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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 . 12 / . 27

张汝伦:民族复兴与文化自信

本文根据张汝伦教授2012年12月12日于复旦大学讲座笔记整理。

整理人/糖小椒

主讲人 张汝伦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关注领域包括德国哲学,政治哲学,先秦诸子和当代中国哲学等。

       这个话题很久以来一直想讲。关于我们的民族复兴的问题,十八大和十八大以前都有人提,但是原来是我们自己提,而现在似乎全世界已经再也不把这个作为我们中国人一厢情愿的事情了。我昨天才看了一篇哈佛大学一个著名的经济史教授弗格森的一个访谈,他说1978年美国人的平均富裕程度是咱们中国人的22倍,而现在不到中国人的5倍,这一切只是在短短的三十年间完成,那么再过二十年,没问题,中国人的经济总量将要超过美国,所以民族复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美好的愿望,而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已经完全复兴了。

今天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中国人都会承认我们的问题还很多,民族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许多根本性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一个民主的制度,一个法制的国家,一个健康的经济结构,一个平等正义的社会,一个美好的生态环境,一个讲道德礼仪的人民等等,所以我的看法是民族复兴虽然正在发生,如果不在这些问题上有突破性的进展的话,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停止下来甚至倒退也不是不可能的。比如1920年代,当时阿根廷国民的平均收入和GDP的数字都要高于瑞士,当时它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人均收入4000美元以上的国家之一,可是今天的阿根廷,它的排位在哪里?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提出的问题是民族复兴不能仅仅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不一定意味着民族复兴,阿根廷是一个例子,前伊朗也是一个例子。伊朗在巴列维国王统治下,六十年代以后,经济和国力像火箭一般上升,但是国内的矛盾一直放在那里不解决,最后酿成天下大乱,国破家亡。这也是个例子,就是问题没有解决。

所以经济高速增长不一定就是民族复兴,因为经济增长的问题真的是不好说。其实任何一个客观的人都应该承认,经济就像天气一样,不可能永远是晴天。这是稍对人类的经济发展史有所了解的人都该知道的。

那么问题是衡量一个民族复兴与否比较可靠的指标不是经济,而是文化。为什么呢?道理也很简单,人类文明史已经一再向我们证实,各个大文明的崛起都是由文化支撑的。西方横行世界三百年,它的文化功不可没。其它历史上著名的几大文明,古希腊、罗马、印度,包括我们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里程碑标志,就是有强大的文化支撑,才能创造出如此伟业。包括以色列,我们知道犹太民族亡国几千年,终究复国。而且虽然它的人口和国土都不多,但是今天它相当强大,什么道理?犹太文化内在的凝聚力功不可没,这是很多研究都一再表明的,今天无需多说。

 

民族命脉之诊

其实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人是文化的动物。

很多西方近现代学者都一再指出。比方二十年前有一部书,哲学书卖过几十万册是很少的,就是卡西尔的《人论》,我猜想这本书当然现在在座的同学不太会有读过的,当年可是不得了。他其实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立论的,人论人论就是论人,论人是什么,人就是文化的动物,文化和人的关系,主要就是讲这个。我们中国古人在《周易》里有这样一句话,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句话就反映了我们祖先也是这么认识的,只不过没有讲人是文化的动物,但是讲得更透彻了,没有文没有化,没有文化没有天下。没有文化不成天下。因为有了文化,所以即便是我们人的生物本能,饮食男女和动物的本能行为相比,有很大的不一样。为什么?这里就有很多人文因素渗透。比如,我们的饮食方式、睡眠习惯,包括最生物性的行为人类的性行为,色情,这是人类的现象,动物无所谓色情,所以即便在这种大家看来是绝对动物性的行为里,实际上已经被人化了。人当然有很多生物性的东西在,但是即使是生物性的东西也已经经过文化的改变了,这是人和动物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西方人没有讲错,人之为人,就是文化。人之根本与动物根本的区别就是文化,所以文化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不少西方思想家这么认为,我们中国古人也是这么认为。所以民族兴亡与文化兴亡息息相关。

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与文化有很大关系。文化兴,民族兴,文化衰,民族衰。西方从上个世纪初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就开始不断有人在谈论西方的没落,最著名的是一个德国人斯宾格勒,一个英国的大史学家汤因比,他们在分析西方的衰落的时候,同样都是首先分析这文化的特征是什么,然后这个特征怎么衰落,所以未有文化不兴民族能兴的。就刚才讲的那个弗格森,他访谈的题目是:西方为什么不再是西方了?,他不光分析西方的经济有什么问题,他说这整个的西方落东方起,他谈东方时也谈到印度,他比较宏观,他是个人物,谈问题有相当宏阔的历史眼光,他认为西落东起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的变迁。他指出西方人毛病出在哪,他说我们已经远远地背离了在工业化海外扩张,更不用说大规模战争的辉煌时期曾经成为西方特征的那种面向未来的,那种自我牺牲的理想。他认为现在这个文化的优势没有了,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一种趋向自我一代的文化变迁,立刻消费,活在当下。他认为原来促使他们原来称霸三百年横行地球的文化优势在衰退,他是以此来看问题的。

其实就我们人类整体而言也是如此,人类的未来取决于他的文化。钱穆先生六十年前就说,今天中国的问题乃至世界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或者外交的问题,而已经是一个整个世界的文化的问题,一切问题都从文化问题产生,也都该从文化问题来解决。

三十年以后,已故的哈佛大学著名教授亨廷顿在一篇美国外交期刊上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引起轰动的,文明的冲突,他写道:将来的世界是文明的冲突的时代,也就是说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主要两家,一个儒家一个伊斯兰教冲突的时代。他说的文明实际就是文化,今天我们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莫不是由于文化引起的,比方说:没有资本主义鼓吹的消费文化和享乐文化,就不会有今天对地球毁灭性的破坏,没有今天近代流行的原子个人主义,就不会有传统道德的瓦解和人与人关系的冷漠。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很多。我们今天人类面临的很多问题,实际上要追根溯源的话其实是在这个问题上。

 

十字路口的张望

所以中国的未来怎么样?在我看来取决于他的文化。西方人今天唯一感到安慰的,就是中国人的软实力不行,这次十八大报告里也讲了要建设我们的软实力,他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中国的软实力不行,比起西方来差得远,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什么叫软实力?软实力:精神、文化、还有人的生活理想,这个东西在我看来,某种程度上比GDP、比航母、比核武器还要关键,决定你的胜败。

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孩子在美国念书,作为中国人当然会很高兴,天天打开电脑,一块金牌,两块金牌,五块金牌,十块金牌┅┅,很自然地会和美国同学说我们中国又拿了几块金牌。没想到他的美国同学朝他冷冷一笑,说你知道我们美国的体育也不差,但是我们从来不把金牌太当一回事。我孩子说那你们把什么东西当回事啊?我们以全世界的人认同我们美国人的理想作为我们最骄傲的地方。这个就是软实力,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个西方的理论,还有我们自己的学者也都研究了,什么叫软实力?大家向往你那一套,你那个文化对别人有感召力,这个是软实力。

还有个人的各种各样做法、心态。比如我们现在说多少年要建成一流大学,我觉得不要讲得太早,一流大学不是造几幢楼,请几个洋人,搞几个大牌来就解决的。大学是否一流,在我看来不是那些硬指标,而是软指标:人的品性怎么样,教授是不是以真理为自己最后的皈依,学生是不是以读书作为自己最热衷的事情。我经常让同学到网上去搜一张照片,哈佛大学凌晨3点,对我很震撼。哈佛大学图书馆拍的,大家都在看书,少数扛不住的人在长登上朝那靠一会儿,可是灯火全是亮的。我们这里3点在干什么?恐怕挑灯夜战打游戏的是有的,看书的绝无。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非常刺激。前几年我曾经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一个姓顾的中科院院士写的长篇回忆录。他与钱学森一样,他是在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读的博士,他读的是化学,钱学森比他早,读的是流体力学,他说他在念学位的时候,指导老师是化学系的系主任。有一天这个老师要引进一个人,这个人是在美国化学界出了名的专门批评他老师的学术观点的学者。他就很奇怪,他问自己的老师说,“老师啊,他不是老跟你过不去,专门批判你的学术观点吗?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引进来呢?”老师说:“我如果把他引进来的话,美国化学界所有的学术观点在我们这里不都齐了吗?那我这个系不就是美国最好的化学系了吗?”这样的胸怀!他后来就想,我回国以后,我改变不了全局,但在我自己力所能及的那一亩三分地上,我也要这样。后来他回国了。回国第二年,有一个也是加州理工大学化学系的师弟要回来工作,请他帮忙在所里找个位子,他说那行啊,你就在我的研究室里吧。老所长对他讲,千万不能这么干,为什么?他说你要知道中国有句话叫一山不容二虎,你把他引进来,你们俩的关系一定搞不好。他说我当时根本不信这个茬,第一,我们西南联大就是同学,从来没有红过脸没有任何过结,到美国去也没发生过任何不愉快,而且我帮了他忙找工作,怎么可能会两个人不愉快呢?下面的话很有意思,什么都没写除了一句话:不幸被老所长言中,几十年来我们两人的关系没好过。这就是软实力,人的气度、胸襟不一样。

我在中国大学也呆了将近30年了,那我知道,这里面差距还很大。顾先生是1916年生的,完全受过旧传统的教育,尚且如此,那在阶级斗争年代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就很简单了。人与人的关系就是有你无我,我做主任,那副主任我都要防着,你是不是能力比我要强一点?这就是软实力。

我去了美国好几次,我觉得最可怕的不在它的原子弹,不在他的巡航导弹,也不在他的美元,不在这些,太可怕了。其它的我们很容易做到,搞多少钱,搞两个航母,甚至于它有500英尺的摩天楼,我搞个700英尺的,这个容易。你能不能培养出有这样气度的人,比造一万个原子弹还难!人的气度只有你通过不断地要求自己,修炼自己,然后明白,99%的人认为很重要的事情,那不重要,1%的人,历史上圣贤认为重要的事情才重要。问题是这样的人有吗?要把这样的人培养出来的话,他才可能做出顾老师在美国的导师做的那个举动,我就进一个冤家,他专门批评我,但是因为他批评我,所以我这个系好了,我所有的学派都全了,这是科学,这是软实力,这很重要。

 

经济强国之殇

我们的软实力不行,这基本上是个事实,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文化近代以来文化一泻千里,可以说完全放弃。这里的原因一言难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失去了文化自信。所有鼓吹中国文化对人类有莫大意义的人,从梁启超到钱穆,不是被视为没有眼光、保守、反动派,就是被视为冬烘,不懂得世界大事。相反,只要喊争取和世界接轨,喊国际化则成为主流。但结果却是我们看得到,邯郸学步,失其故步。不但没有把西方文化的精髓学到手,反而失去了文化自信,从而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就如我们每年对诺贝尔奖的在乎,真也说明我们迫切想要别人来承认自己。随便搞个乱七八糟东西,请几个老外来,有的是假冒老外,就称我是国际会议,各个学校给你评国内会议和国际会议,打分是不一样的。我自己亲眼见过所谓一个国际会议,只是一个外国留学生,而且哲学会议,这留学生是搞气象学的,“没关系,你来坐一坐,我就可以向上报,我们是国际会议”,没有任何自信。

就像我们这里,我们的望道计划,跟我说你可以请外国人来上课,岂有此理。我说我是教授,他也是教授,你们上过课吗?上过课的人都知道,一个好的老师上课有自己一贯的思路,中间是不能让别人打断的。同样他也是这样,如果我上了五节课再叫他来上,那他不是教授,是临时工,到这里来是干嘛的?一点严肃性都没有,而有人却认为这是给望道计划的同学享受特殊待遇,给你们请老外来。老外也不是神仙,所以这些问题现在没有解决,什么都说要国际化。甲骨文能国际化吗,古文字学能国际化吗,很多东西不能国际化。很多知名汉学家我是知道的,他只是讲话是可以的,你让他阅读是不行的。

民族的不自信反映在各个地方,包括我们的同学,“我毕业以后要去国外了,我不在中国读书了,中国的大学没什么好上。”中国的大学的问题,我知道得比你多,但问题是大家都去的时候你不去反映了你对自己和自己的文化有一种自信,“我不一定很差。”

今天这样的事情多了。徐汇区有人开个酒吧叫“法租界”,自己被人凌辱,被人欺压,被人侵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韩国人有时做事比较极端,但是你会觉得极端里有个自己。1994年,我第一次去韩国,一个韩国研究生接我从机场坐车进市中心时,看到一个宏伟的建筑,我就问这是什么地方,刚才还谈笑风生的学生,一下子就沉下脸,他说这是当年日本殖民政府的总督府,我们走过这里都充满了愤怒和耻辱感,我们不愿意谈它。果然不久,在19981999年,我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镜头,韩国人一锤一锤把这么好的一个建筑砸掉了,不要!而我们外滩万国博物馆,一个个讲得口水淌淌的,而没有想过这里有中国人的屈辱。中国人的尊严也反映在上面,你想过没有啊?所以你到韩国去,小小的韩国,他们也不讳言他们的文化有太多中国文化的痕迹,但是他们始终要突出自己的韩国特性。

而我们呢,始终想要告诉别人,咱们这儿以前被法国人统治过,咱们这儿老外以前来过,这都表明没有民族自信。还包括现在很多饭店旅馆都起的洋名字,很少有人说我们在《诗经》里起个名字。钱穆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给台湾的研究生上课休息时很无奈地跟别人说,“我现在是在给外国人上课。”为什么呢?因为底下的学生虽然长的是中国脸,是中国人,他认为这些学生已经没有中国心了,他们从思想到感情,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全是西方的那一套。当然七十年代的台湾人跟现在的台湾学生比起来还是一个天一个地啊,他们要比现在的台湾学生中国传统的东西不知要多多少,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别的了。不用我们跟西方比,就跟日本文化比,跟韩国文化比,我们可以说没有文化。如果不把古代文化搬出来的话,当然我们现在有时会搬一些古代文化像考古挖出来什么东西,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最近遍布全国疯了一样的“鸟叔热”充分表明我们缺乏文化,这样的东西大家趋之若鹜,报纸上还说我们要给它开研讨会,研究它成功的秘诀,这,我们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我们所谓五千年的文明,我们的泱泱大国之风,我们的那种沉着和自信现在还有没有?这些问题想起来就揪心,我有的时候不想讲,我其实可以讲许多其他东西,可是为什么还要讲?道理很简单,中国怎么样将来取决于你们。你们对这笔遗产,对我们祖宗的事业究竟这么看,就决定我们中国人将来在世界上是什么形象,此事非小,所以我要出来讲,否则的话我何必要讲呢?你教好你的书就算了,你讲这些有什么用?但是套一句《诗经》的话,现在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下面我给大家简单回顾一下中国近代的文化怎么会到这一步。

 

风雨文化兴衰路

钱穆先生说过中国文化的问题实非仅属一个哲学问题,而应该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以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我们应该从全部历史的客观方面来指陈中国文化之真相。这话说得对。和西方文化的起源不一样,中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很长的时间上自成一体。

你看西方文化,我们现在知道希腊文化很辉煌,可是它有好多源头,它受过非洲的影响,柏拉图是去过埃及的,受过印度的影响,受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和波斯文化的影响,受犹太文化的影响,它的来源很杂。罗马也一样。

当然,我们中国的文化,从物质文明来讲,民国以来一直有中国文化西来说这一说,就说中国的文明是从西方进来的,但不管怎样,中国的文化千百年来自成一体,虽然期间也有一次与外来文化的接触,就是和佛教接触,但是很快就把它同化了,变成了中国佛教。所以我们现在的佛教与印度的佛教不一样,中国人在对佛教的同化过程中可以说有得有失,得是把它变成了一种中国人能够接受的东西,失是什么,失去了印度佛教的严密推理和对学理的讲求。中国的佛教很简单,你什么都别懂,你要信我这个教,你也不需要听我讲经,你只要会念阿弥陀佛就行了,禅宗说言语道段,讲不落言筌,讲顿悟都是不需要推理的,也不需要论证,也不要颠过来倒过去,掰开来揉碎了仔细地去想这个有没有道理,反正一句话就行了,到今天还是这样。好是你能够单刀直入,坏是什么呢?天晓得你懂不懂,然后装神弄鬼的人就特别多,一不小心江湖上一个大师出来了,底下有很多人跟着他走了,这我们也见得多了,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一直到今天,这样的人上没有断过。

但是由于没有受到强大的外来文化的挑战,再加上自身的问题,使它自身的自我更新和发展的动力明显减弱。到了明末其实已经显现出来,明末思想家在明亡以后反思明亡的教训时,不约而同地都把反思的目标深入到了对中国文化本身的反思上。到了清朝的嘉道年间,文化的衰落征象就更明显了。从龚自珍的诗文里可见充满了没落的、无可奈何的漠视感,洪亮吉的著作里也可看到。嘉道年间优秀读书人的笔下多多少少都可看到,比如洪亮吉,包括一些诗人,如黄仲则的诗。当然中国的诗不好读,它比较隐晦,比较婉转,相当修养的人能慢慢辨出其中苍凉的漠视感。

随后西方文化随着西方的炮舰和火枪大规模入侵,屡战屡败使我们中国人彻底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信心,“走西方人的路”成了压倒优势的主流意见,越往后越是如此。

一句“走俄国人的路”就是结论,毫无商量地表明了中国人的决心。这句话出于毛泽东于1949年借着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他像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文章一开始先回顾中国近代历史,说被人打得吃不消了,然后要学西方,学了西方还挨打,就觉得奇怪了,老师怎么打学生啊?最后就是很有名的那句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不用商量,走外国人的路。现在这段历史被人刻意地隐瞒了,或者说遮蔽了。五十年代,五九年开始,中国是一边倒。我们复旦大学的哲学学院是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按照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模式组建的,这里边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至今没有完全肃清,包括所谓的课程体系,为什么有这些课跟它有关系,为什么有这些教研室跟他有关系。当时中国部队团以上都有苏联顾问,谁要说苏联半个不好立马进去,不管你是什么地位的人。如果现在翻毛泽东的文稿可以看到很多,谁要怀疑学苏联,他对你毫不留情。苏联对我们中国来说也是西方,所以总而言之一个基本的思路,走这条路。

改革开放以后,和国际接轨,一样的,文化上没有任何障碍。反正就是把自己的东西忘得越彻底,把别人的东西结合得越紧密就认为有办法。从一百多年以来,我们自觉地按照西方文化改造自己,但是由于功利的目的太明显,对西方的道不太有兴趣,主要是对西方的术有兴趣。但是术是从道来的,道之不讲,术当然也就学不好,所以什么东西一到了中国就走样。别的不用说,我们只要和日本比比就清楚了,至今我们还未醒悟,我们引进东西最起劲,可是你把别人的东西搞清楚了没有?从来没人想过。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讲西方,了解的大都是近现代的西方,而且大都停留在物质层面和硬件层面,对西方的古代和中世纪,对西方的精神文化知之甚少,多数人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即使有些号称专家的人,所知也很有限,我们从来就没有踏踏实实了解别人,向别人学习,否则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我们往往以自己肤浅的靠不住的理解当作正中西方文化到处鼓吹,以至于以讹传讹,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

从晚清以来,人们都承认中国人学西方不如日本人有成效,原因也在于此。日本对西方文化的学习,至今仍是我们的榜样,其扎实、系统、规规矩矩、原原本本是我们至今还做不到的。我们现在是最西化的时候。比方说,三岁小孩,但凡有一点条件的父母都会把他送去学英语,然后那些国际小学、国际中学,贵得很不去说,还进不去。可是现在又是最没文化的时候,我们对西方知道什么呀?到巴黎去,你触目看到中国人,歌剧院里看不到,博物馆里也是蜻蜓点水,到此一游而已。人头攒动,人山人海,吆五喝六,大呼小叫的在哪里,精品店里买东西。所以它的文化我们不知道在哪里。你说奥运会时别人看不起你,有两种。一个的确是有酸葡萄,穷光蛋现在要翻身了,另外也有一个,你们除了钱还知道什么?你们根本就是一个野蛮人,你们懂啥呀?这是我们一百多年来给他们的一个形象。

我就讲我自己的一个经历。我在歌德学院学德语的时候,大家知道学语言一定要练讲话,就是要找一个个topic让你讲。有一天的话题是布莱希特,布莱希特是德国现代一个伟大的剧作家。老师请了班上十几个国家的同学,委内瑞拉的西班牙的英国的韩国的日本的美国的,一个个轮过来讲,所有同学都讲过了,就是讲布莱希特在你们国家,不请我讲。那我就很奇怪,我就朝他望着。老师也知道我朝他望就是问为什么,他跑过来说你们中国人大概不知道谁是布莱希特,他们就是这么看我们的。后来我说我们中国人不仅知道布莱希特,而且知道布莱希特从梅兰芳的京剧中受到许多布景的启发。我说布莱希特所有剧本都已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成上下两册出版了,他的戏剧在我们中国的舞台上至少上演过六、七出。他不吭气了,然后向我赔礼道歉,说我对你们不太了解。下了课后,他去门口的书店买了一本丁玲的小说,表示“我也很热爱你们中国文学。”我也跟他开开玩笑,问他,“老师您是否知道萧红?”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看看萧红,我个人认为可能比丁玲更有意思。过几天又来了,上课讲海涅的诗,说你这个诗没有读过吧?我气坏了,我跟他讲我在中学就读过了,但是他的确是这样看的。当然,反过来,他跟你谈托马斯曼谈浮士德的时候,你讲得比他知道的还多,他立马对你另眼看待了,再也不敢小看你了。

尤其是欧洲人,老欧洲的人相信这个,你跟他耍钱没有用。我留学的时候是日本人最盛世熏天的,老是传来消息,日本人要把夏威夷买下来,要把曼哈顿买下来。那个时候的日本人就像今天的中国人,到任何一个旅游景点都看到日本团队。德国老师也缺德,去问日本同学说你们生病大概从来不请假的吧?意思说你们日本人是工作狂。然后背后跟我说,当时日本是老二,德国是老三,他说我们要做老二很简单,只是我们德国人不愿意过这种生活,差不多就算了。德国人星期五就开始放假了,星期六只有跟生活直接有关的店可以开到上午十二点,其它店不能开,开了警察来抓你,因为违反劳动法,日本人和中国人则“有钱难道不挣”。怪不得不行了。

我告诉大家,德国的经济底盘硬得不得了,他们的股市现在还赚钱,就这两年欧洲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它的股市依然增值。

我们的老师也看阿凡达,也看成龙,听刘德华,所以他当然跟你说,你不太像个老师,大学教授应该是读荷马的,背贺拉斯的诗歌的,不应该是看武打的,因为我们这里的教授都是这样的。这是一把尺子,有人喜欢武打,有人做更低下的事情不奇怪,奇怪的是没有人看荷马了,没有人读《诗经》了,没有人读《周易》中宏阔的宇宙哲学思想,而仅仅是看我明年发不发,后年会不会有个艳遇,或者看我最近买的房子风水怎样,这是两码事情。看看我们每年出的几十种《周易》的书,主要的字句在哪里就可看得很清楚。人家不傻,人家在观察你。其实你要折服他,不是靠你的信用卡上有多少数字,你要折服他,凭你决不输给他们的修养。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我们的同学们总觉得你们不够用功不够用功,要赶上他们是很难的,但是不是做不到,是做得到的。只是要如人家讲钱钟书那样,读书成为宗教,叫读书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不如读书好,你们玩我不玩,你们休息我不休息,我就在那里看书,你必须这样,因为他们也是这样,你不这样干,他会问这个你看过没有,那个你看过没有,这就完了!这是我们今天还比较差的。

历史上最西化的时候,又是最没文化的时候,人们对西方的流行文化如数家珍,对西方的精神文化却浅尝辄止,不愿深入。其实我想我们的学校可以做个调查,复旦文科学生有多少人读过希腊的三大悲剧诗人的著作,《安娜卡列尼娜》有几个人读过。我反正记得一九八十年代,我在读研时,电视里放电视连续剧《安娜卡列尼娜》,中文系的同学才如梦方醒,开始到图书馆借《安娜卡列尼娜》。这是我们认为一个人在中学时代必须读完的书,这些大学生,中文系的大学生居然没看过,这是很奇怪,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也有人会说,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正在复兴吗?不然如何解释甚嚣尘上的国学论?眼下的国学论不但不能证明文化主体性的觉醒,恰恰暴露出我们文化的贫困。现在的国学论相当程度上是权力、商业和媒体共谋的结果。人们热衷的是外在的表现,如祭孔、穿汉服、做各种各样的表面文章,却丝毫看不到文化陈述的标志。什么是文化陈述?文化陈述的标志:深入思考和创造性的阐发。

现代中国文化的虚弱和贫困与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它的传统地位是极不相称的,没有一个与之相称的中国文化,中国的大国地位是无法奠定的,没有文化的崛起是很危险的,这种危险现已可见倪端。我顺便讲一句,我最近买了BBC拍的六集的The Story of India拍得非常好。印度可以讲的东西很多,可是它从第一集,从印度的上古一直讲到当代的印度,讲来讲去就是印度精神文化的贡献,非常美,非常棒!你可以从很多角度拍,如印度的各种各样的神话,景色,建筑,财富,而它唯独没有,它是拍一代又一代的人在精神世界里是如何挣扎,奋斗和贡献的。这就是文明人类必有的一种态度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什么时候能让人家这样来拍我们,而我们自己也能这样来拍我们。

近代中国几乎没有人要完全拒绝西方文化,不幸的是中国是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开始大规模接受西方文化,这就使得我们主要接受的是西方的大盗逻辑。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到开除球籍和落后就要挨打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这种逻辑。接受这种大盗逻辑有现实的合理性,却有相当的副作用。首先它使我们偏重器物和制度,而不是文化上全面理解西方文化,以为西方文化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其次它使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支持这种霸道逻辑,挨打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挨打活该,谁让我们落后了。不挨打了就会想着这世界上无非就是打人者和挨打者两种人,这是很可怕的,这和中国文化的精神相去甚远。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切奉行霸道逻辑的人,都不会得人心,都不会有好结果。我们不能走近代西方帝国主义的老路,那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是灾难。中国要走自己的路。

我们中国人向来是热爱和平的民族,现在有些声音我是有些担忧的。中国人有没有自己的路,能不能走自己的路,这要看有没有自己的文化,真正自己创造的文化,而不是山寨文化。但这个文化不仅仅是属于中国的,我认为只要我们把它创造出来,它也应该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中国人讲究以天下为己任,这个天下不仅仅是中国,也是世界。

我们的祖宗从一开始就有这样博大的胸怀,我们的祖宗向来以天下太平,世界大同这八个字作为最高的理想。中国文化就如钱穆先生指出的,它实际是人文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它并不只想求一国的发展,也从来不想一步一步地向外扩张它的势力,像罗马帝国那样,像近代的各种西方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那样。我们大家知道,孔夫子是殷商的后代,可是孔夫子没有狭隘的家国观念。他从来不说我是商人的后代,周朝现在不行了,我得要复国。他认为道是普遍的,就像老天爷一样,它覆盖着地球上所有的人类,道,天经地义,他只想行道于天下,行道于人类。墨子、老子、庄子无不如此,没有狭隘的国家观念,只有宏阔的天下观念,这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发扬光大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说中国文化没有自己的特点,没有自己的中国性,恰恰是这种特点这种中国性会对未来的世界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消融不比交融

 

未来世界的希望,绝不在西方文化一家独大,消灭所有其它文化,而在各种文化交汇融合。形成一个同中有异的世界文化,这样人类才有希望,就如钱穆所说,将来之新世界代替以往之西方文明之传播,再加以各国文化兴盛中之相互之交流代替以往西方文明传播中之经济摩擦,斗争性的世界史将逐渐转为组织性的世界史,而转进到世界之大融合。这种话绝非一般的西方学者能说得出来,可是他的书现在扔在那里,不太会有人把它当回事,最多有人会说他很有学问。所谓有学问,不是认为他有思想,而只是认为他是一个古董,他什么都知道。再也不会有人对他的这些思想做些比较深刻的研究。中国有没有钱先生所讲的那种可能性和中国有极大的关系。

今日中国在世界上已经举足轻重,对人类的未来负有极大的责任,但她是否能够负起这伟大的责任,还要看她是否能真正复兴,而她能否真正复兴,要看她有无自己的文化,她要有自己的文化,首先要有文化自信。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在历史上,对人类文明有很大的贡献,现在仍然可以对人类文明作很大贡献,就看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志气和抱负。中国文化的复兴,不仅仅是为了中国,也是为了全人类。人类今天也面临着有史以来的空前危机,西方文化不可能带领人类走出这种危机,相反,这个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化造成的,中国文化具有最伟大的人道理想,只有这种人道理想才是人类的希望所在,摆在中国文化面前的任务是如何确定社会公益的基本价值,怎样创造普世价值,怎么在中国自己安身立命之外,为世界文明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国三十年来的发展明显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文化发展不但滞后,而且恶质化,除了流行文化和商业文化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精英文化,而商业文化和流行文化则是唯西方和日韩港台流行文化拿手是赞,低水平的抄袭和重复。而这一切的背后,则是缺乏文化自信,总觉得只有与世界的主流沾上边才行。

近代一再失败的历史经验使得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强大而持久的对自己文化的不信任感,总觉得它不行啦,即使对它有深厚感情的人也往往是这样,觉得它好是好,终究是属于过去的东西,对现代生活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可以欣赏,不可以当真。而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更使得我们难以理解我们文化的深层意义。我们中国文化的精髓在许多方面与现代流行的人生观和世俗信仰是相反的,更不用说和现代性的本身的逻辑。所以尽管现在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已经崛起,还是缺乏文化自信,或者说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文化在哪里,更关键的是,没有文化,我们的复兴就没有方向。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现在这种发展模式有无问题,发展经济究竟为了什么,这些问题GDP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只有用文化来回答。没有好的文化,那只有靠坏的文化回答,但不管怎样,我们必须回答,否则我们定将成为有高度文明祖先的野蛮后代,只知道钱而不知道别的东西的逐利者,成为被一切文明蔑视的人。

七十年以前,在民族危难深重的抗战时期,钱穆先生曾经这样写道:“中国近百年来所遭遇的环境,受人压迫,任人蹂躏,可谓痛苦已极。”这是1940年他在重庆写的,当时日本人三天两头来炸,炸得我们走投无路,我们只有挨炸的份,没有还手的余地,谁叫我们落后,他这个话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的。可谓痛苦已极,假如有一天,中国人又处在独立自由,国事兴隆,幸福康乐的环境下,再让他舒服快乐地过日子,这时候他又将如何打算呢?好像他在七十年前来问我们今天这样的问题,你们现在好了,你们怎么办,你们准备做怎么样的人啊?我们要做怎么样的打算呢?现在没有人欺负你了,现在打算怎么办呢?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在我看来,可能的答案有两个。一个是走西方人的路,老路,富而称霸,另一个是提供一个不同于此的发展模式和生活理想。没有第三条路。但是提供后面那个答案是要文化自信的,而我们现在缺的正是文化自信。而要恢复失去已久的文化自信,首先要对自己以往的文化有一个新的理解。不是把它看作属于过去某一个时代的产物,而是把它看作具有永久普遍意义的产物。要能够看到它的独特的价值,要把它的普世意义用现代的话告诉世界。

现在正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一个大好契机,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恢复了中国人的自信和自尊,还在于西方文化本身一百多年来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他们之所以会进行这种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是因为现代西方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了根本的缺陷和危机,这种根本的缺陷和危机使得它在人类文明中不容置疑的主导地位发生了动摇,人们开始怀疑它的绝对正当性,开始怀疑它究竟是给我们人类带来了希望还是毁灭,这就给非西方文化的复兴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和正当的理由。

中国文化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也有种种阴暗面和不足为人道的地方不用讳言,但是它的文化精神,它的道,就总体而言,在我看来是高尚的,是不会过时的,只要人类希望在一个和平与平等的世界上生活的话,它就不会过时。

中国精神或中国之道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如下几项:第一,克己复礼的人生态度;第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第三,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第四,和而不同的共同生活原则和思想原则;第五,义利之辨的道德理念;第六,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淑世情怀;第七,四海一家,天下太平的世界远景,等等。我相信,这些东西是所有人类都珍视的价值,是普世的。这是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里找到的。

现在还有些人笑话,说中国文化要融入到普世价值当中去。这是什么话?中国文化本来就是普世的,中国文化讲要公正,要讲仁义,仁者要爱人,讲爱,讲舍己为人,讲天下一家,讲大公无私,讲要诚实,讲一个人要守信用,这些东西不是全人类都珍视的价值吗?你可以在任何一种文化里找到这些东西,现在居然还有不少人说中国文化要融入普世价值,其实他的普世价值也不是普世的,是西方的是普世的,然后你中国的就融进去,这就行了。什么话这是?我想我刚才讲的七条大概是人类共同应该有的东西,而且永远不会过时。这些东西在我看来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核心和中国文化能够复兴的根据,如果我们有软实力的话,这个软实力也应以这七条为核心。

现代中国文化要有不同于现代西方文化的感召力的话,只有建立在这些普世的理念基础上,而不能以已经证明是有根本问题的某些西方现代性原则为基础。我们只有对这些基本的观念和理想有一个深切的体认,认识到它们是不可替代的,乃至一个和谐的世界不可或缺,我们才会真正具有文化自信。我的东西不差的,我代表了人类普遍的理想和愿景,这样我们才会理直气壮地站出来说中国的文化是不差的,中国的文化是有希望的,中国的文化就是人类的文化。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讲,因为我刚才讲的,是在我们几千年的文化当中,可以找到无数的根据,根本不是哪个人的编造。我们中国人可以毫无愧色地,就如以前毛泽东讲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今天人类最大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利”字当头,以“义”服从“利”,以“利”统“义”,有时为了证明自己卑鄙的“利”,歪曲“义”,做出很多缺德的事情来,最大的问题在这里。让“义”服从“利”,这样一来,世界就没有正义可言。当今人类之所以陷入经济危机,环境危机,能源危机,道德危机,核扩散危机,社会正义危机等等危机,归根结底都是由于“利”先“义”后成为普遍的行为准则,人们“利”字当头,不惜牺牲全人类的利益来满足益己的利益。

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固然说得有部分实情,但也反映了西方主流文化对现实的理解。我们从他的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所谓文明冲突的背后,其实是利益的争夺。按照争夺利益的逻辑,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中国的崛起和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竞争者的日益自我声张就将在二十一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也就是说中国现在要崛起,它那么大,它一定要追求更多的利益,所以它是世界不安定因素。就是这个话,对不对?我还没念完:中国作为东亚和东南亚支配力量的出现,与历史已经证明的美国利益相悖。最后他在他的书里写得很清楚:“中美必有一战。”因为他的理由很简单,中国人要过我们美国人这样生活水平的日子的愿望是不可遏止的,但是地球养不起两个美国,我们美国人是否愿意让一部分给他们,不愿意,那怎么办?打!就这样的人死了,去年还所有的报纸在那里讲一个伟大的人死了。他绝谈不上伟大,但倒是一个诚实的人,把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全盘告诉了我们,使我们少一点幻想。但是,他诚实,他讲他的理解,不等于我们应该也这样想问题,要不然的话我们不跟他一个水平了吗?他可以有他的逻辑,我们可以不认同他的逻辑,但是知道他有这么一个险恶的逻辑,这样我们才不会天真。但是我们不能说既然你是这个逻辑,我也是这个逻辑,你当狼,我比你狼得还厉害。不能这样想,如果这样想的话,人类没有希望。不幸的是,我们现在也有不少人是按照这个思路来思考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现实的,这是极其危险的。我们不要怪别人不理解我们或者误解我们,我们自己是否理解我们的文化?          只有充分深入地理解自己的文化,我们才会有自信。

 

怎么办?

 不幸的是,我们今天传统文化的研究很热,但都是把它作为一种营生来追求,把它当作一种知识来掌握,而少有人把它当作道来接受。古人在《周易》中表达自己对宇宙之道的思考,我们今天更有兴趣把它当作算命风水的指南。中国之道在所谓的学科专业、项目、会议和论文当中变成谋利的媒介,不再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据。当然,有时为了让老外承认,最好还是用西方话语把他们包装成卖得出去的东西,就恰如老子说的那两句话,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你这样的国学搞得越多,这国学越完蛋,为学是为了取魅于人,当然不会对所学有生命的体悟和承诺,只有充分理解中国之道的意义,我们才会有文化自信,才会用自己的眼光来看问题,而不是用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看世界,以别人的逻辑作为自己的逻辑。

近代以来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以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和世界,一直到今天还是如此,甚至更甚,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在一些人那里成了不刊之论。至于看世界就更是如此,我们基本上是世界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所以稍稍有了点实力后,在某些人那里就开始有霸权思想露头了。被别人思想文化殖民的现象不改变,中国文化的复兴永远只是一个空望。

文化自信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认识问题,文化靠人传,文化的继承者没有自信,文化就没有传人,它就死了。建立文化自信,最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一批有自觉精神的人,我讲的这个自觉精神是从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当中拿来的,在那本著作中,钱穆先生用自觉精神来形容北宋士大夫,他说那辈读书人渐渐从自己内心深处涌出一种感觉,觉得他们应该起来担负天下的重任,他并以以范仲淹和胡瑗为例,此二人都出身贫寒,没有什么老师,面对的是残唐五代留下的精神沙漠,但是他们感受到时代需要他们努力奋斗,而他们也的确做到了,开辟了中国文化在宋代的复兴之路。由此也可以看到,重建文化实际上是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理想,不仅在中国是如此,西方的几个重要的文化重建实践,比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无不是如此。但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像范仲淹和胡瑗这样的人就成了稀有物种,很难出现。人们现在首先相信首先考虑的是动物欲望,而不是高级的精神,全世界都是如此。如果动物欲望当了精神的家,人类就不会有希望,不容中国文化这样。

我又想起了一件很伤心的事情。前年,国学班转学招生的时候,在此之前我们搞了一个国学征文比赛,有一个女同学得了一等奖,她的一等奖一点水分都没有,实至名归。写王阳明,写得非常好。文字好,思想好,文章组织结构好,当然给她一等奖。当时我想,这样的人如果将来到我们系里来做教授的话,一定是个好教授,一定是个出色的人,可是她不愿意。我跟她专门谈了一个下午,没用。她后来给我写了一封信,用文言文写的,我们老师没有几个写得出。我很挑剔的人,找不出她的文言文的毛病,用非常严格的四六对仗通篇写下来,里面还用典。但是我最后跟她谈一次问她为什么,很简单的理由:我怕我自己后悔,后悔将来转到国学系,以后挣的钱没有留在生命学院多。她怕自己扛不住,比如看到生命学院的同学有一个比较好的物质收入。其实也不会,现在当教授的收入不去和做生意的人比,大概在一般的社会上,一个体面的生活还应该是有的。但她不愿意,她父母都支持她说你一个女孩子搞理工科没有任何优势,她也承认她不如男同学,当时填志愿也只是想要了解生命是什么。但是她说上第一次解剖课看到他们这样对待青蛙,我就彻底明白了这个系根本不是我要进的系。即便这样,她也不愿意来,我跟她说你现在就等于拯救濒危物种中国文化,你可不可以来?不来。这是让我比较难过的一件事情,因为还是那句话,国家将来怎么样,就看你们,你们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

一句话,文化复兴和文化自信要有人真正把它当作神圣的事业,全身心地投入,如果我们只是说说,而不投身去做,文化复兴只是一句空话。要有人愿意做文化的抢救者,投入到固有文化的学习、研究和传授中,投入到向世界诠释和宣讲我们的文化中。

中国文化的复兴绝不只是将我们的文化和中国之道单纯再重申一下,而是要赋予它们现代的阐发。因为文化复兴实际上是文化重建,这就需要我们不是把西方文化作为敌对或对立的东西,而是要把它们作为住源。陆象山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中国之道的理念若是普世,它就能吸纳其它文化的优秀成果,一定会有兼容性,它在现代应该像古代吸纳和消化佛教的很多因素那样,吸纳西方文化的很多因素。更何况西方文化已经支配了地球300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全球化了,早已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化不可避免的一个组成部分。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吸纳它,吸纳什么。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要有全球感召力,也要能用全球通行的语言来说话,不管我们是否愿意,西方文化的话语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今天全球通行的话语,我们必须至少和它有公分母。前面说过,近代以来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是片面和肤浅的,概括起来就是“科学民主”四个字。其实对科学和民主自己没有很好地理解,更不用说对西方文化的其它方面了。我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是很不够的。我们今天文化的不尽如人意,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因此,中国文化的复兴不能是抱残守缺,而恰恰应该尽量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一个文化只有善于学习才有未来,这就需要以我为主去消化吸收西方文化,而不是被动地根据它给我们的刺激来吸收它。这种以我为主的吸收,决不能像近代有人那样,实用主义地把西方文化作为治疗百病的万能灵丹。我们学习西方文化之所以没有太大的成效与这种功利心态有很大的关系,这使得我们不是客观深入地去了解别人,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曲解别人,充其量得其形而忘其神。更有甚者,只是一知半解亦为之。

我们首先要学习的是西方文化具有普世意义的东西,它具有普遍积极意义的内在精神,以此来充实现代中国文化,但核心的东西乃是我们自己的东西。重建中国文化不是要恢复传统文化,而是要发展中国文化。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文化作出现代的阐释,但这个现代的阐释又是建立在对中国之道的透彻理解上。但这不能看作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工作,而应该同时是一种选择中国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观的一种行动。

文化的衰落归根结底表现为人的素质的下降,一个文化鼎盛时期,总是人才辈出,到了衰退期,就每况愈下,出不了一流人物。西方文化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人才,根本无法与前300年比,也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中国当代大师缺乏也说明了文化衰落。“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当年发出的这样的呼唤,不仅是有感于人才的匮乏,更是在感叹文化的衰落。人才的出现有赖于文化的振兴,文化的振兴又有赖于人才的出现。我对在座的各位同学寄予了满腔的希望,没有别的办法,这个东西是钱买不来的,就靠一个一个优秀的人把文化支撑起来。中国文化能否复兴,我们能否建立起自己的软实力,归根结底看我们有没有一批愿意投身文化建设,有强烈使命感的人来做,这是不容易的,这实际就是在重建文化。因为近代至今的中国文化基本上乏善可陈,只要和其它文化比一比就可以知道了,没有一流的文化人物,更没有可以永垂人类文明史册的巨人,连毛泽东都检讨过这一,他跟钱穆一样看问题看得很远。他在1956年写过,再过45年,也就是2011年,也就是进入到21世纪,他说中国的面貌要大变,中国将变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这个倒给他说到了。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真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长时期内贡献太小,我们应当惭愧,我们不能继续惭愧下去。

今天当全世界都不怀疑中国将要崛起的时候,我们要让世界知道,我们中国人不但会赚钱,也会思想,会想象,会创造,但这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志成高远,奋发蹈厉,努力奋斗,继承我们祖先的精神,把我们的文化发扬光大,贡献给全世界!

我今天就讲到这儿。

按照规矩,三个问题。

 

提问者1

第一个问题是:老师你是不是中国社科院有一个学者徐友渔他口中提到的左派或者称为国粹主义者?

第二个是:如果人类没有走向道统的社会,是不是就会走向毁灭?

 

张教授:

第一个问题我根本就不想回答你,是一个非常无聊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你说没有道统人类会不会走向毁灭,我不愿意做这个预测,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即便不毁灭的话,不太妙。

 

提问者2

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的精彩演讲。我想问的是,为什么西方的教授读荷马,大学里到凌晨三点还有人读书,但是它被全球膜拜的还是它的拜金主义,它的霸道逻辑?

 

张教授: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读荷马的人现在也越来越少了,拜金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只不过是说他们滑坡滑得比我们慢,但是现在他们的拜金非常非常明显,精英文化或高层文化也在西方的大学里面被挤压得非常厉害,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所以要不了多久,拯救人类文化会是全世界有责任的人都会提出来,不仅仅是中国,当然我们中国经过太多的革命。革命有个特点,不管是什么革命,就是把旧的都毁掉,所以西方人比我们好在它下滑的趋势比较平缓。而革命就是把所有有可能延缓你下滑的东西全都铲光,所以一泻到底,这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上学期结束的时候,来了一个德国研究黑格尔的著名教授,他也很伤心。他说德国古典哲学是德国哲学的骄傲,是人类哲学史上的辉煌,可是现在在德国哲学界几乎无人问津,但是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他知道最近有些三十几岁的年轻人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

 

提问者3

教授您好!我想问的是如果中国能做到文化和宗教的统一,你认为中国该如何去做?

 

张教授:

中国的宗教问题是相当复杂的,我个人看来中国人跟西方人阿拉伯人比差一点,人家相信宗教是为了要一个思想,为了一种信仰,我们信教是为了消灾免祸或者给我带来好处,这很不一样。既然宗教是这样的一种成色,我就无法说它如果和我们的文化融合的话怎么融合。我倒是在峨眉山看到香火很盛,许愿条上都写着:菩萨呀,保佑我中大奖吧,刚才给你捐了五百块啊,我这次买的彩票尾号是多少┅┅。我们有吗?找得出一个为了信仰,非常刻苦┅┅。西方人都是信教要放弃自己很多东西,你去看看佛教的真谛是什么,放弃。而我们是坏事干多了,然后我去搞点钱,来表明我也是个善人,让自己晚上能睡得着。你那个问题要等到中国的确有一批真正的信徒出现以后,这个问题才会有。

 

2012 / . 12 / . 09

王绍光:抽签、代表、民主——关于民主运作形式的反思

本文根据2012年11月23日复旦大学思想史讲习会第二期笔记整理。

整理人/ 糖小椒 唐俊超

 

主讲人: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

 

主持人:丁耘 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

 

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著名的政治学家王绍光教授,王教授的履历我们也不用介绍了,大家也非常熟悉,王教授是我非常钦佩的前辈学者,他既有深厚的专业学养又有现实的敏锐的方法,你们等会儿就会发现。我相信你们通过阅读这些年王教授的作品,讲民主思想,发现他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学科内部的问题的犀利的深入的思考。王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讲座的题目是《抽签、代表与民主》,海报上的副标题“关于民主运作形式的反思”不是王绍光老师加的,是我们的宣传人员为了解释这三个概念做的一个说明,我们今天的形式是王老师先讲四五十分钟,然后把时间开放给大家提问。

 

王:应该讲这个题目,作为组织者也要加一个副标题。因为如果就“抽签、代表、民主”这六个字的话,大家可能不知道要讲什么。如果这个话题放在19世纪以前来谈的话,我估计大家知道要谈什么问题,反倒是19世纪以后不知道。

首先第一个谈什么叫抽选。这个概念好像没听说过,只听说过选举。好像选举是和民主连在一起。什么叫抽选?抽选又跟民主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到了19世纪以后慢慢被遮蔽了,失传了。现在似乎到了失而复得的时候,抽选跟民主的关系重新拿出来讨论,并引入到实际生活中去,要重新思考这么一个失而复得的东西,这是我要讲的。

标题是抽选、代表、民主,从逻辑关系上讲,要想大家明白的话,可能应该先讲的是民主、代表、抽选。就是民主跟代表,然后代表跟抽选的关系,大家可能这么理解。但是我又把抽选放在前面,是因为我今天讲的重点是抽选,并不是代表本身,并不是民主本身。我觉得代表的概念大家虽然未必很熟悉,但是至少可能比抽选熟悉。民主的概念大家未必真正的了解,但至少了解一部分。而恰恰是抽选可能很多人以前听都没听说过,想也没有想到过,所以我把它作为重点来讲,所以我把它放在前面。

民主的基本含义

从逻辑上来讲,民主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按照最原始的含义是ruled by the people,是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民来管事情。那么,人民管事情肯定有两种方式。一个是人民直接的管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跟民主相关的相当重要的一个概念叫自治,自己治理自己,这是直接民主。但是有些时候可能直接民主并不能完全落实,希望其他人帮着人民来治理,这就需要代表。所以当人们不能直接当家作主的话,就要通过他们的代表。问题是代表哪里来?我们现在熟悉的代表们,大家会说很简单,用选票选出来,这样选出来的人就叫代表。竞选,谁得的选票多,谁就是人民的代表。比如说美国刚刚结束的总统大选,奥巴马得到的选票,当然不是选举人选举选票而是选举人票多一些,所以奥巴马就当选了。但是代表产生还有一种可能的方式,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抽选。

抽选不是有人出来竞选。而是在座的都是人民,人民当家作主,大家都有份,所以谁出来作为代表,我用抽签的方式来抽,随机的来抽,抽到谁,谁就是人民代表。这种方式在历史上怎么回事,我待会儿讲。

我先讲讲跟民主相关的中间的一个概念:代表。代表这个概念很多人以为很简单,比如说选出来的就是代表,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我现在举两个例子。一个是1960年,美国有个亚里士多德协会,有一个专题讨论会,讨论的问题是:一个人如何能代表另一个人?比如说我把你选出来了,我选你仅仅是因为你的声音好听,你怎么能代表我?我这不是开玩笑。美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竞选的人要故意把声音培养成带磁性的男性的声音,是他们的选举顾问告诉他们,这样特别能吸引女性的选票。有的时候选你仅仅是因为你的声音好听或是长得比较漂亮,或者你能说会道,你未必能代表我所有的东西,我想要的东西。一个人如何能代表另外一个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哲学问题政治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斯坦福的哲学百科全书,网上的百科全书,你去查representation,代表,它这样讲:代表这个概念看起来很简单,简单得让人产生错觉,每个人似乎都知道它是什么,但没有人知道它的确切定义。事实上讨论这个难以琢磨的概念已经产生了大量的文献,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定义。所以代表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什么叫代表。

代表:四种基本类型

这位女士(指Hanna Pitkin照片)今年应该差不多有八十多岁九十岁,待会儿我会讲,她六十年代写过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叫做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代表的概念》,一整本书讨论代表的概念。2004年她又写了一篇文章叫《代表和民主:一个麻烦的联姻》。一般人理解这两个东西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她说是麻烦的联姻。她自己有个检讨,代表和民主的关系,我早些的研究从来没有涉及,因为当时我想当然地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确定无疑,就像今天的大多数人一样。我那时候多多少少把民主与代表划了等号,或者至少与代议制政府划了等号。她说她当年,包括她67年写那本至今非常多人引用的那本书的时候,她是这么写的。接着她说,在现在的情形下,只有代表能让民主成为可能,这似乎成了公理,大家都是这么理解的,只有代表才能使民主成为可能,但她的判断是这个假定不能说完全错误,但却存在着严重的误导,如果人们把它视为公理,只提出技术问题,而非基本理论问题,这种误导就依然根深蒂固。什么叫技术问题呢?就是用这种方法选举设立代表不太好,换一种选举策略,这种选举制度不太好,选举制度要讲起来非常复杂,有各种各样的选举方式,换另外一种。她说仅仅从技术上提出问题还不够,要深刻地反思这两个基本概念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今天没有时间去讲为什么不容易。

那么我回到她1976年那本书,今天任何政治理论家要讨论代表这个概念,都不可避免地要回到这本书,这本书基本上是第一次非常系统地把代表这个概念加以讨论,她在这本书里区分了四钟代表。我不是说她一定是对的她是唯一的,但至少是最有影响的。

一种她把它称作象征性代表,比如说,你在海外突然有一天听到义勇军进行曲,你第一个想象的,中国。为什么?义勇军进行曲有象征性的意义。本来义勇军进行曲就是个歌曲,如果没有长时间的熏陶,你可能根本不会把它与中国联系起来。但是会很奇特,看到国旗,美国的国旗星条旗就代表美国,这是象征性的。这个话题我们不多谈,在文学里,在很多地方也有这种概念。

第二种是实质性代表。实质性代表就是说,这个人可能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但他在客观上代表了你的利益。我们以前讲大救星,毛主席不是选出来的,但是很多人认为他是大救星,因为毛主席代表了他的利益。这是一种实质性的东西,它没有程序上的东西,是实质上的。这个不多讲,关键是后两种。

一种叫作形式性的代表,你也可以把它叫作程序性的代表,这些人是经过某种法律程序挑选出来的。比如说,你去打官司,你找个律师,你跟律师签个合同,律师到法庭代表你,这就是一种代表,这是形式上的代表。这个律师在形式上就代表你,他在法庭上说的每句话代表你,法院会依据他的话。他不能反悔说我不代表这个当事人。同样的议会的议员,通过选举选出来的,有些国家的总统是通过选举选出来的。他是履行了法律的,走过了正当的法律程序选出来,他在理论上代表你。这个是形式性的代表,他未必实质上代表你,他可能胡说八道,他可能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但他在形式上还是你的代表。

最后一个代表的含义叫作描绘性代表,待会儿我要多强调的代表的含义。这个跟抽选直接挂钩。什么叫描绘性的代表?就是假如说我们这个房间里有50个男同学,50个女同学,那么我们要抽出一群人来代表这群人的话,这里边至少应该有50%是男生,50%是女生。再假如说,这群人里边有20个是少数民族,那我抽出来的代表里至少有20%的人是少数民族。这样出来的代表就是代表的这个小群体基本上在各种特征上反映了整个人群的特征。所以我们把它叫作缩样,它是一个缩样。

那么形式上的代表,我现在更细地讨论后两种代表,一种叫形式上的代表。形式上代表的制度就叫代议政府。也就是英文里的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或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制度上是这样的。它代表产生的方式是通过普遍的自由的竞争过程。普遍的就是所有人,成年人都有选举权,你不能因为他的肤色、阶级来歧视他,自由的就是不受干预,然后是竞争性的。这样选出的代表是形式上的代表,它的运作机理是什么呢?它的运作机理是选民用参加选举的方式,授权给议员以及其他选举出来的官员,英文叫authorization把权力授给他,我把你选出来,我就授权给你,你代表我们来行使管理国家的义务。另一个反过来的机理是议员以及其他选出来的官员要对选民负责,否则就要承担不能连选连任的风险,这个叫问责,你是我选出来的代表,你做得不好,下次我就不选你,你可能就不能连选连任,它就是运作机理,这个我估计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那么形式性代表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运作方式,这边是选民,这边是代表,选民通过选举授权,通过选举来惩罚代表,代表的责任就是回应选民的要求,然后对选民负责,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到现在为止,大部分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甚至像缅甸这样的国家,大部分人理解民主跟代表的关系就是这种关系,以至于最好的理论家也这么看。比如说读政治哲学的人都知道的罗尔斯在他的最著名的《正义论》这本书里写道,在自由民主体制下,所有的公民都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包括政治自由,就是选举,罗尔斯进一步定义政治自由就是选举以承担公职的权利就叫政治自由。所以他基本上把民主与选举以及选举出来的官员承担政治责任连在一起,好像这是一体的,是毫无疑问的关系。

描绘性代表就不一样了,描绘性代表,按我的看法,他产生的制度不是代议政府,而是真正的民主。它的代表产生的方式叫抽选。英文叫sortition,这个词,我估计大家都学了很长时间的英文,可能很多人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词,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词,你去看中国出的汉英词典或者英汉词典里面对这个词的解释是非常非常简单的,甚至没有,包括英文的词典本身恐怕也没有这个词,它的运作机理跟形式性代表是不一样的,它选出来的代表是人民的缩样,他们可以代表人民的偏好、观点、利益、意识形态,它这里的代表已经跟选出来的代表不是一个含义,选出来的代表必须刻意代表你,才成为代表。而在这种机制下,抽签选出来的人里面,他不用刻意代表,这些选出来的人随心所欲地表达出来的东西就能代表人民的整体,是这么一种理论。

 

抽选与民主:历史渊源考

那什么叫抽选,我们看一下实际的例子。我们一般讲到民主制,讲到民主的起源的话往往会追溯到古希腊的雅典。当然古希腊的雅典未必是民主的起源,别的地方也有。但我们姑且把它看作世界民主的起源。那在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制底下,它最重要的一个制度叫五百人议事会,其成员不是选出来的,都是抽选出来的,用抽签的方法选出来的。怎么选呢?雅典有十个部落,每个部落可以产生50个议员,这50个议员都是从年满30岁的自愿候选人里抽选出来的,是抽选不是参选,不是我想当就一定能当,凡是有意愿参加的人都放在一个抽选的范围里边,抽到谁,谁就当。抽选的方式最开始是在陶罐里放上跟席位相等的白豆和很多黑豆,你可能抽到黑豆就选不上,抽到白豆你下回就当议员,就这么简单。

后来公元前四世纪以后又发明了一种抽选机。(抽选机照片略)这是当年的抽选机,就是要把选的东西从这个洞里弄进来,然后落到哪一个筐里,落进去,你就被选上了。)这个东西现在你到雅典的博物馆里还能看到。叫抽选机,就是淘选止拦。不光是五百人议事会是这么产生的,其他的官员产生也是抽选出来,不是选举选出来,没有竞选的。负责司法的约五百位庭审员是抽选选出来的,负责行政工作的约七百位执行官中间有六百多位也是抽签选出来的,除了将军、司库等少数需要专门技能的官员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以外,其他所有官员均需从年满30岁以上的公民中抽签选取出来,不设经验、技能、财产制度方面的限制。就是不管你有没有经验,有没有技能,有没有财产,只要抽到你,你就当官了,是这么一种体制。这种体制在当时看来就是民主的特征。

比如说在西方的所谓的史学之祖希罗多德,他大概是最早为这种体制留下记录的。在他的最著名的那本书《历史》里面他就强调抽选是民主的试金石。他说人民的统治的优点首先在于它的最美好的生灵,那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切职位都抽签决定,任职的人对他们任上所做的一切负责,而一切异见均交由人民大会加以裁决。就是官员都是抽签决定的,这是民主最重要的主旨。不光是他这么看,古希腊的思想家,大家耳熟能详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是这么看,你去看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国》的第八卷,它里面就讲,民主制度有这些特征,关键就在于后面一句话,“其余的公民都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及做官的机会,官职通常由抽签决定。”亚里士多德讲的这句话在政治学讲的这句话后来经常被其他人引用,或者用它做几乎同样的方法来叙述,他说用抽签的方式产生的执政者,被认为是民主,用选举的方式产生官员被认为是寡头政治。就是选举在历史上不被认为是民主的特征,而是寡头政治的特征,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讲法。他在他的这个书里有好多处都讲到这些问题。不光是在古代的雅典民主里边,实际上在西方国家里,人们现在普遍都误解了,抽签制实际上被广泛地使用。比如说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在其政治、社会、宗教、军事、司法、殖民地生活中广泛地运用抽选,来调和精英之间的政治冲突,避免一方独大,抽签在里面起非常大的作用。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一些共和国里也经常用抽签的方式,这里有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威尼斯那个城市,当时作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他那个威尼斯的大公是怎么选出来的,而且这种选出来的方式跟威尼斯大公国长期保持政治稳定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大公国被很多思想家注意到,因为这个大公国在一千多年里政治上基本上是稳定的。它有很长的时间都是用抽签和选举搭配的方式来产生大公,比如说第一步用抽签的方法挑选出30个成员,然后再用抽签的方法在30个人里边选9个人,都是抽签,就是机会都有。第二步,让这9个人他们自己来挑出40个人,再用抽签的方法把40个人压缩到12个人,这12个人再选出25个人,这25个人再用抽签的方法压缩成9个人,9个人再选出45个人,45个人再用抽签压缩到11个人,这11个人再选出41个人,这41个人再选一个人出来就是大公,很麻烦。它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搞得这么复杂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有钱有势的家族,不管你多有钱有势,你能把所有的过程都操控到?这个过程不可能被任何人操控到,这就是它最重要的原因。所以,它的目的是防止有钱有势的人来控制大公的挑选过程。除了威尼斯以外,佛罗伦萨的执政最高行政机构也是用这种方法选出来的。他就是在城市的行会成员里产生,所有年满30岁以上的行会成员,他们把名字都放在一种皮包里,把自己的名字放进去,放进去以后,隔一段时间,每两个月,从里面随机抽出9个人来,如果被抽中的9个人没有负债,最近没有担任过最高行政机构的成员,而且9个人互相之间没有亲属关系,他们就当选为最高行政机构成员。这种抽法不是选举。

刚才讲的是从制度史上来讲,就是制度史上这种抽选在很长的时间里是非常流行的做法。那么在思想史上也是一样,思想史上在很长的时间里,思想家都认为民主跟抽选是分不开的,那时候的人没有人会认为民主是跟选举分不开的。举两个人的例子。一个马基雅维利,一个是圭恰迪尼,两个人几乎同时生活在佛罗伦萨,但他们两个人的观点不太一样,马基雅维利试图在思想史和制度史里挖掘资源,以限制政治中的权贵家族的势力,因为他出身并不是权贵家族,他因此建议为平民设立与精英阶层抗衡的专门机构,保民院,这个有点像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保民院,而且是抽选出来的。那么圭恰迪尼是非常厌恶民主,他厌恶民主就厌恶抽选,所以他对选举情有独钟,他不喜欢民主,所以他喜欢选举,这跟今天人们的印象完全相反。现在好像喜欢民主的人都喜欢选举。他是不喜欢民主的人喜欢选举。因为他认为不管你怎么选,选出来的人都是精英来治国。不是抽选,抽选可能把一些平民也抽上去当领导。所以在思想史上也可能可以这样讲,他是在思想史上最早鼓吹选举的人之一,但这个鼓吹选举的人是一个反民主的人。

再比如说Harrington,他写出《大洋国》,也是对民主持批判态度,如果你去看《大洋国》的话,你可以看到里面到处讨论关于各国的抽签的实践,但是他对抽签选出人来是非常反感的,他认为只有选举才能把精英挑出来,让精英治国更加可靠。他这样看正是因为他不喜欢民主,所以他支持选举,他认为抽选是愚蠢的,因为抽签选出来的人比较傻,不那么优秀,所以他坚决反对。

再看,实际上一直到十八世纪末,几乎所有的思想家,不管他是反对民主的也罢,支持民主的也罢,他们都会把抽签或抽选跟民主连在一起,把选举跟寡头政治连在一起。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我刚才讲,如果我这个标题放在十九世纪以前,人们不会误解,反倒是放在现在,因为这东西失传了,往往大家觉得很奇怪,抽签怎么跟民主放在一起?

比如说孟德斯鸠讲,用抽签的方法来挑选决策者就是民主,用选举的方法挑选决策者就是贵族统治,这跟亚里士多德在他以前,差不多两千年以前讲的话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亚里士多德讲的是寡头,他讲的是贵族。

卢梭,他也是同样讲,他说抽签的办法最具民主这个性能。因为抽签时人人的条件都是相同的,而且选择也并不取决于任何人的意志,所以就绝不会有任何人的作用能改变法律的普遍性,只有在贵族制下,用投票的方法才是非常不合时宜的。

所以这跟今天大家理解的民主跟选举的关系是完全完全相反的。那么《剑桥古代史》甚至做了一个概括,他说所有的古代权威都同意抽签是一种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实现机会平等的民主制度。不只是我刚才举的那几个例子,而是几乎所有的那些思想权威都是这么看的,在十九世纪以前。

 

抽选是民主的:五个理由

那么抽签或者抽选为什么是民主的呢?我提出五个理由。当年实践的时候未必有人系统地提出这样的理由。现在我来概括我的理解,提出五个理由。

第一个,古代人强调抽选难以被人控制。人民当家作主当然不能被任何人控制,不管你多有钱有势,所以雅典或是其它地方的抽选都要有非常复杂的程序,使得任何人都不能控制谁被选中。这跟选举非常不一样,选举的后果很容易受到金钱、相貌、口才甚至暴力和暴力威胁的影响。这个我没有机会讲了,我和人民大学的欧树军教授刚刚编了一集“关于选举的批判”,发表在最新一期的《北大》法律评论上,一共五篇文章,我写了一个导言,专门批评选举与民主的关系,大家可以看,选举非常容易受这些影响。由于这个特性,古代那些人虽然不懂现代随机抽样的理论,现在是科学理论,但他们认为抽选是神的选择,只有神才知道结果,别人是不会知道的,它是公平的,是不容易被操控的,这是第一个理由,抽选的民主性。

抽选的民主性的第二个理由是,抽选对所有人都敞开大门。选举说起来是公平的,但是选举的公平只是说每个人都有选其他人的平等机会,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参加选举选他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被选中的平等机会。被选中的人,比如说在美国,手里没有五亿到十亿的美金的竞选经费,想都不要想。我讲课的时候就讲,你把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经费画出个表来,你几乎可以判断谁当选。比如说今年竞选的可能有上十个人,后边八位,他的竞选经费,你把高的一画,根本看不见有多少,这些人根本没有任何机会,不管他多聪明,他说得多有道理,他都没有任何机会当选。哪怕两个拿钱最多的人,也几乎是谁拿的竞选经费多谁当选。所以在选举制情况下,人人只是在投票上的平等,当选的可能性当然是完全不平等。抽签是所有人被选中的机会完全相等,无论贵贱、贫富、荣辱都不会增加或减少这种机会,真正实践了人人机会平等。

第三个理由,就是抽选的结果具有代表性,这个代表性就是我刚才讲的描述性的代表性。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选举出来的人往往来自社会的精英阶层,虽然他们号称是人民的代表,但其社会背景、资源占有、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倾向偏好都与普通老百姓格格不入。他们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人民,实际上是个非常大的未知数。而由随机抽选则可能让各色人等都被选中。既包括达官贵人,也包括小康之家,还包括凡夫俗子,就是什么样的人都可能选上。现代的抽样理论证明,如果抽选严格遵循随机原则,最后选出来的样本完全可以代表人口的总体特征,它就是一个缩样。关于缩样,思想史上有不少人提出来过,他们有些人懂得现代的随机抽样理论,有些人不懂,但是他想象出来,真正的代表就应该是个缩样。比如说法国革命的时候,有个支持革命的贵族,他就认为,一个国家的议会应该像一幅能够描绘真实地理状况的地图一样。地图就是说,不管你是小部分还是总体,你要反映真实的地理状况,地图就是真实的地貌的缩样。同样的,美国的约翰﹒亚当斯,他是美国的第一任副总理,后来变成了第二任总统。他也写到,议会应该就像一幅肖像画,不过小一点,这个人民的缩样应该像人民一样思考、感觉、推理,行动。就是抽出来的这批人应该是跟人民的人口的总体的特征是一样的。还有一本1893年的小说,小说里也提到缩样,它说好比肖像应像本人一样,代议机构必须像它所代表的人民,一位权威告诉我们,我们的下议院应该像一面人民的镜子,他说我认为不是镜子,而是人民的缩样,下议院的构成,人民里面有多少劳动人民,下议院里就应该有多少劳动人民,而不是都把律师选进去,律师未必能代表我们。到了十九世纪的下半叶,尤其是到了二十世纪的头三十年,关于随机抽样的理论就慢慢地成熟起来,欧洲和俄罗斯的统计学家在这个时候发展了随机抽样理论。到1934年,有一个叫奈曼的人,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On the Two Different Aspects of Representative Method,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就基本上结束了在统计学里什么叫代表性样本的争论,以后就知道用随机方法抽出来的人,是有代表性的样本。这就为抽选提供了一个科学依据,后来也有人用这个理论来做生意,比如说盖洛普的调查,盖洛普本人在1948年专门讲过,你要做民意调查的话,你当然要抽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这个代表性的样本应该什么人都包括,人口里面有多少农民,样本里就该有多大比例的农民,这才能代表。所以我们比较形式上的代表和描述性的代表,它是非常不一样的。形式性代表产生的制度是代议制政府,产生的方式是选举,它的运作机理是授权和负责,而描绘性的代表,它产生的是民主制,方式是抽选,他的代表方式是自然而然,每个抽出来的人自然而然地行动就能代表人民。我们打一个非常现实的比方,就是美国的国会,一本2008年出的书,他说如果美国国会是用抽签的方式产生的话,它就应该包括50%的妇女,当然现在美国国会里的妇女远远低于这个数,可能不到20%,应该有12%的黑人,有6%的是拉丁裔人,25%的是蓝领工人,10%的是失业者,还有两个医生和牙医,一个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两个会计师,一个地产商,八位老师,一个科学家,就应该是这样。如果是用抽签的方法,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出代表的话,美国国会的构成不会是将近一半是律师,将近另一半是商人,只有非常非常少的比例是其他人。这是抽签民主性的第三个理由。

抽签民主性的第四个理由就是它的基本信念,抽选的基本信念是植根于人人皆可为尧舜这个理念。只有相信普通人民也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才可能将抽选制度化,那些视民众为群氓、草芥、蝼蚁分子的人是不可能接受抽选的,在真正的民主中,普通民众必须能决定自己的未来,而不是由少数精英来为他们做主,所以抽选的基本信念基础是民主。

最后一个,抽选的民主性。很多人担心抽选出来的人不如选举出来的人聪明,能力不足。我估计在座的很多人可能也有这方面的疑虑。随便抽一个的话,那不是复旦的学生的机会很小,因为复旦的学生加起来也不过五万人吧,在全国人口里非常非常之小,就不能产生像王沪宁这样的人,因为农民更多,抽选出来的话,可能农民就上去了。但是亚里士多德讲过一句话,Many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就是多几个脑袋比一个脑瓜好,虽然西方人经常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但其实亚里士多德的这话跟中国人说的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意思差不多,或者说人多智广,意思也差不多。当然这是民间智慧,是古代的智慧。但是现代,尤其是最近几年里,大量的研究证明了这点,大量的最新研究认为,解决问题时,重要的不是参与者的能力,而是参与者的多样性和意识性,就是参与者如果来自不同的来源,是不一样的人,他们来解决问题比一帮精英分子放在一起来讨论要好得多。

 

抽选的民主性:近现代研究示例

我这里简单地列举几本新书,大家不妨找一找。如:2003年出的Smart Mobs mobs一般指群氓,聪明的群氓;2004年的那本书The Wisdom of Crowdscrowds 一般也是指一群无所事事的人聚集在一起,the wisdom of crowds 指这些人放在一起很聪明。副标题叫why the many are smarter than the few and how collective wisdom shapes business, cconomics, societies and nations副标题讲的是很多人在一起比少数几个聪明人在一起更smart,更聪明。集体的智慧可以对生意、经济、社会和国家,都能讨论重大问题,有很多例子。

最后这位作者是非常有名的法学教授,他写的这本书的副标题也非常有意思,叫How Many Minds Produce Knowledge,就是有很多人的不同的脑袋,这些脑袋未必是所谓的出名的脑袋,精英的脑袋,但他们在一起就可以produce knowledge.

还有几篇值得注意的论文,如果复旦图书馆订了这些国外期刊的话,基本上都可以下载。有两篇论文实际上是个华人写的,这个人在Michigan,他跟Scott Page 01年和04年有两篇文章,你看标题就知道他们强调的是群众的智慧,第一个标题“Problem Solving by Heterogeneous Agents”就是各种各样完全不同的人在一起解决问题,第二个标题就更清楚了,“Groups of diverse problem solvers can outperform groups of high-ability problem solver.混杂的解决问题的人在一起,他们会outperform ,他们的表现比high-quality problem solver 要更好。精英的解决问题的专家在一起解决问题,还不如有一群非常不一样的人聚集在一起,这些人哪怕不是专家。

然后是一篇最新的文章,作者是耶鲁大学政治系的一个年轻的教授,他在哈佛大学写的博士论文就整个讨论这么一个问题,叫作集体智慧问题。它的标题是Why the Many Are Smarter Than the Few and Why It Matters为什么很多人在一起,他们来共同商讨问题,只要他们是杂的,是不一样的在一起讨论问题,就比一群少数精英分子,非常聪明的人在一起解决问题要好得多。所以以前讲的人多智广、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以前是民间政治,现在有大量的管理学的决策科学的研究证明。但是,这个抽选在十九世纪突然失传了。十九世纪是个很奇特的时候,这个时候正好是迎来了所谓的第一波的民主潮。然后就是在第一波的民主潮的时候,这个绵延了两千多年的抽选和民主的关系突然被割断了,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人人都在争取选举权,选举好像变成了民主的标志。所以有一位法国学者97年写了一本书,《代议政府的原则》,其中有专门一章讨论,为什么选举突然吃香了,抽选突然被人遗忘了,他用令人吃惊来形容这个演变,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讨论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演变,抽选失传是在十九世纪发生的事情,不过十九世纪还有人记得这件事,这是十九世纪的两本书。一本是1884年,这本书讲的是election by lot,用抽签的方法来选人,副标题是the only remedy for corruption,用抽签的办法选举是最好治理政治腐败的办法。还有一本就是讨论历史,Election by Lot in Athens,就是讲雅典的抽签选举,十九世纪没有完全被遗忘。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几乎没有人再讨论这个问题,抽选好像被人完全遗忘掉了。

真正的复兴要等到风起云涌的六七十年代。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中国是文化大革命,在全世界也是个风起云涌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是实现普选权,但是都有选举权以后才发现,以选举为特征的代议制民主底下,政治权利仍然把握在少数精英手里,所以不少人提出了替代方案,如参与民主、商议民主、直接民主,在这个背景下,抽选又被人挖掘出来了。第一个制度上的变化,就是1968年美国通过的陪审员挑选服务法,从此以后,美国的陪审员就是用抽签的方法产生的,在美国,如果哪天你收到一封信,说你被选为陪审员,你说我不去,不去是要受惩罚的,这是你的义务,不是你的权利,抽到你,你就要担任陪审员,为什么要有这个变革?是因为在以前,陪审员都是来自于上层阶层的时候,审理来自下层阶级的被告的时候,尤其是黑人,往往就不公平,所以采用这种抽签的方法产生陪审员。随后其他一些国家,如法国、印度也用这种方法产生陪审员。Jury这个词本来在古希腊用的时候,它实际上不仅是司法的陪审员,而是所有抽签选出来的人都叫 jury.

1970年,有一位美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叫罗伯特﹒达尔,他以前跟我在耶鲁大学是同事,我也经常跟他一起吃饭,聊天。他出了一本书《革命之路》,在这本书里他就建议,用抽签民主这个工具来扩大它的适用范围,抽签选出一些人来作为咨询委员会为政府出谋划策。非常奇怪的是罗伯特﹒达尔的民主理论非常有名,但是这一条往往被读他书的人全部忽略了。所以很少有人讨论,但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在世界各地出现了一系列的探索性的试验,比如在德国有一个计划性单元planning cells ,丹麦有共识会议consensus conference,英国有公民审议团citizens judge,巴西有参与式预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这些试验的共同特点就是参与这些事情的人是抽签的方式产生的。这就是七十年代以后的种种探索。

在过去十来年里有两样探索影响比较大,一个叫商议式民调,组织这件事的人是罗伯特﹒达尔的学生,Fishkin,是耶鲁大学毕业的,Yale School for Democracy series 他们很多人会强调抽签这个东西。 Fishkin1991年提出商议式民调,商议式民调有个共同的特点,进行民调的对象是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出来的样本,不同之处是抽选出来的人要集中起来对某个议题进行深入地讨论,就是商议,然后带他们再做一次调查,往往发现他们讨论前后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会发生本质性的变化。现在这种商议式的民调已经在十几个国家进行了试验,包括欧盟、希腊,但是试验最多的是在大中华地区,澳门、台湾、香港都有试点,中国大陆是附近的浙江温岭地区。还有一项引起广泛注意的比较大的试验就是在加拿大有两个省做了试验。一个是哥伦比亚省。哥伦比亚省2005年要修改选举法,碰到一个问题,如果你要让选出来的人讨论怎么修改选举法,这些被选出来的人是当前的选举法的受益者,他们一定会把选举法改得还是符合他们的利益,怎么办呢?当初就提出一个办法,抽签产生讨论的机构。该省有79个选区,每个选区要选一男一女,怎么选呢?抽签选,这样一共选出了158个人,再从原住民即当地的印第安人里抽选出一男一女,一共是160个人。这160个人形成了一个市民议会,这些人本来都是平民,有些是修水管子的,有些是小店铺的老板,他们对选举制度完全不懂。选举制度是非常麻烦的事情。我教民主、选举教了很多年,自己还是糊里糊涂,因为太麻烦了。但这些人真是非常smart,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请专家给他们介绍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选举制度,然后经过差不多半年的讨论,决定哪一种选举方法差不多,拿出选举法修改方案,但是最后没通过。为什么呢?是因为门槛太高,他们的建议还要通过全民公决。门槛怎样高呢?就是全省60%的选民都要支持,还要加上79个选区60%的选区要半数支持,结果差一点,没通过。只有57.7%的选民支持。这个方法也在加拿大的最大的省安大略省用过,这都是用抽选的方法来进行改革。

法国2006年总统选举时,一个女候选人当时就提出一个大胆的修宪建议,她说她如果当选的话就会组织一个由抽选产生的市民议会,由他们来讨论如何修改宪法。

去年,有一位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理论教授写了一本书叫《马基雅维利民主》,他对马基雅维利重新解读,我现在不讲马基雅维利民主本身的内容,基于他从马基雅维利民主得到的启示,他提议美国建立一个现代保民院,由51个公民组成,抽签产生,任期一年,不得连任,不得重复担任,激励措施就是把你选出来以后,不管你是干什么的,给你一年的薪酬补偿,保证回到原工作岗位,免除子女上大学的学费,还免税一年。然后有条限制,只有普通的民众才能参加抽选,政治和经济的精英不能参加抽选。什么是政治经济精英呢?就是以前担任过市政、州联邦的民选官职的人,都不能参加抽选。薪金收入超过34.5万美元的家庭也不能参加抽选。只能是比较穷的中产阶级才能参加。年满25岁就可以参加抽选等一系列这些建议。

抽选民主:民众的意见

到现在最近几年,讨论抽选的人越来越多。民众怎么看呢?刚才讲的都是专家的看法。20122月份与盖洛普齐名的调查公司“拉斯姆森报告”,“拉斯姆森报告”本身就是一个公司的名字,它在美国做了一个全国性的调查,它的问题是:如果从电话簿里随机抽取一部分人做国会议员,他们会不会比现在的国会议员做得更好?答案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可能是现在的国会议员做得太糟糕了。所以43%的人认为,如果随便抽选出来的人会比选出来的人干得更好。大家要知道,美国国会议员现在是最臭名昭著的一群人,在美国最近的民调里,很长的时间里,垫底的即名声最坏的就是国会议员,其次是银行家。2008年以后,银行家变得更坏了。估计再过一段时间,经济危机一过去,又是国会议员最臭名昭著。所以才会有43%的人会认为随便拉几个人去做国会议员都会比现在的做得好。那选出来的人是不是水平一定高呢?也不一定,这也是最新的民调,20125月份的民调,他们的发现是美国国会议员的平均讲话水平连高中毕业生都不如,与高二的学生处在同一个档次。美国平均教育的水平已经超过了高二的水平,而国会议员别看他们是什么律师啊,商人啊,他们靠别的东西当选,而他们的平均水平跟高二的学生差不多。

所以在过去几年关于抽选的研究,开始复兴。比如有一家出版社出了一套抽选与公共政策的书,现已出了八本。另外,有一系列的研讨会。2005年在加拿大UBC开过会,2008年在Princeton开过会,巴黎政治学院已经连续开了三次关于抽选的研讨会,就在一个月以前,在爱尔兰的都柏林开了一次研讨会,讨论作为民主体制的抽选。一些学术刊物也出了一些关于抽选的专刊。最后我做一个广告。2012年第12期即下个月的《开放时代》就会有四篇关于抽选的翻译文章,来自于一个英文刊物的专刊,也是人民大学的欧树军教授翻译,我校正我导读。

抽选的讨论是一个原来被认为跟民主息息相关,没有抽选就没有民主的关系。到十九世纪以后有一百多年失传,现在又重新失而复得。希望大家对它有兴趣。

谢谢各位!

丁:谢谢王绍光教授,下面时间开放给大家提问。

 

提问者1: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抽选这种绝对民主有什么用呢?不会就是满足我们心理上的一种平等的感觉吧?第二个问题是抽选出来的人,我姑且认为它可以代表整个社会,那么抽选出来的代表团可以认为让它代表社会自行发展,那么我们研究社会科学还有什么用呢?不如让这个社会直接自行发展就算了?

 

王:研究社会科学当然有用,我刚才讲的就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你想得过于简单了。刚才我讲的商议式民调有个非常重要的发现。我举个有点无厘头的例子,中央电视台突然问:你幸福吗?这是个民调,搞得大家措手不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讲的另一种情况,我用完全严格的随机抽样方法在全社会抽选一部分人,然后坐在一起先讨论一个周末,讨论一下什么叫幸福。再问这些人,这些人的回答就可能是有水平的,是有意义的,这就是商议的重要性,今天没有时间,今天强调更多的是抽选本身,但还有一个与它相关的特征,为什么要抽选,为什么不是全体人一起直接治理之,就在于还有一个商议的过程,他们在一起商议以后形成的意见、偏好、要求跟他们没有经过商议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为什么商议式民主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商议式民主也挑战了选举式民主的基本假设。选举式民主认为人们的偏好、这种要求是固定的,所以我用投票的方法来表达我的偏好、要求。但是商议式民主认为这种原始的没有经过加工的,没有经过跟别的观点碰撞过的这种意见可能是没有太多意义的,有意义的是那种经过互相碰撞以后互相了解其他人的想法,了解其他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更有意义的。所以抽选一定是跟商议连在一起的,这当然是另一个话题,要讲的话估计又要一个多小时,今天没讲。但是注意到什么人来商议也是重要的,我们可以说现在选举出来的人也进行商议呀,但是这些人是一种特殊的群体,这商议不具备由抽选出来的人商议的特征,因为这些人未必能代表真正的人民,用抽选出来的人能够代表真正的人民。

 

提问者2:谢谢王老师讲得很清楚。我虽然不是学政治学的,但我对您的问题感兴趣。两个问题。一、如果我们按您的思路假定抽选更民主更有效,那么抽选是否具有约束性条件,比如人数或区域的限定,因为在您展示的样本中香港、台湾、澳门地方小,人数少,但是这种抽选放在有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陆,怎么办怎么操作?就是抽选在中国大陆或者美国或某个大国并且人多的国家怎么具有可操作性?您刚才讲到抽选和选举的区别,说到底,民主是大众的还是精英的,抽选的出发点是民主,民主应该是属于大众的,然而每个人都有民主的时候,恰恰说明了大众没有民主,当民主属于精英时,恰恰说明民主的形式是存在的,也就是说,民主也许不能保证所有人的利益或权益,至少它还能保证一部分人的利益,你不能要求民主囊括所有,但你至少能做到让一部分人获益。

 

王:问题非常好。我讲三点。

第一点,  你讲你不是学政治学的,不是学政治学的,恰恰在理解这个问题上可能更有优势。我前两天在一个地方开会,讲文革时期的新思潮。文革时期的新思潮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就不讲了,但我讲文革时期的所谓新思潮的提出者往往不是大学生,是中学生,如果是大学生的话,不是文科学生,是理科学生。他们都提出了社会改造的新思潮,恰如这些没有受过毒害的人,没有受过政治学训练,可能是一个优势而不是劣势。

第二,关于民主,你刚才一直讲好像选举就是民主,我刚才一直想纠正,选举真正不跟民主连在一起,它是一种寡头的、贵族的、精英式的政治。抽选在传统上是民主的。什么叫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越接近人民当家作主这个理念就越具有民主性。

 

提问者2(继续):那为什么要加限定词:传统上的?

 

王:传统上就是指历史,从历史上讲到十九世纪以前大家都这么看,十九世纪以后大家为什么突然把民主与选举挂起钩来,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话题,没有时间讲,也讲不清楚,所以现在还依然把选举和民主挂钩是大家习以为常的事情,当然我也没有办法一下子把它纠正过来,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在历史上,不管是从制度史上,还是从思想史上选举跟民主的关系是非常有问题的,它不一定是跟民主有什么关系。恰恰是跟精英政治、贵族政治、寡头政治连在一起,而恰恰是抽选是跟民主政治连在一起。

第三,你讲到规模问题,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人类碰到大量的问题并不需要在全国的层面解决。比如复旦碰到一个问题,没有13亿人啊,复旦碰到什么问题的话,能不能也搞一个抽选,用这种方法来解决复旦碰到的问题。全国性的议题也没有问题,大量的情况实际上是地方性的问题。美国甚至有西方政治理论家说,所有的政治都是local的,没有什么政治不是local的,都是本地的政治,所以大量的问题实际上将在本地解决,即使碰到全国性的问题,你如果去问那些民调专家,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你要抽样,你要抽多少样。他会告诉你,三千人差不多。现在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也是三千人,抽三千人更有代表性。我在此要声明一点,我没有完全要把选举去掉的意思,我是说选举也许还有它的功能,但是抽选的意义基本上忘掉了,基本上不加以考虑了,这恐怕是一个错误。现在是应该重新思考抽选的民主潜力的时候了。我刚才讲到它的五条特征,它不仅是民主,而且是有效率的。有一个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它做了一个模型,它说如果在选举的议会里加入一些用抽签产生的议员的话,他们制定法律的效率会大大提高。所以他们不仅是民主性更强,而且我刚才讲到第五条的时候,他们也更smart,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人,他们考虑问题的方式不一样,他们来决策比一群非常聪明的人但完全是同质的人来讨论可能要更聪明一些,所以他不仅仅是有公民性民主性,还有效率性,是更好的一种决策方式。

 

提问者3:老师我想问的是,您觉得抽选是要代替原本的选举呢还是作为一种补充,或者说是选举补充抽选,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王:这两者的关系我不想扮演那些哲学王的角色,大概也没人能扮演。现在能争取的不是要把选举制取消,因为这个已经根深蒂固,约有200年的历史把它和民主挂在一起。民主跟选举在一起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正面意义,它一个很重要的正面意义就是在于这个制度让人觉得你是我选出来的,我心里很安宁,能让我happy 一点,不是我选出来的,抽选出来的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所以我的意愿恐怕想那么做也做不到。现在的问题是要更充分地认识到抽选的潜力,把它贯彻到日常生活中去,贯彻到一个班级、一个系、一个学校、一个市镇这种决策方式里去。如浙江温岭他们做的民主恳谈会就是用这种方法抽选出来的。你们如果去StanfordFishkin教授的网页上,有很多文章专门讨论浙江温岭地区的民主恳谈会的方式,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案例。所以如果在温岭可以做,那么其它地方可不可以做,也可以做。现在如果有个三五十年把抽选进一步扩大,这是我希望能看到的。完全把民主跟选举的关系打破,这是我现在想要打破也非常之难的。所以我说的是失而复得,就是刚刚开始,还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占据更稳固的位置。

 

提问者4:我的问题是商议会不会影响了抽选的先进性?举个例子刚才您说信息员问你幸福吗?万一抽出来的人是个农民或捡垃圾的,他如果不知道幸福本身的概念,就要有个人去教他,就需要一个商议的过程。商议的背后有没有利益、权力,教他是精英来教吗,精英教是否取消了这个农民存在的实际意义?

 

王:你这是非常好的问题,现在这也是操作中会出现的。比如我刚才讲到的加拿大的一个省哥伦比亚讨论选举法的改变,选举法的改变是非常技术性的。这个技术性的工作可能超过我们在座很多人的想象,我自己教了那么多年的关于民主制度、选举制度,我经常还不太清楚怎样区分这么多的各种制度,但是在此过程中,你就需要有一批专家,这批专家最好是中立的,不是政治色彩意识形态非常鲜明的人,让这些专家给他们介绍有什么样什么样的选举制度,更好的是要把不同观点的专家请来介绍,这是必须要有的,因为完全不知道的人坐下来在那里空谈,谈一百年还是不知道。但是一旦有专家的引入,就存在潜在的危险,如果这个过程被少数人操纵,选的专家是带偏向性的话,就使得他们的讨论可能被诱导。我有个学生帮Fishikin做澳门的抽选商议式民调,我觉得澳门的商议式民调有点被媒体工作者绑架,媒体工作者的份额太大,他们的观点起的作用太大,所以潜在的危险是存在的。这跟选举制度的危险是一模一样的。选举制度有太多的风险,是被少数特殊利益所绑架的,所以这更多的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怎么来克服它,讨论抽选的这些人,也在不断地讨论哪些东西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避免,但现在的问题是抽选这个概念能不能被更多的人接收,能不能看作如我为《开放时代》所写导言所称失而复得的民主利器,能不能有更多人认识到抽选也是民主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潜在的民主性可能比别的机制更大,能不能有更多人认识到这是第一步,这一步根本不走,后面问题就无解决,我们不能因为谈虎色变就试都不试。

 

提问者5:王教授您好!您在前面讲的一些古代政治思想家关于抽选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其实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并不认同民主是最好的制度,现在我们大家所说的民主更多的是一种民主概念。就像美国它从来不敢说自己是一个民主制的国家,它最多说它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拥有了民主的理念。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苏格拉底之死,以280票比220票换取了苏格拉底的死刑,其实我们都不愿意回到那个民主制的时代,那您的意思是否想把抽选作为充当人民激情和理性之间的平衡点?

 

王:你的问题也非常好。我刚才引用了一些人,目的是想说明一点,古代的思想家甚至到十九世纪以前的近代思想家,不管他们是支持民主也罢,反对民主也罢,厌恶民主也罢,但他们都毫无疑问把抽选与民主连在一起。现在有这么多人说他们支持民主,但他们支持的仅仅是选举为特征的这种民主制度,忘了抽选也是民主的一个重要机制。至于民主制是不是一定会出现,因为苏格拉底的这个例子被反民主的人用了几千年,用这种几乎叫“一棍子打死”或叫“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式来批评民主是有问题的,因为民主还有更多好的地方,因为不民主制度麻烦更多。美国成天讲他是民主制国家,你说的只是他们的Founding Fathers 几乎不用民主这个词,但是现在美国成天在外面做推广工作他们会不遗余力地讲自己是个民主制国家,虽然他们并不是。

 

提问者6:感谢王教授,四年前就读过您的著作。我想问的是在我个人看来,相比于选举产生的精英民主来说,现代民主一个更主要的问题是选举出来的决策机构导致了当代人损害下一代人的利益,对这种损害社会长期发展,抽选有没有什么解决机制?

 

王:恐怕也没有。清华大学有一个加拿大人叫贝丹宁经常写文章介绍,用选举的方法来产生的政府,因为没出生的人不能参加选举,他们的利益就会被忽视。动物的利益也会被忽视,还有很多其他的利益会被忽视。用抽签的方法选出来的人会不会好一点?我估计会好一点,因为选举出来的人,几乎可以做一个世界各国包括所谓最好的最稳固的西方民主制国家里议员、官员的社会背景分析,他们是非常狭隘的。这样一个狭隘的阶层来做决策和一群能代表社会普遍利益的人做决策,可能后者考虑下一代利益的机会更多一些。当然我这是假设,事件未发生,我推测,并不能证明这一点。要证明这一点,也得要有更多这方面的试验出现。所以我只能给出这没有答案的答案,开放的答案。

2012 / . 10 / . 14

汪班访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美国东海岸首演前记

访谈人:

汪班  作家,现任华美协进社人文学会主席,曾翻译《牡丹亭》,《长生殿》等昆曲剧本并集结出版,书名《悲欢集》。华美协进社,由胡适与其师约翰杜威于1919年创办,旨在向海外引介中国文化。以下简称汪。

受访人:

白先勇  作家,著有《寂寞的十七岁》,《孽子》,《父亲与民国》等。改编有青春版《牡丹亭》。其父白崇禧为民国一级将领,任抗战后国防部长,曾先后参与北伐,抗日,国共战争。以下简称白。

沈丰英饰演杜丽娘。

俞玖林饰演柳梦梅。

引子

如果游历世界可算是全球公民,白先勇当属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了,出生广西,后迁上海,战时随父辗转,履迹遍布重庆,香港,台湾,后又赴加州从教。正因有如此广泛的游历,他足以超越局限的优越感,但却又不至没有根。访谈中,白先勇从戏说起,云游漫谈,未说白的话直需读者于字里行间领会。

《牡丹亭》,明朝汤显祖作,讲述南宋时期南安太守之女杜丽娘与书生柳梦梅历经生死流离终成眷属的故事。青春版选的角是铅华洗净的出水芙蓉两朵,演出手法改编手笔之大胆……暂不褒贬,照录原话,权当一种视角。

亮相

汪:白先勇上次拜访,我引用了白居易称赞李白杜甫的诗句“吟咏留千古,名声动四夷。”五年来美东华人望穿秋水期盼他再次造访,今天,我也尝试作诗一首《迎牡丹》,

玉茗堂里出梦化,

好景良辰印前缘。

金风送来汉家曲,

素月开出白牡丹。

白:(笑)写得很好,谢谢。(玉茗堂为汤显祖书斋名——编者注)

汪:白先勇这次造访,共在纽约进行四场讲座,前三讲涉及《圣经》,电影等话题,媒体上报道很多,光北美作协就去了六百人,我来此四十八年从为见此盛况,不知道您对此有何感想。

白:我的最大感想就是说,我们的民族是尊重历史的。目前民国史上有很多空白之处,需要填起来。我写父亲,也是希望借此开个头,完善历史有好多工作要做。上世纪打这么大一场仗,至今也没有说清。钓鱼台也是延续下来的问题,我们要自己讲清楚,不要等别人来讲。

汪:是。从古至今,先人之事不知何知今世之事。我们期待您的写作,但愿不要影响戏曲创作。

白:的确如今有些两难,我经常对剧团里的人说,我要走了,写东西去了。(笑)

汪:若有三四个白先勇多好。

白:这几年我一直在忙这本书(指《父亲与民国》)。

汪:这本书我也是先睹为快,白先勇之前寄了两本给我,写得很好。青春版《牡丹亭》明日就要在东海岸首演了,我告诉大家,06年在旧金山演出场面十分轰动。

白:那时于西海岸演出也是有原因的。我在St. Barbara教书,在加州人脉比较广,我想在加州大学首演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们从Berkeley再到Irvine再到St. Barbara,总共演了十二场。这十二场是很要紧的,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为不仅关乎《牡丹亭》,还关乎昆曲的前程。因为我之前到处宣传,同时也很怕演出令人失望。前后共演了九小时,还好没有令人失望。

汪:看来昆曲不仅是中国人欣赏的艺术。

白:我对昆曲的信心早在几十年前就树立了,我说它是world-class的艺术,这话比联合国教科文说得早,当时没有人听。

汪:我听。

白:昆曲艺术我觉得是我们这个民族美学成就最高的艺术。一种艺术要使其他民族也能欣赏,那么它的美一定要超越语言,文化,地域的局限。比如BalletOpera,后者的vocal beauty可以美到让人动心。在英国,希腊演的时候,那里的观众对昆曲也视功如法,演员的一举一动,水袖,西方人也会觉得如此这般的肢体美在西方艺术中是没有的。他们是懂的。昆曲仅仅是动作就足以打动他们。

青春版《牡丹亭》的全戏分三天演,共九个钟头,我一点也不肯compromise.在港台演九个小时,在美国也应该如此。我想如果九小时的戏他们也能欣赏,说明昆曲是受得起考验的。要知道,让美国人买票开一小时车来伯克利看九小时戏是不容易的,我当时很心慌,想会不会有人中场就退,还好,中场没有人走。伯克利两千四百人的礼堂设计得蛮好,都坐满了。由于演出不能失败,之前我心中很沉重,演员们很紧张,我也很紧张,中国朋友都紧张,因为面子下不来呀。

那剧场建得是不错的。沈丰英一亮相,舞台灯光一照,掌声就起来了,我心定了一下。说明美对于观众是有impact的,他是witness (指汪班)。我想美西这么多华人看过了,美东说你们不过来……当然,原因是演出花费很大,团队里整整有八十个人忙前忙后。

汪:当时由于我之前参与翻译的缘故,对于剧本已经很熟悉了,想第三出没有什么好看的,但是最后当戏结束的时候我说“什么?演完了?就这样结束了?”所以明天的戏欢迎大家来看。

缘起

汪:我知道你当年在台大是学外文的,为什么投身于戏曲?

白:有的缘分很奇怪。九岁的时候我在上海看梅兰芳,俞振飞他们唱昆曲,是在美琪大戏院,家里有人送票,票价在黑市如黄金飞涨。别看小孩子,音乐这东西很奇怪。我听《游园惊梦》,《牡丹亭》中最著名的曲牌,因为喜欢,后来看了汤显祖的文本。你会惊奇昆曲如何把抒情诗意境用表现在舞台上,仅仅用音乐和舞蹈就可以。

汪:当时俞氏正值盛年。

白:对。昆曲的表现力使得它瞬间成为文人最爱,当然还有琴棋书画。至今仍为文人所爱是不奇怪的。

汪:白先勇的《游园惊梦》就深受汤显祖的影响。

白:是的。任何东西美到极致就变得有点凄凉。汤显祖写得很好,“则为你如花美眷”,后面忽然跟一句“似水流年”。美的东西总是要消逝。这诗的意境是特别中国人的,固然西方人也会敏感春去秋来,时间流逝,但是伤春悲秋的情感是独在我们的民族性中,在我们的DNA里的,而昆曲是最能表现这种情感的。

汪:是,悲哀的东西不一定都美,但美的东西一定悲哀,因为一定会过去。我们很想知道你是怎么开始自己排戏的。

白:那是1987年的事了。当时我时隔三十九年回到中国,在上海,在复旦做了两个月的客座教授。离开前的两天,上海昆曲团要演《长生殿》,演员是蔡正仁和华文漪,他们经历过文革又回来演《长生殿》了,演得好,演得实在好。我原以为文革完了,昆曲也完了。哪里想到他们又跑回来了,演得真好。12岁时我听的头一出戏《定情》,记录天宝兴衰,大唐盛世,我直到再听的时候全都记得。文革后,传统文化基本是wiped out.昆曲居然浴火重生,像火凤凰一样在舞台上飞起来,我感触很深,一个人拍手到最后,剧场里别人都走了我还一个人在拍。

汪:可见艺术的生命力是难以摧折的。

白:竹子砍掉了,笋还在发展,中国文化的生命力的确很强。这么好的艺术,我想,一定要让它生存下去。当时并没有想到要自己去做。但是佛说,人不可起心动念,我这一动心就结下了和昆曲的因缘,从不能让它衰微下去到后来自己做,现在想来结缘可能是那一刻。

我后来又到南京,去见张继青老师,他演的《寻梦》,《惊梦》都特别好。我托人写信请他特别演一出,他很给面子,在朝天宫特别演了一出。我听着,哎呀,小时候的回忆都浮上来了。

这个结缘是要紧的,不然就没有后来了。

汪:这青春版又是什么故事?

白:这又是另一回事了。我1987年看过之后,每年大陆最好的昆剧团都去台湾演出,我看了好多,六大戏班全都看了。到90年代末,昆曲又有危机了。蔡正仁到了退休的年纪了,由于文革造成人才断层,年轻演员接上去不容易,这是第一。第二,观众老化了。年轻人都听张惠妹,周杰伦去了,要把他们拉回来,这怎么办呢?我跟香港的古兆生商量,是不是要做青春版《牡丹亭》,作为一种号召。

2002年香港政府文教署请我演讲四场昆曲,第一讲在港大,中间两场在沙田文化中心,容量是一千五百人,全是中学生,几十辆大巴一车一车载来听,而且都是讲粤语的孩子。我之前想,让我对着这些孩子讲两小时的昆曲……我教书29年,都是教大学生,这一讲实在是a challenge to my teaching career.怎么办呢?我就想举办一场示范讲座,边演戏边讲。我给讲座取了个耸动的题目,选的戏竟是《下山》《惊梦》《佳期》。

汪:我还唱过那一出。

白:还有《玉簪记》里的《秋江》。我想这下尼姑书生道士和尚都有了。我对古兆生说,去找几个俊男靓女。果然,最后中学生听得电话也不打了,话也不讲了,短信也不发了,游戏也不玩了。还有同学举手提问说“白老师,明朝人为什么要比现在大胆得多?”

定妆

汪:不知道沈丰英和俞玖林两位是怎么被你碰上的。

白:就是在香港的那次演出。小生很难找,proportion都要对,杜丽娘也很难弄,因为她是太守千金,又要端庄,又内心不安分,不能流露,又不能没有。我在拙政园看到沈丰英,瞬间觉得这个女孩子对了。

汪:正如Romeo and Juliet主角难选,因为十四五岁的女孩子不懂感情,再漂亮也演不好,而五十岁的估计懂了,但也已经不美了。

白:是的,当然两位老师是最关键的。张继青老师和华文漪老师演杜丽娘都演得很好,但是前者是杜甫后者是李白,后者是天才,是学不来的。张老师人很好,但是不收徒弟,我是硬塞给她的。沈丰英向张老师拜师的时候,我说要磕头拜师。有人说这是封建,我说在这一点上就要恢复旧礼,张老师很感动,我看她当时眼泪要下来了。

沈:张老师对我特别好,对昆曲特别认真。因为他她膝盖不好,而戏里又有跪的动作,她为了教我就跪下来给我示范,几个小时就一直跪着,我觉得学不好是对不起她。

白:俞玖林的老师汪老师也是我软硬兼施求来的,他是周传瑛老师的嫡传弟子,以身段潇洒著称。我晓得汪老师要启程去台湾,凌晨一点跑到旅店跟他讲,说你们唱一生,不讲课,弟子就没了,传下去还有人替你们唱,他们身上还会有你们的影子,后来他总算同意了,我就赶快把俞玖林塞给他。

入戏

(播放《游园惊梦》视频剪辑。)

汪:汤显祖每联都是上句景,下句情,杜丽娘看到良辰美景,又想到自己all cooped up,又觉得美,又觉得惆怅,回去睡着了,柳氏出现在梦里。这一段水袖相牵很像Swan Lake中天鹅与王子的双人舞。说到水袖,曾有位纽约时报的记者问我戏里的水袖究竟有什么意义,我说对于中国人,生命的概念可与水作比,激动的时候汹涌,平静的时候柔顺,这个搭袖你自己领会吧。

白:水袖对于推动剧情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应该说表达相同感情没有比水袖更好的方法。《惊梦》的传统演法没有这么有表现力,袖子没有缠得那么厉害。有人说老师傅这么演就是不能改动的,但是为了整体考虑,还是改了,还添加了十三位花神在舞台上流动的情景,非常好看。

汪:我记得很清楚,1946年梅兰芳在上海演《游园惊梦》和《四郎探母》,唱道“这牡丹虽好……”,这时候他狠狠拍了一下折扇。我当时还小,不懂,问母亲“伊组撒拍扇子呵?”我母亲说“覅刚闲话。”其实她也不懂。大家鼓掌的时候我还说“哪能介难看呵”,当时都不懂。不知道白老师和两位对于各地的观众有没有什么偏好。

白:观众都很好。我带他们去了全国的二十六所大学,在北大演了三场,当时有许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来看,我想如果演的戏有关忠孝礼仪也许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来看了。让我很感动的是在中科大,那些学理工的学生都跑来看,剧场地上都坐满了人,我觉得可能是这一代年轻人对于传统有一种饥渴。

当然我也带他们全世界跑,日本没有去,是他们自己去的。两个人被选中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命运给他们的任务这么重。

沈: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一次在台北大剧院演出,我们觉得是真正受到了全城的关注,我从来没有在那么大的舞台上演过。所以很紧张,上台前一直在颤抖,戏开始,灯光亮了的时候,我不得不上台了,是被推出去的。然后我看到台下一片漆黑,一个人也没有,我想,天啊,竟然一个人也没有,忽然很慌。这时候忽然底下传来浪潮般的掌声,一浪接着一浪,我才知道台下黑压压的全是人。不是说吗,最好的昆曲在大陆,最好的观众在台北。

影儿梦呓

伤春悲秋是一场自作自受的委屈。如果真的如诗里所愿,春不逝,秋永驻,诗人肯定要失望的,他要的就是送春去时的杜鹃啼血,倾心尽力,好像没有疼痛就是投入得不够深,没有损伤就证明不了自己在乎。就像送子远行前连夜缝衣的孟郊母,她不是不可以拿成衣了事,却偏要一针一线地绣,最好还被针刺破手指,好血染金丝线;或者像坚持写信的方鸿渐,不是不可以一个电话畅所欲言,可是好像只有一笔一划地刻到手生老茧才算虔诚。一切如果来得太轻率,好像就没那么值得争取。动不动泪湿春衫袖的文人墨客其实个个是喜欢征服的。这是其一。

其二,征服的形式是自虐不是侵略,所以也更决绝,归根结底是对于美主动的疏离。占有美是虚妄狂言,因为紧跟着的是流逝。因此所谓最好,不是美,而是将要变美,是花将开未开,月将盈将盈,话欲言又止,这个时刻的微妙在于,充满对将来的期待,是认识到无法抵达,只可接近之后,无奈的期待。美和悲,都在于此。

做作?矫情?简直不是一点。可是如果有一天,时空的皱纹都被抚平, Dr. Who和阿八哥带你思接千载穿越时光,宇宙飞船载你上穷碧落下黄泉,一切想得的都轻易拥有,那所有价值都消失,等待,回忆,想象,守望,朝圣,流浪,躲藏,远方,独属于距离的概念也会随之死亡。因此可说,伤春悲秋是有点受虐狂意味的审美,充满近乎残酷的矜持和默不作声的隐痛,但也可以说是对于完美悲剧式的成全,是不追之追,绝望之希望和瞬息万变的永恒。

这是《牡丹亭》之所以为《牡丹亭》,如果说它真有吸引全人类而不仅仅是中国人之处,那就在于此,《梁祝》在伦敦上演哭倒观众一片,足见“此”确有其事,而若要用有限的字描述出来,都是些分量太沉的字,到了嘴边,咽不下去,更难与说。牵搭几下水袖,哪能够呢。

对昆曲有自信,全在于对于这些深沉的字的相信,而如果连这些信念都已不再,与其逢奉迎耳目,屈就而活,不如清高而死。

白先勇对这些其实不能更懂了,光凭一支厉害文笔就可以把人弄得眼泪水嗒滴,他不可能不明白自己对昆曲所做的一切已经是妥协,但还是不得已地做,一片痴心无人能比。即使有一样痴心的,也未必有得以兑现痴心的身份,所以幸好有他。可是华蔡已老,而白先勇也要老的。

身经百战的白将军不会想到,《牡丹亭》一部伤春悲秋的戏会由子嗣来拯救,当然更不会想到,即使连《牡丹亭》也需要被拯救。今天汾阳路150号的白公馆是仙炙轩酒家,每次经过都见草坪上一片莺歌燕舞花团锦簇。他的故居前有一位极其称职的保安,会在严守大门的同时对每一个想要临景凭吊的过客说“这么喜欢白家为何不去投奔国民党”。这一切,如果被白将军知道,姹紫嫣红中,又该将几把扇子拍破。

 

2012 / . 08 / . 06

2012年秋冬季阅读计划 By Kira

2012年秋冬季阅读计划 By Kira

读书总之要是:控制阅读的量和质。

现有书目过多,需剪裁。

书目格式为书名-作者-(译者)-出版社-(出版时间)

一、社会学:

必读:

社会学理论:

《古典社会学理论》 D.J.古德曼 / 乔治·瑞泽尔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社会学主要思潮》 雷蒙·阿隆 上海译文 2005

《社会思想名家》 刘易斯·A.科塞 石人 上海人民 2007

《社会学理论的兴起》 乔纳森·特纳 侯钧生 天津人民

马克思:

Tucker, The Marx-Engels Reader (W. W. Norton & Company)

McMellan, Karl Marx: Selected Writings (OUP Oxford)

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涂尔干 渠东 三联书店 2000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迪尔凯姆 狄玉明 商务印书馆 1995

《自杀论》 迪尔凯姆 马韵文 商务印书馆 1996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涂尔干 渠东 / 汲喆 商务印书馆 2011

 

马克斯·韦伯:

《理性化及其限制》 苏国勋 上海人民 1988

《马克思韦伯社会学论文集》 韦伯 著 / 格特、米尔斯 编 人民 2010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 康乐 / 简惠美 广西师大 2010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 阎克文 上海人民 2010

《学术与政治》 韦伯 钱永祥等 广西师大 2010

《学术与政治》 韦伯 冯克利 三联书店 2005

《马克思韦伯与经济社会学思想》 斯维德伯格 何蓉 商务印书馆 2007

二、哲学:

必读:

《西方哲学史》 邓晓芒 高等教育 2005

《西方哲学史》 G·希尔贝克 童世骏 2010

《当代形而上学导论》 麦克尔·路克斯 朱新民 复旦大学 2008

《当代知识论》 约翰·波洛克 陈真 复旦大学 2008

《苏格拉底的申辩》 吴飞 华夏 2007

《人应该如何生活——柏拉图<王制>释义》 阿兰·布鲁姆 刘晨光 华夏 2009

《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 三联书店 2009

《中国哲学史》(上) 冯友兰 重庆出版社 2009

《论语译注》 杨伯峻 中华书局 2006

《孟子译注》 杨伯峻 中华书局 2008

《老子老子注译及评介》 陈鼓应 中华书局 2009

《谈美》 朱光潜 中华书局 2010

《美学散步》 宗白华 上海人民 2011

选读:

Metaphysics 3rd edition, Peter Van Inwagen , Westview

《伦理学与生活》 雅克•蒂洛 / 基思•克拉斯曼 程立显 / 刘建 世界图书 2008

The Metaphysics, Aristotle, Lawson-Tancred, Penguin Classics

《王制》要义(德)弗里德兰德,(美)克里格,(德)沃格林 张映伟 华夏 2006

《尚书今古文注疏》 孙星衍 中华书局

《论语今读》 李泽厚 三联书店 2008

《荀子集解》 王先谦 中华书局 2012

《庄子今注今译》 陈鼓应 中华书局 2009

《韩非子》 高华平 / 王齐洲 / 张三夕 中华书局 2009

 

二、哥伦比亚“当代文明”

必读:

《理想国》 柏拉图 郭斌和 / 张竹明 商务印书馆

《尼格马克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 廖申白 商务印书馆

《尼各马可伦理学义疏》 伯格 柯小刚 华夏 2011

《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 吴寿彭 商务印书馆

《圣经》 (和合本,新国际本)国际圣经协会

《爱比克泰德论说集》 爱比克泰德 王文华 商务印书馆

《上帝之城》 奥古斯丁 吴飞 上海三联 2007 2008 2009

《君主论》 马基雅维利 潘汉典 商务印书馆

《论李维》 马基雅维利 冯克利 上海人民2005

《谈谈方法》 笛卡尔 王太庆 商务印书馆

《第一哲学沉思集》 笛卡尔 庞景仁 商务印书馆

《利维坦》 霍布斯 黎思复 / 黎廷弼 商务印书馆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and 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 John Locke, Yale University

(《政府论(下篇)》 洛克 叶启芳 商务 《论宗教宽容》 洛克 吴云贵 商务)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Hans J Hillerbrand, Harpercollins

选读:

《伊利亚德》 荷马 罗念生 / 王焕生 人民文学 2003

《奥德赛》 荷马 陈中梅 译林 2003

《古希腊戏剧选》 埃斯库罗斯等 罗念生 / 杨宪益 / 王焕生 人民文学 2008

《奥瑞斯提亚》 埃斯库罗斯 收于《罗念生全集第二卷》 上海人民

《历史》 希罗多德 徐松岩 上海三联 2008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修昔底德 徐松岩 上海三联 2012

《云》 阿里斯托芬 收于《罗念生全集第四卷》 上海人民

《沉思录》 玛克斯·奥勒留 梁实秋 译林 2009

《忏悔录》 奥古斯丁 周士良 商务

《柏拉图的<会饮>》 柏拉图 刘小枫 华夏 2003

四、其他:

必读:

《西方正典》 哈罗德·布鲁姆 江宁康 译林201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陈希孺 中科大 2009

《聆听音乐》 克雷格·莱特  余志刚 / 李秀军 三联 2012

Listening to Music 6th edition, Craig Wright, Yale University

《经济学原理》 曼昆 梁小民 北京大学 2009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6th Edition, N. Gregory Mankiw

《批判性思维教程》谷振诣 北京大学 2006

Critical Thinking, Richard W.Paul

The Elements of Style 4th Edition, Oliver Strunk

《说服力》 张志、刘俊、包翔 人民邮电 2010

 

选读:

《如何读,为什么读》 哈罗德布鲁姆 黄灿然 译林 2011

《读诗的艺术》 哈罗德布鲁姆(等) 王敖 南京大学 2011

The Feynman Lectures on Physics, Richard P. Feynman

On Writing Well, William Zinsser

Style Lessons in Clarity and Grace 9th Edition, Joseqh M.Williams

2012 / . 06 / . 05

十字路口的象牙塔——论辩大学价值

十字路口的象牙塔——论辩大学价值

 

引子:

本文根据201259日复旦人节开幕式论坛笔记整理。讲稿便于传播,但略去了演讲人的脸谱与声音,顾文豪冷面滑稽的调,邓正来沙哑的语重心长,张力奋深沉的低吟浅唱,赵怡“目空一切”的超然,沈丁立波澜不惊的叹,只能请读者自体会之。论道由浅入深,看客需耐心。

 

嘉宾:

邓正来  复旦社科高等研究院院长

沈丁立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曾任科菲安南第二任期战略顾问

张力奋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FT中文网总编辑、复旦大学新闻系校友

  台湾中华文化推广协会理事、上海交大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前台湾新闻主管部门负责人

 

主持人:

顾文豪复旦中文系一年级博士生

 

先生致开幕词,以带有轻微优越感的语气描述了大陆混乱的社会秩序,在此略去。

 

:四位老师请坐(四位老师互相谦让,请彼此先入座。)赵先生,您代表西南某高校先坐。(观众笑)各位同学,刚才我也在场下听了赵先生跟我们做的非常宝贵的分享,前半部分是对于我们大陆的一些状况的吐槽,我也感同身受,但是我相信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应该更多的是有些建设性的意见的共享和发挥,

   

我在这里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故事,就用这个非常简单的故事作为今天的开场白。我相信在座诸位肯定读过美国非常著名小说家的作品,这位作家叫雷蒙德卡佛,他50岁英年早逝,他生前非常穷困潦倒,在他最后的时刻,要过世的时候,对他妻子说了一句话,他说:幸好我们站在文学里。如果大家对卡佛的生平有所了解的话,会听出他这一生的叹,对文学,对人生。我希望我们今天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不仅站在复旦,更站在你们未来的人生梦想里。所以我们还是再次用掌声,希望等会儿能够听到四位老师跟我们分享的真知灼见。

 

:今天的主题,复旦大学学生会设计的是:十字路口的象牙塔。就我自己做这些活动的经验,我觉得今天是一个体会感情的机会,同时是一个分享问题的机会,同时还是一个体会困惑的机会,所以我相信这个十字路口的象牙塔不仅是针对一个大范围的社会、世界,也是针对我们每个人更内心深处的信念,我想首先问四位老师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你们在大学阶段有没有面临各种各样的人生的最初的十字路口,或者困惑?

 

:我们读书那个时候很简单,没有你们今天那么多诱惑,尽管条件很差,我们当时的十字路口,就是这个国家要往哪里去,我们作为读书人,应该做什么,这是我们当时读书的最大的十字路口。其它没有,什么房子、车啊什么东西,单位里面多少钱啊,没有这个想法,我们工作都是分配的,但是我们那个时候那种十字路口,在今天校园里几乎是不见了,坦率地讲不仅是在今天的大学里不见了,在今天的中国知识界也不见了,当然这背后的事情我会慢慢来讲。

 

:我是80年考上复旦的,88年离开复旦的,在复旦呆了八年,我想如邓老师说的,在那个年代其实没有更多的选择,对国家来说百废待兴。当年复旦图书馆的书也很少,我记得当时上海的南京路有一个新华书店,当时为了能够买到汉译名著,可以排上上千人,当时中国是出了点书,非但是读书,也是精神的寄托,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很多的十字路口,我们只有人生当中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能不能在中国百废待兴的时候跟世界接触,邓先生过去十多年翻译了很多哈耶克的书,其实我我当时很穷,一个月才十几块钱的助学金,当年买到的那些汉译名著,其实以我们当时的学历学养根本看不懂,有的翻译也翻得不好,后来有机会看到原文以后,才知道这种翻译加重了我们阅读的难度,(与邓老师相,观众笑)当时能够拿到这些书的时候,商务印书馆出的,就觉得好像和文明靠近了一点,就是这种感觉。

 

:我刚才听张老师讲几千人的队伍买汉译名著,我脑子里马上就反映到一个画面,我们今天也有排队,我们去买iPhon4S

 

:不止是几千人的队伍,我们是通宵排队,当天下午去,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开门。无数的同学都在门口搬着凳子排着队,大家聊天。

 

:我那跟邓老师的年代差不多,今年是我大学毕业四十周年。从现在开始,你们毕业以后至少四十年时间,漫漫的长路要走,所以我在台上讲的我个人经历对各位给来讲我想也是有价值的。

 

在我的年代就是有大我和小我,小我就是对自己未来的人生的愿望,当时我的愿望是学政治、外交和文学,但是我母亲说家里面统统学这个,以后会失业,是不是你要学商,所以勉强我就去读了台湾政治大学的经管系,四年下来真是非常惨淡,平均成绩不到70分,我高考考了数学26分,台湾当时要高考要考三民主义,我三民主义考了95分,所以进了政治大学嘛,后来我还做了经管系的逃兵,回到我的兴趣,学新闻传播方面的,

 

这是一个挣扎,到底是父母之命还有时代的现实面,让我们年轻人离开了兴趣,当你选择的时候还是回归到你的兴趣。你在你自己兴趣的范围内读书、就业、有成就,这是人生最快乐的事,那是小我。

 

大我方面,我想跟邓老师是一样的。那时候两岸对峙,我们的大我就是台湾叫作光复国土,解救大陆同胞1974年,我在美国组织一个同盟会,虽然我们是有民族情结的,但当时国共对峙各为其主,我曾经在美国的留学生圈子里是反动的堡垒,完全是支持台湾,美国也已断交了,联合国也帮台湾。那时候有个矛盾:就是民族的情怀跟我生长的台湾,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台湾所产生的感情因素之间的冲突。直到有一天我在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里看到画,毛泽东长得这么清秀,因为我们那把毛泽东画得肥得跟猪一样,就有了受骗的感觉,加上钓鱼岛事件的发生,大陆谴责日本台湾,很多留学生都气愤地说你这个台湾政府连这么小的小岛国家主权都不能保证,所以大家就朝向大陆,回归了,回归大陆。我们作为炎黄子孙,华人的后代,对于碰到主权和民族冲突的时候热血沸腾,尽管我们拿的是台湾的护照,与当时的国民党渊源很深,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十字路口。一直到最近若干年来,才真正的两岸之间开始血溶于水了,大家才把心中的这个感情释放出来。

 

:谢谢赵老师!刚才赵老师讲演时,我发觉他现在身上也存在着拯救大陆同胞的心情。(观众笑)

 

:在大学里要作重要的选择,但是我觉得刚才几位说的还不是太重要。我在往上讲一点四十年前,我十来岁的时候,我儿时由于各种原因,读了很多书。我在小学里,老师都不读书,但是有个老师知道我喜欢读书,打开教师图书馆,让我可以享用教师图书馆的所有书。这样方便很多。

 

四十年前,我有几个想法。第一个要做全才,第二个就是要做百科全书式的这样一种人,什么东西都是米开朗罗,包罗万象,什么东西都能做,而且都是做第一,最好的。第二就是帮助这个国家,当时国家有很多问题。也是从小有救国的想法,我会把每门都考100分,真正的选择的十字路口,就是高考,到底是考文科还是理科,这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我都是100分。但是从战术上我要不让自己失败,就必须进大学,要进大学就一定要考你绝对在任何老师出题你都会考100分的,我不会给学校、大学按考卷来选择,是我选择大学,那就必须考理科,我可以保证,不管谁出题目,我都是100分,因为我把这个道理弄清楚了。文科呢,就是你把道理弄清楚,还有你敢不敢讲,你敢讲,不一定能答得最理想。我觉得我可以背,但是我不痛快,不愉快,我写的时候还会流露出这些不愉快的东西,然而我不能让自己失败,所以我必须从战术上盯上去,那么最纯粹的只能是数学和物理,那么数学呢,好像给人打工的,你创造工具给人家用,物理呢,是人家创造工具给你用,我以全国高考物理100分进复旦理论物理专业。但进去以后是痛苦的,因为我更喜欢的是历史,

 

所以我回到你的问题,在大学里面,我知道我一定会quit,但不知道哪一天,在什么stage。所以当我做了谢希德教授的硕士生,他们也因为我的成绩给了我一个免试直升博士的机会,就是我可以不考就能够成为博士生时,我给她写了一封信,中共中央办公厅转谢希德委员收,我估计她在北京西山那个饭店里在开会,因为是中央在开全会,我一心要找到她,她果然收到了。我说谢谢导师给我这个机会,但我的痛苦在于如果我读博士生,我会读得非常好,而且我愿意,这是个理想,因为学位拿到了,但是通过三十个农民养一个博士生,三年就是九十个农民,我会辜负他们因为我一定会离开的,单我一定不会说因为九十个农民养我三年,最后我会在这个岗位上留下去,因为我更喜欢社会科学,

 

虽然自然科学很精确,但社会科学呢是管人管国家,所以它是管自然科学的东西。我要做全才,我就一定要什么东西都会,现在我物理做了七年,我要走了。我跟她说我是上海人,我是独子,这里有我的家庭,但是请导师在北京有机会给我推荐外交部门国际问题研究部门,我愿意离开上海,为了我的理想为了自己的国家。

 

如果她同意我会很痛苦,因为那博士学位是我自己推掉的,如果她不同意我也很痛苦,因为我在离理想越来越远。但她回来给了我一个最完美的答案,她是请王旭敏教授来找我谈。王老师说:丁立啊,谢校长让我找你谈话,他说这种情况呢在美国倒不少,美国有物理学博士去开出租车的,但是在中国呢是很少,但是我们希望你读,我们相信你有潜质,尽管你的兴趣不在那里。你读完以后不是不可以转,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有一个研究员,他是学物理学,但不一定是博士,他是研究后殖民主义的将来有机会你可以走,而且我们不会怪你觉得你浪费了国家的培养,浪费了九十个农民,但是我们希望你拿了博士学位再走,即使你做国际关系,搞外交,这个博士学位对你会非常有用。

我很感动。这不就是最好的选择吗?就是说我拿了个博士学位再走。但是我事先知道我要走,我还要去弄个博士学位,觉得很不安宁,但导师说这对我们事业有用,就表明复旦需要你,做完以后,你拿了个物理博士,对你一辈子有用,而且农民伯伯不怪你的,我安心了。

 

这就是我有过的什么时候离开的这个time的选择,但最后导师给我选了个最好的。最后也是导师送我到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研究中心(ICTP),我在博士生研究期,谢教授给我的一个机会,一个半月吧,我收到她的信,Scalapino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所的所长,将到复旦来物色一位拿了中国大陆理学博士学位的人到美国作美国军事科学的博士后,谢校长推荐我,还有张觉民老师,我有两个导师。回来不回来你自己决定,但是导师给你机会。所以我的导师给了我两个机会,让我拿到博士学位,同时再让我顺利地转到国际关系。所以我在这边说我今天能走到这一步,跟我的导师很有关系。虽然这里边有很多偶然性,但必然性是我自己从小就在做这些东西,我就知道这是我爱的东西,这是我要做的。但是你到底怎么做,什么时候做,到底做到什么程度有相同的偶然性。

 

:沈老师刚才所说的痛苦,是比较奢侈的痛苦,大家享受不到。沈老师属于特例,没有什么参考价值。我们刚才问了老师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他们面对的困惑。接着我想问张老师:您88年离开复旦,在我的印象当中哦这里先问一下有多少新闻学院的同学?读物理的有多少?或者读国关的?现场都是读什么专业的?

 

我想问张老师,您读新闻学,您那个时候进入复旦的时候,因为复旦新闻系直到今天都是全国很多学子所向往的,那个时候您是抱着什么样的热情?抱着什么样的初衷和想法,这复旦8年的新闻学的学习,对您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报考新闻学大概有那么几个原因其实人生当中都是选择,我父亲50年代想考复旦新闻系,但是很多原因,没有能够考上,所以复旦新闻系在我们小时候对我来说一直有跟沈老师向往做国关有同样的情结。其实我记得79年的时候,我的父母希望我能够考一个图书馆系。因为我7374年的时候,当时父母问过我,你想做什么?我说就希望能够到南京东路新华书店里工作,所以当时就有这样的选择。我父亲说:复旦新闻系,天下第一系,太危险,希望你尽早打消这个念头。(观众笑)再说以你的学习成绩,考上的可能性很小。这是一个因素,有一个家庭的情结。

 

第二个因素呢,当时77-79年的时候,中国有一位很著名的记者,这个记者,我前两年在香港做客座时做了一个小的测验,是刘宾雁先生,《人民日报》的记者,一个中方最好的新闻调查记者,我的六十几个学生当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听说过他,那我当年考复旦新闻系的话,我觉得和他当年的报道对整个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影响有关系,觉得中国在经过那么多年的动乱、政治变迁之后,媒体作为一种公权力应当会重视社会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当时报考新闻系的话有这个原因。有人说80年代是理想、浪漫的年代,我想当年考新闻系时似乎的确有这样一种抱负,不管觉得新闻作为第四职业也好,作为无冕之王也好,我总有所期待,觉得在其它社会所经历过的年代,在中国应该也会到来。

 

所以我在复旦80年到84年读了本科,那个时候的中国还有分配制度,我是被留校的,后来读了研究生,沈老师经历的好事我没有,因为我的数学比较差,物理更差,特别是物理当中的历史,所以85年到88年的话是在复旦教书教了几年,读了研究生,88年离开,其实那个年代的复旦,我不觉得学什么专业,学什么系有太大的重要性,我觉得复旦的氛围,就像刚才提到的,图书馆的书也不多,教室也非常简陋,很多老教授刚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也有不少年轻教师刚从中国的各个地方来,甚至他也没有很好的课,但是有一点,中国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在这个机会当中,每个人终于可能为自己的将来做一个选择,而这选择当中,国家的未来是最重要的一层,国家如果能往前走,每个人都能够得益,所以那时候的复旦,我自己觉得,进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带着东西进来,走的时候我们也都留下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大学可能就是在这样一个人文和知识的传承当中,我想复旦之所以成为复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谢谢!张老师在后头讲到和国家的关系。刚才邓老师一上来就提到,其实那个时侯更多的思考是整个国家的命运的问题,包括我个人应该在转型当中做些什么。邓老师,您那个时侯,开始自己的学术研究的时候,对于你关心的国家层面的问题你有意识地去思考和连接吗?

 

:我那个时代不太一样。不能说我们那个时代很崇高,但确实和你们不同。前面我听他们几个讲,我觉得今天我助手告诉我来讲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忧虑也犹豫,就觉得我来讲这个不合适,我不像在座的诸位,包括你们底下的听众,我就是一个本科生,我是在大学里呆得时间最少的人,研究生也没有读完,就是读大学和读研究生期间也是旷课的,根本不上课,就读书,就在房间里读书,我没有当过一天助教,我没有当过一天讲师,没当过一天副教授,突然冒出来同一天当了教授当了博导,而且他们求我。

 

虽对大学不了解,但是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有资格来讲。原因是我对中国现有的大学体制的厌恶,我今天在复旦大学工作,我依旧对这个大学体制非常讨厌。如果说跟这个国家当时有关的话,我当时读书,我就觉得我心目中的那个大学,我心目中的知识界,我心目中的那个学术不像我所见到的状况。一个大学不是排第几,一个好大学不是你有没有什么人文素养,总要给我们讲些文史哲吧,不是这些东西。我很小就知道大学是什么。十一、十二世纪的欧洲人,他们聚在一起,一批年轻人,他们要去追求一种普世的东西,就是universal的东西,他们把他们聚集起来的地方叫做university,如此而已。

 

我们现在的大学是什么?招待所,旅店,五星级的,四星级的,我不知道复旦是几级,还有路边的招待所。大学最重要的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所谓的大师,首先是这些学生。我们从来没有把大学的真正的重要体,这个大学生的重要地位放在第一位,是这些什么样的大学生决定了你到大学的等级,不是什么其它的牌子,我经常问你是干吗的啊?复旦!你不就是一个复旦的一般的人吗?还复旦!,复旦那个牌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我来问我们复旦的学生,我们真的是符合我们心中的那个大学的大学生吗?

 

第二个才是你的大师,现在读书你们考复旦,有多少人是奔着这个大师来的啊?我们当年读书的时候,不管。我当年考研究生时,北大随便去,但为什么我选择了外交学院?因为外交学院有两个顶级的教授,丁立可能知道,一位是(陈体翔6609)先生,一位是(于浩斌)先生,都是当年的庚子赔款绝对杰出的学生,这是泰斗级的人,你光是为了北大的名声,你去考到了北大?你是追着老师走的。我有一个很好的同学后来是在哈佛读哲学博士,我们很好的。他就考研究生考哪里?考西南师范大学,当年叫西南师范学院,为什么?因为陈寅的大弟子在那里。你说那个学校是什么学校?省属重点都不是。今天的学生有多少是冲着好的教授去的?几乎没有。如果说还有跟这个国家有关的,就是大学的品格。不是你排第几,论文写多少,这些都是金子的垃圾,正确的垃圾,没有用,流传不下去的。唱唱歌,跳跳舞,活动活动,你以为这个就是大学吗?

 

每个大学都该有他自己的品格,而这个品格在我的心中,第一个就是你得知道,你独立于政治,独立于经济,独立于社会。现在我们这个大学是什么?国家智库,民众的代言人,经济的什么,注意想一想,但凡是不知道大学独立于它们,你怎么可能有批判性?

 

大学是干什么的?知识传承,知识弘扬,人类精神文明最后的堡垒,但这个堡垒最根本的价值就在于它具有批判性,连同自己知识在内的,包括对自己知识反思批判,对其它任何东西的批判性,你当了智库,你还有什么批判性?你当了经济的对策师,你说你还有什么批判性?他给你多少钱,你就教什么班,现在我们也是985,不也就是国家给你那么多钱吗?国家不给你这些钱,你不要这些钱,你还能不能继续像这样出名?你有没有?没有啊。

 

这当然不能怪复旦,中国的大学都如此。所以我讲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批判性,品格有没有。你去看看,我对美国的大学也不能谈论很多,每天都在生产垃圾的也有,但是他的大学就有它自己的品格。你说哈佛大学,它就是保守主义大本营,它就觉得这是它的使命,不是排第几。我们不管第一还是到一百,我们中国的大学哪个大学有它自己的品格吧?没有。所以现在不要讲什么人文知识啊,人文素质提高啊,很重要,但我们作为大学里的人,首先要考虑,你这个所在地,你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地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品格,我们为这个品格又贡献了什么?如果说我当年读书和这个国家有什么干连,我想就是这个干连。我一直对这个大学害怕,今天还害怕。我来复旦差不多就要五年了,四年多吧,我几乎学校里的所有会议都不参加,荒唐,你说开的什么会?跟学术有什么关系吗?没什么关系。我从来没有学习过这东西,我照样读我的书,做我的学问。所以有些东西,我就觉得今天很好,讲十字路口,原来觉得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想想,有关系。所以我今天就讲点自己的看法,谢谢大家。

 

:邓老师气场很大,邓老师讲话的时候,底下基本上就像听学习报告似的,不敢讲话。我刚才听赵老师对我们大陆的一些状况做一些批判性的反思,我想听听您对台湾的大学的教育体制做一些批判性的反思好不好?

 

:这个其实前面几位老师讲的我都也有同感。当然时代在进步,物质条件在改善,待遇享受,或者是生活里增添了娱乐啊都无可厚非,但是一定人精力在这方面用多的时候,相对的去思考或专注在学问时间就较低。今天我们回头看,四十年后的我看到学生更活泼,更富有朝气,更现代化,但我觉得我们都是以国家天下为己任。就我个人的人生旅程,我的大学用四个字来形容,随波逐流。一方面高考台湾跟大陆一样,台湾的风险更大,你用所有的文字全都填在一张单子上,一试定生死,一试定终身,所以乱填。那时候我不知道accounting是什么东西,他们说是会计学。结果一不小心考了会计学,打开一看是什么今天开个小店,问银行借多少钱,还多少利息,租金多少钱。当时真是掩卷而叹,大丈夫受于天地之间,居然是算账,当然多年以后我发现,这个是基本条件,你要担任管理工作,你还是要用这个东西,虽然我可以不用到微积分,还是要用到基本的会计,财务报表,所以大学的基本教育总是有用的,我当时就是随波逐流。大学毕业后,在台湾先要当兵,当兵回来再说。当完兵,开放留学了,于是就到美国读书,又去混两年,拿了个硕士,然后再做计较。所以26岁以前我根本不懂事,

 

不过我同意这个观点,考了一个好的大学,我跟一群基本上不但是above average 而且是团体里面凤毛角的知识优异的人在一起,对我一生是有影响的。我就讲一件事情,我以前是台湾南部的眷村的,就是军中的大院里,比较闭塞。到了高中,我有个机会转到台北市最好的学校建国中学,高三的时候,我转到的班数理学非常优秀的,因为全台湾最好的建国中学只有两班是社会科学,只有这100人,这100人除了少数是打篮球的国手进来没有考试,还有像我转学的以外,其他都是台湾最优秀的,即该年度1968年,台湾只收了这几十个顶尖的高中生要考大学的人,其中有一个知识平平,功课也不是顶尖的人叫马英九。我转来以后,受惠很大,我发现这些台湾北部的开得较早的社区里出来的孩子,中产阶级的孩子他们的确对周边的事情,对我们的环境有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情结。所以我记得,有一天我在看一张报纸,有一个基隆的国中生,学生把老师杀死了,全台湾的舆论哗然,简直这种不孝子,怎么把老师给杀死了,他的老师体罚他,他反击不小心致死。结果这一班的学生都在议论,就说这个老师体罚他,而这个学生长期受到压抑等等。他们这种反面的思考,当时我是察觉不到的,因为我是传统的直线思考,可是这些智慧开得早的孩子比较早熟,他们认为不能听一面之词,我们要了解到背后的故事。

 

那时台湾是戒严的时代,戒严的法律有一条违警法,就是警察可以抓人的。有一个人专管我们的头发,男生头发太长了,就剪掉,有时走在路上,派出所警员就把你抓去用剪刀剪去你头发。结果我就看到警察就跑,因为我是乡下来的,看到警察就跑,要被抓到不行啊,这是传统的思考。可是马英九他们就会问你凭什么要剪我头发。在那个时代,六十年代,台湾也一那样落伍。我觉得我跟他们在一起,校园那个气氛,他们很放开地去思考,产生不同层面的看法。我觉得这是我们进一流大学的好处,你能跟这么多知识优异的同学在一起,将他们的操守、品格、学问,对一般事情的看法都是在一般水准以上的话,相信你的四年时间也不一样。所以我教育我的女儿,你先要做的事是要达到average,你不能做一个below average 的人,你在社会里到了平均的中线以下,那么在未来的发展上是困难的,最重要的原因不是说知识below average,而是说因为你要到average,你就要比社会浮在水面上的人常常往来,互相激励,互相进步。

 

:谢谢!刚才说到average,这里最有资格发言的肯定就是100分博士,您认为优秀的大学生还应该做到哪些?

 

:经常有人来问:你花了十年在物理,最后离开有没有遗憾后悔?我说不会啊,他是培养了我的人格,物理的东西可以具体不用了,当然也不见得。关键是我对世界的看法,我同世界的关系,我应该做什么样的人,这可能是更有用的,比我读书都有用的东西。我也想今天怎样用一些简洁的词汇来说大学对我是有什么用处。三个词汇:一个是创新,一个是批判,再一个是独立。

 

我的十年物理,四年是学习,这没有什么创新,你把前人的经典,道理搞清楚,变成自己的,但是硕士三年、博士三年这六年跟上面不一样了,六年远远超过两个三年。它是我亲手去做实证的实验。我在计算机上做实验,我要去论证各种假设。这样天天动手天天做,让我形成一种人生的态度,就是我每天要做新的事情,做重复的事情是没意义的。重复的事情让别人去做。我是复旦大学年轻的研究人员,要做新的,创新。虽然我也写很多垃圾文章,但写垃圾文章就是训练自己一种创新,简单创新就是垃圾,所以垃圾还是要做的。

 

第二点,批判。我们其实做科研天天在抓漏洞,人家想的东西全背下来,不管对的错的,你抓到一个,可能自己成名成家,当然谁不想成名成家,成名成家不是无中生有的,,是你运气好,抓到一个机会,爱因斯坦,他想把四大力学统合起来,力学、热学、原子物理、相对论把它统一成一个普世的科学,失败了。但做科学的人有个迷信,有个宗教,就认为世界上应该有一种力量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东西来说明全世界所有的事情,这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无数的人都还是相信这种宗教,就认为有简单的东西,我今天还是这样,我不会因为我没做成,爱因斯坦没做成就叫你们不应该这样做,我们还是应该用简单的美丽把世界说清楚。但我们至少能做到这点之前,我们四大力学已经把分子科学都搞清楚了,所以这就是批判性的研究,会影响到国际关系上,尤其是写文章。

 

第二,我不可能有抄袭这种破坏名誉的行为。因为我总是写跟我昨天不一样的东西,当然我要跟昨天不一样,一定要有新的东西,于是每天就要学,你老是写垃圾,人家不找你了,那一定要写不是垃圾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这里边虽然是散布各方的、自己的片言只语,但里面浸透着一个东西,就是在你心目当中普世的东西,就是自己要在讲述人类的公平,人类的公益。虽然是国际关系,涉及国家利益,但还是讲国家之间、相互之间关系的一种公益性,不要去欺负人家,讲的就是这些东西,但是有各种各样具体的做法。

 

第三点独立,浮力定律阿基米德讲的,一个物体排开液体之后所受的浮力等于它排开的液体的重量。这是科学实证的结果,当然你通过三个微积分把它排开的东西算一算,正好是,这个算得清楚的。当你接受了这个科学,你让我说不是这样的,皇帝的新衣是穿起来的,你砍我脑袋就是了。

 

所以,这三个东西:创新、批判、人格独立就是你不去无原则地相信老师,相信领导,相信报纸,相信某个组织。我跟随你是因为你对了,当我根据我普世的道理,我发现你不对了,我就不跟随你了。当然我从科学转到社会科学我会take the risk我会让自己碰到很多障碍,但我很开心啊,因为我可以做点事啦。

 

不少人觉得你其实天天在希望一个事情,在希望坐牢。我当然会爱惜我的生命,当然我为了真理去坐牢有什么不好?社会科学是价值观的科学,做国际关系我们讲民族利益,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不要把自己当中国人,你就当自己不是这个星球上的人,你有一个普世的先入为主的东西,然后来衡量地球上人类的幸福,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我不会因为是中国人说中国是对的,我只是因为中国做的事情是对的,我才支持它的。它说得不对,我就感到有责任,感到羞愧,它说得对,我会感觉我很自豪,这就是我想要的理想国,那么这样呢我把自己在社会科学这个分支里边努力去做创新、批判,不做鹦鹉,我的品格,风骨比你高,我不做鹦鹉的。

 

我一年写180左右篇文章,话里有话,字里有字。我不批判美国,而是批判我的祖国,因为它有那么多的缺点。刚才赵老师讲了我们一些不足,我可以理解,这是我们的现代化没有进步到台湾这个程度,我们有一天会变得比今天的台湾做得更好,现代化进化是自然的过程,听到批评我非常高兴,因为你不批评,我天天还在批评我这边的政府。赵先生现在说他的常住户口不在这里,他批评我,我觉得他在爱我,我很尊敬。但是我作为这里的一个常住公民,我更爱我的故土,所以批判它就是我的生命价值,

 

若当教授你还天天在拍马屁,可耻!你可以活的时候很风光,但你死了以后价值都没有了,将来的人研究你写的东西,都觉得是垃圾。我活着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写垃圾,不要去炮制这些垃圾,批判提高大学的品格,大学教给我们这些独立人格,因为你对,我就支持你,你不对我就批评你,有的人不顾现实就形成冲突,冲突使大家都损失,批评者损失,被批评者也损失,被批评者没这个心态愿意接受你的批评,但是我要说服他接受我的批评,我要对我的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91年,我去美国的时候办签证,美国在上海的签证处说,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方XX吗?你想不想做方XX?他在挑衅我,因为方XX是通缉犯。我回国的时候,方XX问我,你为什么回去,我说我是中国人,我知道我伤害了他,他也是中国人,他不想死在美国,但是他被这个政府认为是罪犯,同时我们又没有按照罪犯去执法,因为他离开美国使馆到飞机场的路上,他是罪犯,这不是美国大使馆,我们有权力执法,只要我们没有取消你是个通缉犯,我就应该在路上拦截你,我们没有做,我们知法违法。他客死美国,我很难过,他应该回来参加我们的建设,在这边提出真知灼见,帮助我们进步,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他没有做到,他的这些良好愿望能够被我们政府接受,他将是一个胜利者,可他是一个不成功者,那我就要避免他的问题,我要做同样的事情,批评,但是我要让政府觉得我在补填,不是在拆墙,当然有一天你不让我补,最后你自己拆了,我也实在没有办法。

 

总结:创新、批评、独立,这是物理教给我的,我相信在复旦的很多学科都会经过四年到十年教给我们同学。

 

:刚才有一个问题想问张老师,没有问,是因为我个人虽然读中文,但是对新闻学院我个人也曾经很崇敬,新闻学院的考生是分数很高进来的,从当年到现在,我不知道张老师,您现在还经常回新闻学院吗?

 

:我在校友里可能是比较多回复旦的,算是比较有复旦情结的人,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人生选择很多,但是在80年代,当时中国、社会的上行空间还很大,上一个比较好的大学,是幸运的。去年我在复旦新闻学院做了一个月的讲座,所以我对我的母校和母系都有感情。因为你在任何一个学校,对我们自己母校的看法都是比较偏执的,这跟父母亲小孩的看法是一样的。

 

:我是说您的从业经历?

 

:我的新闻从业经历跟丁立是不一样的,丁立基本上是完成了一个宇宙的跨度,我是从80年到新闻学院,84年以后在新闻学院教书,后来到英国中英文化奖学金研究传媒设备学院做了五年博士,在我们这一届学生当中我是时间做的最长的,我以前大学时候是留长发的,在我论文答辩时(观众笑,张力奋现在是光头),这也是为什么我对中国的有些官员能够不读书而拿博士论文有切肤之痛。(观众笑)

 

其实你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以前有一句话,说是复旦能培养一批人,这批人是自由而没有用的灵魂,不知大家听到过这描述没有,我想这大概是戏言,其实复旦是培养了一种专业上的执着,我就是属于可能(丁立可能刚刚把自己表达得多一点)…,我念了博士以后就去了BBC做了十一年,在英国广播公司做了十一年,然后03年到现在在英国金融时报,这是一份粉色的报纸,(他举起手中的Financial TimesThis is a pink paper! (笑)一直没有离开过新闻界,除了到一些高等院府去做一些客座,我自己觉得其实一个人一生当中能做的事很有限,其实一个人能在很有限的事情上做得像赵老师说的above average,也已经满意了,这可能也是我对该行也好,有新的选择比较惶恐的一个道理。另外我想插一句,可能跟你提的问题还是有关系的。丁立我知道,学物理的人,往往会建构一个比较理想的东西,但我觉得现在在中国创新变成另外一个意义,这个词汇在中国,要理解中国的现象,要编一个新的词典。

 

:你讲的创新,是某一个profession专业的东西,而现在讲的是有些人讲出歪门邪道,说我可以一定做不一样的东西,你批判的这种创新。

 

:现在我是觉得,刚才您所提到的第一,大学的独立。其实大学的独立我们已经说了好几十年了,可是大学很不独立,我们都是这个不独立的这样一个制度的大学的产物,而这影响我们终生,丁立跟我们说的创新、批判、独立,我到英国做博士做了七年,我的导师从来没跟我讲过这个东西,因为没有这个东西,因为它像空气一样,就在你身边,是你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独立是最基本的,批判,如何批判,这就归结到今天我们所讲的到底大学是干嘛的,为什么大学要存在,大学是不是一个可以四年逃避父母,可以有个地方可以独立地长大,可以更早地谈女朋友,大学到底是为什么?我自己觉得,第一,我认为大学应该要有一堵围墙,而中国的大学围墙拆得太早,现在有的时候大学跟外面一样肮脏,结果我们觉得这是个社会。第二点,大学应该是社会当中游戏规则最后垮的地方,但从我们目前中国的情况可能不是这样,有的时候教师不教,学生不学。我们现在在国外招聘的时候都说你要看这位同学资质如何,主要是看他的本科学历,说什么东西呢?就说可能是博士生不如硕士生,硕士生不如本科生,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是教育问题。

 

第三我就觉得我们大学应该教会我们学生以一种最平实的语言,最平实的一种训练,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我现在在英国招人的时候,我一定要求他们书写一份简历,有的同学就觉得非常反感,我们现在打字都打得非常好,你为什么要,我就在说你作为一个中国教育出来的学生,这个字根本不像个字,或者说因为现在打字,很多字已经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写了,前天复旦校友会开会,也讨论创新,我现在看到创新这个词就比较反感,我就说现在不是谈创新的时候,现在是回归大学的基本的时候,应该回归80年代,应该回归30年代,虽然我们现在是在21世纪,但如果我们要往前走的话,我们应该往后看,应该回到80年代,应该回到30年代,因为那个年代的大学,我们有争论,那个年代的大学,我们有一种形而上的浪漫,而这个是大学精神。我特别同意邓先生说的如果大学一旦失去它的精神的话,我觉得它的价值荡然无存,所以我想讲的是:四年大学,可能是你一生当中唯一可能你想做一些你真正想做的事情,你想做一些你真正想做的梦。离开以后,的确You are at the mercy of the society,至于你到底能坚持多少,a different matter。但是我觉得,四年大学时间可能是你人生当中最能实现你自己的生活,所以,不要荒废。

 

:我个人不是很同意张老师说的我们的围墙拆得太早了。在美国有一次很有意思的活动,他让同学用各种各样的标识在世界地图上标识各个国家,我们中国很荣幸地获得一个标识。所以这个标识让我不同意张老师的看法,我们中国的标识是绵延不绝的防火墙,所以我们围墙可能拆早了,但是我们还有其它的墙,我觉得这与我们认识今天的大学也很有意思。

我现在正想问赵老师一个问题。赵老师,你有从政的、也有比较广义的社会事物的参加,同时你也有在高校当中任教的经历,刚才几位老师都谈到一个独立性的问题,您自己在各种身份变化当中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我在台湾媒体工作,八个字的概念:有志难生,无知可欺。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因为台湾是个很小的市场,台湾市场小到今天全台湾所有媒体的收入总和加在一起,比上海文广集团还少,可是在20年前,在我服务的中华电视公司一家就等于全大陆300家电视台的收入总和。20年过去,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转变呢?因为台湾的经济增长慢慢停滞了,它毕竟是个小市,大陆不断在增加,十三亿人口,他的经济增长带动了整个活力,台湾已经相形见拙。台湾市场小,它互相倾轧,失血性的竞争。今天海峡两岸对比,台湾在极度竞争中产生出一些创新,一些服务,服务的品质,对人对顾客的尊重,消费者的管理,不然它不能生存,因为这么小的市场,这么多的企业。可是台湾比大陆缺少大都市经营的经验。台湾在极度竞争下,民营化,民营化就必须要尊重消费者的认同。所以海峡两岸应取长补短,共存互相学习,我希望有志于促进两岸文化性交流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因为这样台湾可以依赖大陆的市场,大陆的人才,大陆的经验来让台湾振兴。可是大陆在快速进步时学台湾的一些软实力,以此相得益彰。

 

我在年轻时就做了媒体主管,到了33岁时,我母亲提醒我说你可能要去把博士读完,我说不想读,我已做了中国时报的总经理,又是时报周刊的社长,待遇很好,很神气。可我母亲说你哪一天老板翻脸,你就从此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以33岁的高龄去读博士。我母亲说你读博士不是为了什么,只是用你的博士学位换一个与老板翻桌子的权力,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粗俗,却影响了我的一生,因为我的批评性。我的批判性是有原则的,我不向体制宣战,就在体制内做批判,我觉得以理性为基础,对于一些无知、固步自封等造成的社会不进步现象,我们作为知识分子,有较高的智慧,当然有权提出来匡正。而且我的批判一定是当面的,是批判、纠正、匡正社会,面对面地用语言的讨论来追求真理的精神。

 

:有提问的吗?我们也可以匡正一下他们。

提问者1:我想问邓正来教授一个问题,邓正来先生提到中国大学与西方大学的差距,我对这方面有所了解,我认为西方大学与中国大学差距在于他们历史起源是不同的,西方大学起源产生一种教权、政权相对牵制的,并且教权对大学的知识权力产生一种相互牵连又相对独立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大学才得以以现在这种状态存在着,但在中国,知识一直是依附于权力之下的,我认为虽不能说用这种历史的观点,就是西方和中国存在历史差异而否定中国是不是应该学西方,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到底中国大学有像西方大学实现那种独立的可能吗?

 

:非常感谢你提的这个问题。这种历史背景我们都很清楚,中国的大学自诞生起,就是依附型,就和我们中国的商人一样,所谓的中产阶级。西方的中产阶级跟我们不同,西方的中产阶级诞生,本来就是独立于国家的,但中国的中产阶级自诞生那天起就是依附于国家的,中国大学也是如此,但是要害在哪里?要害恰恰并不在于一个空的大学的概念,而在于我们坚守是什么样的知识。刚才讲的不同的批判,我想做点注解。如果读过哲学书的或者多读一点哲学书的人就会知道我们今天的科学知识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我们把它称之为控制性的知识,比如说我们的时政性的知识,为了什么,我们有一个主客之分,对外部世界的控制支配,为我所用;第二类,沟通性的知识,人和人之间需要交流和沟通,这样的知识目的不是为了支配,是我们人本身的另外一种需求,就是我们需要别人的理解、同情、爱等等;还有一类知识叫批判性的知识,如果你们读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学派的知识,则更容易知道我讲的批判性知识,不是对别人的批评,是源于我们人的另外一种interest,一种志趣,什么志趣?要解放,所以我们对任何前提,任何假设,任何唯功利的东西,我们都会对它提出批判性。因此首先大学的教授是传授知识的,知识当中有没有这种批判性,这是我们关心的。我觉得这比你讲的历史的缺乏更重要。

 

提问者2:赵老师,您说您比较注重培养自己面对面批评别人的能力吧,我想请您对现场学生的表现,包括现场老师今晚的讲话做一些批评性的建议。

 

:我谈谈中国大陆一流的大学与台湾的大学有什么不同,这也是一种自我的批判。以我在上海交大和来复旦的经验,我觉得大陆一流大学的高等知识青年比台湾的要强,但台湾的大学比大陆的强,当然,这有点是部分的观察,  从全世界排名观察。我觉得国立的大学的行政效率太差了,大家知道,西方的大学一般有三个职责:教学、研究和服务,service,学生的服务,老师的服务,毕业以后的就业出路,过程中的实习等。我报到之后,它三个月才发我薪水,学校要盖100多个章。我们院长来的时候,六个月才领到得薪水。其实我们的校长是一位英国回来的院士,而且他非常开明,我跟他见面时,他一天到晚谈新的理念,也肯接受我的意见,而学校的体制有点僵化,不能与时俱进。所以一群这么有智慧的学生,在校园里有一种冰冻过的倾向,它没有把学生的热情发挥出来,我随便提什么意见,比如交大这个媒体设计学院,竟然学校的报纸不是由他们编出来发行的,我觉得这是荒诞的。全世界任何大学,学校有绝对优势,不管是交大还是复旦,应该是由新闻学院的学生来实习办,它代表学校的自由空气,所以新闻学院的学生永远是最自由的,那是言论的先锋,而交大是由统战部来做的,学校从编纂、采访、发行、征广告都应该让学生做,学生可能是一个组,新闻学院应该是编辑组采访组新闻组,网络的经营都应该学生做。

 

我在 Minnesota大学读过一个硕士,美国的Minnesota大学有七个董事,从1974年开始就有一个是学生担任,所以每个月董事会完了后拍的照片上六个白发苍苍,一个毛孩子坐在那里,但是这是个原则的问题。也许这个大一大二的学生不能提出什么创见,但这就是一个民主的象征,学生要参与。你们六个老人在决定我们学校的事物时,我学生是七分之一。台湾的大学在这方面进步很多,他们倾听学生的声音。我在交大成立了一个两岸视频研究中心,开幕时,我找了两岸四个视频名嘴,与新闻界有关的,白岩松、何亮亮……,让这四个人跟学生做了面对面的沟通。结果校长要来,而校长又犹豫地说他在接见一个物理诺贝尔奖的得主。后来我就发了牢骚,传给校长,我说一个物理诺贝尔奖得主绝对不如现场的700个学生。当他来了以后,我就说校长赶到了,请大家发言。我觉得交大校园里的气氛不够开放,在这方面落伍了。

张:(拍赵肩膀)赵老师,同学们不要听你批评交大,要听你批评我们。

赵:这……我觉得校长他是从国外受到洗礼回来的学者,可他受制于这个有形和无形的机制,让他在里面无法伸展他的手脚,所以我觉得大陆的高等教育的制度是差的。可是,学生的用功程度是超过台湾的,我们台湾的研究生还不错,本科生的用功程度普遍差,更何况你这里名校那么多,台湾只有一个台湾大学。所以去年台湾向大陆招生,招2000名,只去了900个,大陆要到境外就读去香港,其实台湾这方面落伍了。这是一个批判。

    

我在台湾做过一个讲座:从教室到职场。我告诉他们,你们听老师讲得天花乱坠,讲社会正义,然后你到了职场,老板说最重要的是下个月的业绩,你一下子就被现实崩溃了,理想崩溃了。你们毕业到职场后,老板只关心你一个月给他带来多少钱。今天台湾民营化以后,新闻界的宪法是公司法,所有的报社、电视、广播都是由投资人出资的,我要拼命赚钱来报效我的投资人,让我们整个媒体工作人,包括我自己,天天受到良心的谴责,所以你看到台湾的媒体每天都是烧杀掳掠或低俗的内容,因为民主的浪潮把新闻界变成民营的企业,而企业以营利为目的,年轻人怀抱理想投入媒体的时候,发现他的梦想破碎了,所以这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你们在学校的时候先不去想,但面临毕业的时候我们老师有责任告诉大家,你会走到一个现实,与梦境是不一样的,那你要调适它,我们批判时也要顾及别人的尊严,也要顾及到如何与人相默契。我刚才讲的就是中国文化传统是不可颠覆的,可是离西方人现代的价值太远,如何柔和是最大的智慧。我们一流的教育机构培养的学生将来才能把柔和发挥好。其实美国的大学名师很多,因为名师是从世界各国来的……

 

:(问提问者)同学,你觉得赵老师回答你的问题了吗?

 

提问者2:感谢赵老师的回答,但是我觉得您会比了我的问题。

 

提问者3:我是学生物专业的博士后。我想问邓老师,今天的大学生或高校里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学子,和你们当年不同的是,那年你们没有太多地关注房子、车子、位子、甚至票子,而我们今天可能为了自己的生存,包括我们在做学术,可能在生存上有考虑,这有时候学术不理想。而国内的这种学术常有很多不端的行为,比如说你的导师会希望你的课题出现的结果和他的预期相同,但这往往是不科学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理想和现实,包括生存的现实都会出现很大的不同,我想听听邓老师和其他老师的建议。谢谢!

 

:非常好的问题,问题的好在于是我本人亲身经历过的。我比较特殊,我在体制外当了18年的个体户,在北京当盲流,三无人员,每天只是看书,我当时自己也有这个问题,你没有收入,你没有单位,怎么办?我还做不做一个读书人?当时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我当时自己记得很清楚,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用两周的时间什么事也不干,就拿张纸,就在一个小酒馆里,每天在那坐一天,就问自己,反反复复地问,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可以不读书,如果你的女朋友不同意,你没有收入,你收入比别人低,你有点稿费,你比别人赚钱少,以后你没房子,或者你没有其他人的条件,人家是处长,你什么都不是,你干不干?我内心就回答自己,我不要别的,我要读书,就回答到最后,就一样东西,就把我关到监狱去,我还要读书,只有一样东西可以放弃的,就是你把我杀了。

 

所以你一定要弄清楚,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可以被交易的。我十八年在体制外,在读书的时候诱惑很多,你们今天知道的如日中天的王石等一堆人都是我的哥们,我当时什么都不用干,他们说你到我们那儿当顾问,不用来上班,我们每年给你发几万元钱。那时候万元户是不得了的。你会问,你愿意交易吗?我不是说我很清高,不是说我有多么高尚,不是,就我觉得每一个人在他的一生当中我相信都会有些东西是不可交易的。我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有,如果你想做个读书人,我觉得读书人的品格是不能交易的,你叫我来参加这个活动,没有人给我钱吧,我是所有的学生请我的活动我都参加的,在外面的大学,大学的校长书记请我,我就不去了,他给我很多钱,但你觉得品格这个东西可以被交易吗?

 

我觉得你的问题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我想作为一个读书人,你首先要问的一件事情,你作为一个读书人,你有什么样的东西是不能交易的,我觉得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其它的问题不是说可以解决得很好,至少也解决了一个让你自己不会有怨气,不会有后悔,不会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谢谢你!

 

:刚才邓老师讲了你作为一个读书人有什么不可交易的,其实这是有前提的,就是自己是否属于读书人这个范围,或者你将来从事的事情是否和学术有关,如果你发觉这些东西是可以被交易替代的,可能暗示的不是说你不能做读书人,他暗示的是可能有些事情更适合你去做,我觉得邓老师讲的时候前面有个前提,根据我自己学习的经验。

 

提问者4:我想问一下邓老师,正义的标准是什么?当代大学生任何培养这种正义的观念和意识?

 

:这有点像问Sandel的问题嘛。

 

:正义没有一个标准,如果有标准的话,我们就不再有对正义的讨论。我们只会从不同的哲学的角度出发,会提出不同的正义的观点。比如我们从功利主义哲学的角度出发,我会认为大多数人的幸福是第一位的,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牺牲了少数人或者个别人的利益,也是正义的。但是你从社群主义的角度来考虑,你会觉得这是不正义的,那么你再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考虑,那更荒唐。所以我觉得正义不是有一个简单的标准,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一再强调的知识的批判性,原因就是我们不是在大学里学真理,千万不要搞错了,我们现在很多老师在课堂上讲,讲得他自己就像真理一样,但一定要记住,此人不是装上帝就是白痴,你别以为他是什么教授,没用,因为我们讲的都是知识,知识的最大内在不一定性是什么,就是局限。每一种知识都有它的局限,而局限就意味着对它批判的可能性和对它批判的必要性,这才要求我们有一个批判性的意义,所以这里没有唯一的标准,真理性的标准是不存在的,我可以讲一般意义上哲学意义上的真理,我还可以讲具体的真理观,假设他们有许多不同的具体的真理观,不要去追求简单的真理标准,因为拥有了真理标准,所有其它的都不正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何去学习?树立这种正义观角度,根本的问题也是在中国这个场域中比较独特的现象,这个独特的现象是什么现象?其实中国今天有很多腐败的现象,最大的腐败就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里面讲的语言腐败,而不是其它物质性的腐败。

 

你看曾经叫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都不是民主国家,大家不要鼓掌,这是一个很深的问题,值得大家用一生来思考,是一个很深奥的哲学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讲到这个问题,我想到我们该去树立一个什么正义观,这不是简单的树立,但凡要树立的东西外面都有一个伪装的真理在,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所以每个人有不同的视角,每个人有不同的群体,包括你的阶层,你说信服的哪种价值观,但一定要记住,不是拥有了你的这个真理观这个世界就正确了,就是你就拥有了真理,不是这样的情况。谢谢你!

 

:刚才邓老师说了真理观,我觉得中国有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人有正义观,但没有正义。我觉得这是中国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没有人是抱着生活的。就前面讲的第一个问题,我想讲个故事。台湾有个很有名的作家张大春,他儿子喜欢天文学,有一天天文学有一颗行星的改名命名,这名字就改了,他儿子就对他爸爸说,这名字怎么能改呢?然后大春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个人影响很深,他说他儿子在意的不是这名字改成了什么,而在意的是名成立的条件。所以我相信您刚才讲的这个问题,我们不是关注正义本身,而是关注某种正义的特定条件,它所成立的条件是什么,我觉得这比本质的问题更有意思。

 

提问这5:我是同济大学的工科生,一个工科大学生,如何弥补人文素养方面的缺陷?

 

:你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你已经成功了一半。今天你来,也就是找到了很多方式的一种,但是你不一定要天天来复旦,你也可以请我们各位老师到同济去。但最关键的是你这颗心,你这颗心一直要为某种东西点亮。我自己的心就是点着,中国现在还有一亿四千万人是每天一美元的低水平生活,有两亿人是在两块美元一天,我们好意思天天占着那么多的资源,在这里奢侈地谈这些问题,所以我的人生很紧凑,有很多压力,我要知道我们的源腐败在哪里,我只能通过自己有限的能力讲,让更多的人去考虑这些问题,跟志同道合的人去分享这些价值观,为此我愿意做很多讲座,免费的,都行。只要是有人跟我共鸣,包括他可以不同意我,他反对我,在反对我当中,他说服了我,那对我思想更有了提升。这就是一种交流的过程。我想我们很多烈士,前辈都有这种情怀。今天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我认识的很多人,缺少了这种情怀。今天我觉得最令人忧虑的是我们提不出问题,更不知道去回答一个正确的问题,他问题都提不出来。今天你很了不起,你提出了问题。

 

:顺着这个问题我想补充一下,问一下张老师。刚才沈老师讲的情怀的问题,其实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我们大学生对自己知识结构的要求。我想问的是,您作为一个新闻从业的人,新闻从业的人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知识结构,您自己在新闻学院的学习,包括日后的从业,您会对新闻从业的后辈有一个知识结构上的要求吗?

 

:第一我想说一下,其实八十年代在复旦念书的时候,专业的选择可能只是一个大学考分的体现,那个时侯的新闻系学生,我们有很多时间在念哲学,念历史,甚至花很多时间在念一些刚翻出来的伦理学著作,那时候我们很羡慕哲学系的老同学,因为他们是复旦最漂亮的女生的偶像,他们从一个讲座做到另一个讲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一种知识批判的追求,我们想理解康德,我们想理解黑格尔,我们也想重新发现马克思为什么写《资本论》,现在这种对知识的crave似乎已经变得很少了。

 

当年同济虽然是个工科学校,当年中科大,其实是个人文气氛非常浓烈的时候,当时的校长管威严55年在莫斯科留学时候的中国学生会的会长,当时是中科大的校长,虽然他们是物理学家,虽然他们是科学家,但是他们基本的人文关怀,他们对自己的使命,作为一个读书人也好,还是作为一个比较criticalintellectual,他们这种抱负,他觉得他的知识是一部分,但知识来做什么这是更为重要的事情。

 

第二点,专业知识。比如我现在在英国金融时报,1884年马克思去世那一年创立的,120多年业绩当中有过九任总编辑,六人是学历史的。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份财经报纸,我们有很多同事是PhD in Chemistry, PhD in Physics,没有影响他们对一些大的事情的看法,不管是MIT,伦敦的ImperialCollege,其实他们诞生了很多思想家,当然丁立是希望你能转到复旦来,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成为你们同济的一个thinker,这才是中国教育的希望所在。

 

提问者6:西南联大为什么出了人才,汪曾先生给出的答案是自由。今天的大学不尽如人意是不是因为缺少这份自由,问一下邓老师。

 

:西南联大的现象是一个特别特殊的现象,或者是由于制度问题,你如果给今天中国所有的大学都自由,你试试看,一样不一定有好的学者诞生,不是那么简单的。坦率地讲,你现在去认真地读一下那时候刚写的书,也很一般,但我觉得那个时侯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出那么多的好学者,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西南联大最重要的人物都是那些搞学问的人,而不是不搞学问的人,当年的副校长,当年的书记吧,凡是那些带的,在那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学者,今天的大学,如果你来两个试试看,谁在前面?你叫主持人先念谁的名字?这个是根本,现在一个大学里,教授、学问、学生在这个大学的整个运作里面,根本就不重要,不是自不自由。你给他自由却没有地位。所以我觉得不能简单地归咎为当年有自由,当然我希望有更多的自由。当然坦率地讲,今天的大学有它的独特自由,你叫我们读书人做研究的哪里遇到什么障碍?我没遇到什么。我曾经写的东西,当然被批评过,邓力群他们把我做了批评,但是这无所谓,我照样做我的学问,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想想东欧,想想拉美,拉美那些军政府,就在拿枪突着你的情况下,这么没有自由的情况下,但是为什么所有做发展理论的人都知道的著名的依附理论。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却没有自己的发展理论,你还没有拿枪呢。不要去怪外部性的条件,最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和这样的外部性条件的共谋,导致的这个结果,不要以为知识分子是没有责任的,外部性的意识形态也好,不自由也好,对你有效的原因,是因为你与它的共谋,它才会对你支配,当你不跟他共谋的时候,它是对你没有支配力的,所以要检讨和反思的是自身。谢谢!

 

提问者7:第一个问题是刚才老师说的批判是指不断的怀疑吗?第二,各位老师刚刚讲的都是激励我们要做一番事业,然后做不同的人。各位老师怎么看那些甘于平凡就想做一个平凡人的人。另外,我觉得在大学里不是培养你创新、批判或是什么的,而其实就是告诉你客观世界是怎样的,然后让学生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鉴别能力和思考能力,可能是做一个真实的人吧,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做研究,喜欢写论文,那可以去写一些正确的垃圾,可有的同学他就是想跳跳舞唱唱歌,就想这样啊,那在大学里享受一下也没有关系,有的人可能想做更大一些,想批判这个体制,批判这个东西,我就是要让我的思想发光,去启发更多的人,使我的思想让更多的人觉醒受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大学也不是只培养后面那些类型的人,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想去批判,是不是更重要的大学应该培养那些鼓励那些人想做什么样的人就去做什么样的人,你有什么样的梦想,就去追求你的梦想,不要说有的老师让你去批判,你就去批判,跟你说不要写论文就不写论文了。这是我的想法。

 

:第一个我觉得你的问题都自问自答了。第二,在回答你的问题前,想问你,你想做什么样的人?

提问者7:我其实蛮喜欢大学,我想在大学里做一个老师。

:我问的是你想做什么样的人,你回答的是你想做什么样的职业?

提问者7:就是放松,唱唱歌跳跳舞。

:原来你是要做音乐老师。

提问者7:唱唱歌跳跳舞教教学生。就是让学生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你教学生什么?唱唱歌跳跳舞是吗?这两个问题是不是我安排一下,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和沈老师。沈老师你大学里唱唱歌跳跳舞吗?你唱歌跳舞也100分?

 

:我不会跳舞,我看人家跳舞很羡慕,觉得要学,但是回到办公室,想到要花那么多时间,我就不舍得了。杨福家校长讲过这样一句话,学校是个自由的地方,学校让你这种想法,而且让你实现你的想法,学校一定会让你实现你的想法,它是个好地方。我们提出一些更高的目标,即是要让所有人实现他的理想,你爱唱歌跳舞你去做,你不爱是你的自由,没人会限制你。但是前面讨论的是我们要保障我们每个学生和公民有实现他们理想的机会,同时,我们还有那么多穷人,如果我没大学仅仅是培养唱歌跳舞的,我们没有成功地培养出思想家,活动家来引导人民有好的想法来使国家进步,那么我相信在唱歌跳舞的同时是会受到良心责备的,这不是一般的单位,这是中国最优秀的十个、五个大学之一,我们国家很穷,人均GDP 五千,台湾两万多,香港三万,韩国也三万,新加坡五万,日本五万,我们是日本的十分之一。大学里的人,如果你的追求仅仅是唱唱歌跳跳舞,你会对不起很多由于他的学业不够优秀不能进到这里面的人。而且我觉得这是不矛盾的,开玩笑,你就一边跳舞,一边想这些问题,你可以专门拨出一段时间来想这些问题。乔·纳什,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家,他在经济学上是非常大的造诣,他想这些问题可能无时不刻不在想,但他一定会拨出时间给他的女朋友,跟他的妻子很好地生活。你不要非此即彼,一个完美的人是可以家庭生活很幸福,对社会有很多积极的推动,人家觉得他是从容不迫地考虑这些问题,最后他升华得很高,而不是他牺牲所有的自由,他一边在推动自由,一边在牺牲自由,他以一种极大的压力在创造东西,你也可以轻轻松松,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底线是要保障你的自由,第二要鼓励我们多数同学不以追求这个低目标为己任,而是要有一些更高的目标,但有没有还是自由的,因为这是一个liberate这样一个所在地。

 

:这个问题我觉得挺大的,我是觉得这个同学问到一个问题,如果有人想做平凡的人,其实我觉得大学作为一个知识界的批判的力量,但是我想大学是应该培养我所认为的正常的平凡的人,但问题是当下在中国大家要做一个正常平凡的人已经代价很大,就中国的制度本身来说,如果工程学院真的能够培养出好的工程师,房子就不会倒下来;农学院能培养出好的营养师,牛奶里面救没有毒品;甚至一个点心店里面一个很普通的人,他可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做的馄饨馄饨,油条是油条的话,这个情况将是非常不易的,就是做一个平凡的人。我觉得一个正常的社会,我自己理解大概有三个基本的标准,第一,一个人能够有选择,中国现在已经比三、四十年前有更多的选择;第二,一个人通过诚实的劳动,能够取得相对体面的生活;第三,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底线的问题,一个坚持的问题,我记得我上大学时,本科第四年,做论文时,我选了一个论文的研究对象当时已经被开除党籍了,当时系里面就找到我说,你论文刚刚开始,我们希望你能够换一个论题,我的指导老师跟我讲得很清楚,说你的学业各方面都非常好,但是你这个论文我都不用看,最多给你一个Pass,我当时在想一个问题,我当时就知道五十年代发生了什么,六十年代发生了什么,我想如果当时我们所有的平常人都能够稍微多一点点的坚持,可能中国的情况也许会有不同的结局。当然我非常感谢复旦的宽容,最后我没有像在其它学校一样,说你这个论文是反动的。最后到英国留学时,成绩单上的Pass 英文翻译后也不是特别难看,到今天我估计是否能拿奖学金还存疑。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很渺小,虽然我觉得丁立放弃做伟大的物理学家,成为一个International Relation expert我是觉得蛮可惜的,因为我的物理不好,我知道物理学家的可贵,最后我还娶了一个物理学家,

 

:是我的师妹。(观众笑)

 

:我很荣幸,去年我也参加了一个这样的活动。去年问我什么寄语,我当时比较低的要求,我说希望大家做个好公民。今天我好像自己有些激动,其实做个好公民是很难的,好公民一定有爱心,一定会去爱那一亿四千万可怜的同胞,如果复旦读下来都不知道要去爱你的同胞,跳跳舞唱唱歌,那是低层次的好公民,复旦应该不满足于培养这样低层次,当我们不能指望每个人都胸怀理想奋不顾身赴汤蹈火去救那么多人,那是很多人,是两个德国的人口,两个越南的人口,两个伊朗的人口,而我们都处在赤贫,就是extreme poverty。复旦就教你这个东西,也许你过去没有,但通过今天晚上的活动有了,所以我就没有白来一场。 Caring, loving不仅是你自己的personal pleasure,还有你同胞的freedom liberty.从这个角度讲,好公民的含义是非常深刻的。

 

:今天我带来两份杂志,这个杂志可能复旦档案馆不一定会有,(举起手中的杂志)这是19791月份的,应该当时中国最早的一份大学生刊物,这本刊物跟当时中国最早期的民主包括民选都有关系,我现在看了一下,当年似乎大家关注的问题,跟当前的中国都非常relevant。我们三十年前,三十五年前所谈的问题,还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我在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我们熟悉的一些人,包括一些在学术上大师级的人。里面有一篇文章是叫社会主义报刊民主和新闻法,这是在七九年时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四九年以后)提出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也需要有新闻法。现在三十四年过去了,我们还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然后这一份呢是一九八五年的时候,就是我刚留校那年,复旦八十周年校庆,那天讲过这个事情,当时我心血来潮决定用黑色的封面纪念复旦的八十周年校庆。当时的校长是谢希德校长,是丁立的导师,当时的书记是林克书记。居然没有一个人问了这个问题,说你这个封面背后的symbolism是什么。我说这是复旦的包容,这是复旦当时的气氛,所以我觉得当时的那么多同学会自己跑到印刷厂,当时的电脑是非常稀罕的东西,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是用一个个铅字织起来的,为了鼓励工人能够提高进度,我们都自己排,到排字房排字,我就觉得那时候的复旦既唱歌也跳舞,女朋友失恋的时候,没有女朋友的时候,也会有十字路口的感觉,但这不会影响我们,那个时候是有抱负的。

 

的确觉得一个每年要靠三十个农民四十个农民养起来的人,对这个社会本身来说要承担责任。这个责任里面有道义的责任,有专业的责任。专业的责任就是说你们目前所学的专业,如果你是一个记者你就当好一个记者,如果你是一个工程师你就当好工程师。你哪怕做一个很小的事情你也把它做好,所以我现在觉得中国现在是回归到这个最基本的……而不是现在空谈,所谓的创新,因为创新这个词字对中国来说没有意义。所以我就想借这个机会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很充足,因为当时的极度的对知识的饥渴以及我们本身对外面世界的无穷尽的幻想也好,想象也好,这个是你们现在很难想象的。我记得当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谭天乐他每个星期会有一天的时间提着一个三洋的录音机到复旦来介绍交响乐。那个时侯当你第一次听到贝多芬、海顿、莫扎特、勃拉姆斯、门德尔松的时候,你是会觉得你跟文明靠近了,你跟这个世界靠近了。所以我觉得跳舞还是可以搞,唱歌还是可以唱得。但是我们得知道这是文明的一部分,我们应该有责任把这些东西也能够传递。像当初阳初他们做可能就是这种抱负,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社会上得益很多的人他希望把知识传承,能够让平民能够享受。

 

:我说两句,这个问题好问题,我回答问题的方式跟他们不一样,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是这个问题提出的方式。本身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种假设,假设我们坐在台上的几个人仿佛在告诉人们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假设本身上有问题,这个假设不是你的错。是你听了太多的这样的报告,但今天不一样,我想复旦搞的这个学术讲座或者是讨论也不一样,就你一定要想到一定不是某个人在宣传说什么我们人都应该这样做,比如说我总说读书人,我不是在说人都要成为读书人,也不是复旦每个学生都应该成为读书人,其它老师讲到也一定不是这个,我在讲的时候是从我有限的知识,我自己是这样做的,告诉别人,我只是无数当中的一个,所以千万不要把它普世化,所以千万不要把它变成model. No! 什么学者,太平凡了,他在大学一点都不高尚,和其它职业没有区别,要害是你自己怎么做的,如果你认为一个读书人,一个老师,是应该那样的,你可以那样做,但是大家都对它有一个公认,有一个评判的程度,你做怎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都是你的自由选择,我之所以选择这样去做读书人,是因为我觉得我很愿意,我很幸福,我真的感觉到我的自由。谢谢!

 

:这是个好问题。但是我顺着邓老师的话讲,第一,刚才你讲到批判性和唱唱歌跳跳舞,我不同意沈老师讲的唱唱歌跳跳舞是低层次的,您还不会跳。我想能在复旦唱唱歌跳跳舞的前提,恰恰是有很多人通过独立的思考,批判性的作为,为你争取到唱唱歌跳跳舞的自由。第二,独立思考不是少部分人应该具备的素质,最可怕的情况,就是让独立思考能力成为少部分人的知识特权,任何一个正常的,平凡的人都应该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你具备了这个能力,你跳舞也能跳成中国的邓肯。

 

提问8:我想问张老师,您对东方CJ电视购物中心进驻复旦新闻学院的看法,我们中国大学是否在行政、经济的围剿中失去了它独立的精神?

 

:新闻系是我的母系,现在变成了学院,就像中国许多学院变成了大学。我曾经开玩笑说,按照中国的这个做法,MIT 麻省理工学院早就变成了美国科技大学。(观众笑)第一,我觉得校园的独立非常重要。我去年回到新闻系,我对新闻学院的院长提到这个问题,因为我看到很多广告,广告主要是为各个地方政府培养新闻发言人。我就提出了看法。作为客座,我说,一个系一个专业,不能既培养新闻记者同时又培养对付新闻记者的人,

 

当然如果我们回到现实世界的话,老师也需要生活,因为我知道教授的很多一部分的工资是来自培训费,所以我们现在处在你到底以什么样的criteria来做判断。刚才邓老师说,他为了读书,可以放弃女朋友,这可能对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来说可能觉得这个代价太高了点。我想讲的,现在中国校园的问题是在于,拆了围墙,官本位进到了校园里。中国的大学教授是有级别的,中国的大学是有级别的,中国的研究费用是有级别的,而这些东西跟教育的本意是相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前几年看到各个学校有校庆,校庆时只对两种人有兴趣,一种是当官的,一种是有钱的。我在北京工作,看到校庆时校友的饭盒都是有等级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堕落了,包括这两天所看到的,湖南省有个老师,高校的评委公开张榜说今年的职称评升要到了,每人准备好三到四万元钱,我刚看到时以为是有人开玩笑,直到新华社发了消息才知道原来真的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中国最大的问题,教育不是官场,老师要教学生,老师论文要自己写,研究要自己做,其实都是围绕最根本的问题,就如刚才邓老师讲的,我们高等教育就是培养平凡的人。

 

我记得我刚到英国留学的时候,在the Cambridge读语言的时候,有一天我看到一份报纸说,Oxford一个最有名的philosopher.我忘记哪个college了,好像是Balliol,研究了这么长时间的哲学,觉得有种无力感,他决定quit,他去做什么呢?去做了一个水电工,并且经过两年的努力,成为整个Oxford最好的水电工,我觉得我心目当中理想的知识人或者是读书人,我认为他应该拥有这样的品质,他既能够养活自己,同时也能够选择自己的精神世界,因为在那个两年当中,他觉得他成为Oxford最好的水电工是他的人生最高境界,我觉得你们应该给你们自己这种选择和自由。谢谢。

 

:最后决定让老师们给学生说几句话。

 

:去年我说做个好公民,今年我说做个开心的大学生。刚才顾老师说不同意我,其实我们是相通的。因为我说基本的是要注意保护我们每个人的自由选择,这种选择不仅仅在复旦要有,在中国的所有地方都要有,除此以外,我们毕竟是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了比较多的所在,毕竟大家经过千辛万苦进来,境界再高一点,就更开心。开心多个层次。这个开心,也让别人开心,别人开心,自己更开心,共产党员就是这样想,基督教恐怕也有很多这样想法,因为他要解放人家,他要liberate(就是受到suppression,只有这样他才feel free.17849).我到美国老布什总统的图书馆,前面广场上有一匹马,这匹马是用柏林墙倒塌后的材料做成的,下面刻的字:Set it free.让它自由.

 

自由是最开心的事情。首先是让自己自由,自己不自由怎么能让别人自由呢?但自己自由了,能唱歌了,还要让没有能力唱歌的人唱歌,因为他没有钱到这个唱歌的店,或者是他经济有压力,他quit读书了,他老早就去做童工了,他在很多忧郁之下就没有心情唱歌了。所以开心,是我今天要讲的。

 

赵:因为我经常在各地方游走,比较习惯把在各地方看到的值得我们做采访或者感兴趣的一些景观现象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我讲讲我当年刚刚从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到一个比较进步的社会去读书见到的两三件事情,也许对你们有启发。1975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明尼苏达州只有600多万人口,大多数人民都是矿工,乡下的,北欧的移民,收入不是顶高,但是这个大学校园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深有触感。有一个物理系教授,他出国去了苏联,那时候美国洋溢着反共的气氛,在美国共产主义是个禁忌,但是这个物理系教授要开一门课,叫共产主义简介,Introduction to communism ,这个学校不准他开,说美国没有一个大学可以教共产主义的,这个教授认为校园的自由是表示思想、知识的自由,没有命令法令可以抑制思想的自由,  。那时候我们在台湾高考还要考三民主义呢,而在美国认为这是不应该的,公司你可以不用共产党员,但是在校园里,你不应该禁止我教共产主义,学生觉得教授讲的话是对的,所以冲撞了学校当局,终于在革命了三年后通过了一个程序。即先开实验课,看有没有学生愿意选课,不算学分,结果经过两三年的抗争后,教授终于开了共产主义入门,结果,教室里挤了上千个学生,学校迫于民意,开了共产主义这门课。这是美国第一个大学开共产主义原理或入门的课。这个老师讲的话太令我感动了,他说我不一定要信服共产主义,但是我坚持思想和知识一定要在自由的领域里流传。所以刚才你们讲自由,讲正义,这件事对于我的心灵,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多大的震撼,直到现在,我还对这件事反复思考。另外,我不完全同意我们几位教授的讲话,因为我毕竟来自产业界,台湾的校园,学生也比较封闭一点,我不认为多赚钱改善生活有值得商榷的事情,因为人生也是要改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过于压力对于合法的赚钱合法的改善生活,反而会逼得大家做非法的事情,合理的赚钱的事情反而被东风压倒西风,很多事在暗度陈仓,反而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耻辱。谢谢。

 

:我就讲三点。第一,其实复旦会伴随你们在座的人一生,一个大学跟当一个总统一样,即便成为前总统后,还是Mr. President,大学就这样,复旦会伴随你一生,我希望。社会上有很多传言,说复旦的学生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复旦的学生比较傲慢的,比较小资啊,或者说是有灵魂但没用。但我说复旦的学生应该是有灵魂,而且是非常有用的。就我自己在国内和国外所看到的复旦人,他们都非常有专业精神,有抱负,另外有重要一点就是compassion. Compassion是我们中国教育中非常缺少的,compassion 是对不如你的人,对你的弱者,对你觉得能够施之于援手,能够做力所能及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举一个例子,很简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美国的investment banker他赚很多钱,他也预感到金融危机要到来,他在05年的时候quit了他的job,(他是美国财长,原来的CEO,他到清华大学做 Professor Ober Strategic Studies),当时朱基总理请他去那儿。他到清华后,想要开门课,这门课,他对清华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个,学生一定要他自己来选,当时我问他你怎么选的,他说我花了整整一个学期的时间,面试了将近三百个人,来自清华的各个系,每个人谈一个小时,每次都是同样的(18602pattern,前面半小时你自己讲你的story of your life, 第二个半小时由他来问问题,他最后有怎么样finding呢?他说这些学生都非常smart,对自己的career都有非常精细的打算,有非常精细的plan,甚至十八岁的时候已经看到四十岁了,但是几乎没有学生在跟他谈话的过程中说我能够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我是觉得It is time to plan.你的life。这点我非常同意丁立所讲的,中国将因为你们的抱负和你们的能力和你们的ambition,甚至你们想做的一些非常实在的事情因为我在英国时间比较长了,我每次看到那么多牛津剑桥非常好的学生毕业的第一年就去Africa到世界最穷的地方去做义工一年,他那边没有团委,他们那边没有党委,他们那边没有辅导员,到底是什么东西来驱使他,是因为他知道他希望用他的微薄的努力能够改变一些东西,其实这是我所理解的复旦精神追求。虽然我们相差,大家看到我看东西眼睛看不清楚,我也已经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但我想这点精神是可以传承的。谢谢。

 

:我讲两点,两句话。第一,一个大学,如果现在还没有高贵的话,应该培养这种高贵,不要以为流行的东西就是最好的,钱可以流行,商品可以流行,但它可以流行到很远的地方,一定不会高贵的,而高贵的恰恰就是我们自己的品格。第二,真的朋友,今天处在十字路口上,我讲的十字路口是这个国家未来的十字路口,包括这个世界的未来的十字路口,这个世界正在重新建构一个新的社会秩序,这个秩序往哪里去建,中国在未来的十年,你们一定会记得我今天讲的,不是大变,不是大的进步则有大退,而无论是大进还是大退,都和你们这代人的命运紧密地勾连在一起;而无论是大进或是大退,都需要有足够的知识和准备,很遗憾,今天中国的知识界还没有这种知识准备,希望在座的诸位和我们一起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的未来,多做一点知识上的准备。谢谢大家!

 

:说实话我做这个活动主持了好几次,我觉得没有意思。这种活动都是教得很浅,但是讲话的感情很深。刚才沈老师说我顾老师我不敢当,我只是中文系一年级的博士生,我讲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在我三年前要不要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是汪涌豪,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觉得读书难不难,我说在我看来还比较简单,他说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事就是读书,我问他为什么,他跟我讲,因为读书不用看别人的脸色。我想讲的意思就是刚才我们所有老师都在讲的,说着说着冒出一个共同的词汇,所谓独立,不依附别人,用赵老师讲的,你能够在你人生的不知不觉的时刻,向你不知不觉的一个人物你拥有拍板的权利和能力,我相信这个是大学时代给我们的。所以刚才邓老师也讲了,无论时代大进还是大退,我们不仅是对一个老板,未知的老板拍板,翻桌子的权利,更重要的,像邓老师说的,我们可能真正成功的勇敢的一部分,是我们还有对时代大势有拍板翻桌子的权利。这是我今天个人学习收获的,谢谢大家一起度过宝贵的时间,分享在座老师的经验。

谢谢老师同学,晚安!

 

影儿梦

 

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自我标榜高人一等的智慧的,也不是因自身得不到特权(这远不是基本权利)而疾呼普世价值的乏的。他们从来不把自身与众生区分出地位的高下,不去呼吁悲悯,而是视它如呼吸,对他们而言,使命与爱就像空气,无需被用作勋章,无需被用来标榜。生命之外有一个沉重却欢愉的寄托,那是真理,或是家国。

 

家国究竟是什么东西?我问自己是不是真理是不是从来不该局限于疆域?对家国的挂念是不是只是放大了的利己主义?这个想法出现的时候我感到内心深深的抵触,关于家国,一定有些什么是别的一切所无可交易的。也许就像张力奋在招聘时要求中国留学生手写的一行中文字,也许就像一个在这个人主义膨胀的世界似乎什么也不能代表的姓氏。有些语言你即使不再常用,从嘴里说出来还是觉得安全,有些字眼你不再听到它却还是你的胎记。两年前决定本科不出国的时候有人说我白学了英语,我反问她是不是白学了中文。在看多了高中生带着优越感和离开的成就感飞赴远方,仿佛在被名校录取的一刻就已树好了人生的里程碑之后,在目睹fx被问到人才流失问题时的麻木和盲目,把附中定位为人才出口中心之后,我发现人们已经找到了和沈丁立方向相反的坚决信仰。我该承认,在这个问题上自己从未淡定过,对于这片土地的眷恋,对于土地给予我的血缘和姓氏以及她的淤青或伤疤。目前我一人无力阻止她生病,更无力强求这个母亲的其他孩子在一个身份认同如此脆敏,选择自由如此开放的世界里去喜欢一张衰老的脸庞,去喜欢一个亲手将孩子送走的家人,我努力想用她的哪怕是一缕青丝去系住那些逃逸的脚步,然而若是连语言,这思想的家园都在游子心中枯萎,我该拿什么劝他们在渐行渐远的路上回头应一句牵挂的乡音呢?此去该是萍归水,烟随风。

 

今天,在午夜,我在灯下写着荒唐的主张。我没有任何立足点以对在自己能力所及之处以追求个体幸福为首要任务的孩子们,或许全球化只是将不平衡的主题从人际扩大到国际,从我所在尖端的那个金字塔扩大到了一个我无所盘踞的庞大阶梯,每个人都有了空前巨大的向上攀爬的机会,却也同时目睹着金字塔底空前绝望和徘徊的众生的挣扎。正因为如此,人性足以展开它最雄壮或卑鄙的一面,它可以用来倾轧或竞争,用于利己,也可被用来援助或关怀,用于悲悯。这两者可以不全是尖锐对立的,然而在人生的时间轴上的某个坐标你我会站在这个十字路口,面对克利夫兰号,想着上还是不上船,面对星条旗,想着誓还是不宣誓,站在象牙塔门口,望着外面纷杂的世界,想着出还是不出去。

一边是沙洲一边是溪涧,流浪者还是会选择燥热,因为那是他之所以为他,命之所以为命。一边是岸陆一边是海洋,美人鱼绝不会犹豫,因为爱让痛苦不再是枷锁,转而变成甜蜜的负担。归去来的选择是学人所无法回避的,折中无法成为托辞,因为灰色地带究竟有多灰取决于如何定义黑白,我们需要承担选择的痛苦,因为我们的生命和使命都有限,因为我们是人,因为我们有心。

 

“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不一样了。“胡适说这话的魄力终归源于这个横跨大洋的流浪者对精神家园忠诚的依。

 

游萍尚有根,候鸟亦归巢,炊烟犹带香。有所记,有所依,无论你在哪里。是为志,与君勉。

 

 

 

 

 

 

 

 

 

 

 

 

 

2012 / . 05 / . 26

读 陈冠中《什么都没有发生》

崭新的房子马上腐蚀 铁一下生锈 红酒隔夜变酸

你让日子如滚石 是不敢留青苔 还是不想留青苔

你安静地看着流水 只是害怕负了别人 多了羁绊

于是不敢相信爱情

2012 / . 04 / . 20

自由是风吹的牛皮1

自由是风吹的牛皮1

从小到大我听过和吹过无数个牛皮,这些牛皮千姿百态。从打怪兽的履历到把妹的传奇,从格式化的检讨到不够格的情书,从为赋新词强说愁到没话讲时用来掩饰的“欲说还休”。现在想来,大多数的牛皮都是很友好的,根本不像刚被吹破时死得那样张牙舞爪,可能是拆穿牛皮的人为了显示自己特别牛逼无形中把这些牛皮说得狰狞了一些。这些牛皮承载了快乐的回忆,我总是先想起它们再想起他们。

小时候,富有正义感的我总喜欢拆穿牛皮。可能一些牛皮确实缝得太差,让每个功能健全的人都身不由己地成为庖丁。有一天我发现因为有大量像我这样的人存在,牛皮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我听故事的机会也越来越少,生活少了不少乐趣。从那以后遇到迎风飘荡的牛皮,我总是微笑聆听沉默不语,宁愿让别人认为我在装逼,也不错杀一个牛皮。后来我知道这是生存在这片土地上必备的宽容和冷静。但唯独有两个段子让我蠢蠢欲动。其中一个叫国旗下的讲话,相比其他牛皮,这个段子既没有营养也没有荷尔蒙,既不让人兴起也不让人勃起,并要求听众严阵以待。三九寒冬,烈日酷暑,这个无趣的牛皮总是像一趟永不晚点的航班飘在空中。快结束时,无论平日里是凶神恶煞还是小鸟依人每个听众都像一朵含苞待放的小花迎来春的气息。

另一个,叫做自由。

这是个很好的牛皮——如果它不是从人那里吹出来的。在谷歌上搜索“自由”会有980000000个词条。在这个浩瀚的二进制海洋里,有政客的宏伟叙事,有学者的理论研究,有单反相机里的待PS相片,有商店橱窗里的已PS明信片,有旅行社的广告,有房产商的诱惑。一个牛皮承载了那么多鲜明的符号,每一个符号用那浓重的色块就足以压垮它。

如果自由有符号,那是风。没有风怎能勾起往事,没有风怎能突然歌唱,没有风怎能提笔写诗,没有风怎能说走就走,没有风怎能放肆流泪,没有风怎能放声呐喊,没有风怎能孤独流浪,没有风怎能感慨人生。我听到风,我看到风,我触到风。当我坐在交通工具上伸出头,如果我感觉是风推着我前行,那证明我的心还活着。如果没有风命令我要自由,我会认为这个世界是假的。我无法想象有一天当我骑着车却感受不到风的召唤。世界变成了一台运作不息的机器,人类的一切活动变成单纯的做功。世界的大脑就死去了。

自由是风吹的牛皮。

我记起我学会骑车的第一天,我兴奋地穿越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用傻逼般的笑容和抛向脑后的黑发告诉这个世界我拥有了自由。

如今这是我吹得最熟练的一个牛皮。每当我碰上些好事却装不出好逼,每当我碰上些坏事却斗不过坏蛋,我就吹起这个牛皮。

我觉得这个牛皮无比牛逼,除了它不能在国旗下的讲话时吹。

 

 

 

南人

12.4.20

2012 / . 04 / . 12

国风

捏一个泥人像你

然后狠狠地骂它

骂它

纵我不往

子宁不嗣音

 

剪一个纸人像你

然后轻轻地夹在书里

让它念

维子之故

使我不能餐兮

 

泡一壶茶

就像有你微笑的

阳光和草地

匪汝之为美

美人之贻

 

写一幅字

就当做我代你作的

最后的回答

将仲子兮

无逾我里

 

孤翼

2012.3.29

2012 / . 02 / . 26

《旦生》第八期约稿函

小说接龙:

 

自第八期起,每期刊登一位作者的续写章节,每章必须提到事先给定的三个词语,但不能以之为任何代称;为保证故事连续性,不允许使用穿越技能。

 

第八期给定词语为:电脑(Kira)、豹子(孤翼)、雾岚(影儿)

 

 

 

羲和诗社:

 

  格:词,支微韵。

 

题:“重到故乡交旧少,凄凉,却恐他乡胜故乡。”——陆游

2012 / . 02 / . 19

张隆溪:阐释学与跨文化研究

 

2011121日张隆溪教授“光华人文学者”系列讲座笔记照相版) 

 

阐释是人生之必须,全球化时代跨越语言和思想界限尤显重要。文化差异构成了不同语言,结构主义语言学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流行于西方,开山鼻祖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认为:“任何一种符号都在与其它符号的比较中显出本义来。”所有意义都在差异中形成。斯宾诺莎(Benedictus Spinoza):“一切肯定都是否定。任何个别事物若非有自身之外原因使其行动,则其本身不存在,他将其作为伦理原则。至此,这还无关乎文化。

 

真正将阐释学与跨文化联系起来的是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说同一语言者构成一文化共同体,之间存在距离,遂而有了阐释。西方的教堂、城堡对于中国人,中国的庙宇之于西方人都颇有吸引力。何以如此?20世纪初谢阁兰(Victor Segalen)在《异域情调论》中写:“异国情调就是差异观念,与旅人的猎奇不同,它是主体感到与客体有距离,并觉得客体饶有兴味的结果。”索多洛夫:“只有城里人才会欣赏自然,农人本就浸在自然中。”欧洲人曾认为,异国情调会随着理解加深而减退,从而在观察异邦时丧失诗意,也不再敏感。他们并不希望文化的神秘感随着理解而减弱。从欧洲人的情境出发,对中国难免有优越感。鲁迅谈到赞美中国的外国人,认为有两种是不可恕的:“其一是以中国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的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加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认为:“西方人并不希望了解阿拉伯,而是希望建构一个西方以外的东方。”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殖民地独立潮让西方人开始自省。曾经习惯以欧洲标准强加于人的殖民者目睹了此时欧洲中心主义被批判,而文化相对主义应运而生。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是大多数亚洲文化学者的原则。”文化相对主义者怀疑不同文化间存在理解和解释的可能,否认不同国家的人有共同价值。耶鲁大学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在The French Exotic中写:“法国人建立起一个互相映证的中国元素体系。”20世纪初斯特劳斯(Claude Levi Strauss)在《原始思想》中过分强调了中西思维的区别,认为“中文无法构建抽象思维且没有语法,完全有别于印欧语,这说明中文缺乏超越的抽象思维。中文里没有本体存在(ontologie)这个概念,没有超越现象而永恒的真正的存在。论断:当时欧洲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不但是与欧洲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且面对的是另一种人类。于连论《文心雕龙》时则是在把中国文化当作他者研究。他研究东方是为了审视自我,因而汉学成为了一种新工具。“由于中西语言文化皆不同,则可以东方反观西方。中国人摆脱希腊人的框架,他们的文化是完全独立于西方的。”福柯在Order of Things序言中提出“异托邦”概念,提倡用结构主义观念看文化系统,认为文化基本符号使文化有价值,因此将某本中国百科全书中无逻辑的编排作为中国人的普遍逻辑。于连(Julien Leclercq?)强调中文与希腊文,欧洲与中国的对立。他认为中国人对真理,自由,逻各斯,上帝皆无所谓。逻各斯通向起点,超越的起点,而道却通向“无”。我认为于连的论述是自我循环的,因为结果已在目的中注定。未知事物的魅力在这种研究中变为扭曲形式的自恋。

 

对文化差异的强调绝非法国才有。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认为文化差异是不能通过翻译弥合的。人种学与文化人类学领域,相对主义被广泛接受,光在部分著作书名中就可见一斑,例如Richard E. NisbettGeography of Thoughts – How Asians and Westerners think differently and why

 

不同文化和民族群体的人在心态、思维方面的确有差异,但于连忽视了种群内部也存在差异。他以为中国人把世界理解为一个圆,而西方人则理解为一条直线。而他所忽略的是,实际上圆在西方也是具有传统象征意义的符号。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圆,象征世界的密码》里即说”The eye is the first circle.”丰富的文化是不可简化为一个形象而进行比较的。

 

于连亦说:“古希腊有真理,而中国无。”而剑桥古典学会主席桑德斯(John Edwin Sandys却认为,客观论(真理不移动)、相对论(人是万物的尺度)、怀疑论(真理不存在,人也无法认识或表述它)是古希腊对真理的认识之代表,可见古希腊人对真理没有达成共识。于连抹杀了西方文化的内部差异。他同样未能窥见的是中国文化的内部差异。《论语·修身篇》:“是是非非谓之知,是非非是谓之愚”与《庄子·齐物论》:“彼亦是也,是亦彼也”即文化内差异的体现。

 

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写到“科学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一种新范式”“地心论与日心说若全无共同语言则无法发生争论。库恩认为范式之间无法通约。在文化上,这成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根源思想,致使身份政治获得了合理性,从而导致了新部落主义,不可通约性假设了跨文化理解的不可行。

 

对此,阐释学的基本观点是:理解不但是可能且是必要的。伽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使用语言参与对话时,阐释无所不在。有意义的问题是怎样跨越文化差异形成互相理解。翻译的情形的确能帮助人理解理解的过程,但不能理解文化本身。Where there is understanding, there is not translation but speech.只有说话,即用外语思考,才是理解异己文化的正道。翻译只是译者的重新创造。完美的翻译和完美的说话都证明理解是可能并必要的。

 

理解并不是差异的消除,而是视野的融合。我们不反对差异,但反对差异的绝对化。如对于不同文化中宗教地位的讨论。当我们说道教对于中国和基督教对于西方世界的意味不同,在中国政治带有宗教性(e.g.忠字舞),文化传统本就世俗化,在西方宗教带有政治性,世俗化是指政教分离时,我们便是将有差异的两者放在同一视野内讨论。

 

跨文化研究中,求“同”还是“异”,要看具体情形。伽达默尔认为,两人对话有似苏格拉底的质询:问题是开放的,但开放程度是受问题限制的。异是必定的,只是在within-groupbetween-group间程度不同。注意文化内多元性,勿将文化简化为形象。我们要参与对话,但真正的对话不受对话意图影响。因此,我们不预设对话,而是落入其中;我们是被对话所引导,而非它的引导者。

 

阐释是不断接近,而非穷尽真理。

 

 

 

影儿梦呓:

 

    他说的你懂了么,不全懂才是正常的,有语言处即有误解,因而才有阐释的空间。当年老维在博士论文答辩面对罗素和摩尔时的那句“没关系,我知道你们永远不会懂”,与其说是戏谑,不如说是注脚,对于他的论文的剧场版注脚。

 

    张教授对于跨文化对话的乐观,窃以为理论说服力不够,但是大多数人总还是主观地愿意相信。Causon McCullers在《心是孤独的捕手》中将这种莫名的相信归咎于Maybe when people longed for a thing that badly the longing made them trust in anything that might give it to them.

 

    从前在附中听王希明讲有人不把文科当作科学,因为认为对于一个问题可以众说纷纭没有确切的意见,因而谈不上知识,他却觉得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社科只是拥有数量更少的范式,本质上说来也没有确切的意见(当几何学中仅存欧式和非欧两个范式时社会学中学存在林立的学派)。这使我想到,跨文化之所谓“文化”之于亚文化(汉文化和吴文化),语言之于不同的话语体系(人民日报体和淘宝体),正如几何体系之于社会学派,只是一种涵盖范围更广,相对更宏观的范式。故若范式之不可通约性成立,则将范式无限细化,“一人一世界”并不是什么introvert用以拒绝交流的托辞。

 

 

    说得够多,作罢,不解释。If you can’t understand my silence, you can never understand my words.

 

 

2012 / . 01 / . 15

血管

 

     冬天,小孩子喜欢放火,然后引来保安和大人,甚至还有帅气的消防队员们。这其实是引起注意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放寒假的孩子受到的关注比平时更少,不能到学校里捣蛋了,不能再被老师特别地拎出来了,于是只好挑逗小区里的人。一把火烧起来,看得到火的窗户里有一半会冒出个头来,再一半会缩回去,再一半会嘟囔几句再缩回去,剩下的会和我一样饶有兴致地看着,最后有一个和我妈一样会打电话给物业。看着自己的作品引起这么多人的慌乱,一定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所以每年冬天这草地应当都会被烧个两三次。

草地当中也有路。就在去年,这些路翻修,我爸和我妈争论,一个说会做成柏油路,一个说会做成塑胶路。眼看我爸已经赢了,结果在柏油上又铺了一层鲜红的塑胶。于是为了调解矛盾,我说这其实是一条塑胶柏油路。塑胶柏油路踩上去很舒服,闻上去很恶心,还好边上都是吸收味道的植物专家。塑胶柏油路新铺好,鲜艳的颜色真惹人喜爱,许多邻居都穿上其他颜色的衣服上去走路。我记得有一个人穿了一件绿色的夹克衫,就感觉边上的一丛草窜到了红色的路上。

有一个晚上,月亮又大又亮,从楼上看草坪上的路也很清晰。借着月光看,路已经是暗红色。一个遛狗的中年妇女牵着一条体型不大却劲道十足的黑色凶狗在路上横冲直撞地走着;另一位简直就被牵着飞起来了。

这时我忽然觉得,这暗红色的路就像一片血管长在草地里,人和狗都是匆匆流过的胆固醇。我还能听到某处心脏搏动的声音,扑通,扑通,整片草地都起起伏伏。后来月亮渐渐被黑云所绑架,暗红色的血管越来越暗,直至消没成黑色,融化在夜色里。血管的流动停止。它终于死了。

 

                                     孤翼

 

2011 / . 12 / . 04

【说文解字注】“鍾”“書”

 

鍾:酒器也。古者此器盖用以宁酒。故大其下,小其颈。自鍾倾之而入于尊。自尊勺之而入于觯。故量之大者亦曰鍾。引申之义为鍾聚。从金。重声。职容切。九部。

 

书:箸也。此琴禁,郭之例。以叠韵释之也。敘目曰。箸於竹帛谓之者,如也。箸于竹帛。非笔末由矣。从聿。者声。商魚切。五部。

2011 / . 11 / . 30

跟某人的风:富余图书一览

接下去俩星期暂时木有时间看书了......

《人类学的邀请》 卢克·拉斯特

《纯粹理性批判》康德

《法哲学原理》 黑格尔

《理想国》 柏拉图

《谈美》 朱光潜

《中国大历史》(旧书)黄仁宇

Guns, Germs and Steel. (盗版英文书)

《只谈风月》 锵锵三人行

《我想重新解释历史》吴思

《中国大学十讲》 陈平原

《中国知识分子十论》许纪霖

《社会学的想象力》 赖特·米尔斯

《The Story of Mankind》 von Loon

《佛学常识》太虚

《读书指南》梁启超

 

 Kira

2011 / . 11 / . 29

【说文解字注】“普”“通”“青”“年”

普:日无色也。此义古籍少用。衣部袢下曰。无色也。读若普。两无色同读。是則普之本义实训日无色。今字借为溥大字耳。今詩溥天之下。孟子及汉人引诗皆作普天。赵岐曰。普,偏也。从日。并声。小徐本如此。韵会同。并古音同傍。普从并声。又转人虞模部。袢读若普。知普古音亦读若伴。以双声为用也。滂古切。五部。

通:达也。达双声。达古音同?。禹贡。达于河。今文尚书作通于河。按达之训行不相遇也。通正相反。经传中通达同训者,正乱亦训治,徂亦训存之理。从辶。甬声。他红切。九部。

青:东方色也。考工记曰。东方谓之青。木生火。从生丹。丹,赤石也。赤,南方之色也。仓经切。十一部。丹青之信言必然。俗言信若丹青。谓其相生之理有必然也。援此以说从生丹之意。凡青之属皆从青。

年:谷孰也。尔雅曰。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年者,取禾一孰也。从禾。千声。奴颠切。古音在十二部。春秋传曰。大有年。宣十六年经文。谷梁传曰。五谷皆孰(熟)为有年。五谷皆大孰(熟)为大有年。

2011 / . 11 / . 19

【说文解字注】“旦”“生”

按:记得高一时买过厚厚一大本《说文解字注》放在教室后面玻璃橱里,写篆字、刻章什么用用,可惜后来明珠暗投,不知所踪了。昨天听了黄老师讲座,大家也对解字很感兴趣,特陆续发上一些,以资消遣。若有难懂之处欢迎讨论;若有建议欢迎提出。

版本: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汉 许慎 撰

(大字是许慎写的,小字是小段写的)

旦,明也。明当作朝。下文云。朝者,旦也。二字互训。大雅板毛传曰。旦,明也。此旦引伸之义。非其本义。卫风。信誓旦旦。传曰。信誓旦旦然。谓明明然也。从日见一上。一,地也。易曰。明出地上晋。得案切。十四部。凡旦之属皆从旦。

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下象土,上象出。此与“出”(左右两个貌似是出的异体字)以类相从。所庚切。十一部。凡生之属皆从生。

  转自 《旦生》
2011 / . 11 / . 18

续手植薄荷记

    恍恍然兮,日月之不逮;慭慭然兮,风雨之不调。兰芷不发兮,待君子而抽枝;枯干萧条兮,佳人其谁与?

    今入复旦园二月有余,携佳侣薄荷一盆共宿。然置于案头,终日无光。俯仰而观,竟无可置之处。而绿叶渐黄,枝条细软,几欲先去。无可奈何,遂忍痛暂别,置于细窄之窗台上,欲接天地之灵气。三日之后,不复恶化;稍加修枝,芽苞遍开。七日之后,即有涅槃之宝相。剪下小枝,尽养水中,取生根存活者,埋于新盆中,几日即活。

每逢友人诞辰,概无所赠,唯书与薄荷而已。佳期将至,恰有此盆,慷慨赠之。盆上书:“梅傲有高洁”,与友人气味相投,恰如其分。此盆伴吾不过一月,嫩芽初露,亦有深情,如待字之幼女。因告之曰:

    此株生而未发,若善待之,则可尽观生长之全程,此为最悦人之景。每枝待其长至一指,需忍心剪其梢芽,方可使其亭亭玉立,粗壮遒劲。若有蔫萎之相,可速令余复活之。

 

 

                                                 辛卯十一月 复旦园野书斋

                                                                    孤翼

2011 / . 11 / . 17

【公告】《旦生》第七期开始征稿

《旦生》第七期开始征稿啦~截稿日期2011年12月31日行了吧~

所以,勤奋的作者们,关注的同志们,潜水的亲们,赶快投稿吧~~

小站管理者可以直接发上来;

小站关注者可以投稿;

小组成员可以发到小组;

其他可以发到fdnewborn@163.com

希望作者群可以突破我们的小圈子,保证给新作者以鼓励!

文体不限,字数任意,欢迎各种正常和奇怪的东西。

原创为主,推荐注明稿源。对《阅读信息》有承诺的同学请好自为之,呵呵。

热闹起来吧!!!

2011 / . 11 / . 17

富余的书

        鄙人搜集书籍的癖好甚重,并与好友共发现有“所购之书超阅读总量百分之百”的可能。看到书架上一直想看,现在又不想看的书,感到万分纠结。在PT上更荡下PDF著作无数,聊作葛朗台式的幸福。

        现在将一些寝室里闲置的书挂出来,大家可以问我要来看。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诗与宗教》、《存在与时间》、《社会分工论》

       商务汉译名著《论实证精神》、《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马克思韦伯

        《社会学的想象力》

        《世界的中国观》《香港与中国的前途》《香港政务官阶层的构成》(写于香港回归前)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报告》

         《人格的发展》

 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汪晖《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

 《钱锺书与现代西学》《张爱玲与白先勇的上海神话》 

《重新发现社会》熊培云         《民主的细节》刘瑜

《涂尔干死了!》阿瑟伯格

《寻觅意义》王德峰    《宅兹中国》葛兆光

《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康德        

《城市暴力的终结》《现代社会学》《西方政治传统:现代自由主义发展研究》《社会科学——超越建构论和实在论》《中国社会思想史读本》《后形而上学思想》哈贝马斯

《易卜生戏剧四种》 《斐多》 《英国诗选》 《鼠疫》加缪    《罗曼采罗》海涅

 《荒原狼》黑塞

《共和国部长访谈录》

《叶灵风散文选集》《汤用彤选集》 《顾准文集》《邓小平文选》《暮云集》吴鲁芹

已借出:《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杜鲁门卡波特、 《波德莱尔》萨特、《政府论》、《社会契约论》

                                                                                                                  孤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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