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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 . 08 / . 21

慕容雪村:袋子里的中国人

北京——2000年夏天,一位前同事交给我一个密封的档案袋,说我们公司——一家销售汽车及机器设备的国营公司——已经破产,我应该自己把档案送到人才交流中心。人才交流中心是一个政府机构,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管理中国公民的档案。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数以亿计的中国人都有这么一个袋子,里面装着他们的秘密档案。

在人事档案制度初期,共为四类人建立了档案:为干部、学生、职工和军人。这项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控制中国公民,主要由其档案所属的“单位”来实现此项控制。 数十年来,档案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工作调动、升职、入党、迁徙、分房等人生大事都离不开档案。

根据档案管理规定,我无权查看自己的档案,更不能打开这个袋子,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中国,很少有人能看到自己的袋子,只有政府和政府控制机构中的特定人士——某些党员——才有权查看,它是中国政府控制民众的秘密工具之一。和极权社会的许多秘密武器一样,人事档案系统的效用也在与日递减,“死档”、“弃档”日益增加, 不实信息比比皆是。尽管如此,人事档案依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装着谎言袋子甚至可能决定人的命运。

在那时,人才交流中心的档案管理费是每年120元(约合15美元)。我不想付这笔钱,也不在乎什么“法律责任”,回家后直接撕开了那个袋子,把袋中的每一页纸都看了一遍。

最早的文件是一份《入团志愿书》,1989年5月26日写的。当时我正在东北深山中的一个小镇上读初中,而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青年学生正在抗议政府的腐败专制——这两件事并无关联,组织上也批准了我的入团申请。从此以后,这个袋子就变成了我的一部分,跟着我从小镇到北京,又从北京到成都,我至今难以想象,是什么样的系统和力量,才可以让这个袋子走过几千公里的路程,走过大半个中国,而我却对它一无所知。

这个袋子中有一些谎言是我自己编的。虽然档案中的许多表格都附有《填表说明》,要求我们“必须抱着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填写本表”。但我实在算不上老实,高中毕业前填的《家庭情况调查表》,我说我的妈妈和姐姐都是党员,但她们不是,编造这种谎言的目的非常简单:家中有几个党员总不是什么坏事吧?在奖惩一栏中,我说自己获得过征文比赛和演讲比赛的大奖,这纯属虚构。这些谎言轻易就可识破,但从来都没人找我谈过,以至于我怀疑根本就没人认真翻阅过我的档案。

还有一些谎言是老师和同学帮我编的。在课堂上,我的老师都教导我们要爱共产党、爱中国政府,但作为成年人,他们知道这些评语将伴随我的终生,所以在私下里,他们也会为了自己的学生的未来,尽其可能地为我说好话,甚至还要冒一点小小的风险。

在《学年评语表》的“担任工作”一栏中,我高中的老师说我曾担任共青团的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以及某所小学的课外辅导员,这些我都没干过,我甚至不知道有那么一所小学。其实我当时并不是一个乖孩子,虽然成绩不错,但经常旷课,常常跟同学打架。

在《社会实践活动登记表》中,我的老师们说我曾参加学校的军训,还在1991年的春节去慰问过军烈属——这是共产中国最经典的好人好事——这些事我一件都没做过。

中国政府的档案制度绝对谈不上善良,但从我的档案中,还是可以看到中国人温暖和友善的心。比如我的老师们对我言过其实的褒奖我,但在另外一些时候,因为其随意、模糊以及信息不透明,来自他人的评语常常有可能变得险恶,甚至毁掉人的一生。

我的一位初中同学曾经因人事档案而遭受挫折,他是一位国企员工,1998年想谋求更高的职位,口试、笔试的成绩都很优秀,但最后还是失败了。他反复找领导追问原因,领导告诉他:其实我对你也很满意,但你的档案实在太难看了。他至今不知道自己的档案中写了些什么,但显而易见,他的袋子已经成了他人生中难以背负的负担。

汤国基的故事更加伤感。80年代早期,他是湖南益阳师专的一名学生,在就读期间,他曾致信媒体和政府,批评自己的老师及系领导。从1983年毕业后的20年中,虽然他才华出众,却一直找不到一份正式的工作,有些单位本来打算录用他,却总是一次次变卦,当地流传着他患有精神病的传言。直到2003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汤国基才知道原来这二十年的霉运都缘自其档案险恶的评价,一位老师这样写道:“(汤国基)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不宜担任教学工作。” 

 虽然纸质档案的作用在减弱,但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政府还是不乏新的手段。今年5月,政府宣布将推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这将是更先进、也更强大的秘密档案,《人民日报》的报道称:征信系统能够覆盖社会成员所有活动的方方面面,不留死角,包括公民的网上言行,都将记入档案。

假如一个人的网络言行被政府判为“严重失信”,那么这个人将面临重重的限制,“寸步难行”。可以想象,在不久的未来,如果某人在网络上发表了不利于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言论,那么银行将终止他的房屋贷款,交管部门会吊销他的驾驶执照,医院将拒绝治疗他的疾病。

在我的前半生, 一个阴魂不散的纸制档案袋时时跟随着我,记下我的每次迁徒和变动;在我的后半生,我会拥有一个电子档案,我可能不会知道其中有什么内容,但无论我走到何处,它都将是我余生沉重的负担。

慕容雪村为《纽约时报》观点与评论版特约作者,出版有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原谅我红尘颠倒》及非虚构作品《中国,少了一味药》等。本文英文版发表于《纽约时报》。

源地址: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820/c20murong/

2014 / . 05 / . 21

托马斯·弗里德曼“广场人”怎样从颠覆走向重建

在1995年的一次著名采访中,戴安娜王妃(Princess Diana)谈到了她破裂的婚姻和查尔斯王子(Prince Charles)的不忠。她说,“我们的婚姻里有三个人,这有点拥挤。”最近,当我试图描述“广场人”所引发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变化时,我想起了这句话。“广场人”指的是一群新近联通起来、充满抱负的中产阶级人士,从开罗到基辅,从伊斯坦布尔到德黑兰,从突尼斯到莫斯科,他们聚集在广场上,要求对自己的未来有更大的发言权,要求更好的政府治理。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发现,这些广场人就像是一个自发出现的第三政党,夹在他们和驯服的传统的反对派之间,因此,他们的政治变得有点拥挤——但有趣多了。

的确,作为这些刚刚形成网络的政治力量聚集、合作和推动变革的场所,“广场”的确正在颠覆传统的政治和地缘政治。但接下来最需要关注的是,哪些广场人能从颠覆走向重构——可以利用其追随者的能量和初生的渴望,把它们变成政党、选举和善政。当然,今天的这些激动人心的例子中,最有趣的要数乌克兰的广场人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之间的对抗。

普京此前只是在盘算着自己的腐败勾当,他与邻国乌克兰保持着一种仅由两者构成的关系,而曾经统治乌克兰的亲俄领导人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更加腐败。突然间,从社会下层自发地聚集起来了一批新兴的、联通起来的、雄心勃勃的中产阶级乌克兰人,他们厌倦了体制腐败,厌倦了落后于欧盟邻国的状态,要求亚努科维奇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和贸易关系。他们还要求了一些东西,这种东西现在每个广场都十分常见:作为拥有权利和义务的“公民”的待遇,而不是被当做寡头政治家或外部势力的玩物。

然而,亚努科维奇却选择与俄罗斯建立更密切的经济关系,于是,基辅的广场人推翻了他,这全面地挑战了普京受克格勃(KGB)影响的世界观。普京不相信政治抗议可以是自发的。如果一大批乌克兰人聚集在基辅的广场上,要求结束腐败,与欧盟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这只能是因为中情局(CIA)、北约(NATO)或者欧盟煽动或收买了他们。普京的思维模式完全是自上而下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结合可能会让“民众”看到以前所看不到的东西,并赋予他们与彼此合作及自下而上采取行动的工具——这对普京来说绝对是奇谈怪论。

普京正在向后看,企图利用本国的自然资源恢复俄罗斯的沙皇帝国,而基辅的广场人却在向前看,试图与欧洲合作,从而开发自己的人力资源。他们相信,与欧洲经济一体化将从外部带来司法改革、透明度和法律规章,这些是他们无法从底层创造出来的,也是他们的领袖永远不会从上层推行的。对于基辅的广场人,欧盟和乌克兰的合作是国家复兴的重要手段,但对普京来说,这是对他“势力范围”的直接威胁。

土耳其也一样。为了抵制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在伊斯坦布尔中心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附近唯一的绿地上建设购物中心,一个自发的运动诞生了,但它很快变成了对埃尔多安独裁统治的抗议活动。这让埃尔多安发了狂。他创造了一个仅由两方构成的宇宙,其中只包括他自己,以及官方的土耳其反对党和电视台,而那些电视台迫于他的淫威,完全被驯服和阉割。因此,土耳其广场人创造了一个新的反对派,并通过Twitter和YouTube,创建了自己的电视网络,。

但埃尔多安却凭借多次胜选而战胜了土耳其的广场人。为什么?周五刊登在福布斯网站(Forbes.com)上的一篇来自土耳其的报道给出了一个答案。埃尔多安的支持者主要在农村,大多数人不使用YouTube或Twitter。他们“是科盲;他们从电视上了解新闻”,而电视受到埃尔多安控制。“电视新闻频道只报道抗议造成的破坏和伤亡,这些精心挑选的画面最终给人的印象是,疯狂的捣乱分子正在让国家陷入无政府的状态。”普京已经在莫斯科和乌克兰使用了同样的宣传策略。

无法把自己的雄心壮志变成能够赢得选举然后执政的政党,这是广场人的致命弱点——无论是在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还是在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的运动中。

莫伊塞斯·纳伊姆(Moisés Naím)在这个话题上写了一本非常有见地的著作,叫做《权力的终结》(The End of Power)。或许正如他最近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中所讲的:如今,“通过Twitter、Facebook或短信呼吁抗议肯定会吸引很多人,尤其是为了反对某种东西的时候——任何东西,真的,只要是让我们愤怒的。问题是,在游行之后会发生什么。……在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的背后,很少有着一个运转良好的、更加长期的组织,能够跟进抗议者的诉求,承担复杂的、面对面的、枯燥的政治工作,而这些工作才会为政府带来真正的改变。这就是普林斯顿大学信息与技术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olicy at Princeton University)的学者泽奈普·图费克奇(Zeynep Tufekci)提出的重要观点。泽奈普写道,‘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绕过审查或者组织抗议活动需要做一些单调乏味的组织工作,而这些工作也帮助建立了决策机制,和让势头持续下去的战略。如今,各种运动可以直接跳过这个步骤,但这通常对他们有害无益。’”

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和美国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的民主专家丹尼尔·布伦伯格(Daniel Brumberg)指出,在阿拉伯世界建立了全新宪法的最成功的广场人在突尼斯,该国在阿拉伯国家中“拥有最强大的公民社会机构——尤其是强大的工会联盟,以及商业、人权和律师协会——可以在世俗和宗教的派系之间进行调停。”这些派系均曾为了推翻突尼斯的独裁者而聚集在广场上。突尼斯也受益于置身于政治之外的军方,以及这样一个事实:世俗势力和伊斯兰派势力之间存在力量平衡,因此必须相互包容。

乌克兰出现了许多监督政府的公民社会组织,确保广场人的意志不会被窃取,这让我感到鼓舞。至于乌克兰的广场人能否也带来具有包容性的政治——从而尊重该国东部更加亲俄罗斯的人口的意见——还需拭目以待。如果没有广场人,这些国家就不可能改变,但如果没有公民社会机构和兼容并包的政治,任何改变都无法持续。

2014 / . 04 / . 11

余华|时隐时现的文革历史

1970年,安徽固镇的张红兵只有16岁,那时的中国正在经历黑暗的文革时期,他做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这一年的一次家庭内部辩论中,母亲方忠谋批评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张红兵和父亲立刻去检举了方忠谋的反革命言论,方忠谋当天就被抓走。

张红兵仍记得母亲被前来抓捕的人用绳子紧紧捆住时,肩关节发出喀喀的声音。两个月以后,母亲以反革命罪被枪决。

1980年,也就是毛泽东去世暨文革结束的第四年,方忠谋被平反,当地法院认定文革时的判决“实属冤杀,应予昭雪”。

在此后的岁月里,张红兵和父亲一直小心翼翼回避谈及这件事情。直到父亲离休后才第一次和张红兵谈起此事,父亲说他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他是成年人。

2013年,中国媒体报道了59岁的张红兵的悔恨。张红兵说自己多年来时常情不自禁流泪哽咽、失声痛哭甚至号啕大哭。他很多次梦见母亲,他说:“在梦里我见过她,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我跪在地上,紧紧拉着她的手,但又害怕她突然消失。我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但是她不回答我。在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我说话,我相信,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

为什么张红兵的梦境里母亲方忠谋从来不和他说话?我觉得方忠谋不是要惩罚儿子,方忠谋知道这不是儿子和丈夫的错误,而是当时执政者的错误。她在等待来自执政者的真诚道歉,她和所有文革中含冤而死的亡灵一起在等待,她已经等了44年。

最近几年,一些人因为在文革期间以革命的名义伤害过别人,开始通过媒体和网络向受害者道歉。这些忏悔者都已经退休,他们这么做,一方面是不能原谅自己在那个反人性时代里所犯下的错误,另一方面是对近几年出现的肯定文革的声音感到不安。所以,他们站出来讲述自己在文革中的恶行,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了解这段可怕的历史。可是这些忏悔者的声音是微弱的,在充斥着国际危机、国内事件和娱乐体育新闻的网络上,这些声音总是转瞬即逝。

与这些有良知的忏悔者不同,共产党总是能够轻松原谅自己执政64年中犯下的错误,而且努力抹去这些错误留在历史上的痕迹。文革结束的最初几年里,中国社会出现过强大的批判文革的声浪,但当执政者意识到这样的批判已经影响到自身的权威时,很快将其压制下去,仿佛没有发生过。

因此官方的话语里没有真实的文革历史,它只在民间的话语里时隐时现。

现在不少经历过文革的人,在面对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腐败丛生、杀人抢劫、吸毒贩毒、拐卖人口、占用耕地和强拆房子等等丑恶现实之时,气愤和无奈之后开始期望回到文革时代。因为在那个毛泽东的独裁时代,政权高压之下没有这么普遍的社会问题和这么尖锐的社会矛盾。

由于官方长期以来对反思文革思潮的压制,文革之后出生的人不知道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前年6月,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的毕业生集体身穿文革时期红卫兵服装在校园里拍摄毕业照。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文革似乎是一场娱乐大派对。精明的商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开始借助文革为自己的产品做广告。去年8月,我在杭州的机场高速公路上看到文革式的巨大广告牌,一个LED照明广告,一个女红卫兵伸出双手喊道:同志们,我来啦!

钓鱼岛争端激发了中国民众越来越强烈的反日情绪。2012年9月,中国50多个城市出现反日游行,日系车和日式餐厅被砸,日企被烧。与此同时,大量抗日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也在中国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浙江横店拍摄。有个笑话说:中国最大的抗日战场不是淞沪会战和长沙会战,而是横店影视拍摄基地,那里被杀死的日本鬼子已经超过现有日本人口。

日本政府对待自己历史的态度让中国人感到愤怒,中国政府对待自己历史的态度也应该反省。我们一直警告日本,如果不能正确面对自己的侵略历史,那么日本就有可能重蹈覆辙。我们也应该警告自己,如果不能正确面对自己的文革历史,我们也有可能重蹈覆辙。

今天的中国,肯定文革并且希望返回到文革时代的人越来越多了。我觉得其中大多数并不是真正愿意回去,他们中间不少人因为不满现实开始期望一场革命。当然,他们期望革命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一部分人是出于对中国社会越来越唯利是图的不满,更多的人是出于对这三十年来官商勾结形成的利益集团的愤怒。即使在否定文革的人中间,也因为对现实的不满流行起了这样一个观念:文革的错误只是发动时间上的错误,文革应该在今天发动。

余华是《纽约时报》观点撰稿人,即将出版新书《黄昏里的男孩》(Boy in the Twilight: Stories of the Hidden China)。本文最初用中文撰写,由Allan H. Barr译成英文,中文译文经余华本人审定。

2014 / . 01 / . 13

影评|冯小刚的政治正确与时代错误

影评|冯小刚的政治正确与时代错误

冯小刚是这个时代商业上最成功的一位中国导演这不仅是因为他在华谊兄弟公司拥有的股份早已令他身家数亿没有同行能及,还因为他在1990年代末中国电影市场最惨淡时凭借《甲方乙方》打头的几部贺岁喜剧扮演了英勇的救世者,并在之后的十多年中一次又一次地复制票房胜利,除开唯一的例外《一九四二》所以,如果有“中国商业电影教父”这么一顶头衔,冯小刚应该是可以心安理得地据为己有了。

然而,冯小刚其实还远远不够“商业”,他的电影讲究“政治”,这正是他面对媒体和影评人的批评时感到烦恼的主要缘故

2013年12月底,他的新片《私人订制》公映十天后,因为引发批评,冯小刚使用新浪微博个人帐号连发数条微博回应,其中矛头明确指向“影评人”,其中一条微博写道:“我不怕得罪你们丫的,也永远跟你们丫的势不两立”《私人订制》是一部岁末喜剧,由冯小刚长期的合作伙伴王朔编剧,“私人订制梦想”的设置与1997年的《甲方乙方》相似,电影也被批评为“刻意的笑点和笨拙的社会评论掩盖了本该发光的一线卡司和高昂的制作成本”(《好莱坞报道》冯小刚微博指责影评人再度将电影置于争议中,他的行为也毁誉参半。

冯小刚拍的是商业电影,但他以“人民电影”来要求自己和观众——所谓“人民电影”,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特定名词,指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社会主义电影事业表面上看,冯小刚电影和毛时代的电影——不论是“十七年电影”(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17年的电影,多为政治宣传片)还是文革电影,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如果说毛时代的人民电影是政治化的人民电影,那么冯小刚的人民电影就是一种商业化的人民电影,只是因为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民过的不再是毛时代那样的政治生活,因而我们在冯小刚的人民电影里找不到强烈的政治主题

将冯小刚电影理解为一种商业化的人民电影,这既和其作品(主要是前期作品)中强烈的草根民粹气质有关,也和他本人大量的言论及阐述有关稍加留意就可发现,冯小刚见诸报端最频繁的词之一是“老百姓”,这正是对“人民”的通俗化表达冯小刚拍每一部电影都是为了“老百姓”,而他也每次必然会得到“老百姓”的认可,这套循环肯定的话语模式我们绝对不会陌生

无独有偶,前几日我在微博上批评冯小刚的近作《私人订制》,招致不少喜欢这部影片的观众言辞激烈的围攻,这本身不足为奇,公开批评任何一部热门电影譬如《小时代》都会出现这种结果但有趣的是,许多围攻者拥有一个让人难以忽视的共同特征,那就是他们热衷于使用“我们老百姓”这个全称来发表自己对那部影片的赞扬意见很显然,“我们老百姓”有着比“我们观众”更加意味深长的政治含义它在暗示,自己是来自一个比电影观众更加广泛的群体。如果说自称“观众”还是将讨论范围约束在电影观看这一行为上的话,频繁自称“老百姓”的措辞仿佛就表明这不再是对影片好恶的争论,而是在对观众的政治身份加以标识,俨然要将批评者开除出“老百姓”的队伍

真正的“商业电影”,所针对的目标群体一定是分众的——青年男性、少年女性老年夫妇、一家三口……,只有“人民电影”,它的对象是无差别的“老百姓”。

在商业电影体系最发达的好莱坞,很少听到导演把“观众是上帝”之类的话当作口头禅挂在嘴边不同的影片有不同的目标受众,做好针对性的调研和服务就够了 。在他们看来,电影制作者和观众是一种平等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

但冯小刚将“观众”改造为神圣的“群众”,不仅是对原有消费关系的破坏,而且他时常绑架“群众”的虚幻身份,攻击对自己影片的批评者冯小刚也常常流露出一种“雅俗二元论”(实际上在他的话语体系里没有真的给“雅”留下位置,只有“俗”和假装雅的“大尾巴狼”两种),他将“俗”指定为“老百姓”的政治正确,那么异见者,不仅不是“老百姓”,更是“大尾巴狼”了 

在回应影评人的批评时,冯小刚将自己的喜剧归类为“讽刺喜剧”,有一半对

喜剧的分类方式有很多种,若是按照“笑”的性质来归类,有学者提出喜剧大致有两类,一种是幽默喜剧,笑是为了表达善意的喜悦,另一种便是讽刺戏剧,笑是对丑恶的嘲弄唐代作家柳宗元写道:“嬉笑之怒,甚于裂眦”,说的就是讽刺的力量甚于直接怒斥

1949年后的中国电影在很长时期内几乎废除了讽刺喜剧的传统,除了吕班等个别导演在1950年代拍过寥寥几部在苏联影响下,中国电影也提倡所谓“歌颂性喜剧”,其逻辑在于,既然新社会中几乎不存在丑恶,那么讽刺已无必要,事物只分好的和更好的,戏不再需要冲突,人们因为赞美而笑这种荒唐的喜剧观不仅扼杀了喜剧电影,也几乎扼杀了相声、话剧、小说等多种文艺形式中的讽刺创作。直到1980年代后,讽刺喜剧才有所恢复,但或许是审查所限,又或许是创作者自身观念水平导致,许多讽刺喜剧也仅停留在隔靴搔痒心灵鸡汤的层面,当然比起之前的万马齐喑是好多了。

在这个阶段,冯小刚在“讽刺喜剧”的创作上有过不小的贡献1997年的电影《甲方乙方》,其中两个小故事算得上是讽刺,一是对叶京饰演的大款,腰缠万贯,整天大鱼大肉,梦想却是过几天苦日子;另一个是对徐帆饰演的明星,领受万众瞩目后最大的梦想是过普通人的生活然而故事中其他小人物的荒唐白日梦,影片顶多是善意调侃一下,不能算作讽刺,因为在那时候,冯小刚已经明确了电影的“草根立场”,不能拿平民百姓开涮1999年的《没完没了》又讽刺了傅彪饰演的奸商,再后来2001年的《大腕》和2004年的《手机》更是冯氏讽刺喜剧的力作

冯小刚电影讲究获得“老百姓”支持,或许跟他早年艰苦奋斗的个人经历有关。他出道于部队文工团的舞美设计,初拍电影时也经历过颇多来自资金上的困窘。同时他也不属于任何电影流派,放不进任何电影谱系,不管是在中国电影史还是世界电影史,都很难安插他的位置,换句话说,他和既有的电影传统几乎没有关系他在横空出世与艰难成长的过程中,势必品尝过旁人难以想象的苦涩和焦虑。早期冯小刚的精神养分和人脉资源几乎都来自同一拨人——由王朔郑晓龙、赵宝刚梁左、英达等作家和演员组成的京派文化小圈子。这个小圈子是1990年代至2000年初中国最时髦的都市小说、室内剧情景喜剧乃至相声的创意之源,后来风靡南北的冯氏讽刺喜剧电影也与之关系紧密。

一晃十年后,再看今天的《私人订制》,味道却不同了

首先,冯小刚完成了个人身份的转变,他已不是好梦公司时期那个屡拍屡毙,走投无路的冯小刚,跨过中产,属于先富阶层,这也影响到他电影中的角色设定——在2009年和2010年两部《非诚勿扰》电影中,葛优扮演的主角已不再担心生计,出入头等舱,起居小别墅,不再是“老百姓”的代言人

其次,冯氏电影的讽刺性开始“失焦”。比如电影《私人订制》,讽刺的到底是谁?如果说是权势阶层,影片中根本没有出现一个权势阶层的成员,所有权势者都是平民假扮的,真正的权势者看到影片中的蹩脚模仿场面恐怕也并非认为自己被讽刺了那么是在讽刺权力与金钱本身吗?也很牵强,电影在暗示,好人当官也会被引诱(所以值得原谅),富人其实过得也不容易(所以不必羡慕),没有任何人在这部影片中被真正讽刺

更重要的是,这十年,冯小刚正在失去原料素材和曾给予他的养分。对于这一点,一个精辟的评论来自冯小刚的好友姜文,根据冯小刚自传《我把青春献给你》,姜文将冯的电影比喻为未加工的葡萄汁,人们也爱喝,但终归不是葡萄酒,但电影应该是酒用更容易理解的话来说,冯小刚的成功是因为他曾经占有了优质的原料和素材,但遗憾的是始终未能将其提纯为艺术

冯小刚电影的核心竞争力是语言,而这要归功于他的合作伙伴,作家王朔王朔小说的语言体系在1980年代无疑是文坛的急先锋,他笔下鲜活的北京口语让习惯沉闷共产中文的读者耳目一新即使到了1990年代和2000年初,王朔和冯小刚仍然领先时代半个身位那时处于“前网络时代”,大众是“沉默的大多数”,精英文化自上而下滴入式地喂养“老百姓”。冯小刚成功的实质,在于他拥有得天独厚的成长机遇和环境,赶上了以文艺世家高干和大院子弟为主力的京派文化垄断中国流行文化的窗口期,当然他的个人奋斗也无法否认,否则,立在潮头的那个或许就是张小刚李小刚了。

但今天情况起了变化。互联网时代,尤其社交网络兴起后,以往文化产品的受众在某种程度上有机会成为流行文化的参与者与生产者社交网络也改变了人们交流的语境——口语化,调侃化,段子化成为互联网社交常态,曾以上述特征卓尔不群的王冯氏京派清口,在如今的语境中显得平常,甚至平庸

就连冯小刚最拿手的犬儒姿态,似乎也跟不上时代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冯小刚喜欢把自己的位置摆得极低,你跟他说电影是艺术,他和你说电影没啥了不起,这就是个饭碗,观众也只是图一乐呵,别较真这或许是为了便于防御,也更是一种不易被攻击的姿态但很大程度上,互联网激发和强化了一种暴戾之气,不论姿态,“网络暴民”所向披靡。因此他呕心沥血拍完的《一九四二》,他其实颇为较真的《私人订制》,都并没有因为他的犬儒姿态而免受攻击因而冯小刚以“老百姓”为导向的政治正确,在“老百姓”不同往日的时代,变成了一种错误。

magasa是影评人,电子杂志《虹膜》主编,曾担任戛纳电影节国际影评人评委

2014 / . 01 / . 08

余华|国的官方谎言与网络谣言

 

  网络上事实与谣言混淆不清,对世界各国都是个挑战,但是在中国比较独特,这是因为可靠信息的相对欠缺,尤其是涉及到官方行为的时候。

  回顾这些年来发生的公共事件,官方经常习惯性发布谎言来掩盖真相,民间随即谣言四起捕风捉影。官方谎言和民间谣言博弈之时,就更难辨别事实与谣言,尤其是网上的信息。

  其中一项重要原因是这4年来微博的流行,大面积占据信息时代的中国社会,影响着民众的判断。用一句流行的话说:“真相还在系鞋带时,谣言已经跑遍全中国。”

  但其实微博只是让网络谣言迅速扩散的工具,真正的原因是官方长期以来的谎言助长了民间网络谣言的兴起。

  2012年2月6日,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寻求避难1天后离开。重庆官方发布谎言称,王立军正在进行“休假式治疗”,网上立即谣言四起,连北京发生政变的谣言也出来了。

  官方的谎言刺激民众去搜寻网络信息,试图拼凑事件真相,结果有时发现被官方斥之为谣言的竟然就是真相,比如薄熙来打了王立军一记耳光这样的细节后来被官方所证实,这让更多的人去相信网络谣言。

  面对迅速兴起的网络谣言,官方意识到删贴、禁言和关闭微博账户这些手段正在逐渐失效,所以官方开始使用刑事手段。去年9月9日,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公布司法解释:网络诽谤信息转发500次将被判刑。

  几天后,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16岁的男孩杨辉,成为第一例因新规被刑拘的人。他发微博质疑该县一名男子死亡的官方解释后,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拘留7天,后来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被释放。

  事实上,在上述司法解释公布之前,打击行动就已于8月展开。根据全国各地媒体报道,数百名博主被捕被拘,一些受到“教育训诫”,一些入狱,具体人数难以获知。

  这个先打击后司法解释的行动在网上似乎没有受到什么质疑,因为官方删贴、禁言和关闭微博账户的行动也在继续进行,让批评者在网上无法发声。

  这场运动式的打击行动是从去年8月21日突然宣告的,这天一条新闻占据各大网站的头条,北京警方打掉一个网络谣言公司,抓获网名叫秦火火的等6人。

  官方媒体配合北京警方的行动,大规模报道秦火火的斑斑劣迹。我此前不知道他,看了他的部分微博后感到里面确实有一些属于未经证实的谣言。

  尽管如此,网上仍然有不少人为他辩护,因为官方媒体的指控里存在漏洞,比如说他的罪状之一是诋毁共产党中国的道德楷模——雷锋,因为他发微博说雷锋追求奢侈生活:“雷锋1959年为自己添置的皮夹克、毛料裤、黑皮鞋等全套高档行头,皮夹克、毛料裤、皮鞋加起来当时在90元左右,而当时雷锋一个月才6块钱。”

  一些网民指出2012年年底的时候,官方媒体新华网已经报道过雷锋买手表和皮夹克,质疑警方为何不去拘留新华网。

  网上支持秦火火和其他被删号人士的声音,让我对官方使用刑事手段来打击网络谣言是否真正有效感到悲观。

  我这个年纪的中国人已经习惯官方的谎言了,从大跃进时期大米亩产超万斤式的谎言,到今天王立军“休假式治疗式”的谎言。有所不同的是,在网络和微博出现之前,民间的谣言只是私底下口口相传,扩散范围十分有限,官方谎言始终具有垄断地位;网络,尤其是微博出现之后,民间谣言的扩散范围迅速超过官方媒体,官方谎言的垄断地位因此被瓦解,所以官方开始打击他们所指称的网络谣言。

  宋太祖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意思是自己的势力范围或利益岂容别人侵占。现在这句话可以改为:“谎言卧榻之侧,岂容谣言鼾睡。”

  余华是中国作家,著有《活着》和《十个词汇中的中国》等著作。本文最初用中文撰写,由Allan H. Barr译成英文,中文译文经余华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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