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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夫:我投江失踪的母亲

我外祖母是江汉平原的大家闺秀,其父在民初留学扶桑八年,归国赴任甘肃省高法院长前,决定与天门望族刘家结为姻亲&&那时的刘家三少爷(我外祖父)正成为黄埔八期的士官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在可能存在过的短暂幸福之后,作为战祸频仍年代的军人之妻,外祖母便带着我的母亲步入了她的孤独一生。抗战爆发,外祖父撤退西南。刘家太爷故世,大宅日见凋敝。该地区又是各派军队拉锯争夺之... 阅读全文

外祖母是江汉平原的大家闺秀,其父在民初留学扶桑八年,归国赴任甘肃省高法院长前,决定与天门望族刘家结为姻亲——那时的刘家三少爷(我外祖父)正成为黄埔八期的士官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在可能存在过的短暂幸福之后,作为战祸频仍年代的军人之妻,外祖母便带着我的母亲步入了她的孤独一生。

抗战爆发,外祖父撤退西南。刘家太爷故世,大宅日见凋敝。该地区又是各派军队拉锯争夺之地,无论哪一部短暂占领,徒具虚名的刘宅便成为征集粮饷的目标。外祖母带着我少年的母亲东躲西藏,饱受乱离之苦。最后因怕女儿受辱,外婆只好托乡里客商将我母亲带到湘西伯父家避祸。母亲在那里识尽炎凉,像一个女仆般做工求学。

日本投降当年,母亲独自踏上还乡寻母的艰难路程。当她找到捡棉花纺线度日的外婆时,劫后重逢的泪水湿透了她们的褴褛衣裳。次年,乡人传言外祖父衣锦还乡,授衔少将驻节武汉。母亲来到省城寻父,等待她的却是晴天霹雳——外祖父不信他的妻女还能侥幸存活,已经重新娶妻生子了。而且他隐瞒了婚史,因此不敢相认。

悲愤的母亲闯进了他父亲的一场盛大酒会,一时舆论大哗,外祖父回乡逼迫外婆离婚,从此父女反目,我母亲坚决改名换姓,以示恩断义绝。

天道往还,1948年,节节败退的外祖父奉命移师恩施,赴任途中被伏击,流弹洞穿了他壮年的胸脯——而最后为他扶柩理丧的竟是我终身寡居的外婆。

武汉次年易帜,革命大学招生,母亲投考,结业后竟又鬼使神差地被分往恩施剿匪土改——踏上了她父亲送命的路途。在这条充满险恶的山路上,她与我父亲邂逅相逢。一个平原遭遗弃的将门孤女,一个山中破落的土司遗孑,在那个伟大动荡的时代,偶然而又必然地结合了,并从此扎根深山。

外婆早已原谅了她的丈夫,母亲却永远在仇恨她的父亲。她无法在现实中去惩罚他,便极力在精神上去满足一种虚构的报复——改名换姓,不承认有此父亲,甚至不允许外婆去原谅。

然而这种背叛只能停留在自我泄愤的地步,因为这个政党曾一度很在意个人的血统以研究其阶级属性。在她报考革命大学那天起,她就要面对无数张表格。她总是试图说明她是她父亲那个阶级的弃婴,她和她母亲属于苦难平民。然而表格却限制了她的声辩,同时还作为一张早有预谋的标签贴上了她的面庞。

20世纪流行一个充满杀机的词叫“历史不清”,母亲被这个语词压迫得痛不欲生。当任何一个批判她的人诘问——你是不是军阀女儿,她就仿佛陷入一个悖论。她比别人还恨她的父亲,却又偏被他们视为同一个敌人。她觉得这个父亲不仅在生前遗弃了她,还在死后长久地陷害着她,她完全无力跳出这一血缘的魔沼。

1957年的母亲正当而立之年,这个来自遥远省城的女人,试图把她的教养植入那个土家山寨。其直率和刚烈却往往好心换来敌意,她对党的意见和她的出身被联系在一起时,只能戴上“右派”的高帽接受工人的监督改造。20年后终于彻底平反时,母亲已老去,所有曾经蒙受的屈辱和伤害不知向谁讨还。划处和平反都是一张纸,她深感前者重如泰山而后者却轻于鸿毛。

“文革”开始时,父亲作为矿长很快被打倒,母亲微薄的工资要维持全家的生活,那时她是小镇供销社可以双手打算盘的会计。外婆陪着失学的大姐重返平原插队务农,二姐当了矿工,父亲病危在武汉住院,十岁的我也肺结核穿孔而命若悬丝,我们家一分四处进入了生命中最艰危的岁月。攻击母亲的大字报依旧贴满门窗,频繁的抄家连缝纫机头也被拎走,母亲带着我忍辱负重地在小镇访医求药,她不能垮,她要拉扯着这个破碎的家一个不少地走进那渺茫的明天。

一次她带我到县城看病,回来时求熟人找了个便车,司机走出城后竟威逼我们从车厢下来,一生不低头的母亲为了我哀婉乞求,她看着扬尘而去的汽车悲愤难耐,又不愿让儿子看到一个母亲的窘迫和尴尬,只好将泪水默默吞下。她永远不理解人世间的恶竟至如此,人性何以被一个时代扭曲得如此不堪。

我小学毕业后,学校又以我有传染病为由不录取我上初中,我开始了短暂的少年樵夫岁月。当我在夕阳下挑着柴火蹒跚而归时,多能远远看见下班后又来接我的母亲,那时她已见憔悴了,乱发在风中飘飞,有谁曾知她的高贵?两个姐姐都已失学,她再不能让我沉沦泥涂。她不得不去求文教站站长,终于使我得以入学。

母亲终于带着全家迎来了1978年。父亲升迁,她获平反,大姐招工,我考上大学,外婆又回到我们身边。这时的母亲总算有了笑颜,她相信善良总有好报。即使那些迫害过他们的人也来我家走动,她依旧不假辞色。

1983年外婆辞世,1985年父母离休,1987年父亲患癌,1989年我辞去警职,随后入狱,母亲又开始了她的忧患余生。

父亲总想等到儿子重见天日,因此不得不承受每年动一两次手术的巨大痛苦。他身上的器官被一点点割去,只有那求生的意志仍在顽强茁生。真正苦的更是母亲,她不断拖着她的衰朽残年,陪父亲去省城求医。父亲在病床上辗转,60多岁的母亲却在病床下铺一张席子陪护着艰难的日日夜夜。只要稍能走动,母亲就要扶着父亲来探监,三人每每在铁门话别的悲惨画面,连狱警往往也感动含泪。每一次挥手仿佛就是永诀,两个为共和国效命一生的佝偻老人,却不得不在最后的日子里,因我而去不断面对高墙电网的屈辱。

我们在不能见面的岁月里保持着频繁通信,母亲总是还要在父亲的厚厚笺纸外另外再写几页。我在那时陷入了巨大的矛盾——既希望父子今生相见,又想要动员父亲放弃生命。他的挣扎太苦了,连带我的母亲而入万劫深渊。

1995年我回到山中的家时,只有母亲还在空空的房里收拾着断线碎布。那时父亲刚刚离去半年,他在楼顶奇迹般地种活的一棵花椒树,仿佛正盛开着无数只“眼睛”,一如死不瞑目的悬望。

母亲依然如往昔我的漂流归来一样,为我炒好酸菜鸡杂。拿出一大坛药酒说你喝吧,这是你爸为你泡的疗伤药。她怎知儿子的伤原在心的深处,却冀望一服古老的药方来疗慰。

为了求生,我不得不匆匆又出山。临行之际,母亲异样地拉着我的手说,你在武汉安顿好后,就接我过去吧,家里太空了,一个人竟觉得害怕。我突然发现母亲已经衰老了,她一生的坚强无畏似乎荡然无存,竟至一下虚弱得像一个害怕孤独的孩子。

我用朋友借的一点钱租了一所肮脏的房子,几件歪斜的家具也算撑起了一个家。母亲带着一个单开门的冰箱来了,我见上面许多修补的漆痕,心中无限酸楚——这就是两老一生节俭唯一值钱的遗产了,无常的灾难耗尽了他们的一切,我又怎生才能报答。

母亲在阴暗的房里一点一点拆她的毛衣,漂洗那些弯曲的毛线,然后又一针一针为我编织出一条毛裤。她说这过去的纯羊毛,现在不好买了,你穿着会暖和些。

她拿出一大本装订好的信纸给我,说这是她这些年来写的她的家族的回忆,我看见密密麻麻的几十万字,几乎页页漫漶着泪痕。她的手颤颤巍巍,哽咽着说这就算是留给你们三姊弟的纪念了。

向来给我做饭的母亲突然不做了,每天要等着我回去做才吃。她又说这房子白天好阴冷,她感到恐惧。我带母亲到居委会去打麻将,她去了一次就再也不去了,她说她和那些老人没有话说。我知道清高的母亲一生不苟时俗,向来也不会娱乐。

我那时和几个朋友凑了点钱编书想卖,每天回去母亲就要问有钱赚吗,我说生意没有这么快,她就又感叹物价涨了,城里生活太贵,然后说她要病了就是我们的拖累,她真想找我的父亲去。我每天在这个冷漠的世界疲于奔命,我求朋友的妻子给她免费的药,她心脏开始不适,我说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陪我住了十几天后,母亲要求到大姐那里去住。大姐在同城的另一个区,在长江的边上有一套狭窄的居室。大姐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我想也许能给母亲多一些欢乐和安慰,就让大姐来接走了她。

我依旧在人海挣扎,在没有电话的时代也疏于问候。根本在于我忽略了母亲的所有暗示,我不知道那时她去意已决,她已在暗自料理后事,在与我们姐弟委婉话别。

1995年的深秋午后,大姐打电话给我朋友找到我说,母亲早上出门现在未回,他们四处找也未能找到,大姐的语气有些惊恐。我还说,不会有事的,你们再找找吧。傍晚大姐在电话那端痛哭——她找到母亲的遗书了。

我带着几个弟兄赶去,大姐交给我从被褥里翻出的母亲的两封信和一串钥匙,匙链上还挂着父亲当年给她的一个韭叶金戒指,我的心顿时如沉冰海。

母亲平静地写道——我知道我病了,我梦见我的母亲在叫我,我把你们的父亲送走了,又把平儿等回来了,我的使命终于完成了,我要找你们父亲去了……请你们原谅我,我到长江上去了,不要找我,你们也找不到的。你们三姊妹要互相帮助,父母没能力给你们留下什么,我再不走还要拖累你们…… 

文|野夫

 

本名郑世平,1962年出生于湖北省利川市。自由作家,曾获“第三代诗人回顾展”之“杰出贡献奖”、“当代汉语贡献奖”等。代表作品《乡关何处》《父亲的战争》《江上的母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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