,我崇拜喜欢雷锋,为啥媒体的报道要讽刺我?”对于记者提出的为什么要整容成雷锋的问题,张艺冬颇感委屈。

以前真没关注过张艺冬。不过,这次看了张艺冬的经历,还是蛮佩服他的。他帮过下肢瘫痪的孤儿、罹患骨癌的少女、年迈无依的老人、精神失常的流浪汉……他一直在高调慈善,有人需要帮助,他在帮助的时候还会叫上记者,有了记者的参与,被帮助的人还能得到政府的照顾,这其实也是帮助别人的一种智慧。事实证明,他的高调很有效果,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就在他的高调宣传中,获取了政府部门的优惠政策眷顾。

当然,有人也在质疑一件事情:张艺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往往是自己投入的很少,只是帮助策划,让需要帮助的人引起社会的关注,然后解决问题。对于这一点,笔者以为,无论他本人投入了多少资金,只要有了帮助的结果,就应该是美好的。帮助别人的形式有很多种,正所谓“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没有多少钱款的张艺冬也是为慈善出了力气的。

张艺冬的慈善都是高调的。对于高调慈善,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而实际上做好事难道必须都要默默无闻吗?“做好事不留名”的人是伟大的,“做好事留名”的人也一点不龌龊。

不过,对于张艺冬的行为,我还是有点想法的。为了高调慈善,张艺冬经过三次整容,终于如愿以偿的换来了一张“雷锋脸”。虽然说整容是个人的自由,法律不能干涉,我们也无权干涉。但是,这种行为和慈善有什么关系?无非是吸引眼球而已。而问题还在于,有了一张“雷锋脸”对于自己的慈善行动有没有好处。在我看来,这对于慈善没有多少作用。想捐款的人绝对不会因为张艺冬有了一张“雷锋脸”就会多给几个钱的。又何况,整容是需要大笔资金的,如果真心的帮助别人,何不将三次整容的钱款节省下来,救助更多的人呢?

张艺冬说自己最崇拜雷锋。对于这一点我是认同的,问题是,崇拜雷锋的最好表达方式不是整一张雷锋同志的脸,而是传播雷锋精神,而是多做好事情。按照这种理论,党和国家号召学习孔繁森,是不是崇拜孔繁森的干部都要动刀子整一张“孔繁森的脸”?我们曾经号召学习赖宁,是不是让学生都整容成赖宁?我们的社会中崇拜雷锋的人有很多,做好事的人也很多,难不成都要整一张“雷锋脸”?如果处处都是“雷锋脸”,这个社会岂不乱了套了?我最关心的还是,整了一张“雷锋脸”之后,这身份证该咋弄?一个人完全变了容貌,身份证管理岂不更加困难了。

过了大年,雷锋日就又快来临了。咱们可以学习雷锋,但是真的没有必要弄一张“雷锋脸”。(来源:人民网 作者:郭元鹏)

相关阅读:安徽小伙整容成“雷锋”,称向偶像致敬!

男子整容成雷锋做好事 却遭揭露诈捐

2015 / . 02 / . 28

创新变革时期的公益模式思考

      近年,随着中国公益事业的蓬勃发展,企业社 会责任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名词。提及企业社会责任,不少人想到的仅仅是慈善、捐赠、扶危济困,但这些活动并不能涵盖企业社会责任的全部,企业社 会责任包括的内容和意义应该更为深广。

  在变革的年代,做公益亦是需要创新和持续性。审视国内公益领域,既突出创新又讲求持续的公益模式也是寥寥无几。笔者身处公益传播行业,多年持续 关注中国企业社 会责任发展状况。在关注过程中,有一个品牌的名字经常跃入视线,这个品牌全方位持续实践企业社 会责任的行为较为充分地阐释了现代企业社 会责任理念,可以成为研究中国企业社 会责任的最佳样本。这个品牌,就是有凉茶始祖之誉的王老吉。

  王老吉创立于清道光年间(1828年),经过近两百年的发展,无可争议地成为凉茶的代名词。时至今日,王老吉涉足了现代公益的多个领域,如公众 健康、抢险救灾、支教助学、动物保护、科学普及等。有数据表示,王老吉累计公益投入已达10亿元。其在实践中形成了“及时、专业、长效”的独特公益模式正 是现代企业社 会责任的精髓。

  奉行授人以渔的现代公益理念

  现代企业社会责任强调与企业核心业务相结合、与企业管理和经营相结合的责任。这意味着,企业要实施一个在经济、社 会和环境三个方面都负责任的管理经营的战略和方案,从而使企业和社 会都能长期受益,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经典案例。

  2013年4月,四川雅安发生7.0级大地震。震后,王老吉第一时间捐助300万元款物,并组织王老吉企业志愿者队伍参与到一线抗震救灾中。引起社 会更广泛关注的是,王老吉宣布投入3亿元建设王老吉雅安生产基地。

  2014年7月,首个中国企业“输血+造血”公益模式大型示范项目——王老吉雅安生产基地投产。王老吉此番公益之举,不经意间创造了中国抗震救灾史上企业行动的五个“第一”:第一个签约、第一个奠基、第一个封顶、第一个竣工试产,还有第一罐灾后在灾区生产的红罐凉茶。

  王老吉在雅安的公益行动远不止于此。去年9月,王老吉宣布投入50万元终生认养2014年全球第一只新生大熊猫雅吉,以求唤起公众对灾害中野生 珍稀动物的关注。认养大熊猫不能用于商业用途,而且雅吉是国家相关科研项目的研究对象,将来要放归大自然,认养熊猫行动体现了王老吉毫无私欲的公益初心。

  2014年,王老吉还宣布投入5000万元建造载有5·12汶川、4·20雅安等大地震珍贵资料的王老吉雅安地震科普博物馆。地震科普对地震预防、震中逃生、灾后救援、灾后重建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公益界有资深人士曾说过,中国公益领域现在最缺的不是热情和钱,而是公益模式的创新。王老吉在雅安开创的“输血+造血”公益模式恰恰发挥了企业 与援助对象间的能动性,实现了1+1>2的效应。它不单单是经济概念上的输血、造血,而且上升到安全概念上的地震科普,为救灾与重建打开了新思路。 在传播公益正能量的同时,实现了区域经济、企业、民众乃至社 会的“多赢”。

  因此,笔者认为,坚持“企业自身效益”和“社 会效益”两手抓的企业发展模式,这是王老吉深得人心的主要原因之一。

  打造高效务实的公益平台

  再举一个例子,“王老吉四季彩虹公益行动”始于2013年,包括针对贫困大学生的勤工助学和面向中小学的微心愿认领两大板块。活动开展两年以来,王老吉累计帮助近三百名贫困大学生,资助了十几所小学。在微心愿认领公益行动中,除了自身发力外,并且依靠搭建的王老吉“四季彩虹”平台,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最终发动浙江和广东的万余家商户认领、帮助实现活动所收集的微心愿,共有10余万学生在此项公益活动中受益,引发了强烈的社 会反响。

  相较于传统公益模式,王老吉搭建起的高效整合社 会资源的公益平台,其实质是线上众筹模式的线下复刻,这个公益平台实现了线下众筹的首次破局。这是一次成功的创新实践,也为其他企业建立了样板,拓宽了企业的公益道路。

  王老吉,行走在爱的公益路上

  当前正值春运,为了让更多贫困学子能“吉时”“及时”回家,王老吉“让爱吉时回家”公益活动正在进行,火车等交通工具满载王老吉传递的正能量奔 向祖国的四面八方,奔向受助贫困学子的家乡,温暖着每位受助学子的心灵与家庭。这是从2013年春节开始,王老吉连续第三年开展此项公益行动,范围覆盖了 全国大部分地区。王老吉意欲将这一行动打造成公益品牌,让这个公益品牌持续传递社 会正能量和“吉”文化、“红公民”理念。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从“灾后重建”到“四季彩虹”行动,再到“让爱吉时回家”等系列公益活动,王老吉为每一个公益活动持续投入人力物力与崭新理念。

  中国公益任重而道远,中国企业社 会责任仍处于发展初期,但是笔者相信,把社 会责任上升到品牌战略高度、把社 会责任融入品牌血液的王老吉,在公益之路上的探索不会止步,一定能够走的更深远、更广阔。

  付出总有收获,百年品牌功在千秋

  公益慈善已不再只是捐赠,而是企业的公益模式是否可持续,是否能帮助修复贫富、教育、环境差距之间的鸿沟。

  为了将企业社 会责任上升到品牌发展战略高度,为了将公益元素完全融入品牌,王老吉还率先提出“红公民”公益概念。红,是中国人魂牵梦萦的颜色,寓意正直、热情、爱心。 红色,又是王老吉的企业形象色,王老吉凉茶独树一帜的红罐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在“济世救人”的理念传承和长期公益实践中,王老吉不断完善企业公益行为,打 造立体化公益模式,甚至实现了从企业公益到社 会大公益的升华。

  因为王老吉对自身如此苛求,对公益不懈探索,视社 会责任为企业发展第一要素。2014年底,在由中国社工协会企业公民委员会、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十届中国优秀企业公民 年会”上,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荣膺“2014中国优秀企业公民”。

  媒体报道显示,继2013年获得销量、品质“双冠”王之后,王老吉于2014年再次蝉联消费者满意度冠军。王老吉良好的品牌形象持续获得了消费者的好感,这是公众对王老吉热衷公益事业的最好回馈。

  现代企业责任需延伸到更广阔领域

  企业社会责任需要有组织保证,在不同的领域开展的社会责任活动,需要系统地纳入一个管理过程,这样根植于企业管理经营的社 会责任才能为企业创造价值一个企业真正践行好企业社 会责任并不简单,王老吉在企业公益方面赢得了广泛的好口碑,这与王老吉品牌背后的运营团队密不可分。

  中国社科院企业社 会责任研究中心发布的《企业公益蓝皮书(2014)》显示,中国企业社 会责任发展指数平均得分仅为25.2分,中国企业公益整体发展水平不高。这说明中国企业社 会公益事业刚刚起步,整体社 会环境远未成熟。王老吉所开创的企业社 会责任新模式,从实践上让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企业公民除了扮演“捐助者”的角色外,还可以发挥更深远更广阔的作用。

(作者:徐宪刚 公益中国网主编)

2015 / . 02 / . 12

该如何摘掉环卫工弱势群体的标签

近日,“少放鞭炮,让环卫工早回家过年”的桥段在社交网络疯传,继而演变成舆论狂欢。逢年过节,环卫工总会被领导接见,被老板集体宴请吃火锅,被赋予各种“最美”称号,被善意、关爱的网络舆论包围着;然而在舆论热点之外,“城市美容师”群体的境遇却没有得到切实关注,其收入水平、职业尊严,甚至劳动权利,常常得不到有效保障。

“少放鞭炮,让环卫工早回家过年”原本是对环卫工群体爱的关怀和体贴,这种真情呼唤传递着一股爱心正能量,可在网络娱乐化病态之下,“少放鞭炮”出现了各种玩世不恭夹带戏虐心态的版本。一时间,饱含心酸的环卫工群体,成了被调侃的对象,更有人借着这股不伦不类之风,无底线恶意炒作。有媒体就直接了当喊出了我们心里的怒气“别再假装关注环卫工了”。

环卫工是城市的美容师,没有他们汗水和心血的付出,城市可能就要变成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城市在光鲜艳丽和美轮美奂的外表之下,每天每刻都在产生和制造着各种垃圾和污染,城市的肮脏和污染靠这些环卫工师傅们来清洁。风里来雨里去,炎炎烈日下,大雪纷飞中,当我们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的时候,他们已经奋战在城市的各条街道。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无私奉献,就没有我们舒适幸福的生活。

环卫工这个职业从社会奉献度而言,本应该是一个高尚的职业,从社会道德而言,这更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的群体。有段相声里说“环卫工和齐白石是一样样的”。没错!齐白石是绘画大师,用画笔给我们描绘着美妙的绘画作品,而环卫工用一把更大画笔,给我们带来美好幸福的生活。如此,我们的环卫工和大师齐白石本应该是“一样一样的”,应该受到世人尊敬,应该有生活保障,应该和城市里的其他人一样,有权享受他们亲手创造的美好和幸福生活。

事实上,这种截然相反则是天壤之别,现实中根深蒂固的迥异的差距,给环卫工这个群体烙上了“弱势群体”的烙印。从事这份职业,他们没有获得世人起码的尊敬,更何来尊崇之说,表面上说他们是最美劳动者,可现实中又用不努力就会扫马路来教育孩子,这就不难理解中国的孩子谈梦想的时候,很少有人说要做一名环卫工来美丽城市。缺乏社会本应给与这个高洁群体的认可,导致环卫工群体很难在现实找到存在感,在世人卑贱眼神之下,他们更加卑微弱小。

无论我们从事哪种职业,都应该有起码的收入保障,享有法律赋予劳动者的各项基本权利。这些本应该享有的权利,在环卫工这个群体,却成了难以落实的难题。大多数中国城市中的环卫工,其收入徘徊在城市最低工资的边缘,一千元上下的工资成了他们的硬伤。在今天的城市,环卫工靠工资,这连起码的生活保障都解决不了。劳动者本该享有的各项权利,包括医疗、保险等各类社会保障,在环卫工这个群体基本上化为泡影。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环卫工都是上了年纪的大妈大爷,而他们都有着一个叫“临时工”的共同身份。

 

一时兴起式的关注,一时施舍式的关怀,又怎能呵护三百六十五天里那颗饱含辛酸的脆弱之心。我们赋予的关怀和爱心正能量,还远不能修复他们因被欺压和凌辱造成的伤害。真正改变环卫工工作和生活的凄惨现状,靠爱心和关怀远远不够。在国家改革浪潮之下,应该有朵有力的浪花可以惠及他们,让所有劳动者享受共同的改革成果,应该落实到他们身上。(来源:公益中国)http://www.xingongyi.org/topic/detail/tid/346.html

相关阅读:“泄密”被辞退道出了环卫工的权利贫困

2015 / . 02 / . 11

公益产品为何难向商业产品看齐

去年初我在微博上说过,我们不再把自己看成一个服务乡村教育的公益团队,而是要成为一个实现未来教育的创新团队。

这么说是因为随着我们对教育理解的深入,我们发现一公斤盒子不仅仅能解决乡村素质教育欠缺的问题,它所采用的方法和产品形态,也能同时解决更通用的教育情景下的问题。举几个例子:当我们介绍我们的一些主题盒子如道路安全盒子、吵架盒子的时候,不少城市的家长都表示很感兴趣,希望给自己的孩子也学习一下;当我们和一些城市的教育部门如少年宫、中小学卫生所(负责城市中小学生健康卫生教育的机构)交流时,他们都对我们采取的设计方法表示了强烈的兴趣,几乎立刻就决定让我们帮助他们设计互动教学活动,台湾的社区大学及环保机构甚至还邀请我们过去给他们作教学设计的工作坊,分享教学设计方法。这些经历让我们意识到,好的教育活动设计是有广泛需求的,并不单单局限在农村,更不局限在公益市场。事实上,在教育变革的过程中,需要更多联结生活、以学生为中心,同时又能够产品化的教学设计方法,而在这个领域,我们是有机会走到前头的。

这么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公益产品的局限性。我们发现,公益产品的最大问题是很难证明自己的价值:受助者总是感谢你的,改变总是有的(或多或少)。但这反而让你无法知道这是否真正解决了问题还是“有总是好过没有”(这是大多数的公益产品事实上的状态)。市场产品就简单得多:消费者购买就是成功,竞争者超越就是失败。

因此,相比于市场产品,公益产品更新的速度总是比较慢的。在我有限的经验中,在公益领域做得最好的团队,也无法和一个最普通的创业团队相比,从效率和效能上都会差很远。这不是团队成员能力差异的问题,而是公益产品缺乏市场产品那样的竞争环境,也无法像市场产品那样快速测试和调整。同时,公益团队和商业创业团队的思维模式也完全不一样,商业创业团队更多会思考产品设计以及和市场的匹配等关键问题,而公益团队会花很多时间放到筹款上面,做出来的产品优劣结果自明。

 

这些思考促使我们投入更多精力到市场产品的开发当中。不仅仅是为了更好地自我造血,更是希望我们可以设计出真正有竞争力的、让我们自己满意的产品。我们对解决“从零到一”的问题没有兴趣,我们希望设计出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教育产品,我们希望解决更根本的教育问题。

来源:益时报  作者:安猪

2015 / . 02 / . 10

“泄密”被辞退道出了环卫工的权利贫困

“我能泄露什么商业秘密?不就是嫌我给报社说了同事被车撞倒、给记者说了保洁公司的名字吗?”因被辞退一宿也没睡的62岁的郭保民师傅说,他和老伴是在2009年来西安市三桥做环卫工的,被西安市沣东新城的一家保洁公司辞退,而辞退的理由竟是“泄露商业秘密”。

“我能泄露什么商业秘密?不就是嫌我给报社说了同事被车撞倒、给记者说了保洁公司的名字吗?”因被辞退一宿也没睡的62岁的郭保民师傅说,他和老伴是在2009年来西安市三桥做环卫工的,被西安市沣东新城的一家保洁公司辞退,而辞退的理由竟是“泄露商业秘密”。他说,尽管没与这家保洁公司签合同,但他近7年来干活都是兢兢业业。

郭师傅因所谓的泄露商业秘密而被解雇,那么我们就要问,所谓的商业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保洁公司的确存在所谓的商业秘密,即环卫工用工潜规则。一些转包、分包的把戏经常上演,环卫工人工资被层层克扣。一些老人们本该含饴弄孙,他们却从事最累最苦甚至不乏风险的工作,即便干了很多年也没有编制甚至合同,一旦被辞退便老无所依。

这种潜规则令法律蒙羞,也令人心酸。环卫工虽被称为“城市美容师”,但权利的破损,使这些美称变得戏谑起来了。环卫工的权利贫困,具体而言有两个层面:一是低薪以及没有五险一金;二是没有赢取足够的尊重,随时面临被解雇的风险。

那么这种“商业秘密”就没有办法解决吗?这并无难度,就看政府的决心与诚意。首先应该履行职责的就是政府的劳动监察执法部门。一些环卫工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权益应该被认真看待,这并不是小事情。而转包等潜规则更应该被严查。对于环卫工用工,即便不纳入编制,也应该签订规范的用工合同,不拖欠工资、缴纳五险一金,严格执行城市最低工资标准。

再者,法律对“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不能再等闲视之了,新《劳动合同法》规定,“用工单位应当按照同工同酬原则,对被派遣劳动者与本单位同类岗位的劳动者实行相同的劳动报酬分配办法。用工单位无同类岗位劳动者的,参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确定。”由此,劳动执法部门应严格执行同工同酬的规定,从而消除环卫工私自转包的潜规则。从身份到契约应该是顺应历史趋势的改变,劳动者获取报酬的多少应该从工作本身衡量而不是从个人身份角度进行区别。

各地要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保障环卫工人各项权益,此类呼声屡屡发出却屡次难以落实。长此以往,环卫工年龄大、话语权小,维权能力弱,再加上社会地位不高,他们往往成为被侮辱和损害的群体。那么以泄露商业秘密为由辞退这些老者的事件就会屡屡发生,这是社会的悲哀。(来源:南都网)

 

小编寄语:临近年底了,环卫工成功抢占了各大头条,从令无数人沉默的工资条到环卫工烤火被辞退,再到全名掀起的“环卫工体”,从前鲜有人关注的环卫工人们,这一次彻彻底底的曝光在聚光灯下。小编想说的是,马上过年了,希望大家可以让这些辛苦了一年的城市清洁者们都可以回家顺顺心心的过个好年。

相关阅读:环卫工烤火被辞,冷漠让人沁心的凉

2015 / . 02 / . 09

儿童公益,不是给钱那么简单

曾经,网上流传的一篇文章:很多人去到贫困地区会情不自禁想帮助孩子,给他们钱。而一个外国人,却请孩子给他帮忙搬东西,每搬一部分东西,就给孩子一部分薪酬。他说:直接给钱,能改善孩子一段时间的生活,却也让孩子学会了不劳而获;而按劳动给孩子薪酬,孩子会懂得用双手创造幸福。公益,尤其是儿童公益,我们还有太多误区,这一次,我们凤凰网专访《中国少年报》宣传策划部主任王国祺,他做儿童公益二十余年,有太多经验可以分享。

贫困儿童——最容易受伤的群体

“贫困地区的孩子,不只是弱势群体,还是最容易受伤的群体。一个眼神、一个不经意的举动、甚至某种对城市孩子来说非常好的教育都可能给他们带来的伤害。”王国祺说。

今年儿童节前后,中国首家儿童慈善启蒙公益基金“小爱也温暖”基金,从大凉山将两个无人照料的彝族孩子嘿哈么沙英和阿老么你各带到北京《中国少年报》。宣传策划部主任、“小爱也温暖”基金理事王国祺统筹安排、整合资源,让你各、沙英在中山实验学校和学校孩子同吃住同学习两个星期,并邀请著名歌手谭晶陪同孩子游北京,还让你各、沙英作为儿童代表来到国家大剧院,得到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等人的接见……

但事实上,他最关心的是这俩孩子的内心,他一再告诉孩子:“孩子,你看到城市人的生活和你们很不一样,但是他们也是要通过自己努力,才能过上美好生活。”因为,他了解这背后可能带来的冲击。

这已经是王国祺第三次将贫困地区孩子接到城里来。第一次是在1995年,他去到贵州安顺地区,带回了一个7岁的布依族姑娘,想让这孩子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并通过一个孩子,带动当地孩子一起通过努力考出大山,改变他们辍学打工的常规路径。然而事与愿违,在这孩子看到与大山深处反差巨大的现代化城市之后,她不再愿意上学,直接辍学去了贵阳,去过“大山外边的生活”。

有了这次经历,王国祺对带孩子来北京更加谨慎,也有了更多思考。“孩子的心是脆弱的,强大的贫富差距带来的是内心冲击。但是孩子也是善良的,你用他们能懂的方式给他向善的力量,他就能呈现最善的能量。”

将外面世界的美好,内化成孩子的动力

就在前不久,王国祺作为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校园文化专项基金副主任,为湖北恩施大山里一群热爱舞蹈的土家族小朋友找到了爱心人士,资助这些孩子实现来北京演出的梦想。他为孩子们行程做了最充分的准备,同时在孩子心理建设上也投入了很多精力。他通过各种方式向孩子们传达这样的理念:能来北京表演是很多孩子的梦想,你们因为努力和优秀的表现,获得了这个机会。同时,还交给他们一个任务,让孩子们将在北京看到、遇到的人和事,传达给没能来到北京的同学们,并鼓励他们一起努力上学!

“首先要让孩子知道努力的重要性,另一个是让他们有种使命感,让他们成为传递爱心的一员。孩子就不容易被外在的、短期的‘幸福’所迷惑,而是将美好生活内化为自己努力的动力。”

这一次,对“小爱也温暖”公益基金带来的沙英和你各,他同样用这种办法鼓励她们。果然,这次来到北京的你各、沙英,不仅收获不一样的经历,还收获了学习的动力。本来只能基本听懂普通话的她们,现在发音标准、口齿伶俐。在北京学习了一个月,回家后成绩都有很大提升。还鼓励周围同学,要努力上学,要走出大山!

要走近孩子,还要走进孩子心里

“国祺!国祺!”还同时担任太阳村儿童教育咨询中心儿童爱心教育总顾问的王国祺,去到太阳村,孩子们都这么叫唤他。王国祺乐在其中,他认为无论做哪种公益,首先得了解你帮助的对象,做儿童公益,就应该和孩子打成一片,和他们交朋友。

“用工作程序化的方式接触孩子,很难了解孩子最真实的需求,很难真正帮到他们。做儿童公益必须学会用孩子常用的语言,跟他们拉近距离。”他在组织活动的时候,会悄悄跟小朋友说:“老师发言怎么这么长啊,别听他们的。待会儿我讲话,我快快地讲,不过你们可得跟我玩哈!”

“不过单纯通过语言去拉近距离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你不要用你的视角去解读他们。由于年龄差异,城市长大的孩子和我们的视角都如此不同,何况他们。你如果不跟他们生活一段时间,你永远理解不了他们,也提供不了他们最需要的帮助和支持,更别说解决根本问题了。”

首先是物质方面。现在很多城里人,认为贫困地区的孩子无非就是缺少衣服,缺少教室。但是经过王国祺这二十多年的走访,他了解到,很多地区的孩子用餐、用水都是问题,“很多地区最急需解决的不只是生活问题、学习问题,而是生存问题。”

而更大的、更难被发现的偏差可能是对孩子本身的认识。就在前不久,在“小爱也温暖”公益基金的安排下,很多城里孩子走进了大凉山孩子的家。同龄孩子很想帮助大凉山小朋友,有人就问:“你有什么愿望,我想帮你实现。”大凉山孩子一时回答不上来。而长期关注贫困地区的《中国少年报》记者杨立群知道,不是这孩子故意不说,而是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心愿。他问小朋友:“你想要什么?”大凉山孩子说:“我想要一个家。”

“教育质量、生活习惯、文化习俗的不同,让我们和孩子之间存在太多的不同,你必须和孩子尽可能多地呆在一起,试着蹲下来,用他们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你才可能给他们提供恰如其分的物质帮助和真正的精神抚慰。”

不放弃任何做公益的机会

“谨慎,不要放弃任何一次帮助别人的机会。”是王国祺给做公益的人另一个建议。那还是在10年前。《中国少年报》收到了来自江西广丰县沙田镇港口村孩子们的求助信,说当地孩子需要淌河上学。当地交通不方便,也没有人熟悉当地情况,大家都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回应这件事,最后王国祺说:“咱们要不先去看看。”于是他跟着几个同事,来到港口村。到现场,他们发现情况比信里描述的更糟糕。大到十几岁、小到五岁的上百个孩子,每天都要淌过近百米的河流上学。夏天还好,飘雪的寒冬同样如此,很多孩子因此冻伤双腿,而几乎所有的女孩都因此月经不调。已经有七个孩子因此被水冲走去世了,当地人称这条河为“夺命河”。在王国祺的发动下,联合省交通厅、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集资百万,修建了一座桥。并由王国祺为之命名为“上学桥。”

“做公益最受益的其实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我也从不说我公益为了谁,真只为自己内心舒坦。”后来王国祺才得知,当时这些孩子给焦点访谈、人民日报都写了信,而只有《中国少年报》回应了这件事。“不放过帮助别人的机会,也是不错过让自己安心的机会。”

终极目标是让孩子帮助孩子

公益和慈善的区别是什么?王国祺认为慈善是基于对弱势群体的施舍和救助活动,而公益,则是建构起社会持续发展的能力。“公益需要去搭建平台,让更多的人能在这个平台上帮助人。”

长期负责公益宣传的王国祺,发现不少人对公益宣传有误解。“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做好事不留名。但是,现代公益不只是要帮助别人,公益人还应当担负起呼吁大家参与公益、关注弱势群体的义务。宣传应该也是公益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公益人在宣传方面,王国祺也有自己的建议:“首先,要有亮点。比如有明星参与,有感人细节……这样才能引人关注。其次,是公益也需要创新,公益不应该总是通过用苦难激发人的同情心来获得支持,可以试着通过有意思又有意义、有创新点、方便参与等方式来吸引人。比如‘小爱也温暖’公益基金,不只是关注弱势儿童,还通过让城市孩子参与公益,学会爱、分享爱,这种双赢的儿童慈善启蒙理念在公益圈就很值得推广。”

 

在活动策划上,王国祺也支持这种双赢的公益理念。“传统方式是通过对某一个贫困典型人物的宣传,让人关注并帮助这个群体。但是单单这么做还不够,我们现在更多地会选择树立贫困地区的儿童代表,并将这些孩子代表山里孩子来到北京,看看世界,并把外面世界学到的带回去,影响更多的孩子。同时,让城里孩子看到这些孩子艰苦朴素、勤劳勇敢,因此受教育,并且让城里孩子帮助贫困孩子更好的生活,让贫困孩子帮助城里孩子更热爱生活。只有这种手拉手、孩子帮助孩子、具有双重帮助的公益才最有意义。”

2015 / . 02 / . 06

“公益”不必总和“免费”画等号

“不是为大家做公益嘛,为什么修手机还要收费?”最近一个月内,苏州工业园区第五元素社区志愿者谈跃就遇到6次这样的问话。社区惠民公益活动一收费就遭到居民非议,由此引发一个话题:公益服务到底能不能收点费?

公益服务收费遭受非议,说到底更多还因观念上、甚至情感上对“公益”的误读。在很多人眼里,公益等同于慈善,等同于免费。事实上,“公益”最大的几个要素就是自愿、利他和不把利润最大化当作首要目标,显然,它与免费没有必然的对等关系。

现实中,做公益除了支出时间和感情,它还涉及诸多方面的成本,如果全部都是免费,次次都要倒贴,这样的善举终究也是走不远的。正如志愿者谈跃独白的那样,方便居民做公益,但也要考虑成本,否则都无法生存了,还怎么去为大家提供公益服务呢?

如今,公益组织、公益服务存在的价值正在被越来越重视,因为它是社会发展的必需,也是公共服务的重要补充。从目前情况看,公益的力量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激发公益组织的成长和活力本身就是需要共同发力的方向。无论如何,公益组织举步维艰甚至生存不下去,不该成为常态。

做大做实公益服务,必须有一个长效的运转机制来支撑。公益组织适当收费保本、哪怕微盈利,这也是公益组织实现自我造血的一种尝试。公益组织要想发挥作用,首先得解决生存下来的困境,生存的底线是解决收支的平衡。那么公益服务应当由谁来买单呢?公益组织除了向服务对象居民直接收取适当的费用,享受政策性减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包括搭建与企业合作的平台,这些也都是办法,不过不管是通过哪种途径保障生存和发展,共同点都在于承认公益服务有成本、可以适当有偿。

 

因此,我们不必把“公益”总和“免费”画上等号。公众需要在意的不是能不能收费,而应该是怎么收费。收费是否规范、定价是否合理?事前有没有明码标价或尽了告知的义务?不以利润最大化,服务与有偿之间是否价值对等?这些应该成为更大的关注点,而这也是公益服务不必然免费之后,却必须要保证的地方。

2015 / . 02 / . 05

公益项目,钱景广阔否?

长期以来,在政府行政力量之外,一直有一股民间力量致力于改善中国的生态环境。

环保民间组织(以下简称环保NGO)不以营利为目的,但以保护环境为宗旨,为社会提供环境公益性服务,为公众提供参与环保的机会。

长期以来,环保NGO的运行费用都是由各类基金会提供或者向社会募集,但随着国外的基金会逐步撤出,国内为数不多的基金会提供的运行经费,不足以维持组织运转和项目实施。

那么,经费从哪里来?怎样才能找到钱?如何从自筹走向众筹?如何区分公益和营利之间的边界? 2014年,一些环保NGO负责人马不停蹄地奔走在筹款路上,每一位公益人都不止一次思考着可持续运行的问题。

钱从哪里来?

随着国外的基金会逐步撤出中国,向公众筹款成为必然的趋势。

2014年,来自环保NGO绿色潇湘环保科普中心(以下简称绿色潇湘)的刘盛,除了为新成立的环境咨询公司做战略规划外,就是到处筹款。

为找到更多资金,刘盛建立了微信群,对接各种资源,向公众筹款,帮自己也帮其他机构寻找资金。

2013年和2014年,绿色潇湘连续两年举办“绿行家20公里徒步公益挑战赛”,上千名市民参与了活动,通过徒步的形式为绿色潇湘的湘江守望者计划筹集善款。

绿色潇湘组织筹款活动的想法,来源于这样一个观点:民间组织从公众中间筹集的善款,如果能够达到善款总收入的30%,这家机构将可获得健康、持续的发展。两次筹款活动,绿色潇湘共募得50多万元资金。

像绿色潇湘一样缺少资金的环保NGO有很多。截至2014年,在国内仅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环保组织已超过7000家,从筹资平台看,此前有筹资能力的基本上是拥有官方背景的机构,靠会员制完成筹资。

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增强,涌入环保公益领域的资金正逐年增加,大型企业单独或联合设立基金会,以资助国内NGO的环保项目,比如阿拉善SEE基金会(以下简称SEE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等。

由企业家群体联合成立的SEE基金会,自2008年开始资助环保NGO,截至2013年底直接投入资金4857.4万元,资助超过300个公益环保项目,覆盖全国400多家环保NGO。

成立于2012年的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以阿里巴巴营业总收入的0.3%来做公益,投向环境领域的项目资金3000万元左右,其中1200万元是与大型组织合作,其余资金资助近30个环保NGO,每家获30万~50万元不等的资金。

不过,从环保领域的需求容量而言,基金会的资助仍是杯水车薪。

绿色潇湘长期得到阿里巴巴基金会资助,90%来源于基金会,5%来源于个人捐赠。但是,这些钱仍远远达不到支持机构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刘盛耸耸肩说:“家中有粮心不慌,当一个人饭都吃不上的时候,做环保就是瞎扯的事情。”

和绿色潇湘一样,从2014年开始,向公众筹款成为大多数环保NGO的工作重点。

“公众参与活动的热情出乎意料,从冰桶挑战到今天的绿行家,快乐公益、运动筹款似乎已经成为席卷全球的风潮。类似的活动不仅活跃了公益氛围,而且也成为公众直接参与公益活动很棒的形式。”绿色潇湘运营主管戴晓艳在2014年“绿行家20公里徒步公益挑战赛”总结会上说。

公益组织能否做营利项目?

2014年,环保NGO自然之友全力以赴地筹备成立自然之友基金会,创办盖娅自然学校。

2015年1月4日,在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的支持下,自然之友已发起成立了环境公益诉讼行动网络和环境公益诉讼支持基金。在新《环保法》实施后,由这一基金支持的第一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福建南平生态破坏案”获得立案。

相对于由基金会资助的环境公益诉讼支持基金,盖娅自然学校因为筹款方式的不同,在公益和营利之间游走。

盖娅自然学校由自然之友和26名志愿者(大多为自然体验师)发起,并且共同为自然学校的发展注入初始资金。而对这些志愿者来说,不仅要出钱,还要出力,积极参与环境教育团队开展的活动。在自然学校的出资协议上,出资人坚决要求在条款中明确,10年不享受分红,不享受任何回报。

传统的公益项目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作为半商业机构,自然学校开展的一些项目向受益的城市居民收费,经费用于发展环境教育和维持学校运转。

在运作公益项目的同时,加入社会企业运营、收费项目,还能称之为公益项目吗?这两者之间有何关系?在自然学校创办人之一黄海琼的眼里,非营利组织做营利项目并不是绝对不可,公益组织没有必要在是否收费问题上花费太多精力。

“我们会组织一些免费的公益活动,不断推广绿色消费理念。像冬夏令营、亲子收费活动,我们把活动当成课程设计,并投入资金,顺理成章可以收费。自然体验师培训虽然收费,但是完全不能涵盖成本,仍需要其他资金进行弥补,具体资金来源,我们将向社会公示。” 黄海琼说。

黄海琼在日本自然学校研修的时候发现,这家学校资金来源是多个方面的。自筹资金是一个方面,来自于政府购买或者是基金会支持购买的项目也是其中一个部分。

黄海琼告诉记者,自然学校第一年是亏本的,但是亏损的状况比之前预想得要好,对于未来他们充满信心。“如果一个企业能在3年内达到收支平衡,希望我们也能在3年之后达到收支平衡。”

2015年1月13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简称SEE生态协会)与中粮我买网、大成食品、旺旺集团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并推出一款产自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沙漠绿洲地区的小米。这款小米由SEE生态协会在阿拉善推广种植,旨在引导农户改变原有的粗放种植和灌溉方式,缓解当地地下水资源紧缺、荒漠化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SEE生态协会成员大成食品开始为节水小米的出路想办法,首先把小米打造成公益、环保的品牌形象,由SEE生态协会现任会长任志强代言,被称为“任小米”,通过一系列义卖和慈善拍卖的活动扩大影响力。

SEE生态协会在操作过程中提出了“社会企业”的全新组织概念。“社会企业”从2006年开始进入中国,目前仍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企业”的法人实体是企业而不是慈善机构,从企业目标来看,“社会企业”的首要任务是追求社会效益而不是利润最大化,为了保证这一点,“社会企业”通常不做或限制股东分红,要求将利润所得用于公益投资。

经营公益项目,应向企业学什么?

2014年,被称为众筹元年。相对于传统的融资方式,众筹更开放。

2014年年末, SEE基金会获得公募资格,可以公众募集捐款,发动更多人投身公益。

SEE基金会过去筹款来源于企业家的会费,这几年已经逐渐扩大其他资金筹款。目前,SEE基金会已经搭建起平台,使得环保公益人才、筹款人、捐赠人都能够得到很好的维护,品牌、筹款和资助业务能够得到循环可持续发展。

拥有数量众多的企业家会员,这样的组织难道缺钱?SEE基金会取得公募资格,引发很多人不解。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阿拉善SEE公益机构副秘书长郭霞说,尽管SEE基金会不用担心项目资金问题,但是长期以来,SEE基金会一直赤字运营,就是每年花掉的钱是当年收入的120%左右,但是,从模式上看,认购、认捐仍然是传统的靠外部输血的方式开展公益,持续性难以保证。

“只有真金白银拿到自己的手里,才能让荒漠化治理的梭梭树项目做下去,才能资助更多环保NGO开展环保活动。”郭霞说,SEE基金会积极利用多种渠道进行筹款,争取公募资格,尝试用“社会企业”的运作方式推销节水小米,协会还充分社会资源和网络自媒体平台,利用会员企业家中名人多的特点,开展公益营销,提升公众参与度。

这些公益筹款、营销的经历,让郭霞发现,目前,90%的环保NGO还只是一个项目办公室,谈不上是一个完整的机构。在她看来,一个完整的机构,跟企业没有任何区别。环保NGO需要学习如何营销公益项目。有市场,也要有销售渠道。环保NGO设计项目之初,就必须考虑筹款渠道,而不是做了环保项目,再去找出资方。

 

现在的确存在环保组织“有人无钱”的情况,但郭霞并不认为这个行业从宏观上缺钱。如果环保NGO自己发展不出筹款能力的话,未来很难可持续发展,变成可以自主运作的机构。“互联网时代,环保NGO其实有很多机会去筹款,环保NGO应该以更开放、更多元的合作方式进行筹款,多摸索,多尝试。”

2015 / . 02 / . 04

公益众筹为公益捐助带来新发展

众筹概念一时兴起,并很快从商业领域延伸到公益圈,"众筹公益"随之出现,指NGO或者个人将想要完成的公益项目展示在互联网平台,通过向网民筹集资金来完成项目目标。

公益众筹通过低门槛的公益捐助方式,汇集大众的力量,产生意想不到的筹款效果,帮助特别需要帮助的人群,是现代进行公益慈善所不可缺少的一种方式。公益众筹必将改变传统的公益慈善,为公益捐助带来新的发展。

众筹翻译自英文Crowd Funding,广义的众筹是指利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传播的特性,让中小微企业家、艺术家和个人对公众展示他们的公司、创意或项目,争取公众的关注与支持,进而获得所需要的资金完成融资目标。

公益众筹则是指公益机构或个人在回报众筹平台发起的公益筹款项目,出资者对项目进行资金支持。公益众筹项目的发起需符合众筹平台的具体规则,它跟传统的金融筹资的区别就在于它的门槛特别低,而且非常强调大众的参与性。

众筹运营模式通常会需要三方,包括发起方、出资人和众筹平台。众筹平台在当中的角色是项目的发布平台、资金的发放平台,但是不会承担项目的执行和监督过程。

当公益遇到众筹

据记者了解,目前的众筹大概有四种类型,债券众筹是还本付息的方式;股权众筹是出资人对钱有很好的预期,希望得到一定的分红;回报众筹是出资人不关注资金的回报,而且对项目和产品的理念非常感兴趣;捐赠众筹就是无偿性的捐赠。

业内专家认为,公益众筹和商业众筹的区别,从两个方面可以分析,首先发起项目的目的,商业众筹是为了获取经济回报,公益众筹主要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从项目回报这个角度来分析,商业众筹回报是具有商业价值的,公益众筹是纯捐赠行为,有些是产品周边的回报,但是它的商业价值远远低于它捐赠的定价,所以中间溢价部分是有捐赠属性的。

所以,之所以把公益众筹定义为在回报众筹平台上发起的公益项目,是因为公益项目可以依托三种众筹类型,第一种是债券众筹,但是对大部分公益机构来说这种模式不可复制。第二种模式是捐赠众筹,这种模式是目前用得比较多的,但是它的范围非常宽泛,例如网络捐赠。而回报众筹更具可操作性,通常一个项目会设计几种不同的捐赠选择,小额捐赠是纯粹的捐赠行为,大额的捐赠会附带一些实物的回报。

尽管如此,公益众筹和商业众筹也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点,公益众筹更需要商业思维。

“首先可以用商业的思维来进行产品的设计。因为我们认为在众筹平台上发起的众筹项目目标的受众并不是传统热衷于公益的人士,而是喜欢在平台上关注非常有创意的项目的年轻人,所以我们在进行产品设计的时候传播点不能用眼泪指数,更多是要在产品设计的吸引力和项目设计的新颖度上来吸引公众。”有业内人士强调,需要用商业思维进行产品的展示和传播。

目前,在专业以及综合类的公益众筹平台一共有164个成功的公益项目,95%是来自于综合类的众筹网站。从筹款的金额来说,超过669万元。在去年发布的中国网络捐赠报告当中显示网络捐赠超过了5.2亿,所以众筹比例约占到整个网络捐赠的1%。

公益众筹“看上去很美”么

虽然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公益众筹”的概念被炒得火热,但事实证明,其实际效果却很难令人满意:通过公益众筹获得的善款金额约占网络捐赠总额的1%。

据了解,我国首家专业公益众筹平台于2013年7月正式上线。这个名为“创意鼓”的网站,先后发起了21个项目,目前仍无成功案例。另外两家专业众筹平台“积善之家”和“新公益”分别于2014年3月和2014年4月上线,分别成功项目5个和3个。

数据显示:在164个成功筹款的公益项目中,有95%是来自于综合类的众筹网站。更具体的数据是:在专业公益众筹平台上发起的公益众筹项目共40个,已成功项目8个,成功项目募集金额7.8万元;在综合类众筹平台上发起的公益众筹项目共267个,已成功公益项目共156个,成功项目募集金额661万元。

可以预见的是,当公益遇到众筹,可以为个人发起公益项目提供平台,实现很多年轻人有趣大胆的公益梦想,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公益机构募资的门槛。同时,众筹对公益机构的能力有提升作用,特别是有商业背景的综合类的众筹平台,对项目的筛选和指导可以用商业思维提出有效的建议。另外,在众筹平台上对信息披露的充分性有比较高的要求,因此可以推动公益行业的透明、规范。

不过,也有专家指出,国内专业的公益众筹平台发展格局呈现数量少、知名度低、活跃度低的特点,主要因为平台地域性较强,无法获得广泛关注,“创意鼓”平台的所有项目均为深圳本地项目,“积善之家”的项目则大部分来自成都。另外,平台发起方的资源和运营能力有限也制约着平台发展。

而针对公益众筹本身,虽然优点是降低了公益参与门槛,提高了公众参与性。但同时,由于公益众筹发起门槛较低,对发起人的资格认定较宽松,使项目可能存在一定的违约风险。另外,众筹平台无法对公益项目的回报执行进行监督,虽然有明确的风险提示以及分批将款项拨付给发起人的机制,若在项目回报发放过程中出现争议,众筹平台有免责的权利。

可以显见,公益众筹也面临独特的挑战。“因为众筹平台也会有对自己的保护,比如免责条款和风险提示。所以在项目回报执行当中会有一些争议,这些争议平台是没有办法得到有效保证的。虽然会先期拨付70%的资金给公益机构,但是30%是作为风险保证金,已经拨付的资金是没有办法追讨回来的。”业内人士称,公益众筹对个人和草根机构是开放的,也是有成本的,如果前期花了非常多的精力但是没有达到筹资目标的话,成本是无法回来的。

企业公益众筹筹什么

此前,一个与公益众筹相关的“益调查”结果显示:半数网友表示愿意成为公益众筹支持者。对于是否会成为公益“众筹”的支持者,46.2%的网友表示愿意尝试这种新颖的模式。38.5%的网友表示要看项目内容,如果是很有创意的公益点子可以支持,毕竟创意需要付诸实施才知道效果。15.4%的网友则表态不愿意,看不出这个和传统的筹款方式有什么不同,而且比较欠缺保障。对于一个众筹项目什么环节最重要,76.9%的网友认为是项目的监督机制,以及项目执行的透明化,公益项目的资金使用应该比其他类别的项目更谨慎。11.5%的网友认为给支持者的回报不能太敷衍,一定要让支持者感受到诚意。只有7.7%的人认为创意一定要够,太过普通的公益项目在众筹的平台上可能很难真正引起大家的兴趣。

中国社科院民间组织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王世强指出,其实企业可以通过众筹的方式做公益,而且“这种方式有利于增加企业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增强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王世强举例说,新希望乳业通过企业官方微博以及企业员工个人微博发起了“你点1个zan,我捐1元钱,为300名孤儿筹专属体检”的活动。该活动一经发起,即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短短两天就收到了近8500个zan。这也意味着有8500人知晓了新希望乳业的这次捐助活动。在微博上出现的由企业发起的所谓“品牌捐”活动都是这种形式;而这种利用互联网平台,连接企业、公众和受助人群的公益模式已经被很多企业采用。

 

在王世强看来,依靠移动互联网开展社会化、众筹化公益行动是对传统公益模式的巨大变革,这种方式能更好地协调公益行为与商业目标之间的关系。但是与众筹不同的是,企业作为项目发起方筹集的不是资金,而是“关注度”,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项目并不算众筹,这几种模式还是企业社会责任和公益营销的一些具体方式。

2015 / . 02 / . 03

【公益明星】第12期:心怀天下:公益驴友叶霄煜的别样旅途

 “人生多一些磨难和奇迹才够丰富,如果当个公务员,一辈子碌碌无为,那真够窝囊的!”这是叶霄煜的空间中的一段话。叶霄煜,南京规模最大的公益组织—“爱心之旅”创始人,多年来,带领“爱心之旅”团队先后发起了“爱心大巴”、“蒲公英计划”等多个公益项目,重点帮扶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外来务工者子女。他们用自己最无私朴实的爱温暖着这些孩子们。2015年1月22日,新公益网有幸采访到了南京“爱心之旅”公益组织创始人叶霄煜,并邀请他作为新公益网第十二期公益明星。

 在“上车睡觉,下车拍照”成为大众旅游方式的今天,南京的一群驴友给旅行附上了公益的意义和使命。 2006年1月,全国各地驻扎在南京的驴友讨论并成立了当时只关注贫困偏远地区儿童的公益组织,爱心之旅。这个在西祠论坛上诞生的驴友产品现已成为南京规模最大的公益组织,更添加了历史文化和环境保护两个方面行益。

 


1.不走寻常路,从走马观花到公益

  【公益明星】第12期:心怀天下:公益驴友叶霄煜的别样旅途 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叶霄煜在爱心之旅成立前就周游了我国的大江南北。而他去的不仅是三亚这样的度假天堂,却是那些“边边角角没人去的地方,”所以当大众在享受五星级酒店和奢华的美食,叶霄煜看到的,是土坯房和冬日里穿不起外套的贫困儿童。走多了,人生观和世界观就会变,他说。

 

  “如果在简单的一个小圈子里面吃喝玩乐的话,你会慢慢感觉到这个意义已经不大了。你就想去做更多,对自己、对社会、对世界,这是发自内心说的。”

      2013年9月,叶霄煜看到四川省大凉山的一名志愿者在互联网上呼救——山里的一所学校倒塌,一百多个孩子不得已休学在家。叶霄煜知道,对于那些住着土坯房,也大多只见过土坯房的山区彝族孩子们,读书是走出的希望;如果不上学,不会说汉语,他们就基本没有出外打工赚钱的能力。而彝族家庭的孩子那么多,一年到头只吃得起土豆。情况紧急!叶霄煜亲自带着其他两名志愿者和募捐的旧衣服前往大凉山。在大凉山深处,他看到了在离乡镇隔着一座大山以外的村子里倒塌的土坯校舍。这里的孩子如果想从村子里走到政府援建的乡镇希望小学去,得花3、4个小时。有一两个条件好的家庭为了供孩子上学就在学校倒塌以后搬到县里去了,而一百多个孩子就闲置于大凉山的沟壑里。

【公益明星】第12期:心怀天下:公益驴友叶霄煜的别样旅途

   在那没有公路的地方,交通基本靠走。国家的物资运不进村里,建不起符合抗震要求的高大上校舍。但对于爱心之旅来说,让孩子们上学是当务之急。针对这种特殊情况,叶霄煜说他们向社会募捐了19万块钱,交由村民和当地志愿者修建新的土坯学校。不仅如此,爱心之旅还联络了大凉山附近的支教志愿者,确保校舍完工孩子们就能继续学业。

  开学后,当叶霄煜后期联络当地乡村时,才发现需要就学的孩子远超出预期。此后,爱心之旅又陆续资助学校和村子盖起了板房学校。

 


2.一切皆可公益

 

  当爱心之旅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到达了很多大型公益组织都会遇到的瓶颈:如果没有好的公益项目把志愿者们长期、有计划、有规模地组织起来,时间一长就会流失大批志愿者,叶霄煜说。

  2010年,爱心之旅结合志愿者们的兴趣,添加了南京的历史文化和环境保护两个新的公益方向。“行行都可以做公益,我们有个口号叫一切皆可公益,”叶霄煜说。文化方面,爱心之旅组织“文艺青年们”去挖掘南京的历史、被人遗忘的古迹和文化学者曾做的学术贡献。有的时候,爱心之旅会去采访老人,听那些活着的“历史”讲述他们过去的故事以及经历时的感受。

  【公益明星】第12期:心怀天下:公益驴友叶霄煜的别样旅途

  叶霄煜说,比起学习,这些活动更注重交流和探讨。通过和老年人的采访与沟通,年轻人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比的优劣,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老人们也能发挥余热、老有所为。环保方面,爱心之旅注重水源保护和废弃矿山的恢复和保护,也就是所谓的青山计划和绿水计划。这类活动,多则几百人,少则几十人,主要是为了让社会各界人士有机会参与并改变一些不好的、陈旧的环保理念,叶霄煜说。

  在爱心之旅的论坛上,记者看到各类活动的招募贴:助学方面,安徽、贵州、江西等地都遍布爱心之旅的足迹;文化上,从免费去南京博物馆学习甲骨文、看青铜器,到弘扬腊八粥文化;而环境方面,从植树到徒步中山陵,这个公益组织看起来蒸蒸日上,不仅有组织地在做实事儿,志愿者们也乐于其中。

 


3.当公益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公益明星】第12期:心怀天下:公益驴友叶霄煜的别样旅途“我基本上每次出去旅游都要到各地小学、村镇里去看一看,看有没有当地孩子需要帮助的,这样你的旅游会变得非常有意思,不光是走马观花。”

  作为一名在研究所里全职设计军事用品的公益人,叶霄煜的时间有时会显得有些紧张——去帮助山区的孩子,陪自己孩子的时间就少了。这也成为最初家人虽然相对支持叶霄煜的公益事业,但不免时而有矛盾的原因。后来,那些矛盾也慢慢得到了解决。

 “我特别喜欢旅游,我每年都带大家一起到外面、全国各地、到各个农村去过年,那样就把自己的兴趣和自己想做的公益结合起来,这样时间就相对多了,”叶霄煜说。“条件允许时带家人一起去,时间长了家里人也觉得这种旅行方式挺好。”叶霄煜最希望的,就是能帮助更多的人,或是对接更多有心做公益的志愿者和待帮助的人。

 “希望其他需要帮助的人、或者喜欢公益活动的、喜欢帮助孩子的朋友跟我联系。把我的电话留给他们,然后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我们的行动。”叶霄煜的手机号码是13405859595。

 

【公益明星】第12期:心怀天下:公益驴友叶霄煜的别样旅途

 


4.小编寄

【公益明星】第12期:心怀天下:公益驴友叶霄煜的别样旅途

   

用“静心”思考人生与世界,在爱的路上带着快乐行走。他用爱心温暖留守儿童、贫困老人,为他们撑起爱的精神家园,向您致敬!叶霄煜。  

其实公益没有那么遥不可及,将自己喜欢的旅行与公益相结合,自然而又和谐,这就是他选择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责任主编:曹悦

本专栏由新公益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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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 02 / . 02

公益时间与升迁挂钩,你支持吗?

带薪公益假期、公益时间兑换假期、兑换停车位、公益时间纳入职务升迁考核中,这些与公益挂钩的“内部福利”、硬性规定已在许多企业悄然实行,并引起广泛讨论。某些企业已实施两三年,并有几百名员工支持、申请,他们或是觉得像一种回馈和支持,象征意义大,或是单纯为公益而为之,或是为达成某些硬性要求。对此,专家认为,无论出发点和效果如何,员工个人和企业都将受益,应多出台激励措施,鼓励员工做公益。

挂钩职务升迁指标鼓励员工公益行动

为了鼓励公司员工更多地参与公益活动,一家国内知名电商企业从几年前就开始实施各种激励性举措。如用公益时间兑换礼物,用公益时间兑换单位停车位,甚至将做公益与个人职务升迁挂钩。

该企业员工陈小姐告诉记者,2012年有人提出将公益时间纳入KPI绩效考核,2013年被采纳,开始执行,直到2014年,每名员工每年参与公益的时间成为考核的一个重要维度。“从实施的效果上来看,这一维度对大家参与公益的积极性有较大的推动作用”,陈小姐说,这几年员工们参与公益的时间也在增加。

除此之外,她所在的公司还实施了累计公益20小时可兑换半年的公司停车位,以及公益时间兑换多种礼物等政策,受到员工的广泛欢迎。

但陈小姐所在企业的此举在朋友圈引发大家热议,分歧很大。有人力捧,觉得做公益本就是好事,既有利于调节个人生活,奉献爱心,又能加强员工交流,有利于企业文化建设。但还有人极力反对,认为这样的举措会让大家带着功利心做善事,动机不纯。另外,员工个人升迁涉及专业能力和素质,与从事公益不应有联系。

陈小姐告诉记者:“大部分同事并非为了有偿回报、内部福利而这么做。我个人就是真心喜欢参与公益,经过积累,已经积攒了不少公益时间,业余时间还加入了某公益组织,做有意义的事。”

近八成网友支持个人企业双获益

对于很多公众的疑问和讨论,近日,京华时报联合清研灵智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发起了题为“公益时间纳入单位升迁考核,你支持吗?”的调查。此次共有1025人参与调查,男女比例约为1.5:1。参与调查的人群以大学本科学历为主。

结果显示,支持公益时间与职务升迁挂钩的网友占参与调查网友的78.9%,这些网友认为做公益本就是好事,给社会起到带动作用。反对的网友则持“员工为升迁而做公益会偏离初衷”观点。84.1%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公益计时可以换年假,他愿意参加更多公益活动。

对此,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褚蓥解释说:“这说明多数人对做公益同时获得企业的适当回馈是认可的。做公益本身不排斥有一定的利益诉求,其是允许双赢的,这一观点日渐为公众所认可。”

“但也有部分人不认可,主要原因集中在如有回报就会导致动机不纯这一想法。这说明现代公益的理念还需要进一步传播,以便在全社会取得共识。太多的质疑只会让更多人望而却步”,褚蓥表示。

他认为,员工做公益,不仅个人做了好事献了爱心,单位也受益。从品牌学的角度来看,员工是企业的品牌着力点,“员工做公益更为积极,也就能为所属企业创造出更好的口碑,即能提升企业的品牌美誉度。”

带薪公益假期已获广泛推行

一家世界知名软件公司CSR部门负责人告诉京华时报记者,员工每年有三天的志愿者假期,可以申请参与公益。他们非常鼓励员工参与各类公益活动,不仅仅限于公司组织的,外面公益机构活动也可。类似此类的举措也已在国内企业中盛行。

华谊兄弟早在2011年就出台政策,员工一年有四天的带薪公益假期。华谊兄弟公益基金负责人孙阿美告诉记者,员工可以在安排好工作的前提下参与公益基金的电影放映活动,“多数情况是个人先向自己的主管领导申请时间,参与活动后由华谊兄弟公益基金统计到人事部”。

孙阿美说,她个人非常赞同这种福利性举措,2014年他们的公益电影《有一天》在宣传和发行过程中就有将近50位员工接力参与捐出了时间。但她也表示,实际操作中其实有困难。“因为我们的项目点多数在偏远地区,员工们要花很长的时间在去做公益路上,参与一天容易,但连续三天以上比较困难。所以申请的公益时间一般以半天或一天为起点”,孙阿美说。

褚蓥说,不管是从企业出发,还是为员工考虑,应该多出台激励措施,鼓励员工做公益。比如现在许多企业定期开展的CSR活动,将公益与自身专业领域结合起来,号召员工融入,担当志愿者;还可为员工的公益活动配比资金,提供便利;对员工的公益行为进行表彰,不仅是给予物质奖励,还有假期奖励。甚至可以鼓励员工成立公益团队,并配套资金、办公条件。“这种做法可增强企业员工的社会责任感,强化团队的凝聚力,还可树立企业的品牌形象,一举多得”,褚蓥说。

 

京华时报 记者任珊

2015 / . 01 / . 30

公益如何在移动互联时代生存

在移动互联时代,移动社交网络、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的技术正在冲击着消费、供给、个人、社会、经济、管理等的方方面面,商业社会正在利用新的技术以大爆炸式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熟悉的一切,那么公益界做好准备了吗?

首先,网络传播设计要符合移动互联特征。移动互联时代打破了信息获取的地点、时间的限定,使得大众可以随时随地获取信息,既可以随时随地阅读信息,又可以随时随地捐款了。

如果一个机构还没有做出网站,那么其实也就不用急着做了。大家的所有碎片时间都在智能手机上度过了,所以,也许建立一个带机构介绍和筹资渠道的app或是制作机构官方微信、微博才是首要任务。

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他们的微信做得非常专业,UI设计引人入胜。有一个公益界的同仁跟我说:“我去过他们网站啊,微信做的内容和网站上的基本一样,没觉得这有什么特别之处啊!”这就是一个认知的巨大的落后,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没人有耐心去打开网站了解。大多数人现在的即时通讯工具是微信,利用微信这个工具来做公益活动传播和筹资才会达到最佳效果和传播广度。

第二,要充分利用社交网络的病毒式传播效应。移动互联时代使得人类的社交模式突然改变,让我们前所未有地轻松找到具有相同特质的人群。

基于社交网络的特性,商业领域提出了“无社交不电商”的理论,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买什么”的年代,而是“跟谁买”的年代,即使是阿里巴巴、京东这样的电商巨头,也是拼命地在社交上努力加强粘结。我们已经看到,阿里巴巴为了增强自身的社交属性正在拼命推广来往,还投资了陌陌和Tango,而接受了腾讯投资的京东,则干脆直接使用QQ和微信的社交关系。

商界如此重视社交网络,那么我们公益界又该如何用好社交网络呢?其实只需要设计出来的公益活动产品具备游戏化、易参与性、传播性、社交性、体验性、捐赠渠道畅通等特点。我觉得做得最好的例子是前不久中国绿化基金会为高黎贡项目做的“云南高黎贡山珍稀保护动物版2048”活动,它巧妙地将热门手机游戏“2048”和公益项目宣传进行完美结合,将原来枯燥无味的数字,变更成高黎贡山的珍稀保护动物的图片,更加入了分享可得高黎贡山明信片等小奖品的奖励制度,使得该公益项目在微信朋友圈得以病毒式的传播。

这个公益项目在朋友圈遭遇刷屏级的待遇。通过简单的手机游戏,大家不但认知了高黎贡山的保护动物的物种,而且在朋友圈的传播,增加了整个公益项目的传播数量,通过游戏化的过关比赛,朋友间的社交粘合度得到高度提升。

最后,大数据为王。按照小米之父雷军的理论,在这个任何行业都要有“互联网思维”的今天,我们不谈大数据这个时髦的词语是说不过去的。随着全球数字化、网络宽带化、数字云端存储,互联网应用于各行各业、累计的数据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企业、行业和国家发现,可以利用这些数字进行人类行为学、心理学的分析,从而更好地了解产品、更好地服务客户,从而发现新的商机、新的管理模式。

现在最被广泛提及的例子就是纽约PRADA旗舰店中的每件衣服上都有RFID码。每当一个顾客拿起一件衣服进入试衣间,RFID会被自动识别,其数据被同时传至PRADA总部。如此,每一件衣服在哪个城市、哪个旗舰店、什么时间被拿进试衣间、停留了多长时间等等数据都会被存储起来并加以分析。

但回首公益界,有哪些基金会在思考大数据及其应用呢?面对每次重大灾难时如雪片般飞来的普通民众的捐款,哪家基金会对其进行了大数据分析,然后使这个临时捐款人转变为常态捐赠人呢?谁用六度分析理论去挖掘过现有捐赠人的强弱关系人呢?谁细分过所有通过网络渠道进行过捐款人的捐款项目,将类似项目做过推送吗?就我所知,还没有。各大基金会都还在追逐那些一笔千万级别的大客户,而没有用最科学、最先进的技术和最精准的方法对近5亿的网民进行数据的获取及挖掘,整个公益慈善界的筹资思维落后于我们这个时代。

 

转载自:公益人俱乐部“十一座”创始人 白鹤/文

2015 / . 01 / . 29

王兵:让公益成为用户的生活方式

2014年,当互联网思维的“大风”刮过越来越多传统行业,除了“冰桶挑战”利用社交媒体掀起一阵波澜,大家对公益行业的互联网实践讨论似乎不多,然而这一行业并非完全乏善可陈。比如,从所观察到的情况看,有一个机构在互联网产品端频频布局,并相继低调完成了与“BAT”等互联网巨头的合作,这是一家叫爱佑慈善基金会的非公募基金会。

去年5月29号,爱佑与百度合作“公益一小时”,通过百度平台当天成功吸引到约188万名网友,来为其先心病儿童救助项目点赞。用户每点一个赞,百度与中国平安捐出1元钱,该活动共解决了94位先心病儿童的治疗费用。9月28日世界心脏病日,该基金会又联合刚刚IPO的阿里巴巴,在新浪微博等社交媒体发起了关爱先心病患儿的“酱紫一起来”活动。而更早前,爱佑与腾讯合作“网救童心”项目,这或许是最早“登陆”到微信上的公益产品之一。

与BAT的合作只是爱佑与互联网企业合作的表层现象,而这家机构真正在意的看起来是要用互联网思维来完善自己的战略。爱佑主张用一种新的视角看待问题,先做出一些实践,再根据情况适时修正,这在互联网语境下可以说是有‘试错’的心态。在这种互联网思维的引导下,这家机构从如下几方面思考了自身的公益慈善创新:

思考一:够专业,才能一起“愉快玩耍”

爱佑在国内的儿童医疗救助领域耕耘时间较长,至今已有10余年时间。在这个过程中,爱佑运营起了多个专业、资深的儿童医疗救助项目,在这一领域有自己独特的“know How”。据该基金会介绍,爱佑现在每年能够救助一万名孤残儿童,在先性病儿童与孤残儿童救助人数上持续保持全球第一,这些是“BAT”和各领域企业家们与爱佑放心合作的信任基础。

思考二:将公益慈善推升至“2.0”时代

2014年11月,知名的公益慈善专家兰斯?福斯在北京分享了他在国外的实践,总结为“美国慈善2.0版:用风投思维做公益”,而从2013年6月起,爱佑就已经开始在国内尝试“慈善2.0”,其设立的“公益创投”项目在当时已在筹划一系列追求社会效益的无回报投资。

据了解,截止2014年底,爱佑公益创投项目共投资了10家机构,其中公众环境研究所和重庆两江志愿者服务中心在去年捐助额和员工人数都接近翻倍,善淘网通过嫁接爱佑资源举办了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型活动,众多明星争相义卖掀起的公益热潮,令网站影响力显著提升。这一连串成绩引发了大众的关注和疑惑:“公益创投项目到底有没有回报?”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王兵介绍道:“爱佑公益创投的‘投资’对象是民非,无法实现股权投资,所以在机制上就不可能有财务回报!基金会追求的是社会公益生态环境的改善。爱佑提出一个愿景,希望致力于构建,并优化国内的公益生态环境,让公益可以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思考三:构建公益网络平台

慈善2.0版本如何实现呢?

一方面,爱佑通过自身努力,已构建出一个专业的儿童医疗救助项目矩阵,其核心由“爱佑童心”“爱佑天使”“爱佑新生”和“爱佑和康”4个产品构成,这使得该矩阵成为一个能够不断撬动企业家和社会力量进入公益慈善的“入口”。

另一方面,爱佑通过公益创投来输出“标准”、创造“连接”、搭建“平台”、构建“生态”,通过搜寻有潜在巨大影响力的社会企业和公益组织,为其提供包括资金、资源、战略规划和管理在内的多维度支持,搭建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公益生态圈。

这个过程的具体实现路径是:前期,爱佑通过输出“标准”来辅导公益创投受助机构,后期,通过这些受助机构再传播‘标准’,将影响到更广泛领域更多的NGO组织和公益机构。当实现了标准的规模化输出,爱佑将有机会着手构建平台。设想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可以划分行业,依据标准,从多个维度给公益机构评分。什么行业?儿童医疗还是养老?什么星级?三星还是五星?信息公开透明,有具体依据参考,这时候这个平台的价值就将凸显,就有可能最大程度地撬动更多社会资金和资源的注入,进而形成一个综合性公益社区

思考四:扶持公益组织,给“硬件”更重“软件”

公益创投所选择的机构具有普遍的特征:在公益的各细分领域有独特的定位和巨大的社会效益潜质,但是因为处于成长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短板和需求。爱佑希望自己能从资金支持、资源拓展、战略指导、管理(人力资源、财务和IT)辅导、品牌活动五个方面入手,量身定制扶持方案,为其加速成长而助力。在扶持政策上,爱佑充分利用了互联网理论,即把资金、资源设想为“硬件”部分的支持,此外这些机构还迫切需要“软件”方面的支持,那就是组织能力、团队能力和专业化能力。

比如,公众环境研究院(IPE)是一家致力于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机构。据了解,爱佑对该机构给予了包括资金、介入其理事会参与战略梳理,对其人力资源进行一对一辅导,帮助其招聘财务人员,协助其进行IT咨询,帮助其引入了阿里云、SEE五年2000万的资助等一系列支持。

善淘网是一个创新的慈善商店,鼓励大家将闲置物品捐赠义卖,在运营中为残障伙伴提供可持续,有尊严的工作岗位。除了资金和上述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爱佑还帮助该网站嫁接明星资源,2014年末发起了一场有全国影响力的线上义卖,令该网站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

总结看来,资金、资源等“硬件”资助看起来很具体,但对被资助机构更有价值的可能恰恰是爱佑10余年以来积累的,对“如何做一个专业化公益机构”的“标准”及“方法论”的注入。

思考五:寻找公益行业的用户“痛点”

如果用互联网的语言来描述,公益行业最大的用户“痛点”在哪?爱佑对此的思考是:社会始终会需要一个能复制、能扩大、公开、透明,最终能给到大家一个结果的,更好的平台。爱佑一直在探索和追求的也正是这样一个平台。

这样一个公益生态的形成,无疑是构建了一个慈善MALL。试想一下,未来的慈善家有不同的关注点,但是他们皆能够在这个慈善MALL里面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产品,这些产品可以通过一些量化和标准化的东西进行比较,又能因为慈善MALL口碑良好而放心选购,谁还会不来这里逛上一圈呢?从这个角度上讲,爱佑的公益创投项目已经找到了用户不同需求的“痛点”,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挑选更多优质的伙伴,摆放上更多的优质产品。

思考六:让公益成为用户的生活方式

放在公益领域来讲,这样的思考很大胆,因为被改变的不是一个人,抑或是一个机构,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对此,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王兵憧憬:“当公益行业的生态型平台形成,真有那么多高质量的供应商,在供应公益产品,大家都可以来这个平台实现自己的公益梦想的时候,这就会成为用户的一种生活方式!基于这样的逻辑,基于以公益创投的方式来构建公益生态的设想,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公益行业更新迭代的趋势已经到来,我们也期待着公益成为用户生活方式的那天早一点到来!”

 

转自:百度百家

2015 / . 01 / . 28

为什么少有人像姚贝娜一样捐献眼角膜?

角膜捐献也好,器官捐献也好,在中国都是一个巨大的缺口

 

为什么少有人像姚贝娜一样捐献眼角膜?

 

姚贝娜的角膜已使受助者重见光明,但幸运如二人者是极少数

姚贝娜捐献角膜背后,是中国角膜捐献率一直过低的尴尬

角膜疾病是全球第四大致盲病患,在中国更是第二位致盲眼病,不过角膜移植却可以使患者恢复视力,姚贝娜捐赠的眼角膜已成功使两名受助者重见光明。但幸运如这二人者只是极少数。据2008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统计,中国目前共有视力残疾1691万人,因角膜病致盲患者约400万人,其中70%可以通过角膜移植手术复明,但每年只能进行不到5000例的移植手术。

其实眼角膜移植手术从技术角度来说并不复杂,手术成功率可高达90%以上,中国也很早就效仿发达国家建立了眼库。造成“无米下锅”这一局面的直接原因——中国角膜捐献率过低,角膜资源极其稀缺。目前,在国内大约有20个眼库,但几乎都是“有库而没有眼角膜”的“空库”。中华眼库协会于1985年成立,到2006年接收到的自愿捐献的角膜不到100例。与此同时,美国、斯里兰卡等国家却在输出眼角膜,帮助全世界患者恢复光明。

眼角膜尚且如此,严格意义的人体器官捐献在中国更是一个巨大的缺口

严格来说,眼角膜属人体组织(眼球最前面的一层无色透明膜),而非人体器官。那中国的器官捐献率怎么样呢?

在中国,每年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大概有150万人,其中只有约1万人能够做上手术,供需比例只有1:150。而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平均器官供需比为1:20~30,美国为1:5,英国则为1:3。悬殊的供需差距主要在于器官供应的稀缺,而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器官捐献率居于末位。据全球器官捐献与移植观察机构的数据,西班牙捐献率最高,为35.1/百万人,美国为25.8/百万人。而关于中国的器官捐献率,现在被包括中国官媒在内的媒体广泛使用的是0.03/百万人(其实最早出现在2008年,但无法确定初始出处)。这一数字,在2014年四月红会下设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业务部副部长高新谱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访问时曾被辟谣,但后者给出的“2013年,中国每百万人口中已经有0.63人实现了捐献”,与世界水平仍有相当差距。

2010年,中国卫生计生委和红十字会曾在一些省市试点开展人体器官捐献,但效果并不理想,作为大陆10个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城市之一,南京在试点的一年间竟没有实现一例自愿器官捐献。

捐献率低不应赖中国“死后要留全尸”的传统观念

民众器官捐献的价值观指针并非停在上个世纪——坚持“死后要留全尸”

传统观念悬殊一直为中国器官捐献率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国家背书。的确,欧美发达国家大多信基督教,认为身体不过是灵魂的寄居之所,死后灵魂升天,身体不重要。东方信佛教,认为人还会转世,身体要保持完整。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民众器官捐献的价值观指针并非停在上个世纪。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器官捐献研究项目“公众对器官捐献态度”的调查数据显示,对于反对尸体器官捐献或自己不愿意器官捐献的理由,虽然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认为死后要留全尸”选择频率最高,但也只有33.1% (106/319),并非处于绝对优势;而高达30.1%(96/319)的受访者是担心捐献出去的器官会造成器官买卖,几乎与“死后要留全尸”比例相当。此外,认为没有必要去帮助别人的仅占1%,而20.69 %(66/319)的受访者是因为对器官捐献还不够了解。值得注意的是,调查还是在2011年进行的。

 

为什么少有人像姚贝娜一样捐献眼角膜?

 

“担心捐献的器官会被做成买卖”和“死后要留全尸”的比例相当

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2012年的一份调查也显示,78%的市民否定“身后器官捐献是对人的不尊重”这一传统观念。但81%的市民担心器官捐献会导致人体器官买卖。

在中国,器官资源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成为各方“牟利”的对象

器官捐献当然不必然导致器官买卖,相反,自愿捐献器官的多了,器官买卖会相应减少。但在中国,器官资源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不单只是黑中介“牟利”的对象。

2013年7月,据《新京报》披露,地方红会以认捐之名向医院开出不菲价码,某地红会对于提供的捐献案例信息,平均每完成一例,要收取10万元的“捐献费”。“但这笔钱具体怎么用,社会并不知情。”为改变以权钱获取器官的潜规则,2011年起卫生计生委研发计算机分配系统,但2/3器官仍在系统外分配。

当然,享有相当大的自由权的医院以及科室也有寻租空间。中国并未建立全国统一的器官捐献系统,拥有宣告死亡权利的医生往往能让有强大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人、或者与医生有着密切关系的患者,优先得到器官。2004年,著名演员傅彪被查出肝癌晚期,半年内进行两次肝移植手术,在第二次移植后四个月去世。甚至有医生直接参与器官买卖,2012年底国内最大的一起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案开庭,16名犯罪嫌疑人中包括4名正规医院的医生。

之前长期依赖死刑犯器官,中国缺乏建立自愿捐献器官制度的动力

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有三种:一是活体器官,二是死刑犯器官,三是自愿身后捐献器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表示,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惟一主要使用死囚器官作为尸体器官来源的国家。长期以来,超过90%的尸体器官源于死刑。截至2009年底,卫生计生委统计数据显示,有超过65%器官移植的器官来源于死刑。死刑犯器官变成挖不尽的富矿,国外等待移植的富人也嗅到了生机。2004年,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国外患者比例超过53%。

在这种“供血”模式下,中国缺乏建立公民自愿身后捐献器官制度的动力。直到2007年,国务院才发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而《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则是2013年才发布实施,缺少美国、西班牙等国家相应完善的法律规定,脑死亡标准更尚无立法。多年来也未能建立一个如美国的器官共享联合网络(UNOS)、欧洲的英国器官分配系统(UK Transplant)等一个医学行业与社会共同构建的移植管理机构。

拯救中国“器官荒” 不止是需要更多的“姚贝娜”当然,公众人物带头参与器官捐献,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

今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非自愿死囚器官,自愿捐献成器官移植唯一渠道。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姚贝娜完成捐献以及她父母签署捐献协议书,为两位受助者带去光明,尤为可贵。更为重要的是,姚贝娜主动承担起作为公共人物的最后一份责任,对于促进公众对于器官捐献制度的了解和摒弃落后的丧葬观念都有良好的示范作用。

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口仅有2048万(2013年)的南亚小国斯里兰卡却是一个角膜捐献大国,签字死后捐献角膜者超过90万人。其角膜资源不仅满足了本国需要,还使海外14万人重见光明。事实上,起初斯里兰卡人并没有捐献眼角膜的传统,上世纪50年代,名流哈德逊·席尔瓦博士在报纸上撰文承诺捐出自己的眼角膜,并呼吁读者也在去世后捐出眼角膜,该倡议在斯里兰卡人民中引起极大反响,国家领导人等社会名人也带头鼓励捐献,捐赠角膜成了斯里兰卡代代相传的文化。欧美各国体育界、演艺界和模特界的超级明星也会利用自己的公众形象经常无偿地宣传器官捐献,并且同时自己也填写器官捐献卡。

拯救中国“器官荒”,更少不了改善社会法制环境,为捐献制度托举

如卫生计生委器官捐献研究项目“公众对器官捐献态度”等调查数据,很多人不愿意捐献器官的原因是,担心自己所捐献的器官会造成器官买卖,有媒体将此形容为“不敢捐,不能捐”的中国式器官捐献困境。这一尴尬处境,催促着捐献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相关经验可借鉴美国、日本等器官捐献率高的国家。

 

为什么少有人像姚贝娜一样捐献眼角膜?

 

美国有健全的器官捐赠和受赠程序保障,规范捐献移植人体器官的标准程序

 

以美国为例,美国有健全的器官捐赠和受赠程序保障,规范捐献移植人体器官的标准程序,公正、诚信的社会氛围得以形成。

2015 / . 01 / . 27

【公益市场化】是人间正道还是离经叛道

或许在两年前,人们对“公益市场化”还在谈之色变;如今公益圈绝大多数人已基本认可市场化是一种良性发展趋势,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公益市场化”的诟病在于——缺少概念的病症是感性与理性成了无法融合的对立面。不少非营利机构在重重困难下艰难生存,公益事业需要寻求可持续的发展方法,需要社会给予更大的包容和信任。

没有概念,争议却不能少

公益市场化,目前比较明确的概念认知是:非营利组织市场化,指的是非营利组织的“市场驱动、客户导向、自给自足及商业化发展”。其通常以政府资助模式的转型为先导,以公益组织的运营方式的转变为表现形式,最终体现为组织运营效率的提高和公益行业的结构性调整。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总结,比较贴近大家的理解“”这只是一部分公益相关人士较为认可的一种说法,并非官方概念,因此,对于何为公益市场化及其必要性与可行性的问题众说不一。

积极推进公益市场化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徐永光:中国传统文化中早有“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助人自助,自助者天助”的思想;美国慈善家卡内基120年前在《财富的福音》中给富人的忠告是:“与其给一个人施舍,不如帮他攀上通往生活之峰的梯子”;洛克菲勒则认为“从财富中获得快乐恐怕就是源自帮助他人的能力”。近二三十年来,用商业创新手段做公益,解决贫困、环境等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运动在全球蓬勃兴起,对传统慈善观念和运行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公益市场化渐成潮流之势。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崔子研:我国公益市场化是大势所趋。“公益”与“市场”,一个以非营利为要旨,一个以利益为导向。这两个看似没有交集的概念,实际上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在众多影响经济运行的市场因素中,资源要素投入和效率在公益和市场之间发挥着最为关键的纽带的作用。显而易见,作为一项以公共利益为要旨的事业,公益需要公众及不同主体的广泛参与,尤其是资金、物力、时间等要素资源的投入。大凡有投入都有产出要求,也即有效率要求。由此,从市场是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手段视角看,公益事业一样需要市场手段,需要插上市场化的翅膀。

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公益项目如何以市场化的方式去进行运作,这是中国公益慈善组织正在积极探索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那种坐等捐款上门、没有服务意识、没有营销意识、没有社会创新的公益慈善组织是不可能成为有影响力、有公信力、有救助实力的公益慈善组织的。关键是,要把运作模式设计好,市场化运作的公益项目要实现三方共赢:首先是要让需要帮助的群体得到免费服务或无偿资助;其次是让公益慈善组织获得公益资源,不花钱办好事;最后是要让承办企业有一定的回报,保证可持续性。但这种回报应是通过所提供的社会服务间接获得,而不是从慈善组织或受助方中获取。公益慈善组织在这当中要做的就是加强监管,通过严格规范的制度建设和运作流程,堵塞漏洞和寻租空间,防止好菜变味,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褚蓥:立法将中国公益逼进市场,不透明就出局。公益组织要满足市场的需求,要根据市场的需求来调整自身的治理模式和运营方式。市场要求你变得更为透明,你就必须变得透明,否则你就只有出局。明我国政府已经注意到,公益组织不能只盯着自己看,还必须兼顾社会需求。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政府才准备出台相关规定,逼着公益组织转变。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涂猛:社会公益事业的经济基础来源于捐赠,在全球包括中国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大型公益组织接收捐赠额度在下滑。去年大概25%捐款是捐给了政府,75%捐给了社会公益组织,在全球包括中国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去年接收捐款过5亿的有3家公益组织,今年的数据都在下滑。在相同规则的基础上,社会公益组织要公平地来竞争,遵循优胜劣汰的规律。

理性思考与消极排斥

北京晚报(黄东成):讲经济效益,赚钱,只要合法,并没有什么不好。商品经济是市场价值观念和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体现,正确地运用,何尝不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条可行之路。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有人将“市场化”简单地认作只要所有一切都向钱看,讲经济效益就等于市场化了。讲经济效益没错,但如果打着“市场化”的幌子作为敛财的手段,惟利是图到丧尽天良,不仅不是商品经济的本意,而且后果堪忧。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发展学在读博士刘韬:NGO在实践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远比“原善”假设复杂得多也丰富得多。仅仅使用“公益”、“慈善”这样的词,非常容易舍弃NGO对“进步”、“公义”"的追求,把它弱化成一个纯粹的批发商或承包商,从而变成“可市场化的”。徐永光给中国NGO领域设定了一个自我矮化和弱化的理解框架。挑战现有结构、重设既定议题、追求实质进步和公义,这是NGO在过去20年的转型在中国已经发挥了的作用,也是未来应该扮演的角色。

所有NGO的政治本质(political nature)都是与生俱来、毋庸置疑的。“公益市场化”的提法实际上完全抽离了NGO的政治本质,假定其是完全与政治无涉的,这既不符合事实,更无助于中国NGO未来的发展。徐永光从一开始就假定了一个错误的前提和框架,并在此框架下一路发展,从而提出“市场营销”的倡议。过去30年经济发展大潮裹挟了社会的其他平台或渠道,使得人们视野狭小、想像力匮乏。这也包括公益领域。当“大佬”们开始“指路”,我们的路就没有了。路是人走出来的,不是大佬们指出来的。中国NGO过去面对今天依然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国家权力的问题。但提倡“公益市场化”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使国家和市场迅速合谋,对NGO进行更有“效率”的驯化。

经济发展并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市场的眼光、效率的头脑、市场的原则都只是一种可能性,NGO的意义之一,就在于提供可能性。对这种丰富、多元、多样的可能性进行规训,则是最应当警惕的事。

公益市场化的大幕还是拉开了

虽然公益市场化没有一个正式的概念,圈里圈外也没谁觉得少了官方概念就没法做公益,但缺少概念的病症是感性与理性成了无法融合的对立面。加上多年来,不少非营利机构在重重困难下艰难生存,这份事业需要寻求可持续的发展方法,需要社会给予更大的包容和信任。但或许和每个人做公益的初心有关,一部分人觉得公益首先就是你动了一根感性的神经才能开启一颗公益之心,也人认为公益本身是一种理性的认知、科学的态度。比如,在评点一个公益创业项目优劣的时候,有人关注“你的赢利点在哪里,是否有实操价值”,有人关注“你这个项目的初衷是公益还是盈利”。在这里,笔者想说的是,公益市场化需要的不是空喊口号,而是需要真正的实践探索,商业圈的市场规则并不适合全部移植到公益圈的地盘上,公益圈也不要假惺惺的拒绝市场化。在各种声音和矛盾中,公益市场化已然开始,俗话说实践出真知,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2014年,关于中国公益市场化的讨论和探索已经热闹起来,各位看官若有兴致,还可以进这儿再看看。

 

转自:善达网

2015 / . 01 / . 26

环卫工被路人打:儿子欲退新房为父看病

1月23日,东方今报关注了郑州环卫工老魏因劝路人别乱扔垃圾遭毒打的事情。两天来,事件在网上持续发酵,“尊重环卫工及其劳动成果”“法律保障环卫工的人权及生命安全”等呼声此起彼伏。昨日,参加省“两会”的省政协委员张晓盈也关注此事,并建议加大宣传,提高国民素质。

东方今报记者 付雨涵

【热议】2000万人关注环卫工老魏被打

1月20日,郑州环卫工老魏,因劝路人别乱扔垃圾,被打破眼球。1月23日,老魏的不幸遭遇经东方今报报道后,引起热议。

当天晚上9点左右,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关注,4000人转发并热议。1月24日上午9点,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官方微博@央视新闻,也关注了老魏被打事件,发起呼吁并置顶:今天,你愿为他们转发吗?一起说声:辛苦了。这条微博有17万人转发,2万人参与评论。

与此同时,新浪微博在主页发起热议话题:环卫工被打破眼球。截至昨日21点的数据显示,该话题有2263.7万人阅读,7.3万人参与讨论。

【打探】儿子欲退新房给父亲看病

5天来,老魏一直躺在医院里,其儿子魏雷阳在事发第二天也匆忙从河北石家庄赶到郑州。

老魏说,他家住驻马店朱里镇大董村,一儿一女,女儿已经结婚,儿子魏雷阳在河北做装修工作。

“这一住院不当紧,给家里人都添麻烦了。”老魏说,本周要做二次手术,至少得准备2万元,前期住院花了1万多,儿子刚在石家庄分期贷款买了一小套房,买房的钱也是东拼西凑的,家里没什么多余的钱。

“把俺爸的眼睛治好比什么都重要。”魏雷阳说,打人者虽被拘留了,但从未见其家属露面,他先专心给父亲看病,尽量保住眼睛,再走法律程序。“后期治疗,还得不少钱,打算把新买的房子给退了。”

让老魏内心感到安慰的是,出事儿后,公司班长、同事及领导挺关照他,来医院看过好几次,还给他送来2000元慰问金。

目前,老魏一家人在等待着警方对该案件处理的进展。

委员态度

宣传比立法更重要

环卫工因劝阻行人别乱扔垃圾,而遭到歧视或被打的,每年都有发生。针对网友呼吁立法保障环卫工的人权及生命安全问题,省政协委员张晓盈说不反对立法,但他认为,宣传比立法更重要。

“城市发展了,但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张晓盈认为,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如果法律不能为大家所熟知,就不能起到很好的规范效应。”

张晓盈说,在举国共享30多年物质文化成果的同时,提高精神文化尤为重要,“我觉得大量宣传公益广告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比如人人环保、禁闯红灯、消防安全……”

张晓盈认为,提高国民素质,素质教育课作为基础建设必不可少,应从娃娃抓起。素质提高了,未来不仅是环卫工,产业工人、护士等群体行业,都能营造全民的平等与尊重。

网友声音

一定要给环卫工一个说法

环卫工老魏街头被打事件,引起网友的广泛关注。对于此事件,网友们有愤怒、同情、痛心,要求打人者道歉和保障环卫工生命安全的呼声不断。

@shine_spring:风餐露宿,薪水又低,有时还冒着生命危险,要不是被生活所迫的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谁愿干这个?看着他们,真的挺心酸。

@Abner-Zhao:我郑重承诺:不乱扔垃圾,尊重环卫工人的劳动!

@Akikoxxx_:6点半从家里坐车去驾校还觉得自己很辛苦,出去后,大街上一个人没有,除了一位默默清扫的环卫工人,瞬间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资格抱怨,环卫工人真的很辛苦,他们的工作都是为了城市美化,更值得我们去尊重!

@灯火阑珊A:一定要给环卫工一个说法!

小编寄语:打人者,看看下面几幅图,你的良心何安?我们不比他们高尚,他们比我们任何人更值得尊重!在此呼吁执法部门:严惩打人者!!!还伤者一个公道!

 

环卫工被路人打:儿子欲退新房为父看病

环卫工被路人打:儿子欲退新房为父看病

环卫工被路人打:儿子欲退新房为父看病

环卫工被路人打:儿子欲退新房为父看病

来自:东方今报 (原文有改动)

希望大家看看这篇帖子:一张工资条感动所有人 

http://www.xingongyi.org/topic/detail/tid/3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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