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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风月。

民国,不是一个朝代,而是一段感情。风雨飘渺里隐约醇厚温柔,傲世独立中饱含慷慨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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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 . 12 / . 17

中国的帮会与革命。

中国的帮会与革命。

底层游民和游勇成帮会的主要来源

中国的帮会组织,历史悠久。近代以来,随着战乱不断发生,农村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大批农民失去了维系生存的耕地,特别是其中的贫农、雇农不堪忍受地主的剥削,脱离了农村,有的参加了团练,有的游走于城市,这些人处在中国的最底层,非常弱势。于是在一种孤苦无援受人欺凌的境地下,地域相近,文化相似的底层游民和游勇逐渐聚拢起来,相互扶持、共谋生存,最终形成了帮会。

 

帮会成为打击清王朝的生力军

而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为帮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帮会的势力随着汉族地方武装湘军、楚军、淮军的壮大扩展到长江流域和东部沿海地区。这一时期,哥老会、小刀会的影响都很大。由于这些帮会组织不时发动起义,打击清朝在地方的统治,具有一定的革命性。而同一时期的革命党,大部分都是读书人,虽然他们在新军中宣传革命思想,进行策反,但这些星星之火要想全面推翻清朝统治是难以想象的。在多次起义失败以后,孙中山等人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在军队、沿海大城市的实力雄厚的帮会组织上。推翻清朝逐渐成为帮会和革命党人的共识。而帮会的力量加入革命也就成为革命党打击清王朝统治的生力军。1911年,声势浩大的四川保路运动为武昌起义打开胜利大门,组织这场运动的领军人物都是哥老会首领。而在其后协同同盟会发动武昌起义的共进会尽管是个革命团体,但入会方式却很帮会化,需要开堂、烧香、结盟、入伙。

 

中国的帮会与革命。

 

中华革命党带有浓厚的帮会色彩

然而帮会终究是帮会,他们自由散漫、山头林立,一旦民国成立,革命成功,就开始成为革命党的掣肘,也成为袁世凯收买和拉拢的对象。随着两方面的共同制约,帮会组织的生存空间逐渐缩小,影响力逐渐减弱,成为依附于南北两大阵营的势力。尽管如此,革命党中却有人渐染帮会的习气,甚至发生为了争权夺利而暗杀自己人的事件,令人唏嘘。1912年1月14日,同盟会的重要骨干、沪军都督陈其美为了派系权力之争,令蒋介石派人刺杀在江浙一带影响较大的革命党人、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这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发生在革命党人内部的最有影响的凶杀案,一时举国哗然。而默默无闻的蒋介石却因此把他的名字第一次写进了历史。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1914年在陈其美的协助下成立了中华革命党。而这个政党采取了秘密结社的方式方法,用来约束党员、控制组织,带有浓厚的帮会色彩。它的党章规定入党须按指模,并宣誓绝对服从孙中山个人领导,甚至在誓约中有“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这样类似黑社会的语言。而黄兴等革命元老拒绝加入,对陈其美以青帮头领的身份与手段操纵党务非常不满。

中国的帮会与革命。

上海青帮大佬与蒋介石交情深厚

虽然陈其美在1916年被袁世凯派人枪杀,但陈其美和帮会的影响并未在革命党中消失。1919年,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而深得陈其美真传的蒋介石在这一时期逐渐进入走上政坛。他在上海期间通过熟人介绍结识了青帮大佬黄金荣、杜月笙,并在此后多年与他们打得火热,甚至传言蒋介石曾化名加入上海青帮。陈其美拜把兄弟张群、黄郛、邵元冲、吴忠信等人后来均成为国民政府的中坚力量,陈其美侄子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也深获蒋介石的重任,因此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中统军统中帮会势力很大,国民党通过青帮基层成员搜集情报,效率高成本低。国民党与帮会势力的结合失去了革命政党应有的政治品格,也加速了它的腐化和堕落。

 

铲除游民 帮会土壤不复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实现了全民就业,这就把帮会的基础城市游民给铲断了。另外先前的帮会骨干分子被打为恶霸、历史反革命、特务,从此在近代中国的舞台叱咤风云一百多年的帮会就此结束了自己的历史。

2014 / . 12 / . 14

麻将大师梁启超。

麻将大师梁启超。

梁启超不仅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在工作之余,他还是一个大力提倡趣味主义人生观的娱乐“发烧友”,尤其对玩麻将,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1919年的一天,几个学界的朋友邀梁启超去做演讲。梁启超表示不能前去,朋友问他:“如何不行?”他一本正经地回答:“你们说的那个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朋友误以为他要辅导学生,便说:“辅导之事晚一点也无妨。”梁启超哈哈大笑:“错了错了,我指的这‘四人功课’,乃四人上桌打麻将!”说着,还做出一个抓牌打牌的动作,引得在场的一干人哄堂大笑。为了打麻将推掉演讲,可见麻将对梁启超吸引力之大。

 

不过,有时有人请他做演讲,他还是会爽快答应的,但在演讲之前,都要先玩几圈麻将。有人问起其中的缘由,他振振有词:“予正利用博戏时间起腹稿耳。骨牌足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而来,较寻常枯索,难易悬殊,屡验屡效,已成习惯。”说来也怪,每次从牌桌上走下来,登上演讲台,梁启超都是旁征博引,妙语连珠,不得不让人钦佩他的演讲灵感来自牌桌的滋润。

 麻将大师梁启超。

据梁启超的朋友严范孙回忆,梁启超还曾发明过五人与三人麻将玩法。

 

一次梁启超去朋友家玩麻将,四人正准备开局时,又来了一位访客,而此君也是他们圈中的雀友。这种情况下,多半是主人主动退出,让客人玩上几圈。但梁启超不同意:“如此一来,满足了客人,主人岂不是很扫兴?不妥,不妥。”梁启超随即想出了一个五人打牌的办法:将东南西北四圈增加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圈,执到中字的人第一个圈在局外做梦家。第一圈打完之后,由执东字者出局,执中字者入局,如此类推。这一玩法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于是,那天晚上,牌桌上出现了五人轮流上阵的奇观,让人不得不叹服梁启超在牌桌上高人一等的创造性。

 

三人麻将玩法就是把36张万字牌和4张北字牌拿走,只留筒子36张、索子36张和东南西中发白24张,共96张牌。三人只准碰牌不准吃牌,于是三人也可以作“三缺一”的牌战。

 

梁启超虽然热爱麻将,但战绩糟糕,十打九输。但这并不妨碍他将玩牌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比如,他曾有理有据地把麻将和救国结合起来:“麻将不能不打,要救国一定要打麻将。打麻将可以观察人的品格,还可以锻炼坚忍精神,一坐下去不论胜负,一定要打完四圈。同时即使前三圈都失败了,还有翻本的希望,我们国家和别国竞赛,败了也不能气馁呀!这种精神可以在麻将桌上锻炼出来。”

2013 / . 08 / . 30

理想的民国与现实的民国——众人眼中的曾经的大时代

  

  理想的民国与现实的民国——众人眼中的曾经的大时代

  题记————民国,是什么样的国

  曾经被我们称为“万恶旧社会”的民国,似乎渐渐成了“民主”“自由”“道德”“惩恶扬善”甚至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代名词。这些认知,究竟是最真实的史实,还是对历史的无知?真正的民国究竟什么样?

  民国时期的知识份子,有时如孩童般天真,而且对于世事,亦常有惊世骇俗的作为。显而易见,他们可以如此恣意妄为正是得益于民国政府的宽容。

 民国,逝去的黄金时代?

  “在立人这一块,我相信共和国一直到今天的人,看到民国还是很羞愧。要论做人的堂堂正正,敢作敢当,我们在民国人面前根本没有资格说,全是奴才。我在所有大学看到都是奴才,当然我本人是资深奴才。”陈丹青语。

 

——文人多特立独行 话说民国教授的风骨

理想的民国与现实的民国——众人眼中的曾经的大时代

   傅斯年才华横溢,桀骜不驯。朝野上下,唯有傅斯年翘着二郎腿跟蒋介石讲话。蒋介石对傅斯年的恃才自傲也不放在心上,相反,欣赏有加,一心把傅斯年拉入政府当官,1946年初,蒋介石要补充一个国府委员,直接点将要傅斯年。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与秉性,对蒋介石说:"他怕不干吧".蒋介石求才心切,要求"大家劝他".任凭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加入政府。蒋介石死了心,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做说服工作,结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对。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一旦加入政府,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从1938年起,傅斯年以社会名流的身份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强敌入侵,国难方殷,然而国民党政府自身的腐败和黑暗已使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傅斯年以学者的良知和责任,直言国民党政治上的失败,数次揭露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腐败无能,由此而得"傅大炮"之名。傅斯年弹劾孔祥熙时,蒋介石为平息此事,特意请他吃饭,并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斯年的回答是:"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理想的民国与现实的民国——众人眼中的曾经的大时代

  与傅斯年同时代的还有一位教授叫刘文典。刘文典因跟蒋介石拍桌叫板而名噪当时。他的经典理念是:"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1928年,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当时蒋介石刚掌握大权不久,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正像美国的学校拒绝奥巴马演讲一样,八十年前的中国教育也是独立的。安徽大学闹学潮时,蒋介石传令刘文典当面向他汇报。见蒋介石时,他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如入无人之境,对蒋介石视而不见。

  蒋介石拍案而起:"刘文典,你看看自己像个什么东西?简直一个封建遗老!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文典反唇相讥:"蒋介石,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纯粹一个封建军阀"!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遂以"治学不严"的罪名,把刘校长关押。此事在全国学术界引起了极大震动。安庆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后来,经国民党元老蔡元培等说情、力保,陈立夫又从中斡旋,蒋才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了刘文典。



理想的民国与现实的民国——众人眼中的曾经的大时代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当教授们的人格尊严受到挑战的时候,没有人去拍马逢迎,他们宁愿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抛弃地位以保持尊严。学者傅国涌提供的张奚若教授"要蒋介石滚蛋"的事例,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抗战期间,身为西南联大政治学教授的张奚若被聘为国民参议员,有一次开会时,他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蒋粗暴地打断他的发言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开会,当局寄来路费和通知,他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1946年初,他应学生邀请,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做了一次大为轰动一时的讲演,听众达六、七千人,他在正式讲演前大声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尽管蒋并没有因此为难他,但他要公开说出这些话无疑还是需要勇气的。没有担当也就没有尊严可言,真正的尊严来自学者的骨气。



理想的民国与现实的民国——众人眼中的曾经的大时代

 

 

 

  马寅初教授是大家熟悉的经济学家,他与蒋介石的一段恩怨,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学者的铮铮铁骨。马寅初教授有句掷地有声的话:"我不去见蒋介石,他要见我他自己来".

 

  抗战期间,马寅初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指责孔祥熙大发国难财.马寅初连续发表文章与演讲,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痛斥孔宋之流的无耻,使国民党政府大为头疼,也遭到很多权贵的忌恨。宋霭龄、宋美龄等人向蒋介石施加影响,要求对马寅初进行严厉处置。蒋介石召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训斥道:"你真糊涂,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末了,蒋介石说:"下星期四你陪他到我这儿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他是长辈,又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马寅初一听,火冒三丈:"叫我去见他,我不去!让宪兵来陪我去吧!文职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面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就叫他来看我".

 

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阴郁和焦灼

  “反腐败亡党,不反亡国”,九成官员拥有商业背景电影《建国大业》中“蒋介石”有这么一句台词:“反腐败,亡党,不反,亡国。”影视中的语言,难免有言过其实之处,但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腐败,确实惊人。

 

  对民国前期的腐败,孙中山做出过如下评价:“民国虽成立了十年,亦没有看见什么精神,比前清更觉得腐败”。至于民国后期的腐败,吴相湘在《孙逸仙先生传》一书中评论说:“南京时代官僚腐化比较北洋时代过之无不及”。“国民党高级军官90%以上拥有自己的商业背景”。在孔祥熙中央银行总裁及财政部长任内,公开揭露的贪污大案就有孔祥熙、吕咸私分美金公债案、郭景琨黄金案等多起。在孔祥熙、吕咸私分黄金案中,孔祥熙等人贪污的美金折合国币达20多亿元……

 

  二战之后,杭州成立了住房合作社,叫作“杭州市第一住宅合作社”。这个“第一住宅合作社”跟欧美等国的合作社完全不同,它共有社员100人,全是国家干部。该社成立后,杭州市政府无偿划拨了国有土地50亩,又通过浙江省政府善后经济处申请了大笔“救济款”,凭着这些钱和地,顺利建成100套小别墅,然后人手一套分完。


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


  如果说民国是“黄金时代”,那也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鲁迅15个月工资就够在北京买个三进大院;英达当教授的爷爷,厌烦城中尘嚣,便在京郊买了地皮,建了别墅,后来为了出行方便,又买了 一辆福特轿车代步;梁实秋每月工资400元,而当时江青工资才30元……有人曾说,1976年人们的生活水平比1949年强, 但和1936年比起来,没法比。说的也是知识分子的待遇。

 

1927年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后,继续秉持了北洋政府对待知识份子的态度。当时大学教授的薪水为400-600元(相当于现在的18000元),副教授为260-400元,讲师为200-260元,助教为100-180元。而当时北京四合院一个月的租金不过20元,北京一个四口之家,每个月60元就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上海100元就可以。因此,说当时的知识份子为高收入阶层丝毫也不过分。

 

不少描述民国时期的书籍或文章都慨叹那个时期的知识份子,是一批有“骨气”而又“好玩”、“有趣”且学问深厚之人。他们有时如孩童般天真,而且对于世事,亦常有惊世骇俗的作为。显而易见,他们可以如此恣意妄为正是得益于民国政府的宽容。民国时期,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蒋介石治下的南京、重庆国民政府,不仅礼遇知识份子,使其成为高收入阶层,而且对于那些冒犯自己的知识份子也尽量包容。

 

民国有自由,“公教人员不是东西”上头条民国  

 

  抗战时期,尽管官方管制言论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断发生,但整个国家仍有相当程度的新闻自由,无论是民间办报还是独立的新闻批评都还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据统计,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在重庆发行过刊物的民营报社、通讯社即达二百多家……。除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外,还有《国民公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以及无计其数的杂志和期刊。

 

  虽然在当时也有记者遭到军阀迫害,但是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他们并没有遭到所“攻击”对象的报复。究其原因,首先是当时的政客大多都以民主自由标榜,同时追求自由的欲望很强烈,报纸是他们获取信息的窗口,因此报纸的言论自由还是有很大的市场。

 

 看看这些让人会心一笑的标题:

 

  “看书先看皮,看报先看题”。旧中国的报人对标题制作非常重视,有不少神来之笔。

20世纪30年代,何应钦任湖南省代省长,一年清明节去岳麓山扫墓。官方要求各报须及时配发新闻,指令标题为《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其母之墓》。翌日,某报却把标题改为《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他妈的墓》。

 

  1947年,金元劵大贬值,民不聊生,工薪阶层苦不堪言。武汉《大刚报》曾在头版头条刊出大字标题:公教人员不是东西(主) 是东西也应当涨价!(副)

 

 

那些被忽略的底层百姓的记忆

 

  近些年,书写民国时代的人和事,成为出版界的一时热选,说来道去,无非是要说明民国不是教科书上描绘的“万恶旧社会”,而是一个知识分子敢说几句真话、统治者有一丁点雅量、学术、思想、言论有一点自由空间的时代。

 

  但是,有一个问题不好解释:如此自由而有趣的民国何以会垮台?“我曾怀抱这个问题,试图绕开在民国过着好日子的人们的记忆,去探究一下民国底层草根的感受,结果发现他们的记忆是被历史所忽略的,他们的感受是很少被文字记载的。我小时候的老保姆告诉我,她年青时的印象,就是不停地逃难,军队打仗要逃难,土匪来了要逃难,日本人来了要逃难。在民国生活了十六年的父亲告诉我,当时的感受就是黑暗,看不到自已的前途,而且生计困难,物价飞涨,有钱就赶紧去买米。普遍的情绪是,让这一切赶快结束,谁来都好,谁来都不会更坏。”

 

  据史料载,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当时报纸上报道: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用最平实的语言 说,大概是这样的:“民国真的那么好?我曾问我我妈妈的奶奶,她老人家说一辈子没吃过饱饭。” 

 

来自底层的回忆 >>


  姥娘 | 刘震云问她:“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这我知道了。原来是飞蚂蚱的那一年。那一年死人不少。蚂蚱把地里的庄稼都吃光了。”“是不是死了很多人?”姥娘想了想:“有个几十口吧!”

 

  花爪舅舅 | “一入春就没下过雨,麦收不足三成,有的地块颗粒无收;秧苗下种后,成活不多,活的也长尺把高,结不成籽。”“饿死人了吗?”“饿死了几十口。”“你不交租子了?不交军粮了?不交税赋了?卖了田也不够纳粮,不饿死也得让县衙门打死!”

 

  老红军 | “1941年冬天,在一个叫映火山的地方,天气很冷,我们没有冬衣,穿的都是单薄衣服。没有鞋,就用树皮草绳子缠住当鞋穿。也没有东西吃,天天挖工事,很多人都冻伤了。我生日那天,饿得受不了,挖老鼠洞,逮住一只小老鼠。生火烤熟后,我吃了半只,另外半只给了一个姓贾的江西籍战友。” 山西孝义 韩长绵 | “1947年冬天的一天,父亲被五花大绑由两个匪兵带走了。第二天,村里有人来到我家,对我妈妈说:那边(指土匪)捎信来了,开价要50石(10斗为一石 )粮食,限10天交齐,到时不交就要杀人。”

 

  湖南浏阳 颜允友 | “1945年日军侵华期间,食盐不仅贵,且买不到。当年5月,日军离开了湖南浏阳达浒镇。我和父亲各担一担柴去镇上卖。他担了130多斤,我只能担20多斤。走了14里路,到了镇上。庆吉斋的老板说:'你俩的柴,我买了。'父亲见这家店铺不仅卖副食,还卖食盐,就说:我要买盐。一称柴,老板说:'只能换九钱九分五,你的柴还好,就给你一两食盐吧!'”

 

  山西临汾 裴九锡 | “1940年秋天,日本鬼子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我家收藏的8石谷子被鬼子兵找到,颗粒不剩。一家6口被逼上绝路,爸爸一连几天没合眼,最后决定带一家人到外乡逃难。” 

 

  湖南新宁 陈忠恪 | “1945年春节过后,我到湖南武冈投考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在离战线较远、设在绥宁黄土圹的临时校址,我们过了十几天安定日子后,因日寇向西进攻,被迫西逃。翻越雪峰山后,3月底,我们师生会齐在兄弟学校——芷江城郊的省立十师,然后分散住进农家,过着饥病交加的日子。5月,我在生日那天拼力去水田拾了十多个田螺。大师傅给我加了工,使我得以吃肉喝汤,为自己15岁生日加了餐。” 


 

  湖南浏阳 王业敬 | “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大量印发金圆券,不到10个月就成了废纸。这年冬天,我上小学六年级,音乐老师教我们唱《这年头,怎么得了》这首歌。60多年过去了,我还能从头到尾唱出这首歌:五块的金圆券没人要,街头茅坑到处有,垃圾堆里也找得到。买东西,没人要,商品的老板瞧也不瞧,挑担的小贩皱眉毛,鼻子一哼,嘴儿一翘,还要向你笑一笑;要饭的花子看见了,他眼儿一斜,摆摆手,把那脑袋瓜子摇几摇……” 

 

众议院: 

  在重新解读历史的时候,应该也要有历史最基本的谱儿啊?!如果这么美化民国,我不禁要问,难道1949,难道中国革命搞错了吗?在新形势下研读历史时,不能偏离大历史的方向和潮流。 

 

                                                                ——南方朔,台湾作家,政治评论家

 

 

“言必称民国”这种风潮实际上是完全基于对民国的无知,对民国存有一厢情愿的幻想,或者说当今有一些人其实对民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但要故意表达对现实的不满。 

 

                                                                ——阮次山,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民国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具有正常的社会流动的可能性,社会的底层可能通过努力向上流动,成为中层甚至上层。

 

                                                               ——傅国涌,当代知名知识分子

 

 

民国是很破烂的国度,没有这么多的GDP,有人抽大烟,也有人种大烟。但是民国有一点东西是现在没有的,就是民国有自由。自从陈丹青先生制造了一个词叫做“民国范儿”,这个民国范儿很流行,刚才文道讲有些同学穿着旗袍认为民国范。其实民国范指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有点意思,就是那种牛烘烘的劲,尤其是文化人,他们可以自己办报纸,他们可以自己办出版社,他们可以上街游行。虽然在国民党时期少一点,但还是有……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民国不远,1949之前。尘埃落定之后再回首,当时的一切都蒙上了传奇的色彩。又是乱世,激烈碰撞之中,无数声音和面目脱颖而出,无拘无束,个性鲜明。我辈只能怀想,不能效仿。于是愈加怀念。

  怀念并不可怕,以史观今,方明得失。可怕的是,在怀念中,把民国塑造成那个从未有过的“理想国”。民国越来越好,今天越来越不堪。过去的理想国,终于谋杀了现时的幸福感。

  

 

 

2013 / . 07 / . 08

帕顿少校的婚礼


帕顿少校的婚礼

花轿和婚车

 

这场婚礼的新奇,不只是教堂和白纱,还有金发高鼻的洋人,以及乘坐中式的花轿和婚车。

 

坐花轿,是古老的中国传统。帕顿想给他的新娘来点“入乡随俗”的新鲜感。新娘自康来饭店出门,乘坐的是一顶传统的中式花轿:“花轿很沉,装有顶篷和门帘,饰以喜庆的红色,并且还挂有中国避邪物。”

 

从老照片中可以看到,宝顶攒珠的花轿,披挂着红花和彩绸。按中国习俗应该被落下的轿帘,此时却敞开着,里面的新娘和她的婚纱隐约可见,引来路边的观众探身张望。更有大胆的顽童,直接跑到轿子前面,伸着脖子,把新娘看个够。四个长袍礼帽的轿夫,有的开颜嬉笑,有的被压得呲牙咧嘴,大概是深切地感受到了轿载的沉重。

 

婚仪结束,新人从教堂出来,等候着他们的,是两辆由黄包车改制的婚车,两辆车的辕杆被绑结在一起,前面连着一条横杆,漆成中国人象征喜庆的大红色。夫妇俩并肩坐在车上,五名英国海军候补少尉充任车夫,驾辕前行。因道路陡峭,婚车后面还有五个候补少尉和水兵拽着绳子,控制车速,以防不测。

 

婚宴之后,新人乘婚车离去,“按照中国人的传统,长长的竹竿上挑起一串串鞭炮,欢快的鞭炮声震耳欲聋。……沿着狭窄的道路飞也似的前进,在后面留下一串串鞭炮声和欢快的喧闹声”。

 

帕顿一家

 

婚礼后,帕顿夫妇在刘公岛东面松林里的一栋避暑房里度过了蜜月。

 

这时候,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如火如荼,刘公岛上的英国人则处于惶恐不安之中。因为一个多月前,日本军队于3月7日侵占了威海卫,海面上已停泊着日本军舰,英国海军已开始逐渐撤离。

 

蜜月之后,帕顿回到“萨福克”号舰上。马乔里回到上海娘家,第二年经西伯利亚铁路,赶在二战前回到了英国老家。

 

二战爆发后,马乔里的父亲于1941年去世。第二年,马乔里的母亲和两个孪生妹妹,包括给她做过伴娘的贝蒂,被占领上海的日本人关进了设在龙华的外侨集中营,一关就是四年,直到1945年。她们在上海的财产全部遗失。二战结束后,她们回到英国,和马乔里一家一起生活。

 

战争期间,帕顿继续在海军服役,参加了抗击德意法西斯的多次战斗。最著名的是马塔潘角海战,这是一次海上遭遇战,最早装备舰载雷达的英舰占据先机,击沉五艘意大利军舰。帕顿还参加过为苏联运送战争物资的北海护航行动。战后,他获得杰出贡献十字勋章,于1950年代退役,后在勘测船和其他轮船上担任领航员,去过南极。从二战结束起,帕顿家一直住在英格兰南部的朴次茅斯。1988年,八十三岁的帕顿去世。2003年,九十六岁高龄的马乔里去世。

 

帕顿夫妇有两个孩子。哥哥叫戴维,1939年11月出生,牛津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家大型国际建筑公司的高级行政管理人员。妹妹安妮特,1944年2月出生。成年后的安妮特是一名法务秘书,嫁给了理查德?瓦克,随夫姓,被称为瓦克夫人,也就是前文说的那位来刘公岛的女士。瓦克夫妇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乔治,是助理电影编导。小儿子就是随安妮特来刘公岛的萨姆。萨姆深受外婆马乔里的影响,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国,在昆明的一所大学教授英语。

 

七十多年前的那场婚礼,使刘公岛和威海在安妮特家族中永远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马乔里那件由中国裁缝制作的婚纱,至今还保留在他们家中。双胞胎姐妹中的布伦登和她的两个女儿,还有安妮特,结婚时穿的都是这件婚纱。





文章摘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网站,作者:马向红

2013 / . 06 / . 06

1949年解放前平静的广州

白崇禧和李宗仁
白崇禧和李宗仁
这是一组由美国生活杂志摄影师——杰克伯恩斯,拍摄于1949年8月份的老照片。照片主要描述了国民党大陆政权败亡前的广州的民生。惊涛骇浪前最后的平静。
这是一组由美国生活杂志摄影师——杰克伯恩斯,拍摄于1949年8月份的老照片。照片主要描述了国民党大陆政权败亡前的广州的民生。惊涛骇浪前最后的平静。
1949年解放前平静的广州
1949年解放前平静的广州
1949年解放前平静的广州
1949年解放前平静的广州
1949年解放前平静的广州
1949年解放前平静的广州
1949年解放前平静的广州
1949年解放前平静的广州
2013 / . 06 / . 06

四个身处婚姻危机的女人——选自张晓风《细数那些叫思念的羊》

元代画家赵孟頫的妻子管夫人写过一首诗,十分脍炙人口:

 

你侬我侬,忒煞情多;

情多处,热如火;

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

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

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

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我与你生同一个衾,

死同一个椁。

 

这首诗二十年前一度是街头巷尾流行的现代情歌。它不但写得好,而且还很实用,据说当年让赵孟頫读此词而回心转意,罢了娶妾的念头。原来这么美的一首情诗竟是拿来劝退的。中国古来用文学挽救婚姻的故事发生过几次,第一次主角是汉代的陈皇后,她因嫉妒,遭汉武帝打入冷宫。司马相如替她写了长门赋,稿费黄金百斤古代黄金未必只指金子,但仍是令现代人咋舌的笔润。这篇高价买来的文章,果真有点功能,算是令她暂时和皇帝恢复了一阵亲善关系。

吊诡的是,这少年时代为人写长门赋的司马相如,后来老病之余也想娶妾。这一次,她那浪漫的妻子卓文君又能到哪里去找人替自己写感人的短门赋呢?她只好自己动手来写了。她写了一首白头吟,口气非常自尊自重,其辞如下: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

    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

    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

    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

    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另外一个女人叫苏蕙,是晋代窦滔的妻子。窦滔镇襄阳,带着宠姬赵阳台去赴任,把苏蕙留在家中。苏蕙手织了一篇璇玑文,上面有八百多字,纵横反覆,皆成章句。窦滔读了,很惊讶妻子的才华——不过好像也就那么感动一下就是了,没听说苏蕙的处境获得什么改善。

这四个女人或动笔,或动织布机,或劳动一代文豪。总之,她们都试图用文学来挽回颓势,而且多少也获致了一点成功。文学本是性灵的东西,性灵的东西在现实生活里不容易发挥什么功用,她们却居然让文学为自己的婚姻效力,也算不简单了。

但不知为什么,我读这些诗,却只觉悲惨,连她们的胜利我也只觉是惨胜,我只能寄予无限悲悯。啊,那些美丽的蕙质兰心的女子,为什么她们的男人竟不懂得好好疼惜她们呢?四个身处婚姻危机的女人——选自张晓风《细数那些叫思念的羊》

  来自 沙玲 的投稿
2013 / . 04 / . 03

【沈从文的婚外恋】

题记——沈从文曾含蓄地承认:《边城》是他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又逃避的结果。沈从文婚外恋的对象是诗人高青子,他们的关系深深地伤害了张兆和。沈从文也很痛苦,他跑到梁家向林徽因倾诉,请她帮忙整理一下自己“横溢的情感”。


【沈从文的婚外恋】

 

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从文家书》

 

 有一句流行的话这样说:“我可以拒绝一切,除了诱惑”。这句话的潜台词也可以这样解释,我绝不会出轨,除非诱惑我的那个人出现。在1935年不准确的那一天之前,沈从文从未想过出轨,也从想过会出轨,因为他深爱着张兆和。那一天,沈从文有事去拜访住在北京西山的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这位总理与沈从文是同乡,还有点转弯抹角的亲戚关系。那天熊希龄不在家,他的家庭教师接待了沈从文,这位家庭教师就是高青子,可以肯定,沈从文和高青子第一次见面就谈了文艺,而且相谈甚欢,而只有这一次的交往,还不足以在他们之间产生巨大的磁场让他们继续交往下去。一种熟悉而亲切的交往还需要一个催化剂,一个月后,这个催化剂到了,这一天,沈从文又来到西山别墅,这次熊希龄自然在,但是和沈从文谈了一会,却又有事又先走了,临走安排高青子陪沈从文吃午饭。于是他们有了第二次的接触,而从接触的第一眼开始,以后的出轨似乎都已成了定数。这一天,高青子穿一件绿底的起小黄花的绸缎夹衫,脚上是一对浅粉色鞋子,最重要的是,在她的衣袖口,拼贴了一块淡淡的紫。在沈从文的小说《第四》中,他这样描写他笔下的女主角:“优美的在浅紫色衣包裹下面画出的苗条柔软的曲线。”无声处,沈从文被高青子打动了,对于高青子来说,这是向自己喜欢的人示爱,对于沈从文来说,他渴望一个红颜知己,也喜欢一个融合了自己笔下画意的女孩子。

 

   之后,沈从文和高青子的联系就密切了以来,但还处于一个很朦胧的状态。处于爱情的彷徨和痛苦中的高青子将心绪都化作了小说,发表在沈从文主编的《国闻周报》上,这些小说后来收录在她的一本叫《虹霓集》的书里,包括《紫》、《黄》、《黑》、《白》、《灰》等。其时的张兆和对于高青子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在沈从文的书桌上看到那篇小说《紫》,《紫》从八妹的角度来叙述哥哥与两个女子的感情纠葛。哥哥有未婚妻珊,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邂逅并爱上了一个名字叫璇青、爱穿紫衣、有着“西班牙风情”的美丽女子。哥哥在两个女子间徘徊,一个即将订婚且相爱,另一个是红颜知己,互相吸引,激情与克制,逃避与痴情……以张兆和的慧智,一读之下就一目了然,珊就是自己,另一个璇青,分明就是女作家自己——高青子。沈从文回去后,在张兆和的询问之下,如实的说了他和高青子的交往以及他心里的真实感受,希望张兆和能够理解,可作为一个感情经历简单的、涉世不深的女子,张兆和是不可能理解的。一气之下,张兆和就赌气回到了苏州老家。为此,沈从文每天给妻子写一封长信,劝她回来,可张兆和始终不能理解,也不原谅。

 

  在沈从文,他觉得自己是无辜的,或是无错的,或者翻了知错就改的小错,在张兆和,他是犯了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于是沈从文便陷入无限绝望了。沈从文究竟是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的情感究竟是怎样的呢。在中国近代史上更加出名的林徽因似乎告诉了我们一些答案。     当绝望中的沈从文来到梁思成家,向林徽因倾诉他的烦恼时,看着痛苦不堪的沈从文:林徽因首先说:“接到你的信,理智上,我虽然同情你所告诉我你的苦痛(情绪的紧张),在情感上我都很羡慕你那么积极那么热烈,那么丰富的情绪,至少此刻同我的比,我的显然萧条颓废消极无用。你的是在情感的尖锐上奔进!……你希望抓住理性的自己,或许找个聪明的人帮忙你整理一下你的苦恼或是‘横溢的情感’,设法把它安排妥帖一点,你竟找到我来,我懂得的,我也常常被同种的纠纷弄得左不是右不是,生活掀在波澜里盲目地同危险周旋,累得我既为旁人焦灼,又为自己操心,又同情于自己又很不愿意宽恕放任自己。……”

 

  沈从文说:“我不能想象我这种感觉同我对妻子的爱有什么冲突,当我爱慕与关心某个女性时,我就这样做了,我可以爱这么多的人与事,我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话,在很多人眼里一定是无耻了,而这样的无耻观念在民国,另外一个名人也表达过,他就是令一位民国才女张爱玲又爱又恨的胡兰成。

 

沈从文对张兆和的爱是什么样子的呢

 

  建国后,沈从文回过一次家,这次回家的文章结成了《湘行书简》,里面藏着许多对张兆和的情话,在那情话里,沈从文称呼只有张兆和才能体会的名字——三三

 

  三三:我今天离开你一个礼拜了。日子在旅行人看来真不快,因为这一礼拜来,我不为车子所苦,不为寒冷所苦,不为饮食马虎所苦,可是想你可太苦了。

 

  三三:为了只想同你说话,我便钻进被盖中去,闭着眼睛。你瞧,这小船多好!你听,水声多幽雅!你听,船那么轧轧响着,它在说话!它说:“两个人尽管说笑,不必担心那掌舵人。他的职务在看水,他忙着”。船真轧轧的响着。可是我如今同谁说去?我不高兴!   

 

  三三:我现在方知道分离可不是年青人的好玩艺儿。你只瞧,如今还只是四分之一的别离,已经当不住了,还有廿天,这廿天怎么办?!我以为我是个受得了寂寞的人,现在方明白我们自从在一处后,我就变成一个不能够同你离开的人了……

 

  三三:想起你我就忍受不了目前的一切了。   

 

  三三:我现在还想起许多次得罪你的地方,我的眼睛是湿的,模糊了的。我觉得很对不起你。我的人,倘若这世界我在你身边,你会明白我如何爱你!想起你种种好处,我自己便软弱了。我先前不是说过吗:“你生了我的气时,我便特别知道我如何爱你。”现在你并不生我的气,现在你一定也正想着远远的一个人。我眼泪湿湿的想着你一切的过去!   

 

  三三:我想起你中公(中国公学)时的一切,我记起我当年的梦,但我料不到的是你会那么爱我!让我们两个永远那么要好吧。我回来时,再不会使你生气面壁了。我在船上学得了反省,认清楚了自己种种的错处。只有你,方那么懂我并且原谅我。

 

  三三:我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得出许多更好的文章!有了爱,有了幸福,分给别人些爱与幸福,便自然而然会写得出好文章的。对于这些文章我不觉得骄傲,因为等于全是你的。没有你,也就没有这些文章了。有了你在我心上,我不拘做什么皆不吓怕了。你还料不到你给了我多少力气和多少勇气。同时你这个人也还不很知道我如何爱你的。想到这里我有点小小不平。   

 

  三三:想起我们那么好,我真得轻轻的叹息,我幸福得很,有了你,我什么都不缺少了。   我只是欢喜为你写信,我真是这样一个没出息的人……   

 

  三三:我真想凡是有人问到你,就答复他们“在口袋里! 

 

  三三:我心中尽喊着你,有上万句话,有无数的字眼儿,一大堆微笑,一大堆吻,皆为你而储蓄在心上!我到家中见到一切人时,我一定因为想念着你,问答之间将有些痴话使人不能理解。也许别人问我:“你在北平好!”我会说:“我的三三脸黑黑的,所以北平也很好!

1969年初冬,沈从文作为反动文人要下放改造的前夕,此时的张兆和已经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挑粪种田。张允和去看沈从文。一个人生活的沈从文屋里一片狼藉,乱糟糟的东西,简直无处下脚。闲聊了几句后,张允和要走了。沈从文突然说:“莫走,二姐,你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的对张允和说:“这是三姐(张兆和)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张允和说:“我能看看吗?”沈从文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了一下,并没有给她。张允和正觉得有些好笑。沈从文忽然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接着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不是像,就是孩子吧,正所谓大家有赤子之心。有些人一辈子长不大,他们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活的天真而真实,对所有,保持所有的真诚和自然,包括情感,没有丝毫的隐瞒和欺骗,没有丝毫狡诈和手段)。

 

  现实中的沈从文性格不是刚烈、果断的那一种,并且他深爱着张兆和。他情感上受高青子吸引,但理智把他坚定地留在张兆和身边,没有导致家庭破裂,但给沈从文这一时期的创作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沈从文的著名小说《八骏图》就是这场婚姻危机的第一个明显反映。小说的主人公达士到青岛大学任教,结识教授甲乙丙丁等,他发现这些教授性情嗜好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有病,这病症是性压抑。达士有未婚妻,他以唯一一个精神健康者自居,热心为同事诊治病症,排遣郁结。一个学期结束,达士即将南下与未婚妻团聚,不料一个漂亮女人的一封短简,一行写在沙滩上的字迹,竟把达士留了下来。小说结尾讽刺道:“这个自命为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的确已害了一点儿很蹊跷的病。这病离开海,不易痊愈的,应当用海来治疗。”写于1936年的《主妇》写一对夫妇在结婚三周年时各自的意识流,对激情让位给常识,理想在日常生活面前黯淡后婚姻应该如何维持进行了反思。妻子回忆婚恋经过和婚后生活,感到一切都安稳幸福,然而幸福对男子并不是一切,男主人公洞察到潜藏着的婚姻危机:随着疲乏的产生,“惊讶”和“美”消失了;对婚姻的忠诚束缚了想象和激情。他爱妻子,但这爱不能容纳他全部的精神。他承认自己是一个“血液中铁质成分太多,精神里幻想成分太多”的男子,但又认为“既不能超凡入圣,成一以自己为中心的人,就得克制自己,尊重一个事实。既无意高飞,就必须剪除翅翼。”可是,这克制却不得不以牺牲创作为代价,他不由得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人生的理想,是感情的节制恰到好处,还是情感的放肆无边无涯?”

 

  从和高青子交往开始,沈从文理智和感情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被张兆和发现之前,他和高青子是朦胧的互相爱慕,被张兆和发现之后,理智渐渐占了上风,这互相爱慕被暂时冰冻。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沈从文被迫离开北京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大教书。而高青子这时也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任职这样,两人的交往已经点燃,又重新燃烧起来,这次是情感占了上风,而复杂的情感中,内疚无疑也是一部分,毕竟高青子作为第三者,在那个时代,承受的压力也非常大。他当时的作品《看虹录》无疑就是他当时情感历程的佐证。他在小说里这样说:“火炉边柔和灯光中,是能生长一切的,尤其是那个名为感情或爱情的东西……一年余以来努力的退避,在十分钟内即证明等于精力白费......我真业已放弃了一切可由常识来应付的种种,一任自己沉陷到一种感情漩涡里去。”可是沈从文和高青子的关系并没有一直维持下去。与长久的婚姻比起来,短暂的婚外恋要脆弱的多。当情感退潮,理性不但回到了沈从文身上,也回到了高青子身上,她也选择了退出沈从文的生活,大约在1942年。理智强奸了情感,自然有许多的苦痛,对于这种苦痛,沈从文这样写道:“因为明白这事得有个终结,就装作为了友谊的完美……带有一点悲伤,一种出于勉强的充满痛苦的笑……就到别一地方去了。走时的神气,和事前心情的烦乱,竟与她在某一时写的一个故事完全相同。”里沈从文提到的故事就是高青子写的《紫》,在那篇小说的结尾,璇青像流星匆匆划过天空,不知所终......可见高青子早就预感到他们的结局,正如徐志摩对林徽因说的那句:我是天空的一片云......也正是有着如此的聪慧,高青子才赢得了才子的青睐。

 

理智回归后,沈从文将他的反思带到了创作中,1946年,沈从文为纪念结婚十三年而创作同名小说《主妇》。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一个作家,他希望写一篇作品,以作为结婚的纪念。夜色已很深,妻子心疼他的身体,不断来催促休息。他在感动中枯坐了一夜,终于一无所获。这时他不由幻想:“可有一种奇迹,我能不必熬夜,从从容容完成五本十本书,而这些书既能平衡我对于生命所抱的幻念,不至于相反带我到疯狂中?对于主妇,又能从书中得到一种满足,以为系由她的鼓励督促下产生?”他为这平衡理性与情感矛盾的念头发狂,在天明时一人向滇池走去。他想到了自杀以挣脱矛盾,但理智告诉他:“我得回家”,于是他回到了家里;但当他感动于妻子素朴美丽的微笑中时,他的心却仿佛仍听到远方有“呼唤招邀声”。他意识到,自己的矛盾并未解决,新的诱惑一旦出现,他又会振翅而飞。出于对主妇和全家的责任,他选择了一种庸常的生活,并且从这种庸常的生活中有了新的收获:他“发现了节制的美丽”,“忠诚的美丽”,“勇气与明智的美丽”,重新找回了“尊严和骄傲”,“平衡感和安全感”,这篇小说沈从文是写给妻子的忏悔书,他的态度十分诚恳:“和自己的弱点而战,我战争了十年。”

【沈从文的婚外恋】

 

张兆和在《从文家书》中的后记中写到: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

 

P.S一点不负责任的八卦新闻:

沈从文在湘西曾钟情于一个马姓女子,结果被她的弟弟骗走一笔巨款。他刚从湘西来到北京时,在很短暂的时期对丁玲流露过爱慕,但不了了之。

2013 / . 03 / . 31

绝大多数的暴力动荡由这样一些原因而起:国家间意识形态的或霸权的冲突,国家政权与挑战者争夺权力的内战;国家以普通人为代价对发展或“革命”的追求。

2013 / . 03 / . 28

《宽容》、暴力与电影

 

 

 

一、

 

在《宽容》的第一章节《无知的暴虐》中引用了《大英百科全书》在二十六卷第一百五十二页里的一段话:“宽容(来源于拉丁字tolerare):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能耐心公正的容忍。”

 

30年,耶稣被愚昧的犹太教众和士兵钉上十字架,他没有一丝怨言,鲜血流淌到地面上,顷刻间耶路撒冷陷入了巨大的震动之中,山峦崩裂,庙宇坍圮,人人自危。梅尔吉布森将耶稣在橄榄山上祷告开始一直到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十二个小时的全部过程拍摄成了一部电影——《耶稣受难记》。

 

415年,希帕提娅被残忍又狂热的基督教徒强暴后分尸再焚烧,而在这位古希腊的女性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受难的多年前,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被基督徒占领并且付之一炬,地中海沿岸上那些信仰多神教的文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希帕提娅一生中最精华的部分和那段被基督徒迫害的经历也被搬上了大荧幕——《城市广场》。

 

在第一个故事中,基督徒是弱势群体也是受害者,而到了第二个故事里,基督徒便成为了强势群体也摇身一变成了凶手。这两个故事像是一对孪生兄弟,两人那么的相像,施暴者可能成为受害者,受害者也可能成为施暴者,在过往的历史长河中不断的变换面孔的出现在人们眼前,而这对孪生兄弟的母亲就是不宽容。

 

 

 

二、

 

十六世纪,西班牙人登上了美洲大陆,欧洲文明开始了通过暴力手段统治世界的道路,随之而来的是全球化的进程,地球从此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

 

《枪炮、钢铁与病菌》一书将西班牙人殖民美洲为关键,讨论了文化、文明与世界等诸多问题。梅尔吉普森的电影《启示》生动刻画了西班牙人到来前的血腥的美洲文明,玛雅人为祭天祈雨而将大批俘虏绑至太阳金字塔顶杀掉。电影的最后被玛雅战士追赶的俘虏站在海滩上,看着远方穿着盔甲、拿着刀枪和圣经的西班牙人坐着船到来,就如同看见了天神下凡一般。它提出一个问题,西班牙文明通过暴力的方式毁灭了更加嗜血的玛雅文明,这是否合乎情理?就像是十九世纪时英国人来到新西兰杀害了大量毛利人,而毛利族人本身却是以杀人为荣的好战民族。《云图》中有一个很考究的小细节,在南太平洋的小岛上,一个黑奴因逃跑而被主人施以鞭刑,施刑的人正是一个体态肥硕涂着鲜艳色彩的毛利人。历史上毛利人以骁勇善战著称,时常对周围岛屿的其他族群发动毁灭性的战争,英国人知晓毛利人的暴力血统,自知难以将其奴役,便用毛利人来奴役其他有色人种。这个故事也像台湾新一代导演魏德圣的《赛德克·巴莱》,影片始终以暧昧的态度对待着赛德克族和日本人,一面指责日本人的入侵,另一面也旁敲侧击了赛德克族的野蛮与嗜血。

 

这些影片看似立场模糊,其实不然,因为无论是西班牙人与玛雅人、英国人与毛利人还是日本与赛德克族人孰对孰错,孰是孰非,影片的立场很明确,即用暴力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不宽容始终是野蛮的,没有一个文明会是绝对的强势,所以所有靠暴力取胜的文明最终都会毁灭于暴力。

 

1533年,英皇亨利八世擅自废黜了自己的皇后凯瑟琳,迎娶了倾向于宗教改革的安妮。这一个离婚案象征着亨利八世所统治的英国彻底与天主教罗马教廷决裂,因为凯瑟琳是当时西方最强大的帝国——囊括了西班牙、奥地利和荷兰等地——神圣罗马帝国国王查理五世的姨母,查理五世是天主教廷的捍卫者,所以天主教廷不可能允许亨利八世解除那“神圣的”婚姻,于是亨利八世就选择了与哈布斯堡王朝和罗马教廷彻底决裂。从此以后,天主教徒在英国的地位日渐衰落,而新生的清教徒则成为了这次宗教改革的受益者。不过亨利八世在几年之后还是厌倦了第二任妻子安妮,并捏造了若干罪名最终砍下了安妮的头颅。亨利八世一共有过6个妻子,而那段最经典的历史被后人演绎后拍摄成了电影《另一个波琳家的女孩》,讲述了安妮与亨利八世的故事。

 

或许作为亨利八世六个妻子中一个的安妮不会知道,她最大的贡献是为亨利产下了一名女婴,这名女婴长大成人后登上了皇位并开创了英国的黄金时代,她就是伊丽莎白一世。

 

1587年,罗马教皇颁布诏书,号召对英国进行圣战,西班牙即刻向英宣战,称霸大西洋的无敌舰队驶向了英国,但结果却出人意料,无敌舰队被毁灭,西班牙的海上霸主地位从此被英国取代,靠暴力取胜的文明最终都会毁灭于暴力。这段故事后被改编成了电影《伊丽莎白:黄金时代》。“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三、

 

十七世纪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旧的世界格局被摧毁,十七世纪又是一个灿烂的时代,新的大陆与文明发出耀眼的光芒,十七世纪更是一个丑恶的时代,暴力与屠杀依旧在继续着。

 

新世纪伊始,1605年伦敦的冬天很寒冷,冬夜里英皇詹姆士一世辗转难眠,两年前他刚即位,天主教徒与清教徒在不列颠群岛的各个角落发生的暴力冲突让他难有一日的安宁。而两年后英格兰的天主教徒又把炸药搬入了国会大厦地下室中,矛头直指自己,天主教徒企图把这座建筑中的国王和清教议员一起送下燃烧着的地狱中,万幸的是恐怖事件在发生的数小时之前被破获,试图炸毁国会的天主教狂热分子或是在审讯中被拷打致死,或是在逃跑途中被杀,或是被处以死刑,而这便是轰动一时的火药阴谋案。而在《V字仇杀队》中,火药阴谋案的主谋——极端的天主教徒——却被冠以出身未捷身先死的英雄之名为人所传颂。

 

火药阴谋案是天主教与新基督教百年冲突中的一个小缩影,更是人类近千年暴力史上的一笔淡墨,《宽容》中曾将这个故事一句带过,“在十六世纪的不列颠百姓眼里,天主教不是宗教形式,而是个政党,从来没有停止颠覆英国的安全,它建造了个“无敌舰队”,还弄来大桶大桶的炸药要把这个友好国家的国会崩个稀巴烂。”两教在英国的纠葛要追述到半个世纪前的英皇亨利八世那场离婚案上,宗教暴力还将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天主教徒的火药阴谋失败了,但几个世纪后德国纳粹党人制造的国会纵火案却成功了。

 

1612年,俄国贵族的军队击败了波兰入侵者,将其驱赶出了克林姆林宫,1613年,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开始了对俄国三百年的统治。

 

1615年,德川家康消灭丰臣氏,结束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战国时代,开启了江户时代。

 

1644年,闯王攻入京师,崇祯帝在煤山自缢身死,清军入关,明亡。

 

黑泽明的《乱》通过《李尔王》式的悲剧——亲人反目和军队混战——表现了在十七世纪,权力纷争酝酿成的生灵涂炭的世界。

 

房龙在《宽容》中写道,“国家摆脱一个戴金皇冠的暴君,如果只是为了让另一个戴黑色耷拉帽的暴君来滥用权力,那么毫无意义。”王朝更迭常是某方用暴力的手段征服施暴者后成为更残忍的刽子手。

 

戴黑色耷拉帽的暴君指的是克伦威尔,而这场“毫无意义”的事,指的是1649年克伦威尔率人民与军队击败了英皇查理一世,将国王处死,并且宣布成立共和国。这一事件被编成的历史电影——《处死国王》——既还原了部分史实,又多了些浪漫主义的演绎。那本是一场资产阶级和民众的革命,战争让民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克伦威尔却建立了一个集权主义国家,以共和之名实现其军事独裁,解散议会压迫民众,所以当克伦威尔死后,他的共和国便被查理二世和民众推翻,他的尸首也被挖出悬挂在城门上。自那以后,英国再也没有人支持共和国了。

 

不过,在克伦威尔处死国王的前一年,1648年,早已如日暮西山的西班牙在与尼德兰战败后正式承认了荷兰共和国,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民主国家建立,而为荷兰共和国所奉献生命的贵族——奥兰治(Oranje)——也成为了荷兰的民族英雄,如今骁勇的荷兰足球队还被称为是橙色(Orange)军团。荷兰的故事告诉人们,一个宽容的政治体制会换来民族的胜利,同时也告诉人们美好的愿望在人们前赴后继的努力下终会成为现实。荷兰,是压迫横行的十七世纪中最耀眼的一颗星。

 

 

 

四、

 

十八世纪在《宽容》的第二十三章开篇被提及“十八世纪常被指为专制的年代。在现今信仰民主的年代里,专制无论多么开明,也不是理想政府。”

 

刘易斯主演的《最后一个莫希干人》讲述了七年战争时期,英法两国在美洲殖民地的战争所引起的恩怨情仇,片中最后一个印第安莫希干族人所表现出的人性、善良、对自由的向往与为美洲大陆带来战争的象征着文明的英法两国的残暴不仁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影片所展现的印第安人身上带有的质朴的宽容如黑暗中的明灯。

 

《巴里·林登》也是一个发生在英法七年战争中的故事,故事主角巴里·林登贪婪也奋进,疯狂也勇敢,伪善却也不那么恶毒,但受时代所致,他风光后终落得一个悲惨、孤独又绝望的结局,因为专制的统治最不宽容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允许阶级的变化,贵族永远是贵族,庶民永远是庶民,若在专制的体制下想挣脱阶级的枷锁,只有死路一条。

 

但专制时代难以追上工业革命生产力提高后社会的飞速发展,宗教与皇权在面对资产阶级追求社会的宽容时越来越无能为力。电影《香水》中香水师的故事似乎隐喻着十八世纪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历经风雨旅程后战胜并感化了愚民、统治阶层和宗教势力,那飘在风中令人陶醉的沾满香水的手帕就像是在宽容的市场经济里人们所追求的散发着铜臭味的财富,但影片同时又巧妙的表现出了资产阶级的不宽容性,也就是香水师每次制造香水都需要杀害美丽的妙龄女子,这正如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为了利益不顾一切代价的剥削性一样,不过同时香水师却永远的保留住了少女身上的香味,就像是资产阶级对分散在民间的社会资本财富的整合再投资,以达到资本最有效的使用和利益的最大化。当然,这些都是与十八世纪专制统治下的社会所抵触和矛盾的,这也注定了香水师最后的毁灭。

 

在最后几十年中,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先后发生,这两个拳头给专制社会以沉重打击,但这两场革命远未成功,十八世纪的美利坚合众国和法兰西共和国中专制依旧保持着独特的活性。

 

 

 

五、

 

十九世纪为民主与专制碰撞摩擦的时代,更是宽容与不宽容对抗最激烈的时代,因此内战横生。威廉·特列斯考特宣称“没有一个国家政治上的成熟不是经过严酷而灼热的内战”。

 

1839年,一直破损的商船驶入美国,令人吃惊的是这艘商船上满载着挣脱了枷锁的黑人,而美国人面对的问题是,是否给予这些已经暴动成功的黑人自由,漫长的诉讼开始了,一方是坚持给予自由的废奴主义者,另一方是要求将黑奴纳为己有的美国海军、奴隶主和西班牙女王,这个故事被斯皮尔伯格改编成了电影《勇者无惧》,也被记录在林达的《我也有一个梦想》一书中。最终的结果是,那上百个黑人获得了自由,回到了自己的非洲故乡,但不幸的是几年后他们中又有许多人被奴隶贩抓走卖掉,而那些奴隶贩也都是非洲黑人。

 

这个事件已经明确了美国主流价值观对黑奴的态度,废除黑奴制的行动终于在几十年后的林肯任期开始,而南北战争随之爆发。《冷山》电影开头的一场战役是对战争的本身的一个讽刺,北方部队本想将南方部队炸上天,却不巧冲入了火药爆炸后产生的巨大坑穴中,反而被回过神儿后的南方部队包围歼灭,犹如持剑者砍伤了自己的胳膊。《冷山》对战争的反思建立在主角对爱情和自由的追逐上。最讽刺的是,主角被强迫参加的这一场战争,是一场为给予他人自由而引发的战争。

 

《纽约黑帮》末尾的那场纽约市民暴动,正是《冷山》的一种现实主义写照,纽约穷困市民不愿意为换取黑人的自由而搭上自己的性命,可兵役却落在了他们头上,最终百姓与政府爆发了严重冲突,纽约这座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完全瘫痪,林肯政府只得派军队镇压起义,最终本应与南方部队作战的北方军人血洗了纽约市,在港口舰船的炮轰下,纽约被夷为平地。

 

民族、文化和宗教的冲突和误解都很难和解,而核心的问题就是自我中心。《与狼共舞》讲述了一个南北战争背景下的有特殊故事,歌颂白人军官与印第安苏族人之间宽容的态度和纯洁的友谊。如果世人都像军官邓巴和苏族人一样乐于去学习新的文化,善于理解他人,那么放下自己的固有价值观和成见去理性的对待其他的陌生的文化和文明都会变得更加容易,冲突也会变少。

 

法国在大革命后又经历了王朝复辟、拿破仑独裁、接二连三的流血革命,最后变成了一个千疮百孔的难民之地,在电影《悲惨世界》中记录了1832年的一场贵族学生革命,这场革命就像法国大革命后几十年间的暴力事件的一个影子,革命终被镇压。雨果的态度很明显,他同情革命者,但也明白单纯的暴力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带来更多的暴力。所以他更支持冉阿让这种实干家,用和平的手段改变着世界,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一切,但这种人太稀少了。

 

可以说,拿破仑的战争将民族主义思想在欧洲传播开,世俗文化取代了宗教文化。普鲁士建立起德意志帝国,意大利独立,欧洲世界大战前的格局基本成型。

 

日本在民治维新时期,传统的武士阶层和明治维新的统治阶层产生了巨大矛盾,导致爆发了西南战争。阿汤哥主演的《最后的武士》则反映那时在日本不可化解的社会矛盾,同时也以西方人的角度审视了日本明治维新和西南战争,既赞许明治维新的改革又同情保留传统的武士阶层,将西方人刻画成宽容的导师,而将日本人描绘为暴力的根源。

 

与此同时,中国也爆发了一场内战——太平天国运动。陈可辛的《投名状》从一场混战开始,以一场刺杀结束,一方面表现出对在官吏压迫下的起义民众的同情,同时也表现了为吃饱饭而被清政府利用去与太平军作战的民众的愚昧,兔死狗烹,在一个不好的时代中,人民最容易变成杀人的屠刀,这是陈可辛对暴力的反思。

 

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帝王将相以外的平民百姓也渐渐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钢琴课》讲述了一个南太平洋群岛上的复杂爱情故事,我很欣赏的这样一段影评,“简·坎皮恩的《钢琴课》是一部几乎堪称完美的女性电影。所谓女性电影是指它向人们展示的不再是女人世俗意义上与男人的对抗,而是一个内心独立、能够在精神上自足的女性在经过挣扎之后,与现实达成和解的过程。”这段影评讲透了《钢琴课》的精髓,它不同于以往的强调抗争的女性主义电影,而是讲述了一个女人的成长,从对这个传统世界无限的对抗到与现实生活和解的转变,表现出了人类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也肯定了现实生活的价值,让人在感动中思考年少时的不羁。这个故事可以说超越了十九世纪和女性的框架,将主题提升至今日整体人类社会的高度。

 

在那时金权至上美国,《血色将至》和《公民凯恩》表现出了资产阶级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时所显露出的人性中的极黑暗面,但黑暗面背后依旧隐约流露着每个人向往美好的本性,他们像是一只只在自己内心的黑暗里迷路的羔羊,等待着牧羊人将他们引出黑暗,走向光明。

 

1848年,那个如黑夜般混沌的时代,马克思发表了《共产党宣言》。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鲁迅——《而已集·小杂感》

 

 

 

六、

 

二十世纪如同乘上了工业革命的蒸汽火车飞速奔跑着,改变着列车路过的山川与河流、村庄与城市,人们幻想着曾经的种种纠葛可以成为永远的过去,可他们一觉醒来,窗外的光明不是温柔的晨曦而是更加刺眼的炮火。

 

工业革命后,汽车在取代马车时,欧洲人已经受够了马粪对城市环境的破坏,因而赞美这种不会产生粪便的钢筋铁骨的交通工具,却在几十年后才知道,汽车以及其整个产业链的污染要远比马车严重的多。人们对新鲜的事物总会抱有美好的幻想,而现实却往往令人沮丧,不过便这是后话了。

 

库布里克的《光荣之路》如同一战时法国部队的百科全书,在一场残酷战役的背景下,生动的表现出了上层统帅的奢华、腐朽、固步自封,中层军官的诚实、勇敢、无能为力和下层士兵的愚昧、贪婪、苟且偷生。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青年人在一场场真实的战役中化为乌有,飞机、坦克、毒气弹,新式武器轮番登场,阵地在毫无意义的反复易主,人民在权力阶层的鼓吹下狂热又躁动,直到血溅在自己衣衫上时才如梦初醒。另一部法国电影《光荣岁月》讲述了二战时期法国外籍军团的故事,几个阿尔及利亚年轻人的父辈都曾为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与自由而与法国殖民者开展,而当德军攻入巴黎后,那些远在非洲的年轻人却奋不顾身的投入了这场拯救自己“祖国”的战争中,这些阿拉伯年轻人从北非一路杀回法国,最后电影的主角在法国一处村庄被德军的火箭弹击中炸成粉末,永远的留在了自己的“祖国”中。影片中一位阿尔及利亚年轻战士在巴黎对迎接他们的市民说:“我是来保护祖国的,虽然我从未见过她的模样”,他最后也死在了德军的流弹下。这两部名为“光荣”的讲述法军的电影,恰恰讽刺了历史上人们被“光荣”所煽动起的情绪,那些极度的热情与荣誉感就像炸了膛的步枪最终葬送了他们自己。

 

英国的战争爱情电影《英国病人》讲述了一个在世俗社会中超脱民族主义的故事,控诉了社会的不宽容。故事中的英国部队一直纠结于失忆的艾马殊是英国人还是他们的敌人——德国人,可艾马殊不在乎这些,战争在他眼里不过是过眼云烟,爱才是能让他活下去的理由,爱人死去了,自己的意义也变成了空虚,可复杂的世俗观念不允许这样自然的爱,社会的不宽容造就了这场悲剧。电影有一个很巧妙的细节,英国医生汉娜在照料艾马殊时弹奏了德国人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表现出了人自然的向往美好事物的性情,这种性情是难以被社会和阵营束缚的,因为它发自内心。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情》描绘了纳粹统治下的国家对同性恋者的仇视,羞辱他们,鞭笞他们,甚至毫无理由的将他们杀死在运往集中营的路途中,同性恋者受尽苦难却又发现难以改变自己,在内心的挣扎与外界的刺激下,最终产生一种对自己、对生命、对爱的病态的仇恨。

 

暴力开始之后,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是无辜的,但死亡与伤害却不会绕开任何一个人,即便是孩子。有《穿条纹睡衣的男孩》讲述在欧洲战场上德国小孩与犹太小孩的故事,而斯皮尔伯格的《太阳帝国》则讲了亚洲战场中一个生活在上海的白人孩子与日本孩子的故事,白人男孩最喜爱的是日本零式战机,因为在他幼小的心中还没有阵营与民族的观念,只有最简单的人性,那种质朴的善良与乐观。

 

意大利这个发酵出文艺复兴的浪漫国度一直都有着广博的包容性,对暴力和不宽容保持着复杂的心理,意大利并不支持迫害,但同时也并无坚决的反抗迫害的行动,这种模糊的、中庸的、浪漫主义的态度也表现在电影中,如意大利的《美丽人生》,或是美国拍摄的《上尉的曼陀铃》。在意大利三部曲之一的《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那种面对镇民的不宽容而产生的自我安慰式的反抗被表现得尤为明显。或许有人会嘲笑意大利人,嘲笑他们因宽容了自己的敌人而受到伤害甚至失去生命,但生命只是一时的,而宽容与乐观的态度却随着意大利人的血液传播着,影响着一代代亚平宁半岛上朴实的人民。

 

犹太人因为自身与生俱来的属性——其犹太民族的血统和所信仰的犹太教——而在近千年的历史中不断的受到迫害,斯皮尔伯格作为犹太族的导演大师,其大量经典作品都具有强烈的反暴性反战性,譬如史诗战争三部曲,《拯救大兵瑞恩》、《辛德勒的名单》和《战马》。苪成钢在《虚实之间》一书中写道“《战马》是一部反战电影,展现了一战中的欧洲承受的苦难。片中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身上流露出相同的人性。”

 

日本的电影以反思见长,无论是《没有出口的海》还是《萤火虫之墓》都讲了一个道理,战争与暴力最终会葬送掉青年的希望和孩童纯真。黑泽明在61年制作了《用心棒》,讽刺了日本武士阶层无意义的屠杀与征战,三年后美国人将它翻拍成了《荒野大镖客》,黑白的武士变成了彩色的牛仔,而片中饰演主角的伊斯特伍德一夜成名,他坦言黑泽明对其影响极大,06年伊斯特伍德亲自导演了一部与日本有关的电影《硫磺岛家书》,从美国人的推崇实现个人价值的价值观角度出发,挖掘了在国家、民族与团体暴力状态下人内心由恐惧与不安而产生的愤怒和疯狂,愤怒与疯狂像是木柴,让暴力的火焰更加旺盛。

 

《太极旗飘扬》中的朝鲜战争,无论是北朝鲜军队还是南朝鲜军队都显得冷酷无情,将战争中两方的不择手段与杀人如麻都表现了出来,同样描写朝鲜战争的《欢迎来到东莫村》却从相反的角度,表现出了南朝、北朝军队士兵所生而共有的那种善良与宽容,两方士兵在东莫村这个世外桃源中铸铁为犁亲如兄弟,共同享受着那美好的和平时光,可在战争的大环境下和平的时光总是短暂而易逝的,两方士兵为了保护东莫村这一方净土而携手奋战,最终死在了炮火连天的冬季。《登陆之日》更加大胆的把反思从朝鲜战争中的南朝与北朝放大到二战时的朝鲜与日本,从朝鲜半岛途径蒙古、斯大林格勒最后流落到了诺曼底海岸上,跨度之大无法想像,电影开始后,日韩两位主人公由于民族问题而互相敌视,随着战事的进行,与他们作战的敌军从俄国人变成德国人最终变成美国人,他们渐渐看透了战争的本质,渐渐明白了人与人之间本无仇恨,可是由于民族、阵营等各种原因造成战争中每个人都在屠杀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另一个人,在付诸暴力的同时也杀死了自己的宽容与善性,故事的最后两位主人公选择了远离暴力,一同奔跑着离开了诺曼底的那片海滩。

 

相比起日韩两国,中国大陆的战争电影中,多是歌颂主义,歌颂思想,歌颂牺牲,歌颂奉献,歌颂荣誉的,而对暴力背后不宽容本身的反思少之又少。《十三钗》歌颂奉献,《喋血孤城》歌颂牺牲,但冯小刚的影片有其独特的反思性,《集结号》给暴力的本身画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一个连在与敌人的交火中被歼灭了却得不到烈士的名号,连长只因穿了一件国军棉袄避寒而被世人质疑,故事的主题是老连长一辈子的找寻,他在找寻战友遗体们的同时也在自己内心深处找寻战争与暴力的意义。《一九四二》更是把反思的精神彻底解放,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官员,从教父到士兵,从财主到灾民,每个人都对暴力充满了疑问,如同片中教父问的那句“If the Lord can't win,why believe?(如果上帝斗不过魔鬼,为什么还要信仰?)”这个问题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值得自问,问问自己内心的宽容是否能战胜那些种种不宽容,如果不宽容占据了上风,那么要理性有何用?

 

读二战,先要读一读西班牙内战,因为西班牙内战是二战的一个缩影,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权力争夺吸引了全世界的军事力量,也敲响了二战的警钟。《以祖国之名》、《好消息》两部电影分别以战争的两方——布尔什维克和教士——为主角,讲述了两个看似不同但实则相似的故事,那就是在骇人的政治煽动中,无论阵营归属总会有人依旧保持着自己的良心,超越了阶级与阵营,宽容的面对一切。而另一部西班牙内战电影《圣徒秘录》的片头字幕则解释了这些,“战争,始于第一次开火,完结于最后一颗子弹。当法西斯和共产主义风潮席卷欧洲,西班牙人民支持左翼建立政府。经过多年政治动荡,1936年夏天,多个右翼将军发动叛乱,所预谋的篡权演变成漫长而苦涩的内战,家破人亡,手足相残。要么相信圣经,要么对他嗤之以鼻(指布尔什维克),每一个人都面临一个抉择:你选择哪一边?这个决定可能只想了一秒,但结局却改变了一生。”

 

越战是最能令美国人深省的一场战争,善于用电影讲故事的美国人也拍摄了大量反思暴力的电影,譬如《野战排》、《猎鹿人》、《全金属外壳》和《现代启示录》,这些电影不约而同的大量描绘美国大兵的精神世界激烈的变化,讲了一个又一个人性被战争扭曲的故事,任何一场战争都是人性不宽容的放大镜,它既能让人变成天使也会让人变成恶魔。

 

“每场战争都是不同的,但是每场战争都殊途同归。”《锅盖头》以一个普通士兵个体的角度讲述了九十年代的海湾战争,本想在战争中建功立业的士兵却慢慢开始反思战争的真正目的。

 

以色列导演阿里·福尔曼挖掘黎巴嫩内战背后残酷的史实后改编而成《和巴什尔跳华尔兹》,阿里导演19岁时作为以色列士兵亲眼目睹1982年黎巴嫩贝鲁特萨巴拉与沙提拉巴勒斯坦难民营大屠杀。导演用梦幻般的臆想配合着战争,以魔幻主义手法将现实残酷的战争演绎成为了人的精神上的斗争,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黎巴嫩基督徒在音乐中翩翩起舞,信仰犹太教的以色列士兵安逸的坐在坦克上抽着烟看着眼前信仰基督教的长枪党冲入老弱妇孺聚集的伊斯兰教难民营中,实施了那场血腥的大屠杀,几个月后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引咎辞职,战争将耶路撒冷地区民族和宗教的冲突带入了二十一世纪。

 

台湾金马奖成立的五十周年时,献礼电影《十加十》收录了一部张作骥拍摄的短片——《1949穿过黑暗的火花》,记录了1949年的——台湾人心中的民国38年——金门古宁头大战,那是国共内战中一场场残酷的战役的缩影,鲜血洒路,让观者心头为之一颤。龙应台在《四千三百年》一文的末尾写道,“金门有一棵木棉树,浓密巨大,使你深信它和《山海经》一样老。花开时,火烧满天霞海,使你想顶礼膜拜。有时候,时代太残酷了,你闭上眼,不忍注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原子弹产生的巨大蘑菇云中结束,人类社会中再也没有爆发世界级的战争,但人们离和平与宽容却依旧很远。

 

抛开战争,和平年代下道貌岸然的世界其实埋藏着更多的不宽容。先说说我们最熟悉的校园,《死亡诗社》中带领学生探索精神世界的语文老师与《放牛班的春天》的音乐老师的悲剧是一样的,那就是在不宽容的社会体制下,无论是有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难以脱离现实社会而去实现自己所认同的价值,这在古时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下的社会中还是可以实现的,但当生产和资本高度社会化之后,一针一线都无法再自给自足。经济和物质上的不自由必然会建筑出一栋不自由的精神大厦,当然,世上永远都不乏勇于冲破精神禁锢的年轻人,他们或在《荒野生存》中饥寒交迫而死,或在《死亡诗社》中用父亲的手枪自杀,但每一条生命的牺牲都警醒着世人以更加宽容的态度去对待一切,特别是宽以待年轻人。

 

德国的《浪潮》恰恰以与前两部电影相反的角度,描绘出了在校园中不宽容世界的恐怖,年轻人被集权价值观所绑架,产生了极大的工作学习热情,同时也变得不宽容起来,对一切反对自己的价值观的人产生了怨恨,这种怨恨最终催生出暴力,这便是校园法西斯。美国电影《大象》则以校园枪击案的角度探讨了年轻人产生暴力的原因,当外界对年轻人的不宽容的压迫达到一定程度,缺乏理性认识的年轻人就会放弃爱与自由等美好的东西,转而向暴力寻求庇护。日本的《告白》则讲述了一个更加惊心动魄的校园故事,用夸张的手法,用校园故事映射社会,每张微笑着的脸皮下都藏着一颗不宽容的心,不宽容残疾人、不宽容弱者、不宽容异己者,这些一环接一环的连锁反应终酿成大祸。

 

在浪漫主义者心中那栋不宽容的精神大厦在《搏击俱乐部》的结尾处轰然崩塌,而现实中它依旧屹立。

 

六十年代是属于左派的时代,也是属于青年学生共产主义运动的时代,中国大陆红卫兵的运动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学生也开始了游行运动,而此时大洋彼岸资本主义阵营的美、法、德、英等国的学生也占领校园、组织罢课、走上街头、摇旗呐喊最后冲击政府,就连中国邻国日本的游行的青年也将格瓦拉、胡志明、毛泽东等人视为精神领袖。全球性的追求自由与真理固然是好的,但学生运动渐渐失控,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单以日本为例,进入七十年代后部分极端的青年知识分子组织了联合赤军等武装势力公开与政府对抗,并且制造许多骇人听闻的恐怖主义暴力事件,如绑架、暗杀、劫机等等。日本电影《联合赤军》以六、七十年代日本的真实事件改编,记录了联合赤军从产生到毁灭的过程,批判了极端势力对待他人和社会的不宽容的态度和暴力的手段。

 

香港导演许鞍华的《千言万语》表现了六、七十年代中香港这座孤岛上青年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的渴求,他们同样走上街头,围堵政府大楼,逐字逐句的背诵《毛泽东语录》。影片中信仰着激进革命斗争路线的吴仲贤受到组织的接连误解而被开除出革马盟,最终身败名裂,这便是导演许鞍华为激进的革命派意味深长的宣判。人可以为纯粹的梦想而牺牲生命,这是一个人的自由,但不能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否定别人的价值观,更不应以专制的态度对待异己的观念,这种不宽容与滥杀无辜无疑。

 

台湾导演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则讲述了一个台湾人自己的悲情故事,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是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最消沉的一段岁月,数不清的台湾本土知识分子和支持共产主义的普通民众被来自大陆的大量新移民排挤至社会边缘乃至迫害致死,电影中一个大资产阶级家族被新移民来的国民党军民欺压直至家破人亡,大时代下的人民显得那么渺小。太阳旗落下,青天白日旗升起,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当局武装镇压台湾人民运动,血洗多市,数万人受伤,史称“二二八”事件。

 

社会不稳定的时期,受伤害最严重的肯定是民众自身,《因父之名》记录了英国司法史上黑暗的一页,七十年代是爱尔兰共和军和英国政府对抗冲突激烈的年代,74年英国政府将四个无辜的爱尔兰青年逮捕并强行逼供、捏造证据、掩盖史实,最终将四人投入监狱,直至十五年后的89年四人的冤情才大白于天下,又过了十六载,05年布莱尔首相才代表政府向受害家庭道歉。可是青春已逝,再多的追究也无济于事,或许只有后世少些暴力多些宽容才能弥补历史上的伤痛。《追风筝的人》也将人的命运与社会命运紧密的连在了一起,社会稳定时,民众安居乐业,社会动荡时,民不聊生。

 

《阿敏将军》、《卢旺达饭店》和《耶路撒冷》都讲述了在非洲各殖民地独立后,非洲各国在不稳定的社会局面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政府甚至屠杀异族或与恐怖主义勾结。《萨尔瓦多》讲述了拉丁美洲独立后混乱的社会与人民的挣扎。

 

在社会较稳定的发达国家中,拿破仑时代之后民族主义衍生出的问题愈发明显,《巴别塔》和《撞车》以同样的多点的叙事结构讲述了当不同价值观的不同民族的不同语言的人被强行卷入一个共同的事件中时碰撞出的火花,不同人之间的互相猜疑互不信任,抱有成见的判断是非对错,这些都在每时每刻的发生着。日本的《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以现代社会中日本人的角度,讲述了松子在这个规则性极强的现代社会中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活下去,却处处碰壁,走后走上绝路的故事。当一种社会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程序和规则几乎饱和,再开明的社会也会变得不再宽容。而实现自我,突破这种不宽容的唯一方式就是改变社会。

 

1991年,莫斯科红场上举办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盛大的摇滚音乐节,据记载当时有230万的到场人数,其中包括20万维持秩序的苏联红军,美国国旗飘扬在莫斯科上空,米格战机在盘旋,坦克在燃烧,人们在呐喊,演唱会产生了32具尸体和数不清的受伤的军警和乐迷。莫斯科红场摇滚音乐节演唱会三个月后,苏联解体。

 

1999年,在即将迎来千禧年的11月,美国西雅图举办了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场WTO会议,没人会想到这场在号称美国最文明最干净的城市之一的西雅图举办的WTO会议会成为至今场外最混乱的一届。为表达自己政治诉求的美国民众走上西雅图街头开始抗议,可是在大量无政府主义者的煽动下,和平抗议却演变成了一场暴力的打砸抢烧世间,商铺被砸、公共交通瘫痪、大量无辜市民受伤、警察无能为力,时任州长的骆家辉一声令下,出动国民警卫队镇压抗议,造成了严重的流血事件,这个事件后被改编成电影《西雅图的斗争》。两年后2001年的11月,中国正式加入WTO。再过十年2011年,骆家辉——这位以暴制暴的强硬前州长——升任美国驻华大使。

 

 

 

七、

 

新世纪的曙光并没能驱散蒙在宽容上的层层浓雾,911事件、伊拉克战争、茉莉花革命、伊朗和朝鲜的核试验,似乎我们现在与两千年前耶稣受刑的时代并没有什么变化,人们依旧固步自封不肯妥协,我们只肯接受我们所接受的,我们抵制那些陌生的,将异己者赶出门外,正如房龙在《宽容》中所言,“现代的不宽容就像古代高卢人一样,可以分为三种:出于懒惰的不宽容,出于无知的不宽容,和出于自私自利的不宽容。”

 

伊斯特伍德的一部以莱昂为主演记录FBI头目的电影——《胡佛》——以这样一段话做结,“民主的本质,扎根于对于独立的信仰,生命的意义已经超越任何人造系统,爱是史上最伟大的力量,比仇恨要持久的多。”

 

黑白电影《都灵之马》以这一段话开始,“1889年1月3日,都灵。弗里德里克·尼采在维亚·卡罗·艾尔波特酒店的六号门前驻足。他的目光被酒店外的一个马车吸引。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小马车。马车的车夫遭遇到了一匹倔强的马。不管车夫怎么喊叫,马匹根本没有要移动的意思。最终,车夫失去了耐心,拿起了鞭子,朝马匹打去。尼采见到此番情景,挤进人群,冲到马匹跟前,阻止住马夫,抱住马的脖子,痛哭起来。酒店的主人赶来,拉走了尼采。回到酒店的尼采在沙发上安安静静地、一动不动地躺了两天。直到他呢喃出最后一句话,“Mutter,ich bin dumm.[德语](妈妈,我真蠢。)”。接下来,就是尼采精神错乱、神经颠颠的十年,由他的妹妹和母亲照顾的日子。谁也不知道,在都灵,在那匹马的身上,在尼采的心理,发生了什么。” 

 

《宽容》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话透露着作者的无奈,“只要不宽容是我们的自我保护法则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要求宽容简直是犯罪。等到像屠杀无辜的俘虏,烧死寡妇和盲目崇拜一纸文字这样的不宽容成为荒诞无稽的事,宽容一统天下的日子就到了。这可能需要一万年,也可能需要十万年。但是,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它将紧随着人类获得的第一个胜利——征服自身恐惧心理的载入史册的胜利——而到来。” 

 

宽容是个奢侈品,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而只有更少的人才能够真正享受。

 

 

 

 

 

 

 

2月18日…石家庄…最后的最后,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2013 / . 03 / . 26

【北平表情】

【北平表情】

小妾 

卢住在北平一座大宅院里,她有一大群仆人,满柜子的漂亮衣服,精致的珠宝,数不清的法国香水。她大概中午12点起床,去找理发师视力自己的头发,学习戏剧……我们的故事最好还是从头开始。 

 

北平城里有一位非常富有的老银行家。他有一个妻子,是他少年时遵照父亲之命娶的,成亲那天是他们第一次见到对方。但是直到现在,他对她依然是刚成亲时的陌生和漠不关心。因为他从来就不喜欢她,而且她也没能给他生孩子。这样,他很久以前就纳了一个非常迷人的小妾,他的正妻对这位小妾很好,也许是因为这样才能让她的地位稳固。但是小妾在给他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之后,变得越发傲慢,而且也长胖了,又喜欢吵架,再也没有任何吸引力。这样,完美的老银行家一年前就想从茶馆买一个女孩养着,好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一点新内容,让自己焕发第二春。他希望她能够真正地快乐,因此他给她买了最好的宅子、衣服、珠宝和香水。 

 

但现在问题来了。在茶馆生活过多年之后,她可不会对男人有什么好印象。她很有野心,想成为演员,获得荣誉、自由和声名。她的朋友给她照了最好的老师,她们都恭维她,虽然她们知道她声音太弱,根本不可能登得了台。 

 

只有她自己不知道自己是笼子里的金丝鸟。她的生活要完全靠那个老银行家,以后也许还要再回到茶馆。她很快乐,歌唱自己的青春、美丽,为一个她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努力着。

【北平表情】

工业家 

他在北平拥有六家大型地毯工厂,他还是经济学教授,在大学里任职。他游历颇广,到过很多地方,还会说一点儿美国英语。他醉心政治,积极参与政府的建设计划。他为人进步,风趣。 

他经常到自己的工厂去,他会穿过院子,到里面的作坊里看一看。作坊里,工人脸上围着遮灰的布条,正在转动机器清洗羊毛和骆驼毛。女工坐在昏暗的屋子里,把干净的羊毛挑出来,然后拿到另一个屋子里,用新式的电动机器进行纺织。 

走过一间屋子,他不断查看地毯的生产进度。中国生产的地毯非常漂亮,而且数百年来,一直都是手工完成的。但现在,它们的市场正逐渐被质量更好、价格更适中的波斯地毯取代。 

他走进一间安静、明亮的房子。这里没有机器,只有一个男工坐在一张大桌子前。他是整个工厂里待遇最好的工人,负责设计地毯图样,他根据花朵、树木和蝴蝶设计出新的颜色搭配和样式。 

这位工业家在自己的工厂里慢慢踱着步。工人都眼睛不离机器。他知道这些工人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也不需要给他们多少工钱,童工的工钱就更低了。而且,中国的原材料也非常便宜。因此,他生产的地毯的价格比国外竞争者的还要低。他的工厂很成功,工人都不会有太高的要求,这样,他就可以扩大自己的企业,甚至发展新的业务。 

他雄心很大,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够带动中国的工业化。在他的眼里,亚洲的新时代已经来临,机器必将给这片沉默的大陆带来进步,当然同时还有不安和骚动。 

【北平表情】

歌舞会里的小女孩 

一辆黄包车轻快地穿梭在北平的茶馆区。车里坐着一位轻施薄粉的年轻女人,一身漂亮的绸缎衬托出无比美好的身段,耳朵上戴着一副大耳环,圆润粉红的嘴唇和弯弯的细眉衬托着一张俏丽的圆脸,浓密乌黑的头发梳着大波浪。她随意地靠在白色的靠垫上,时不时扭头看看跟在后面的车,那是一辆很简陋的黄包车,远不能和她的车相比,里面坐的是一个远不能与她相比的中年女人,穿着黑色的裤子和上衣,头发梳得很整齐,用头绳固定在脑后。年轻女子是去参加一个私人晚宴的,而后面的女人则是陪她一起去的“妈妈”。 

中国人有一个古老的习俗,就是在举办晚宴时请一些茶馆的女孩来唱歌或者朗诵,以表达对宾客的敬意。这些女孩也会像尊贵的客人一样被对待,女主人不会对她们表现出任何抗拒,因为这样才能表现她的好客和修养。她不会有任何嫉妒的情绪,她已经非常习惯,就像她也必须接纳丈夫纳的妾。 

晚宴之后,这些女孩就坐着黄包车回到茶馆区,她们一般住在弯弯曲曲的胡同里。大门外挂着昏暗的白灯笼,上面写着黑字,在这里,几条街都是这样的房子。花园或者内院有一座亭子,院子周围高墙环绕。内院由“月亮门”连接,周围是女孩们居住的房间,外面有一个大厅,是接待客人的地方。客人来了之后,一群打扮精致、迷人的女孩被喊出来,走到厅里,让客人挑选。之后,客人就跟选中的女孩到她自己的房间去。到房间后,我们又见到了前面那位“妈妈”,她原来也是歌舞女,年纪大了之后就负责训练下一代的女孩。这些女孩必须严格遵守她的命令,她还是她们的老师,从她们的收入中拿一部分。 

歌舞女请客人坐下,两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进来,给客人端来茶水和糖果,帮着准备水果,静静地听客人说话,举止非常得体。 

这些孩子是学徒。她们在这里学习唱歌、跳舞、讲故事、如何与人聊天,以及如何伺候客人。她们和被选中的歌舞女一起伺候客人,如果客人没有连续来光顾五六次,给自己中意的女孩送鲜花和礼物,为她想尽心思,那说明她们的服务做得不够好。这些小女孩就是这样跟着歌舞女学习,逐渐学会如何让自己更吸引人的。等到十二三岁,她们的学习就结束了,可以开始自己接待客人了。或者,有些小女孩是被自己贫困的父母卖给富人家之后,被送到这里来学习,长大后直接被富人家纳为小妾的。 

【北平表情】

满洲贵族 

我已经年过五十,但身体还很好,不过我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结束,我在世俗的存在只是因为对佛的信仰。 

我拥有皇室的血统和贵族的头衔。清朝时,我父亲是大清王朝派驻法国的公使。在巴黎,法国7月14日国庆日的庆祝活动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人们走到街上又唱又跳,所有人都沉浸在欢乐和爱国情怀当中。在这一天,我是多么希望自己的民众也能够不再自闭,也能像西方人一样充满热切的爱国情怀。 

我很了解西方人,我到过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首都,并努力去了解当地人的心理。我学习到很多知识,我希望自己回到祖国后,能够通过自己掌握的知识促进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但天有不测风云,巨大的不幸降临到了我的国家。皇朝被推翻了,古老的传统被遗忘了,战争和灾难遍布中国。我的内心充满遗憾,但却不知该如何说起。 

我的儿子娶过两任妻子,不过她们都死了。现在,他又娶了第三任妻子。他住在河南,在省政府担任官职。他有三个孩子。不过,我最大的孙女已经嫁人,成了别人家的媳妇。 

我的第一任妻子很早就过世了。我是遵从父亲之命跟她结婚的。但我非常爱我的第二任妻子,她是欧洲人。她就是我的全部生命和快乐,可她三年前也去世了。 

现在我老了,孤独一人。我的爱死去了,我的生命也要结束了。但我并不伤心,我也不为自己的命运抱怨。佛告诉我们,生命只是通向永恒的一段旅程。

【北平表情】

小贩 

坐在典型的中国房子里,透过糊着纸的窗户,你可以看到一座美丽的院子,四周石墙环绕,把房子与外界隔离开。不过从石墙外面,白天晚上都会有各样的声音响起,传到你的耳朵里:有叫唱的声音,有叮当响的声音,有尖刺的声音,有发闷的声音……不一而足。这些都是沿街叫卖的小贩的声音,他们走街串巷,叫卖自己的货物。贩卖不同货物的小贩发出的声音各不相同。 

快听!这是补鞋匠的声音。他的肩膀上挂着铁鞋楦,上面系着一个小锤子,发出悦耳的声音。你可以清楚地听到这种声音随着补鞋匠的步伐渐渐远去。 

然后,你又听到了声音悠长的喇叭声,这是磨刀匠的声音。 

今天刮胡子了吗?不用着急,有走街串巷的理发匠呢,他们可带着齐全的工具。你听,听到那种清脆、尖利的声音了吗?这是由一根铁丝连在一起的两片铁钳碰撞发出的声音,正是理发匠的声音。 

听到两个小铜钵碰撞的声音就知道是烟贩走过来了。而贩卖糖果的则敲打着一面大铜锣,很多小顾客可是一天到晚盼着他们来,好换几颗糖果吃。 

卖水车发出的声音是吱吱的尖促的声音。水贩在中国可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中国人的房子里是没有供水的,甚至整个村落都没有。好在有流动的水贩推着吱吱响的水车到村镇上来,挨家挨户卖水。水卖得并不贵,不过人们倒也不敢太浪费。 

带着各种各样的叫卖声,不停有小贩从门外经过。 

中国人家的妻子是不需要外出购物的,当然,她们的丈夫也不需要出去买东西。只要听着外面的声音就行了,耳朵会告诉你卖什么的小贩到你家门口了。 

 【北平表情】

学生 

他的父亲是一名富商,对渗透到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西方影响深恶痛绝。这位顽固的商人和自己的儿子、儿媳,以及孙子、孙女住在同一座大宅子里,为自己拥有的财富而自豪。他的确很有钱,他把最小的儿子送进了大学,其他的儿子则跟随他一起经商。 

这位学生刚刚二十岁,拥有着青春、财富和美好的前程。不过,这个时代所特有的问题和伤痛不断折磨着他的灵魂。 

一面是他的家庭和父亲——一个遵照传统秩序统治的世界;另一面是学校和他不断学到的新知识,包括人种学、进化学和西方的发展进步。他也和同伴交流过,但他们都是一些笨头笨脑的少年,虽然有时也梦想过自由和破除旧思想。他们收到过激进的宣传册,号召他们反抗政府,反抗资本主义,反抗统治阶级特权,反抗一切。 

他想和父亲或者兄长讨论这些问题,但是他不敢。他们都是非常果断的人,才不会理会跟家庭或者生意不沾边的闲事儿。他希望自己可以和同学交流,但是他又觉得自己的想法恐怕也不是他们能够理解的,而且他朦胧中觉得出路就在新旧之间。 

突然之间,他想起中国古人的教诲,说每个人在进入思考领域之前都应该先学学哲学。之前,人们只知道年轻人应该学会如何思考,学会如何调整自己的思维。大家都需要学会如何作出结论,并进而锻炼自己的判断力。 

他觉得很孤单,对未来毫无准备。他内心对家庭不以为然,他周围涌动着各样的传言,这些都让他的生活和未来无法平静。他坐在椅子上,几个小时了,一直盯着湖水,思考年轻人一直寻找的东西——判断力和真理。 

【北平表情】

 农妇 

她是秋收时出生的,田里缺人手,母亲只好在下地的时候把她也带到田里。从春天到秋天,她的幼年都是在田里度过的,而在寒冷的冬天,她则坐在屋里纺织。 

这个地方的人几乎与世隔绝。村子很小,没有火车经过。所以,对她来说,嫁到一个很远的村落也算是件了不得的事情。她是坐着红轿子被抬到夫家的,之前从来没见过自己的丈夫。 

不过,她的生活没有多大改变,只是现在要跟着新的家庭到新的田里干活。她也生了孩子,其中也有一个是秋收时生的,他在干活的时候也把他带到了田里。 

她看起来没什么表情,你可能甚至在想她到底有没有灵魂或者感情——她是好是坏!那你不如去问问土地是好是坏,问问落下来的雨,或者长在地上的树。 

【北平表情】

太监 

他住在北平附近,这里是民国政府专门留给清朝太监的一块土地。他负责管理这块土地,因为他原来在宫廷里就是太监总管。 

如果你询问他的生活,他会告诉你他现在是个农民,靠卖家禽和鸡蛋为生。他不喜欢提过去,多年在宫廷里生活,他已经学会了沉默和进行判断。 

如果你继续打听,他也会断断续续地告诉你,他三十五岁之前一直都是商人。他也像其他男人一样,已经娶妻生子。但厄运降临到了他的头上。他的生意垮了,多年积攒下来的一点钱也没了,他的妻子死了,最小的孩子也死了。他生活在悲惨之中。 

但他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他受过教育,能读书写字,而且了解社会。他四处找事做,好缓解自己的困难。 

正好,宫廷里的大太监职位有空缺。他没有犹豫,立马当了太监,并获得了这个职位。 

一段时间之后,他在宫里越来越吃得开,因为他非常机灵,而且会打探消息。他对皇家来说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奴才,而是成了皇帝和很多权臣的朋友。如果不是革命终结了这一切,他肯定过得非常舒心。 

皇帝被驱逐,紫禁城的大门向所有人打开了,太监都出了紫禁城,躲到了西山里。当他们死后,这种野蛮的太监制度也就随着他们一起消失了。 

【北平表情】

十三岁的小丈夫 

孔家正在热烈地讨论一个问题,急需好的办法解决。 

母亲无助地躺在炕上,动不了,她的腿摔断了,煮不了饭,喂不了鸡,没法种菜,也没法照看四个孩子了。她的丈夫在北平的一个菜馆里做厨工,一个月才回来一次,他们的大儿子在理发店里做学徒,只有礼拜天下午有半天的空闲。他们实在太穷了,也不可能雇人帮忙。 

她的丈夫正在絮絮叨叨说只有一个办法,其实她也非常明白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想。但她还是没有说话,这个办法应该由一家之主丈夫来说:大儿子必须娶个妻子,必须说个媳妇进来做事、照顾母亲。 

但这也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成亲总要做些准备,他们要找媒婆给说个合适的。找到合适的媳妇之后,还要找算命的算算两个人犯不犯冲,能不能结婚。即使这一切都顺利,他们还要准备彩礼,然后再找算命先生算算日子。 

这么长的时间孔家肯定是等不起的。所以,他们首先要缩短挑媳妇和交换彩礼的时间。 

母亲想到一个好办法。邻村儿有一个穷人家的哥哥死了,照顾一大家子的重任就都压在了弟弟身上,但弟弟也有自己的妻儿要照顾。那家寡妇的大女儿已经十五岁了,少喂一张嘴,即便不给他们彩礼钱,他们肯定也很愿意。 

“你这个女人倒不笨。”丈夫说。妻子受到夸奖眉开眼笑。 

为了省下找媒婆的钱,丈夫自己去了邻村,找到他们选好的媳妇的叔叔。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终于说定了。他们给算命先生两个银元,让他算出一副尽快办喜事的吉卦。之后,丈夫开始准备彩礼:一副银手镯、一对耳环、一件绸缎衣服、一卷红纸。他们不需要给礼金,媳妇的娘家也不用出嫁妆,毕竟两家的情况相互明白。这样,花费就确定了:雇轿子五十银元,彩礼三十银元,宴请两家的宾客大概要六十银元。 

但他们也有收入,宴请客人收的礼钱大概有一百银元。丈夫叹了一口气。这样亏空的四十银元相当于他多年的积攒。但是没办法,他们需要娶媳妇。 

大儿子把一切看得非常自然,完全没有想过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应该征询一下自己的意见。但是在结婚后的第一个礼拜日下午空闲时,他到集市上花二十分钱给自己买了一个铜戒子。北平公使馆区的外国人就是这么戴戒指的,他也要追追潮流。然后,他又要了几天假。 

“我要结婚了,师傅。”他说,然后得到了一个礼拜的假。 

回来干活之后,他还是每个礼拜日回家。 

“等到十六岁,我就要个儿子。”他很骄傲地跟自己的伙伴说。也许,这真的并不遥远。 

【北平表情】

幸福的一对 

十几位客人来到一对年轻夫妇的家里做客,他们都属于北平城里的上流社会成员,都到国外留过学,他们的英语和法语都说得很好。女士们穿着中国传统的旗袍,而男士们则一身西式打扮。 

男主人还没有现身。他是儿童疾病方面的专家,就在客人登门前的几分钟,被医院打电话叫去了。 

他的妻子在招呼客人。她大概二十五岁,长相美丽,受过良好教育。 

他们正在谈论一份刚刚创立的新式报纸,它正是由其中一位客人创办的,那是一个年轻人,穿着讲究,眼睛很有神采。 

他解释说自己正在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他一起致力于促进中国的政治团结和民族独立。 

他的未婚妻看起来聪明伶俐,看他的眼神充满爱慕和崇拜,她想在他们结婚后到报社去帮他的忙,给他做秘书。 

晚饭前,主人回来了。他热情地和客人打招呼,并专门过来问候妻子。他们在学生时代就相爱了,好在父母没有反对,两人都出自富裕、有威望的家庭。 

这位年轻的医生身材健美,长相英俊,他一回来就成了大家的焦点,话题也很快转移到了该如何禁烟、如何教穷人养成卫生习惯上来。当然,这样的话题也让客人都非常感兴趣。 

他们围坐在饭桌前,每个人都有一个盘子、一个饭碗和一个酒杯,食物都放在桌子中间。很多道菜都是一起端上来的。 

一般来说,中国人都是拿一双筷子直接夹菜,然后蘸一些豆酱或辣椒吃。不过这位医生却给每位客人都准备了两双筷子,一双用来把菜夹到自己的盘子里,另一双用来吃菜。他们觉得老方法太不卫生。 

吃过饭后,开始喝茶,之后,他们听着舞曲,开始跳舞。 

之后,他们开始打桥牌。到了半夜,这些尊贵的女士先生们穿上大衣,坐黄包车回家。 

这个时候,街上幽黑、寂静,黄包车夫熟练地拉着车穿过一条条胡同,还时不时回过头来问客人坐着数不舒服。客人们时不时跟车夫说说他们之前的谈话,而车夫聚精会神拉车的同时,有时也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回到家后,他们的父亲可能还在研读古文,可能还会时不时看看钟,想想现在的年轻人跟自己年轻的时候怎么就那么不一样。在这一点上,所有国家的父母好像都是一样的。 

2013 / . 03 / . 23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编著:仝冰雪,开本:787×1092毫米 1∕16开,版次:2010年9月第一版。

由摄影收藏家仝冰雪编著的《一站一坐一生》一书已于近日出版。该书记述了福州人叶景吕连续62年的肖像自拍,如此的持之以恒,在世界范围内的肖像摄影史中都是比较罕见的。目前该书的出版可以让读者从更多的角度去了解由叶景吕带给我们的大历史背景下的一个人的生命史。

跟进报道,并受邀参加了2008连州国际摄影大展、2009广州摄影双年展和2010年韩国光州艺术双年展,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这套个人影像自传也被誉为人类摄影史和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 

纵观叶景吕六十几张照片,不管时代的风云诡谲,他的眼神中一直从容淡定。在叶景吕先生的每张照片下面,只有他亲笔所写的拍摄时间、当年的年龄及家庭、国家大事等,但并没有更多的他本人的背景信息。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有着什么样的特别经历,为何如此执着地拍摄一生,并且波澜不惊呢? 

带着这些疑问,本书作者先后探访了叶景吕的后人,罗丰禄家族的研究者,并且详细研究了叶景吕生活的大背景,解读了每一张照片背后的信息密码,叶景吕的一生在我的眼中逐渐清晰起来。 

1896年的12月,15岁的叶景吕作为罗丰禄的随从,跟随罗大使赴伦敦上任,直到1901年回国,叶景吕在1901年回国前于伦敦拍摄了第一张个人肖像,并从此喜欢上了摄影。 1903年罗丰禄病逝后,罗家把在福州的生意“九盛典当行”和“建盛茶叶店”委托叶景吕管理,叶景吕从此成为了两家买卖的大掌柜。叶景吕在帮罗家经营生意的同时,还担任罗家后代的中文私塾先生。 

1906年,26岁的叶景吕和19岁的倪淑玉结婚,婚后生活相对平静,他一直经营着罗家的当铺和茶庄,直到1937年罗家当铺和茶行破产。这期间,叶景吕喜欢上了收藏,收集邮票、钱币、砚台等,并且开始信奉耶稣教,成为福州基督青年会会员。叶景吕还喜欢亲手设计家具,然后找人定做,现在他的女儿、孙子家里还保留着几件他当年亲手设计的家具。 

叶景吕还每天会写日记。据叶景吕的长孙叶毅回忆说:叶景吕什么事都做个记录,家里的事,国家的事,国际的事,每天都总结一下,每天写备忘录。他给孙子叶毅说:我记录我的历史,可惜叶景吕所有的笔记已经毁于文革时期。1956年,福州著名画家陈子奋用佛语为叶景吕的系列肖像题字:是寿者相。1960年,叶景吕从福州仙塔街的老宅搬到了小孙子叶林居住的三坊七巷的老宅:宫巷33号。1968年,叶景吕在儿童节这天拍摄了人生的最后一张肖像。一个月后,因心脏病和糖尿病综合症并发平静去世,终年八十八岁。 

在叶景吕的六十二张肖像中,有六十一张是在照相馆拍摄的银盐纸基照片,只有1952年的肖像是一张突兀的剪纸,这是叶景吕先生到大街上请专业的剪纸先生制作的。原因可以从上面的文字找到答案。 

一年一照,是人生的仪式。一站一坐,年度交替,是叶景吕的生活方式。六十几张照片,叶景吕的目光始终淡定从容。他虽然没有大富大贵,大起大落,但他对世间的勇怯强弱、进退疾徐洞若观火。正是这种内心的充盈和强大,人格的独立和坚定,才造就了表面上一如既往的恬淡与笃定。他的一生,没有奇迹,也从无荒诞,点点滴滴,时时刻刻,让身边人都享受着与他共处的阳光与温情。 

不管岁月静好,还是乱世苟活,君子皆“不苟安”,或许这也是叶景吕先生坚持拍下人生侧影的一点心情。“叶先生安息四十年后,我偶遇了他,不惑之年的我,也重新认知了自己和生活”,本书编著者仝冰雪在自序中自省说。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刚刚过了弱冠之年的叶景吕,留下了他人生轨迹的第一张肖像。一身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蓄发留辩的叶景吕稚气未脱地站在那里,双手随意地搭在胸前,区别于中国传统的肖像正对着照相机,叶景吕的身体稍微右侧,但目光还是直视镜头。 

这张照片的拍摄地不得而知,背景是一块毫无装饰的素色挡板。以叶景吕当时可能的条件估计,不是在伦敦当地一家普通的照相馆,就是在大清朝驻伦敦的大使馆内,从照片的格式、装祯,拍摄地的地毯、背景来看,这不过是一个使馆普通随员的一张普通照片。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27岁 1907年的叶景吕肖像,他手拄一把阳伞,伞在当时的中国是很时髦的玩意儿。照相馆的道具也是中西合璧,这是当时很多沿海开放口岸照相馆的典型道具:西洋钟、假花、一对茶碗和一函书籍,放在圆桌上。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1908年,叶景吕双手拿着哑铃拍摄了肖像, 这是他人生当中唯一一张运动装的照片 不论是运动装还是举哑铃健身,这在当时的福州绝对是时髦之举,这应当也是几年留洋生活的影响。当年,第四届奥运会在叶景吕生活过五年的伦敦举办,也许激发了叶景吕锻炼身体的兴趣。上面标明了体重152磅,相当于69公斤,这对于只有1米69身高的叶景吕来说,一定是健美锻炼的结果。他也肯定对自己的体重是自豪的,才特地做了标明。照片中的他虽然仍然蓄辩,但前额头发再次长起来了,可见叶景吕并没有严格遵从“五天一打辫,十天一剃头”的祖制。他也并没有正对着镜头照相,而是稍微侧身而站在提花地毯上。从照片上也依稀可见他身上凸起的肌肉群,对比他1907年的照片,不仅发福了,而且精神好了许多。结婚一年的叶景吕应当是幸福的。在这一年,叶景吕的第一个孩子,长子叶健明在福州出生了。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1909年,叶景吕身穿标准的西装拍摄了肖像。这张肖像今天看起来仍然风度翩翩,当时叶景吕还没有剪掉辫子。就在这一年,大清的又一个皇帝宣统登基了。在这张完全西式的肖像中,叶景吕的衬衫是伊顿式阔翻领,领带是当时颇为时髦和复杂的温莎结,这在西方都已经是很正式和时髦的服装了。照相馆的道具也是典型的西方罗马风格。这一年的秋天,慈禧、光绪先后去世,末代皇帝宣统在内外交困中登基。我们也许无法猜测,叶景吕是出于什么目的拍摄的这张一身西洋装束的肖像,是追求时髦?还是另有含义?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30岁 1910年,叶景吕30岁,而立之年。比较这张照片,根据照相馆的道具来看,和1909年的照片是在同一照相馆所摄,叶景吕也第一次穿上了中国传统的长袍马褂,1911年也穿长袍和马甲。长袍、马褂或马甲也成为叶景吕一生肖像的主要服装。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清﹒宣统三年(1911)31虚岁 

叶景吕第一次采用坐姿拍照,此前的四张均为站立拍摄。 

照相馆的背景是轻垂的两幅帷幔,道具,除了两个木质花几外,还有竹椅和藤制花几,由此透出南国滨海城市的浓浓气息。西洋钟、茶杯依旧,但假花以被充满盎然生机的绿色植物代替了。 按南方城市的气候,福州时当深秋初冬之际,叶景吕身着中国传统服装,但今年第一次穿上马甲,当时社会典型的常礼服。此后,长袍搭配马褂或马甲,也成为叶景吕一生肖像的主要服装。此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前夕,叶景吕的眼神中多了一种持重,他还第一次架着二郎腿拍照,这在当时也不大合乎规范。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民国元年(1912)31周岁 

推翻清政府的大规模武装起义,从1911年秋天打响,直到第二年,各地局势仍动荡不定。虽然叶景吕的眼神中丝毫没有映射出时代的风云诡谲,但他已剪了辫子。照片中的叶景吕,身穿棉袍,背着双手,之前双手都是自然分开的。西洋背景中帷幔挽起,流苏低垂,道具是双层花几,三盆各异绿植。 

叶景吕的早年肖像虽保持着中国人喜欢的全身照,但受西方审美影响的他,拍摄时基本上不直视镜头,而和镜头保持一定的角度,这在当时的民国初年也是时髦之举。 

可以肯定,叶景吕从这时已经开始有意识的每年拍摄照片了,通过对1912到1918的之间所摄肖像的排列对比,我们惊奇地发现,他在七年中拍摄时的身体和眼神的方向或右,或左,很有规律的每年轮换。 

民国废除了帝号纪年,叶景吕在说明中特别提到,因为实行新历,所以“实年”31岁。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32岁 从1913年开始到1940年的近30年间,从照片看,叶景吕的生活是相对稳定的,不仅所有的照片都是五英寸的全身照,而且从1915年到1940年的26年间,他还每年一站一坐轮换照相,他的服饰基本是当时社会的典型的常礼服——长袍和马褂或马甲。仔细观察,长袍上的褶皱痕迹清晰可见,说明叶景吕为了拍照而特意换上了一件平日里难得一穿的衣服,由此可见他对每年拍摄一张肖像的重视程度。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民国三年(1914)33周岁 叶景吕安坐交椅,身着白色长袍、布鞋,神色沉凝,两手相握,双脚交叉。 这一年,他的父亲去世了。 肖像背景依然简单,西洋风格,但照相馆道具全无。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民国四年(1915)34周岁 叶景吕手扶书本,似在遐想,似在沉思。他左手无名指带着戒指,坐在古罗马风格的栏杆上,背景是依然是西方的乡村小景,一条青石小路伸向远方的牧场。叶景吕在说明中强调体重达到了145斤,相比七年前的69公斤,稍有增加。 这年的肖像中,34岁叶景吕第一次穿上了皮鞋,我推测,有可能1909年穿西装的照片中也穿了皮鞋,可惜没有照上脚部;当然,也可能正是因为没有穿皮鞋,他觉得和西装不搭配,才让照相师在镜头中闪开了双脚。 这一年,叶景吕是坐姿,也就是从这年起,他开始了“一坐一站”每年交替拍摄的方法,一直持续到1940年暂停,整整26年时间。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民国五年(1916)35周岁 叶景吕第一次在室外拍摄了肖像。他直视镜头,恬静闲适,嘴角微带笑意。这也是叶景吕第一次抱着双手交叉在胸前,身上依然是长袍马褂,脚蹬圆口布鞋。这张照片也应是照相馆摄影师所拍。背景中几丛翠竹依稀伫立,一枝低垂的古樟树桠蓦然伸出。从叶景吕脸上的均匀光线来看,应当是阴天所拍,拍摄地点很有可能是照相馆的小院,当时福州很多照相馆开辟了室外实景拍摄的业务。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民国六年(1917)36周岁 叶景吕又转回室内拍摄年度肖像。他再次翘起二郎腿,神情专注,坐在一只三弯腿羊蹄足的靠背椅上。从这家照相馆的背景布置的西洋背景来看,应当和1915年拍摄的照相馆为同一家,只是地板上装点的那盆花草有些枯萎。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民国七年(1918)37周岁 37岁的叶景吕,左手叉腰,右手首次拿一把小扇,白色长袍配滚边沙质马褂,一派文人雅士之范儿。拍摄地似乎仍为与1915年、1917年相同的那家照相馆,背景依然是西洋风格,只是选取的角度不同。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民国八年(1919年)38周岁 叶景吕正对着镜头拍摄,庄重中透露出一丝沉凝,从1912年起持续了七年的身体和眼神“向右和向左”轮换拍摄的方式,在这一年结束了。他坐在一把藤椅上,第二次穿上了皮鞋,左手无名指上依然戴着戒指。背后是一张和1915年完全相同的西洋背景布,但地面装饰图案却悄然变化了。旁边盛开的盆栽水仙,为画面平添了生气。从装束打扮和盛开的水仙看,照片应当是在正月拍摄的,就在这一年,二儿子叶德澍在福州出生了。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民国九年(1920)39周岁 比前几年,叶景吕这一年肖像照中神情略显低沉。他身穿崭新的马褂,右手第一次扶在了左胳膊上,身体和眼神再次向右。照相馆西洋风格的背景略显单调。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民国十年(1921)40周岁 不惑之年的叶景吕,在“国耻日”拍摄了这张肖像。这年5月9日,袁世凯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名义,批准了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消息传来,中国各大城市的学生、市民纷纷举行集会、游行,群起反对。这一天,被爱国民众称为“国耻日”。这张肖像中的背景依然是西洋乡村风景,叶景吕坐在酸枝靠背椅上,架着二郎腿,右手托着下巴做沉思状 。在民国的政治风云中,叶景吕算是一个家境殷实,却又毫无发言权的平头百姓,然而,从他的神态和刻意黏贴的字条中,却不难看出一个普通中国人对国运的担忧。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民国十一年(1922)41周岁 叶景吕又一次在室外留下了自己的身姿。从容的眼神波澜不惊,背景是假山石,脚边有几盆绿植点缀。当年福州的照相馆,很流行这种带假山的花园外景照,不仅能使拍摄环境更自然化、艺术化,还解决了无电灯光源条件下的采光问题。这年他第一次戴上了眼镜。据说,当时很多照相馆会为客人准备这样的小道具,但从他双手所握的眼镜盒来看,这应当是自己带来的东西。他在前几年的肖像照中常戴的瓜皮帽。换成了手工编织的绒线帽。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民国十二年(1923)42周岁 此前13年的肖像照中,叶景吕大都穿着长袍,偶尔也穿西服。但这次他却一身家居常服打扮,穿着短衫、布裤,脸上带着一丝笑意。这应肖像应当是在夏季拍摄的,手腕上第一次戴了手表。叶景吕是个很有时间概念的人,手表对他来说,不仅有计时作用,可能还是督促、提醒自己要时刻努力工作的一种标志。他曾告诫女儿,“做任何事情乃时间为重要”,因此,在女儿上初中时,就特意买了一块手表送给她,要女儿“看表做一切事,生活要有规律,不可误时”。照时坐的椅子还是1919年的那把藤制高背扶手椅,从身后的西洋背景来看,也应当是同一家照相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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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三年(1924)43周岁 照相馆背景幕布依然是典型的罗马柱和西洋帷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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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四年(1925)44周岁 摄于5月7日。照片上的叶景吕,神情肃穆。这年4月,以收回教育权为核心,当地爆发了抗议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逮捕学生的暴行的第二次“福州事件”,5月7日,福建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封禁城内各布店的花洋布,叶景吕虽非经销洋布,但市面纷乱,生意也一定受到影响。这家照相馆的背景和1920年的照片很相似。道具是一张造型优雅的四腿三足的小圆几,上置一小盆吊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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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五年(1926)45周岁 叶景吕手持一顶凉帽。民国时期,官绅戴碗帽、毡帽、绒帽、草帽等,庶民多不戴帽。这顶凉帽可能是为了和当铺和茶叶店大掌柜的身份相配套,叶景吕特地购买的吧。照相馆的背景依然是西洋风格,相比上一年的肖像,他的神情开朗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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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六年(1927)46周岁 南国榕城的秋日,依然是青草葱葱,竹影婆娑。叶景吕坐在一把西式圈椅上,直视镜头,神情怡然。这是他第三次在室外拍摄肖像,摄于中华民国的国庆——10月10日。正是在这一年的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中国自此基本结束了南北分治的局面。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叶景吕尽管只是个商人,但政治对社会的制约作用,他应当很清楚的,此前的肖像照中,他在短暂的文字说明中时有涉及政治的文辞,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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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七年(1928)47周岁 叶景吕带着人到中年的祥和与宽容的神情,第二次一身长袍拍摄了肖像。此前单独穿长袍照相是在1912年,从这件皮袍明显的褶皱看,平时是叠好放在箱里保存的,只是照相这天才肯拿出来。照相馆的背景是一座巴洛克风格和中国飞檐翘角相结合的亭子,这是清末民初常见的一种建筑类型。从亭中延伸而出的一条石板小路,蜿蜒向前。一盆雅致清丽的白色月季花虽不繁盛,为略显拥挤的空间带来些许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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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八年(1929)48周岁 叶景吕第四次在室外拍摄肖像。他倚坐在一块斑驳嶙峋的太湖石上,双手扶着那顶此前已被当作道具使用过的太阳帽,身后无名小树树叶几近凋零,榕城应当进入了深冬。从室外空旷的室外背景来看,拍摄地不像照相馆的小院,很有可能是照相馆附近某个公园里。也许是因为一身白色长袍的原因,脸部曝光不足,加上第一次蓄留的胡茬,使照片中的叶景吕看起来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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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九年(1930)49周岁 这一年,叶景吕还是在室外留影:一身黑色缎面长袍、马甲,第一次把右手插在口袋里,马甲左下衣兜里还插着两支钢笔。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经商,到现在已经近30年了,职业经理人的历练和果决也悄悄地写在了脸上。叶景吕身材笔挺,站在树旁,背景中各种藤本植物枝蔓蜿蜒,相对狭小的拍摄场地更突出了主人公的形象,这应当是照相馆小院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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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年(1931)50周岁 知命之年的叶景吕又回到了室内拍摄。西式背景中隐约可见镶有玻璃的窗棂,叶景吕坐在一把西式的木制扶手椅上,道具酷似石质花几,上面摆着一盆文竹,郁郁葱葱,摇曳如风。也许因为身体发福的原因,今年他岔开了双腿,不像一贯的交叉双脚的坐姿,一身崭新的马褂,缎面长袍,生活的富足感写在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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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一年(1932)51周岁 开六之年的叶景吕再次背着双手拍照,微露出成功商人的踌躇之态,背景只是一帘素洁黑幔。叶景吕再次带上了眼镜,和上次为赶时髦而带眼镜不同,今年佩戴的应当是老花镜了。有意思的是,背景下面有块“1074”的号牌,这是当时照相馆摄影师拍照时为了怕弄混顾客的底版特意放上的,修片技师一般会后期印制照片时从底片上修掉。据此推测,这张肖像照可能是照相馆提供给顾客验看拍摄效果的样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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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二年(1933)52周岁 叶景吕第一次穿长袍,坐姿拍照,也没穿马甲或马褂。从这样起,直到1948年,叶先生在大部分年份都是穿一身长袍,很少像以前那样搭配马褂或马甲了。 素面朝天的照相馆背景掩饰不住叶先生一脸敦厚、慈和。这一年,他的母亲离开了人世,距离父亲1914年去世已近2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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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三年(1934)53周岁 第一次在肖像照中看到叶景吕把双手插在衣兜里。这种姿态,略略透露出他的儒雅谦和之风。与前几年相比,叶景吕的身材明显发福了。照相馆的背景似乎是一大片朦胧的水面,画中纷繁烂漫的花草,与地砖上的花瓣形图案相映成趣,使整个画面灵动了许多。叶景吕左臂戴着黑纱,这一年还是母亲的服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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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四年(1935)54周岁 叶景吕第四次翘着二郎腿照相,坐姿看上去随意而舒适。照相馆的西洋背景和上一年的很相似,但地上的花纹不同。一袭崭新长衫的叶景吕,倚坐在一把充满异域情趣的扶手椅上,该椅可凭可倚,似乎脱胎于清式美人榻。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民国二十五年(1936) 55周岁 叶景吕已明显发福,甚至连肚腩也微微挺起。他头戴上瓜皮帽,双手反背身后,一身崭新的长袍还是无法掩饰着他略显疲惫的神情,隐隐显露的眼袋也许预示着他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将要到来。这是他第三次穿着皮鞋拍照,身后的照相馆的背景具有鲜明的装饰艺术风格,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流行于西方的一种造型艺术倾向。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民国二十六年(1937)56周岁 在这年的肖像照中,叶景吕还是一身长袍,但把双手揣在袖兜里,坐在一把单扶手靠背椅上。这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罗家的生意——当铺和茶庄相继倒闭,叶景吕失去了大掌柜的工作,双眉微蹙,有些失落,但似乎又在尽力表现出一种自持。照片背景是传统的中式住宅,脚下是水泥地面,从左脸上明显的阴影来判断,这幅照片像是实景拍摄,但从叶景吕身后摆放的台阶来看,又很像照相馆的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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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七年(1938)57周岁 从这张肖像看,叶景吕明显消瘦了,不知是不是因为不适应被迫“退休”的生活?1937年,罗家的茶行和当铺相继停业,大掌柜叶景吕从此赋闲在家。从1923年以来,叶景吕一直穿着的长袍长衫,今年换成了家常夏装:香云纱短衫和白竹布裤子,一副闲散的样子。大概这也是叶景吕在无奈之下的年度纪念吧。白色太阳帽也再一次出现在画面中,背景还是西洋风格的田园风光。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民国二十八年(1939)58周岁 叶景吕似乎适应了赋闲的生活,慵懒的表情中透着淡然。他再次身穿皮袍,戴上瓜皮帽,翘起二郎腿,坐在藤制圈椅上,旁边道具为一造型典雅的双层花几,上面是一盆吊兰。背景依然为自家居屋的模样,与自己赋闲的生活相映成趣。当时福州的照相馆很流行设置这样的实景,容易使顾客产生宾至如归的感觉,从而在照相时更加放松自然。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民国二十九年(1940)59周岁 进入望六之年的叶景吕将一只带铜锁的黑色皮包夹在胸前,这是当时生意人身份的标志,这也可能是做了一辈子生意人的叶景吕对自己人生经历的一种纪念吧。叶先生的视线中也充满回味,充满期待。他没有直视镜头,背景、地板都是素面朝天。 

在这之前所有的照片中,叶景吕所写说明的字条不论是纸质还是字迹基本类似,我推测,1940年就应当是这本照片册的编制年份,在这一年,叶景吕整理了过去拍摄的照片,顺序黏贴在这本照片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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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年(1941)60周岁 叶景吕步入花甲之年了。为了纪念9月3日从日本人手中收复福州,叶景吕在1941年民国国庆日——10月10日拍摄了照片,但照片中的他没有任何喜悦,当时的大半个中国依然在日军铁蹄蹂躏之下。 这也是叶景吕系列照片中首次出现了半身胸像,以前基本所有的照片均为全身的坐像或站像。他还第一次把记载拍摄信息的文字直接用钢笔写在了照片上的空白处。在这张照片中,出现了第三副眼镜,这种眼镜镜片由上下两部分拼接而成,上半部分是平光的,用于远眺,下半部分是老花镜,用于阅读和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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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一年(1942)61周岁 叶景吕选择了在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公历10月18日)拍照,也许他已经觉得自己是一个老人了。叶景吕的脸上又一次出现稀疏的胡茬,也许时局的动荡让他无心情顾及自己的仪容了。叶景吕戴上了第四幅眼镜,这是当时很流行的玳瑁镜架,镜片也是将平光和老花镜上下拼接的。照片是福州东街的光华照相馆拍摄,照片下部印有光华中英文馆名,这是叶景吕的照片上首次出现照相馆的名称。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民国三十二年(1943)62周岁 当年的神州大地,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作为一名基督徒,叶景吕特地在圣诞日——公历12月25日这天去拍照,聊以慰藉内心的苦闷。照片中叶景吕戴上了第五幅眼镜。照片拍摄于福州时代照相馆,左下方印有中英文字样店名。洗印时使用了遮挡法,俗称“开光”,影像呈现出当时时髦的椭圆型。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民国三十三年(1944)63周岁 叶景吕依然带着上一年的眼镜,神情黯然。1944年,中国正处于抗战的关键时刻,也是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国最困难的一个时期,败象已露的日军,屡屡轰炸福州市区。叶景吕用红色钢笔写下了照片背景信息,字迹鲜红夺目,每天看报了解时事的叶景吕,也许是对日军在华暴行进行泣血控诉吧。照片拍摄于3月3日,印制的尺寸不大,几乎就像普通的证件照。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民国三十四年(1945)64周岁 破瓜之年的叶景吕在4月4日拍照。他额头的皱纹明显增多,头上银丝初现。依然戴着1942年拍照时的那副玳瑁老花镜。当时,正值日本军队第二次占领福州,叶景吕也上街时曾遭到了日军士兵的野蛮侮辱。为了牢记这个奇耻大辱,叶先生特地在照片下的说明中写道:“在沦陷期映,虚度六十四岁”。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民国三十五年(1946)65周岁 久违的笑容,终于在叶景吕脸重现。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取得胜利,国民政府把9月3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这一天,叶景吕拍摄了年度肖像。在中断5年之后,他的肖像又恢复了全身照,并继续了“一站一坐”轮换拍照的方式。1946年是叶景吕结婚40周年,除了自己的年度肖像,他还与相濡以沫四十载的夫人合影留念。老夫妇俩的目光虽无交集,但轻松与幸福写在脸上。为一家的平安,也为国家的光复。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民国三十六年(1947)66周岁 叶景吕在冬天拍摄了照片。他在说明中写道:“女儿送衣纪念”。原来,这件崭新的马甲是女儿叶圭英所赠。父爱如山,孝女有心,悠悠的满足感,显露在叶景吕的脸上,背景中一株棕竹油光翠绿,疏朗雅致,整个画面充满了温馨。他端坐在一把卡通造型的单扶手靠背椅上,左手无名指上戴着婚戒,这是婚戒最后一次出现在叶景吕的肖像中。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民国三十七年(1948)67周岁 身穿棉袍的叶景吕,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情。拍摄的角度有点仰视,加上长袍的衬托,身材略显高挑。

风格和以前也有很大不同,虽然是全身照,但不再是以前的六英寸照片,整个照片呈现窄长形,人物几乎充满了整个画面,照片仍摄于福州时代照相馆。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1949年 68周岁 政权鼎革,时代巨变。就在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当天,叶景吕拍摄了这帧年度肖像。这也许是一个饱经沧桑的“生意人”最直接的政治态度的表达。叶景吕一身白色的短衣长裤,坐在一张中西合璧的单扶手的靠背椅上,摆出了一个读报的姿势,照相馆背景是白色的花簇。在以前所有照片中,叶景吕都是直视或侧视镜头,这张照片却一改常态,作认真阅读状,举手投足之间,显示出了心情的放松和从容。这个姿势,无疑是模仿1949年4月徐肖冰在北京香山为毛泽东拍摄的读报的照片,每天都看书读报的叶景吕,肯定对当年发表的那张毛主席的照片印象深刻,这才会去刻意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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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 69周岁 望七之年的叶景吕,在元旦这天拍下了本年的肖像照。他面带温和的微笑,穿着一身崭新对襟短袄,又郑重其事地在照片说明中写道:“改服短装留影纪念”。 

中国从两汉以来,历史上的每一次改朝换代,新王朝都会发布一个“易服色,改正朔”的谕令,也就是改变旧的服饰制度,启用新的历法,以示与旧王朝的区别。这一传统也许还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叶景吕。事实上,此后,对襟短袄或短褂就成为叶景吕拍摄肖像时的主要着装,帽子则换成了当时盛行于干部和工农群众中的八角帽,而照片说明中的纪年,也统统改用公历了。 相片右下角有英文“EASTMAN REGULAR”字样,可见当时的相纸还是进口的。国家开展扫盲运动,叶景吕也积极投身当中,帮着扫盲,首先把自己的老婆扫了,当时还得了模范 。业余时间,他还喜欢和孙子玩中英文转换的游戏,来督促孩子们学英文。大孙子叶毅说:他让我讲中文,他马上讲出英文。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1951年 70周岁 古稀之年的叶景吕在5月1日国际劳动节拍摄了照片。他一身短衣长裤,手握眼镜,架着二郎腿,悠闲地坐在一张单扶手靠背椅上,眼神中有一种与年龄和时代无关的清朗。 

照相馆背景也呈现出建国初的特点,西洋风格不再,整个画面是一个公园景色,以很大的花朵和满地的青草作为点缀。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1952年,对叶景吕来说是难熬的一年。因大儿子信奉“一贯道”,叶景吕也受到了牵连。在 “三反”、 “五反”运动中,叶景吕的大孙子叶毅当时是一名“革命化”青年,他在那年亲自从田地里抓获了两名台湾特务,由于他举报爷爷贩卖黄金(其实是叶景吕帮助罗家卖一些首饰来贴补家里花销),叶景吕也受到了审查。事后查明,叶景吕没有大问题,被免于追究。但他觉得1952年是“自己的污浊之年”,因此决定不再照相。他来到街上,找了一个专业的剪纸先生,为自己剪了一个侧面肖像,并用墨水涂黑,这张唯一不是照片的“照片”永远定格在照片册上。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1953年 73虚岁 叶景吕在9月1日拍摄肖像。他在照片记录中说:“正在建议上书毛主席以九一为老人节”。我们虽然不知其细节,但直到1989年,中国才把每年农历九月九日定为了“老人节”。照片中叶景吕神情严肃,似乎还真有点公车上书,帝心难测的悲壮。他第一次穿短袖照相,右手拿折扇,左腕配戴手表。关于自己今年的岁数,他特地标明:“公历71岁=癸巳73岁”。这年他的年龄按公历计算,应当是72岁,按农历计算则是73岁。所以,不知这里“71岁”是笔误还是经历“污浊之年”后另有含义。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1954年,74虚岁) 叶景吕在中秋节前一天的9月21日拍摄了肖像。他坐在一把藤椅上,右手拿一把打开的折扇,左手托腮,似在倾听,似在感悟。从这张年度肖像的说明中得知,这年2月间,他的左耳忽然失聪了,所以把使用“补听器”留影纪念。据查考,中国到1960年才有了第一家助听器生产厂,这样的话,叶先生所用这个耳机样式的助听器应当是进口的,并很可能是罗家在海外的亲戚赠送或代为购买的。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1955年 75虚岁 这一年,叶景吕的健康状况不好,接连生病,直到年底才有所好转。12月12日,他拄着拐杖拍了肖像照。但照片中的叶景吕仍面带微笑,一脸轻松。这年5月,叶景吕的右腿患风气,经针灸治疗刚好,8月1日起又开始头晕,从此出门必须拄拐杖了。这是拐杖第二次出现在了他的肖像照片中,但这个拐杖不再是1924年那根时髦的文明棍,而成了他日常走动时必须携带的工具了。照相馆背景布上画着虚拟的窗户,窗外可见树木和建筑,地上摆有一盆白色的菊花。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1956年 76虚岁 这年4月8日,是叶景吕和夫人金婚纪念日,他们合影留念,这一年,夫人69岁。这是照片册中出现的第二张结婚纪念合影,也是叶景吕第一次用夫妻合影替代年度肖像。 

照相馆背景简单,两人也衣着朴素,但他们相依相偎的感觉,矜持互敬的眼神,却清清楚楚地显现在影像中,令人感慨,令人唏嘘。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1957年 77虚岁 喜寿之年的叶景吕在10月7日(农历八月十四日)拍摄了这帧头像。 

叶景吕在照片说明中写道,这是他人生中第二次遇到的闰八月。时光荏苒,虽有坎坷,人生依然安好,照片中的他透露出掩饰不住的喜悦。虽然就在这一年,叶景吕的左目已不幸失明。 

这帧肖像在照相馆冲印时,采用了当时尚不多见的暗房处理技术,俗称“虚光”法,由此使照片画面更具艺术性。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1958年 78虚岁 这是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也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跃进”运动时期。 

叶景吕还是戴着那副双视玳瑁架眼镜,上衣口袋插着两支钢笔,还配戴了一枚五角星纪念章,这是在他的年度肖像照中首次出现的打扮。看得出,叶景吕竭力想融入当时那个“振奋人心”的群众运动,但细细体会他的眼神,却隐隐透出一丝迷茫,不知他是否已经洞悉出了浮夸风的恶果,甚至开始对此有所担忧。这年的肖像,更像是一尊半身胸像,看不出什么照相馆的背景。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1959年 79虚岁 望八之年的叶景吕依然双目炯炯,上衣口袋里仍插着两只钢笔。他首次选择在六一儿童节拍摄了照片,还修补了门牙,弥补老态,以取返老还童之意。经历1958年的“大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在政治热情的鼓动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但随之而来的天灾人祸,却另整个中国都选入了一片迷茫之中。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1960年 80虚岁 伞寿之年的叶景吕在春节时拍摄了全身照。当时,正值中国“三年经济困难”最严重的时期,叶景吕手拄拐棍,神情漠然。在新中国时期的肖像照中,叶景吕首次穿上了长袍,头戴无檐毡帽,一派旧时装扮,照片中背景也很简单。也是在这一年,叶景吕位于仙塔街的老宅被政府收回,从此,他于居住了大半辈子的老宅永远地告别了,搬到了长子叶健明居住的三坊七巷的宫巷33号,直到终老。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961年 81虚岁 照片拍摄于8月17日,也就是福州解放12周年纪念日。从照片说明中得知,这年7月18日,他得了一场大病,拍摄肖像照时,正是大病痊愈后的两个星期,因此才拍照作为纪念。从照片中看得出,叶景吕虽然精神大不如前,但他依然努力地直视镜头,显出一副很健康的样子。他还特意标明是在福州艺光照相馆拍摄的。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1962年 82虚岁 叶景吕这年的肖像照是用他在春节时的一帧全家福的底片来放大的。照片中,围着围巾的叶景吕,面带一丝颇显勉强的笑意。福州在这两三年中个,和中国其它地方一样,经过群情振奋“大跃进”以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勒紧裤带的苦日子。而对于地处“解放台湾”前线的福州来说,更时时面临着台湾当局妄图窜犯东南沿海,反攻大陆的威胁。为此,市、县政府精简机关,转移档案,征集兵员,疏散家属,训练民兵,随时准备打仗。这一“非常时期”中的非常形势,不知是否是导致叶景吕没有单独拍摄年度肖像的原因。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1963年 83虚岁 这一年,叶景吕还是没有单独拍摄个人肖像,而是用5月12日在杭州和女儿、弟弟家合影照片的底版加洗的一幅局部放大肖像。照片所用的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布纹纸。 

从4月27日到6月13日,叶景吕夫妇去杭州看望了女儿叶圭英和三弟叶我淮,在那里住了近两个月,这也是叶景吕一生中少有地离开家乡福州的一段时间。据笔者2008年对叶圭英的访谈,叶景吕的这段生活很愉快,以至于当他回到福州时,体重增加到了127斤。但就是在叶景吕回福州一个多月后,患淋巴癌的大儿子叶健明因病情突然恶化,不久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叶景吕受到很大打击,这也许是他为何没有单独拍摄肖像的原因吧。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1964年 84虚岁 叶景吕在10月1日国庆节拍摄了肖像。照片中的叶景吕衣着朴素,再次戴着列宁帽,口袋里插一支钢笔,右手拿着打开的折扇,坐在一把非常简约的木制扶手椅子上。 

因天灾人祸引起的“三年困难时期”正在过去,福州市民的日常生活开始逐渐恢复到以往的水平,照片上的叶景吕,一副怡然之态,露出了多年不见的神采和风度。 

从背景看,应当还是在1960年拍摄肖像照的那家照相馆。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1965年 85虚岁 一袭白衣,颇有仙风道骨之相的叶景吕,右手撑着拐杖,左手持折叠的纸扇,上衣口袋里插着钢笔,把眼镜盒装在了右下口袋里。照片拍摄于9月10日中秋节,福州时代照相馆拍摄,再次用布纹纸印制。在照片下方,“福州市时代照相”印记左侧,有当时中国摄影学会的会徽。晚年的叶景吕乐善好施,在当地邻居中是出了名的,每年春节,叶景吕总要向当地的产妇赠送粮食,夏天向人们送凉茶,有时家里的东西不够了,叶景吕还向亲戚们募捐。周围的邻居都知道宫巷的叶景吕。在家读书、看报,上街帮别人看古董,或自己去买,邻居有什么事也乐于帮忙,这可以说基本是晚年叶景吕的生活写照。大孙子叶毅说,爷爷一天到晚都有事情。每次出门前,叶景吕都要喊一句:伞(雨伞)、篮(竹篮,买东西用) 、杖(拐杖)、扇(扇子)!好,带齐了,我走了。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1966年 86虚岁 叶景吕为庆祝钻石婚,于农历二月二十八日拍摄了年度肖像。布纹纸印制。 

个人年度照片再次用夫妻合影替代,这也是照片册中第四张叶景吕夫妇合影。黏贴的说明纸条上,赫然写有“理应合影为纪念”,措辞坚定而平实,不由得令人为这对老夫妇笃厚、深沉的感情而钦佩。此时的中国,却“山雨欲来风满楼”,“文化大革命”的大幕即将拉开。如果这一年的年度肖像是在下半年的某个日子拍摄的话,不知老人又会作何神态,写些什么样的文字?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1967年 87虚岁 照片为布纹纸印制。叶景吕平缓而努力地看着镜头,头戴一顶毡帽。10年后,他再次佩戴纪念章,按当时人民的习惯,这枚纪念章毫无疑问地应与当时的政治运动有关。 

这一年的年初,福州党政领导机构被造反派接管,全市社会管理陷入瘫痪,7月初,全市实行军事管制,但根本无法阻止造反派的“革命行动”,以至于各处武斗不断。87岁的叶景吕在照片说明中写道,能够看到“文革”和“第三次五年计划”第二年是很难的,但还希望再看两岸的统一。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1968年夏天,就在叶景吕拍完最后一张肖像一个月后,家人受到外界运动的冲击,当时在家的叶景吕夫妇受到极大的惊吓,从此病倒。 

叶景吕和老伴分别住在前后院里,他们一直相互挂念。每天,叶夫人让孩子们用担架抬着,来到前院来看叶,她抚摸着叶景吕的手说:你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叶景吕每天也坚持让人扶着,跨过高高的门槛,去后院看望老伴。一个月后,老伴由于胃出血,先行离去。家里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叶,匆匆下葬。一星期后,因心肌梗塞和糖尿病并发症,叶景吕也平静归西了,终年88岁(虚岁)。叶景吕去世当天还告诉孙子们要吃豆浆、扁豆、元宵等。 

在这张肖像中,叶景吕面带微笑,怡然地注视着镜头,把人生最后的温暖留给了自己,也永远地留给了世人。 

【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

1956年福州著名画家陈子奋用佛语为叶景吕的照片册题字:是寿者相。

 

叶景吕,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他1881年出生于福州,先祖朱聿健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第二十三子的后人。但不普通的是:从1907年27岁开始,叶景吕连续62年每年到照相馆给自己拍摄一张照片,直到去世当年的88岁,整整跨越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更为奇特的是,他还采取了一年“站”一年“坐”的姿势轮换照相,几乎持续一生。 

2007年,收藏家仝冰雪通过网络偶然购得了叶景吕的照片册,通过福州当地媒体的帮助,辗转找到了叶景吕的后人,得知叶景吕早年曾跟随中国驻英大使罗丰禄出使英国,回国后为罗家生意工作,直到终老。今天,叶景吕的女儿(101岁)、儿子(92岁)和两个孙子及一个孙女仍然健在。 

2008年,仝冰雪把叶景吕的全套照片在博客披露,《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及福州当地媒体纷纷这是一个中国人连续六十二年的肖像,从1907年到1968年,每年一张,整整持续了62年,跨越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这套照片是一个中国人坚持62年不间断记录的成果,并且能够在历经战乱和运动之后,完整地、一张不缺地保留至今日,也是一个奇迹。照片目前的收藏者是创办了中国老照片网的仝冰雪,仝冰雪去年从福州一家旧书店买下了这套叶家在搬迁时遗失的老照片。仝冰雪通过相关线索寻访到叶家后人后了解到,叶景吕和妻子感情笃深,相伴一生,仝冰雪后来又搜集到了叶氏夫妇的一些合影,包括从年轻时代直到银婚、金婚、钻石婚纪念日的留影。 

1896年的12月,15岁(周岁)的叶景吕作为罗丰禄的随从,跟随罗大使赴伦敦上任,直到1901年回国。叶景吕在1901年回国前于伦敦拍摄了第一张个人肖像。 

主人公叶景吕(1881-1968),福州人,身高1.69米。祖先朱聿键,朱元璋第二十三子之后,1646年,朱聿键隆武政权被灭后家族为生存改姓叶。 

1906年,26岁(虚岁)的叶景吕和19岁(虚岁)的倪淑玉结婚。 

叶景吕收藏邮票、玉器、砚台、钱币等,福州基督教青年会会员。 

女儿叶圭英今年101岁生活在杭州,女儿叶德澍,今年91岁,生活在台湾。两个孙子和一个孙女生活在福州。 

从1907年开始,叶景吕正式开始了他每年一张的肖像留影。不间断持续了62年,直到1968年辞世。 

叶景吕还每天会写日记。据叶景吕的大孙子,76岁(2009年)的叶毅回忆说:叶景吕什么事都做个记录,家里的事,国家的事,国际的事,每天都总结一下,每天写备忘录。他给孙子叶毅说:我记录我的历史。 

 

注:所有说明文字选自《一站一坐一生》,一次观看叶景吕所有图片看浏览书籍著者博客: 

http://tongbingxue.blshe.com/post/6673/291216 

2013 / . 03 / . 22

【民国纸墨香】------一位民国时代医学生的笔记

相册来自:人人网余政程

 

【民国纸墨香】------一位民国时代医学生的笔记

五一放假,和90岁的爷爷一起收拾他以前的东西,在一个木箱中,发现了这些已经些许泛黄的笔记本,打开后,我就震惊了。。。

【民国纸墨香】------一位民国时代医学生的笔记

抗战胜利后,1945年,爷爷就读于当时的上海同德医学院。爷爷同时也被当时的德国医学院录取,爷爷说:德国医学院条件好,一人一台显微镜呢。但考虑到德国战败,担心当时的JJS ZF不认可其颁发的文凭,便选择了同德。毕业后来到了当时的华东军区医院@故都南京。

【民国纸墨香】------一位民国时代医学生的笔记

爷爷的爷爷是清朝的秀才,乡里有名的医生,爷爷的爸爸是东京帝国大学的留学生,回来后,也当了医生,开了诊所,爷爷作为长子,自然从小受到熏陶。值得骄傲的是,学有所成的爷爷为新中国第一批飞行员体检过。

【民国纸墨香】------一位民国时代医学生的笔记

【民国纸墨香】------一位民国时代医学生的笔记

【民国纸墨香】------一位民国时代医学生的笔记

爷爷拿着放大镜说,呵呵,当时画得都没有线条重叠呢~~

【民国纸墨香】------一位民国时代医学生的笔记

这是爷爷的笔记和素描,用爷爷的话说,当时年轻,老师一边上课,我就一边把模型画下来了。

【民国纸墨香】------一位民国时代医学生的笔记

爷爷说,看我钢笔字能写这么小这么细啊~~

【民国纸墨香】------一位民国时代医学生的笔记

【民国纸墨香】------一位民国时代医学生的笔记

爷爷的医学图解和笔记 拉丁文

【民国纸墨香】------一位民国时代医学生的笔记

【民国纸墨香】------一位民国时代医学生的笔记

【民国纸墨香】------一位民国时代医学生的笔记

【民国纸墨香】------一位民国时代医学生的笔记

 

【民国纸墨香】------一位民国时代医学生的笔记

【民国纸墨香】------一位民国时代医学生的笔记

【民国纸墨香】------一位民国时代医学生的笔记

【民国纸墨香】------一位民国时代医学生的笔记

【民国纸墨香】------一位民国时代医学生的笔记

2013 / . 03 / . 22

【科普知识----何为民国范儿之二】民国众生示范民国范儿

【科普知识----何为民国范儿之二】民国众生示范民国范儿

【11】民国范儿,这个在街头摆摊的小姑娘,虽然还缠着足,怯生生的羞涩着,坐有坐相。目光柔弱端庄。

【科普知识----何为民国范儿之二】民国众生示范民国范儿

【12】民国范儿,就是国民政府[教育部]两次推行简体字、两次均被众多文化界人士否决,无法实施;就是许多人还明白汉字不是随便改着玩的,其偏旁部首一点一划本身就承载着中国五千年的文化脉络与深厚底蕴,就无一笔无来由。哪像简化字呀,比如把“趙”改成“赵”,感觉姓“赵”的天天走错路。出国之后有台湾同学抱怨过,简体字都是缺胳膊少腿的残疾人。当时觉得他们活该,现在懂得了繁体字之美,无尽惋惜。

【科普知识----何为民国范儿之二】民国众生示范民国范儿

【13】民国范儿,对於城市居民来说,就是中产范儿。图中是1948年南京一普通中产家庭少妇正给孩子讲连环画。图中少妇这般优雅贤淑的内敛气象。成中产易,得中产范儿难。

【科普知识----何为民国范儿之二】民国众生示范民国范儿

【14】民国范儿,幷非与百姓无关,领导人的气质也很重要,脑满肠肥,腆着肚子的形象作为民众也会心生鄙夷吧。这是三十年代任过上海市长的吴铁成,一位人文气质浓厚的市长。

【科普知识----何为民国范儿之二】民国众生示范民国范儿

【15】民国范儿,就是大开大合,长驱直入;就是“十有九输天下事/百无一可意中人”;就是“行无愧作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就是“一片光明心比月/十分欣喜我知鱼”;就是“独笑出门天为霽/相逢下马酒如潮”;就是“大节石难转/高风世所师”;就是“诗能下酒/剑可赠人”......

【科普知识----何为民国范儿之二】民国众生示范民国范儿

【16】民国范儿,就是写堂堂正正的字,认认真真的字,无一字马虎,无一笔苟且。就是给人一滴墨,胸中有一碗。就是“勇於不敢”,从不轻言“创新”,天津书家龚望老先生说得好----“你创嘛新?学都学不会”!民国范儿,就是我知道的不比你多,我不知道的也不比你多。就是知道的越多,越不敢说。就是知道礼义廉耻。

【科普知识----何为民国范儿之二】民国众生示范民国范儿

【17】民国范儿,黑社会老大杜月笙,一改传统黑帮身着短打、卷袖开怀的装束,一身文质彬彬的长衫,结交国学大师章太炎、杨度等文化名流,知礼仪,讲气节,爱憎分明,抗日报国,周济灾民与免费发放疫药,保护商人利益,打击破坏生产的所谓“工人纠察队”。(图为1948年的杜月笙)

【科普知识----何为民国范儿之二】民国众生示范民国范儿

【19】解放后的溥仪,穿的当然是当时最普及的标准制服,但这跟延安装束比起来已经很时尚了。。。

【科普知识----何为民国范儿之二】民国众生示范民国范儿

【20】东皇孟小冬,最有名的女老生。气质冷峻,一丝不苟。她是戏子出身,但相信对于自己的职业与做人,孟小冬始终台上台下两种人生。

【科普知识----何为民国范儿之二】民国众生示范民国范儿

民国范儿,不是要回到民国,也不是针砭时弊。我只愿今人能多一点民国范儿的形象气质、人文品位,能慢慢养就一点民国范儿的骨血、高贵精神与格调。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大陆的经济飞速发展,而精神建设日益贫瘠。常常遇到三观尽碎的例子,反而已经习以为常。一个大国的价值观与社会风气不该如此浮躁扭曲。简而言之民国范儿就是各司其职,蓬勃向上。女人外表精雕细琢,温婉不失内秀。男人勇于承担,照顾家庭。儿童活泼向上,自由发展。民国气质离不开品味二字,品味绝不是金钱的堆砌。民国时代有普通的读书人,不卑不亢,才华满腹,勤恳做学问。有居家主妇,布衣旗袍,熨的平平展展。家中来客,懂得细心插花,细细的涂好口红。有引车卖浆的小农小贩,安分守已,坚守良心。有外交家叱咤风云,有军事家振奋人心,政治家在斗争中尔虞我诈,也有着对民众的的人文关怀。民国的各种“家”正是现在所缺乏的一个时代的领军人物与精英。客观说,民国并非万事如意,亦非一好百好。但统而观之,无论城市建筑-人文教育-生活品味-国民风貌-礼仪忠信等等,民国所散发出的那种深厚儒雅的人文气质与气息,是新中国以来所缺乏,也是被无產阶级革命破坏殆尽的。物质不在於是否先进,精神不在於是否革命,而在於保持一份敬畏,一份敬天爱人的温存。民众应当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不是轻易被煽动蛊惑。暴发户的急功近利与暴民的穷凶极恶是文明的大敌。大国国民,珍贵的是存有独立精神与关怀的心灵。无论是荆钗布衣还是钟鸣鼎食衣锦之家,礼仪忠信四字永远是每个时代最应当延续的道德标准。

2013 / . 03 / . 22

【西南联大轶事之跑警报】-----大师们是如何躲开轰炸的呢

       “跑警报是我很喜欢的小说家汪曾祺的一篇回忆西南联大的文章,活灵活现,字字透着幽默。他让我们看到如今纸上一个个重如泰山的大师们在那个年代的种种轶事。国家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但是我们有西南联大这一群可爱的师生,他们是整个国家的希望与进步的力量。跑警报这篇文章我非常喜欢,推荐指数一百颗星”

 【西南联大轶事之跑警报】-----大师们是如何躲开轰炸的呢

 【西南联大轶事之跑警报】-----大师们是如何躲开轰炸的呢

      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听说是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需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话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来,看了看,说:“你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这个故事说明昆明警报之多。我刚到昆明的头二年,一九三九、一九四○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昆明那时几乎说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来。有时竟至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二十七架飞机来昆明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部还真言而有信,说来准来! 

  一有警报,别无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做“跑警报”。“跑”和“警报”联在一起,构成一个词语,细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因为所跑的并不是警报。这不像“跑马”、“跑生意”那样通顺。但是大家就这么叫了,谁都懂,而且觉得很合适。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惟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最善于跑警报。他早起看天,只要是万里无云,不管有无警报,他就背了一壶水,带点吃的,夹着一卷温飞卿或李商隐的诗,向郊外走去。直到太阳偏西,估计日本飞机不会来了,才慢慢地回来。这样的人不多。 

  警报有三种。如果在四十多年前向人介绍警报有几种,会被认为有“神经病”,这是谁都知道的。然而对今天的青年,却是一项新的课题。一曰“预行警报”。 

  联大有一个姓侯的同学,原系航校学生,因为反应迟钝,被淘汰下来,读了联大的哲学心理系。此人对于航空旧情不忘,曾用黄色的“标语纸”贴出巨幅“广告”,举行学术报告,题曰《防空常识》。他不知道为什么对“警报”特别敏感。他正在听课,忽然跑了出去,站在“新校舍”的南北通道上,扯起嗓子大声喊叫:“现在有预行警报,五华山挂了三个红球!”可不!抬头望南一看,五华山果然挂起了三个很大的红球。五华山是昆明的制高点,红球挂出,全市皆见。我们一直很奇怪:他在教室里,正在听讲,怎么会“感觉”到五华山挂了红球呢?——教室的门窗并不都正对五华山。 

  一有预行警报,市里的人就开始向郊外移动。住在翠湖迤北的,多半出北门或大西门,出大西门的似尤多。大西门外,越过联大新校门前的公路,有一条由南向北的用浑圆的石块铺成的宽可五六尺的小路。这条路据说是驿道,一直可以通到滇西。路在山沟里。平常走的人不多。常见的是驮着盐巴、碗糖或其他货物的马帮走过。赶马的马锅头侧身坐在木鞍上,从齿缝里咝咝地吹出口哨(马锅头吹口哨都是这种吹法,没有撮唇而吹的),或低声唱着呈贡“调子”: 

  哥那个在至高山那个放呀放放牛, 

  妹那个在至花园那个梳那个梳梳头。 

  哥那个在至高山那个招呀招招手, 

  妹那个在至花园点那个点点头。 

  这些走长道的马锅头有他们的特殊装束。他们的短褂外都套了一件白色的羊皮背心,脑后挂着漆布的凉帽,脚下是一双厚牛皮底的草鞋状的凉鞋,鞋帮上大都绣了花,还钉着亮晶晶的“鬼眨眼”亮片。——这种鞋似只有马锅头穿,我没见从事别种行业的人穿过。马锅头押着马帮,从这条斜阳古道上走过,马项铃哗棱哗棱地响,很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有时会引起远客的游子一点淡淡的乡愁…… 

  有了预行警报,这条古驿道就热闹起来了。从不同方向来的人都涌向这里,形成了一条人河。走出一截,离市较远了,就分散到古道两旁的山野,各自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呆下来,心平气和地等着——等空袭警报。 

  联大的学生见到预行警报,一般是不跑的,都要等听到空袭警报:汽笛声一短一长,才动身。新校舍北边围墙上有一个后门,出了门,过铁道(这条铁道不知起讫地点,从来也没见有火车通过),就是山野了。要走,完全来得及。——所以雷先生才会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只有预行警报,联大师生一般都是照常上课的。 

  跑警报大都没有准地点,漫山遍野。但人也有习惯性,跑惯了哪里,愿意上哪里。大多是找一个坟头,这样可以靠靠。昆明的坟多有碑,碑上除了刻下坟主的名讳,还刻出“×山×向”,并开出坟茔的“四至”。这风俗我在别处还未见过。这大概也是一种古风。 

  说是漫山遍野,但也有几个比较集中的“点”。古驿道的一侧,靠近语言研究所资料馆不远,有一片马尾松林,就是一个点。这地方除了离学校近,有一片碧绿的马尾松,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很软和,空气好,——马尾松挥发出很重的松脂气味,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或仰面看松树上面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都极舒适外,是因为这里还可以买到各种零吃。昆明做小买卖的,有了警报,就把担子挑到郊外来了。五味俱全,什么都有。最常见的是“丁丁糖”。“丁丁糖”即麦芽糖,也就是北京人祭灶用的关东糖,不过做成一个直径一尺多,厚可一寸许的大糖饼,放在四方的木盘上,有人掏钱要买,糖贩即用一个刨刃形的铁片楔入糖边,然后用一个小小的铁锤,一击铁片,丁的一声,一块糖就震裂下来了,——所以叫做“丁丁糖”。其次是炒松子。昆明松子极多,个大皮薄仁饱,很香,也很便宜。我们有时能在松树下面捡到一个很大的成熟了的生的松球,就掰开鳞瓣,一颗一颗地吃起来。——那时候,我们的牙都很好,那么硬的松子壳,一嗑就开了! 

  另一集中点比较远,得沿古驿道走出四五里,驿道右侧较高的土山上有一横断的山沟(大概是哪一年地震造成的),沟深约三丈,沟口有二丈多宽,沟底也宽有六七尺。这是一个很好的天然防空沟,日本飞机若是投弹,只要不是直接命中,落在沟里,即便是在沟顶上爆炸,弹片也不易蹦进来。机枪扫射也不要紧,沟的两壁是死角。这道沟可以容数百人。有人常到这里,就利用闲空,在沟壁上修了一些私人专用的防空洞,大小不等,形式不一。这些防空洞不仅表面光洁,有的还用碎石子或碎瓷片嵌出图案,缀成对联。对联大都有新意。我至今记得两副,一副是: 

  人生几何 

  恋爱三角 

  一副是: 

  见机而作 

  入土为安 

  对联的嵌缀者的闲情逸致是很可叫人佩服的。前一副也许是有感而发,后一副却是记实。 

  警报有三种。预行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已经起飞。拉空袭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进入云南省境了,但是进云南省不一定到昆明来。等到汽笛拉了紧急警报:连续短音,这才可以肯定是朝昆明来的。空袭警报到紧急警报之间,有时要间隔很长时间,所以到了这里的人都不忙下沟,——沟里没有太阳,而且过早地像云冈石佛似的坐在洞里也很无聊,——大都先在沟上看书、闲聊、打桥牌。很多人听到紧急警报还不动,因为紧急警报后日本飞机也不定准来,常常是折飞到别处去了。要一直等到看见飞机的影子了,这才一骨碌站起来,下沟,进洞。联大的学生,以及住在昆明的人,对跑警报太有经验了,从来不仓皇失措。 

  上举的前一副对联或许是一种泛泛的感慨,但也是有现实意义的。跑警报是谈恋爱的机会。联大同学跑警报时,成双作对的很多。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宝珠梨、花生米……他等的女同学来了,“嗨!”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门。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时不同。这一点危险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女同学乐于有人伺候,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正如孙悟空在高老庄所说:“一来医得眼好,二来又照顾了郎中,这是凑四合六的买卖。”从这点来说,跑警报是颇为罗曼蒂克的。有恋爱,就有三角,有失恋。跑警报的“对儿”并非总是固定的,有时一方被另一方“甩”了,两人“吹”了,“对儿”就要重新组合。写(姑且叫做“写”吧)那副对联的,大概就是一位被“甩”的男同学。不过,也不一定。 

  警报时间有时很长,长达两三个小时,也很“腻歪”。紧急警报后,日本飞机轰炸已毕,人们就轻松下来。不一会,“解除警报”响了:汽笛拉长音,大家就起身拍拍尘土,络绎不绝地返回市里。也有时不等解除警报,很多人就往回走:天上起了乌云,要下雨了。一下雨,日本飞机不会来。在野地里被雨淋湿,可不是事!一有雨,我们有一个同学一定是一马当先往回奔,就是前面所说那位报告预行警报的姓侯的。他奔回新校舍,到各个宿舍搜罗了很多雨伞,放在新校舍的后门外,见有女同学来,就递过一把。他怕这些女同学挨淋。这位侯同学长得五大三粗,却有一副贾宝玉的心肠。大概是上了吴雨僧先生的《红楼梦》的课,受了影响。侯兄送伞,已成定例。警报下雨,一次不落。名闻全校,贵在有恒。——这些伞,等雨住后他还会到南院女生宿舍去敛回来,再归还原主的。 

  跑警报,大都要把一点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最方便的是金子,——金戒指。有一位哲学系的研究生曾经作了这样的逻辑推理: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因此,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视路面。他当真两次捡到过金戒指!逻辑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联大师生跑警报时没有什么可带,因为身无长物,一般大都是带两本书或一册论文的草稿。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总要提了一只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一个女朋友写给他的信——情书。他把这些情书视如性命,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来给别人看。没有什么不能看的,因为没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话,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气。这些信实在是可以拿来出版的。金先生辛辛苦苦地保存了多年,现在大概也不知去向了,可惜。我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人长得就像她写的那些信。 

  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据我所知,就有两人。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中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抗战期间,昆明有过多少次警报,日本飞机来过多少次,无法统计。自然也死了一些人,毁了一些房屋。就我的记忆,大东门外,有一次日本飞机机枪扫射,田地里死的人较多。大西门外小树林里曾炸死了好几匹驮木柴的马。此外似无较大伤亡。警报、轰炸,并没有使人产生血肉横飞,一片焦土的印象。 

  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施加威胁,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为了反映“不在乎”,作《跑警报》。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 【西南联大轶事之跑警报】-----大师们是如何躲开轰炸的呢

年轻的汪曾祺先生

2013 / . 03 / . 22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作为拍摄者,他的眼光跟镜头决定了给我们呈现一个怎样的世界。这是美国飞虎队大兵眼中的昆明,宁静,写意,不乏色彩。各个阶层的人们在有条不紊的忙碌着各自的生活,生老病死在这座安静的城市每日上演。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1944年11月间,在昆明的某家商店门口有一座用色彩鲜艳、用纸花装饰起来的大花轿子。由几个壮汉抬着去举行婚礼。(威廉•迪柏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在昆明市内见到的另一个花轿(艾伦•拉森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路边小贩在兜售自制的笛子(威廉•迪柏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在滇池附近的公园里,餐饮店和小贩比比皆是。他们在小屋里营业,在诱人的美食旁放着黑板,上面是用粉笔写的菜单。(艾伦•拉森 摄)这位小哥精气神很好啊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品尝美食(威廉•迪柏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流离失所的乞讨者(威廉•迪柏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路边制作香烟是小贩(威廉•迪柏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铁饰大门前的街景(威廉•迪柏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百货商店(威廉•迪柏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城门街景。城门上有“还我河山”的标语。(威廉•迪柏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城墙上的抗日海报和标语(威廉•迪柏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街景(威廉•迪柏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石牌坊后的居民区(威廉•迪柏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昆明的中国建筑。 在美国的主要城市有许多中国式样和特点的建筑,如西部的旧金山和东部的纽约。它们因外观绚丽,非常引人注目。我们听说在中国这样的房顶除了起保护作用外还有更多的意义,比如说相信弯曲的寺庙顶部可以辟邪。(艾伦•拉森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湖边景色(威廉•迪柏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飞虎队基地附近的墓地都很容易认出来,因为这些坟堆都是从地面隆起的土墩,许多坟前都立有几米高的石碑。离我们兵营区不远有一座村庄,照片中这个豪华的坟墓就位于村庄附近。它嵌在一块坡地上,由石雕装饰的五块面板为其最大的特色。这块墓地看上去很久没有修护和清理了,但仍不失雅致和庄重。(艾伦•拉森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县城大门(威廉•迪柏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空军基地附近的土路和马车,这些马车都使用填满黄沙的橡胶轮胎,传说是云南省主席要求的。(威廉•迪柏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赶马车的农夫(威廉•迪柏 摄)【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手捧蚕茧的男孩(威廉•迪柏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空军基地附近辛勤劳作的农夫(威廉•迪柏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基地内的修鞋匠(威廉•迪柏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我们昆明空军基地三号宿舍的地图绘制成员逐渐和附近稻田里干活的农民熟悉起来。作为一个集体我们想知道该做些什么来回报他们的友情。有一家人家的一个小女孩一直帮助我们,于是我们向男主人询问,是否可以为这个小女孩仿制一件和我们制服一样的服装,这家主人同意了。我们把制服送给了小女孩,之后在一个好天气里,我为她拍了这张拿着棒棒糖的照片。我写信把此事告诉我母亲,她回信说她邮寄了一个玩具娃娃要送给这个小姑娘。在我们中队和第14航空队总部迁到重庆市驿之前,洋娃娃还没有寄到。等到了重庆再收到洋娃娃,我该把它送给谁呢?(艾伦•拉森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挑担的农妇(威廉•迪柏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附近村庄的小孩(艾伦•拉森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神奇可爱的小男孩(威廉•迪柏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背着弟弟的男孩(威廉•迪柏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母亲与孩子(威廉•迪柏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空军基地内供美军生活和工作的三号宿舍入口,由中国士兵把守。(威廉•迪柏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修筑昆明机场跑道的军民(威廉•迪柏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修筑机场的军人(威廉•迪柏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美军营房外,晾晒的衣服和休息的士兵(威廉•迪柏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附录黑白照片艾伦•拉森在昆明空军基地(高登•汉姆 摄)【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附录黑白照片飞虎队员在云南农村乘坐小船渡河(查尔斯•科吉斯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附录黑白照片昆明空军基地美军兵营附近的稻田(艾伦•拉森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附录黑白照片从昆明西山寺庙俯瞰滇池(艾伦•拉森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附录黑白照片昆明街景(艾伦•拉森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附录黑白照片昆明街景(艾伦•拉森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附录黑白照片街边吃饭的昆明市民(艾伦•拉森 摄)【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附录黑白照片昆明的老人(威廉•迪柏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附录黑白照片昆明街景(艾伦•拉森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附录黑白照片昆明街景(艾伦•拉森 摄)

【飞虎队眼中的彩色民国--昆明篇之二】

附录黑白照片新津空军基地(切斯特•吉斯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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