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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河山一寸血

中华民国,不是一个朝代,而是一段感情。风雨飘渺里隐约醇厚温柔,傲世独立中饱含慷慨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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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 . 09 /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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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 . 11 / . 17

1936年蒋介石约见竺可桢,希望他能出任浙大校长。竺可桢提出三个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这三条得到了蒋的允诺,他走马上任。前二条国民政府基本兑现,他一干就是十三年,到49年离任时,浙大已建成“东方的剑桥”。民国时大学的独立,令人欣羡。

                                               1936年蒋介石约见竺可桢,希望他能出任浙大校长。竺可桢提出三个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这三条得到了蒋的允诺,他走马上任。前二条国民政府基本兑现,他一干就是十三年,到49年离任时,浙大已建成“东方的剑桥”。民国时大学的独立,令人欣羡。

  转自 民国往事
2012 / . 11 / . 17

俱往矣,看今朝。 中国历史上有那么一位总理:不仅没有一分钱存款,还因为无法偿还债务被人告上了法院,他就是段祺瑞。1936年11月1日段祺瑞胃病突然发作,急送上海宏恩医院救治,2日在医院病逝,终年七十二岁,死时,因其一生廉洁朴素,身无余财,还留下一大笔的欠款,被人告上法庭

  转自 历史背后的历史
2012 / . 11 / . 09

廖耀湘(1906-1968),1936年以第一名毕业于法国圣西尔军校。抗战时率中国远征军新22师在缅北战场屡建功勋,曾携手孙立人的新38师将南京大屠杀元凶之一的日军第18师团予以毁灭性打击。1944年新22师扩编为新六军,成为国军五大主力之一。文革中廖作为战犯遭到红卫兵羞辱,在批斗会上心脏病突发而逝

  转自 民国往事   转自 历史背后的历史
2012 / . 11 / . 02

【蒋介石其人】1光复浙江,全身捆好炸药和一百多敢死壮士冲进浙江府。2讨伐袁世凯失败后全国通缉他,袁将其老师陈其美暗杀后连其家人都不敢收尸,他冒通缉一个人一张板车为陈收尸。3为统一中国向孙中山《献北伐书》,受孙中山器重,20年后自己北伐统一中国就是按照当时的计划实现的4领导抗战胜利。

                  精彩历史 :  【蒋介石其人】1光复浙江,全身捆好炸药和一百多敢死壮士冲进浙江府。2讨伐袁世凯失败后全国通缉他,袁将其老师陈其美暗杀后连其家人都不敢收尸,他冒通缉一个人一张板车为陈收尸。3为统一中国向孙中山《献北伐书》,受孙中山器重,20年后自己北伐统一中国就是按照当时的计划实现的4领导抗战胜利。

  转自 民国往事
2012 / . 11 / . 02

西元1644年到1840年:满清国到底在干什么?

下文转自汉韵

http://page.renren.com/601322816?id=601322816

对于本文的一些观点,我不完全接受,但在我确实不喜欢清朝。因为在那世界飞速进步的二百年里,清朝对思想,军事,科技等等方面的禁锢,直接导致了我们原本处在世界领先地位的国家,变成了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

也许清朝并不似我想象的那么不堪,但至少,不值得歌功颂德!


从1644年明朝灭亡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相距长达196年,然而在这近二百年的时间里,满清贵族统治的中国走了一个漫长而无谓的“轮回”。而这次轮回点对于二百年前的区别在于:一个国家和民族长期被动挨打受奴役的噩梦刚刚开始,在整个地球上,中华民族开始沦落为一个长期受宰割、受压迫的巨大整体。

  是什么造就了这一不争的事实?尽管在进入新千年中国的当今,歌颂康熙、雍正、乾隆的作家在大红大紫,歌颂那个时代的电视剧在轮番热播,大量的官员和民众也在喋喋不休剧中人物的尔虞我诈和翻云覆雨,但我仍愿意站出来泼出一盆又一盘的洗脚水:这应该是一个被基本否决的时代!同时,我们也应该冷静地回忆和分析,这样我们才能弄明白:这世界历史上格外重要的二百年,这重新定位世界格局的二百年,这西方世界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二百年,满清国到底在干什么?中华民族为何走了一个“圆”?

  让我们将聚光点对准满清。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与满清的政治策略极其相关,我们能做到的是:尽量抛去那种怨恨和鄙视的情绪,尽量以一种平和的眼光去打量这群人。  
  以不少世人的眼光来看,满清入主中原其实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趁火打劫”,然而不幸的是他们成功了,而且是大获成功。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从消灭南明政权到平定“三藩之乱”,满清统治者没费太多周折就彻底坐稳了江山。相比于中国历朝历代而言,满清帝国政权的稳定性十分突出,对此就连西方不少研究中国的学者也大为惊奇:入关时人口只有百余万的满族人,不仅征服了几十倍于己的汉民族,而且在这个以汉民族为主的国家里,舒舒服服地当了二百多年的“主子”。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奇迹”。然而,也正是这种“奇迹”,给了西方诸强称雄世界、瓜分世界的绝佳良机。

  在满清朝的二百多年间,因为还是处于一个以汉民族为主的国家里,人口相对极其稀少的满清贵族那根“警惕的弦”就始终醒着。尤其是更高层的满清统治者,无论如何雄才大略还是如何懦弱无能,对汉人、对汉民族都是格外地警惕,这警惕里自然含有蔑视、恐惧和敌意。于是,为保住一姓(爱新觉罗)一族(满族)之私,满清贵族一门心思稳定自己的政权,又一门心思在琢磨汉人、研究汉人、遏制汉人,因为汉人不光是他溥天之下的广大臣民,更是随时都可被取而代之的对手。  
  在这一点上,无论中国的历史学者还是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都承认满清统治者的手腕要远远高于元朝时的蒙古统治者。前者不去触动汉人上层阶级的利益,甚至把自己打扮成儒家文化的倡导者、弘扬者,并基本沿用了明朝的政治生态,打造出一套“满汉全席”式的政治“合作”。当然,这种“合作”是以满清贵族为主、以汉族士人为辅的。但就是这种不平等的政治合作关系,竟也让众多的汉族士人感到满足。这样,通过汉族士人来统治整个帝国的金字塔就稳稳当当地建成了。而前朝的蒙古统治者则不然,他们赤裸裸地把汉民族(北方的汉人与南宋遗民的南人)做为被欺压奴役的对象,甚至毫不掩饰对汉民族的敌意和蔑视。他们宁可让西域人甚至外国人来充实中上层的官僚集团,也不愿同汉人的“臭老九”们合作。失去这种“政治中介”的结果,使蒙古人入主中原坐稳江山的时间就大打了折扣。

  相比于历朝历代,满清统治者们要收敛一些,要节俭一些,要勤政一些,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满清统治者做人为政更加虚伪、手段更加残暴、心胸更加狭隘,这的确也是不争的事实。满清统治者对汉人采取的手段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我们看到,这个历史并不悠久、文化尚处荒蛮、生活上还大多处于半是牧民半是战士的民族,其统治者对于如何稳定政权、如何对付汉人,其实极富心计。怀柔和笼络自然是统治者的基本功之一,然而其民族作为国家的少数人,满族统治者时刻紧盯着汉人,警惕着汉人。依他们看来,任何事务都要视其与他们满清统治的稳定而定,否则无论其发展前景如何广阔,无论如何有利于国富民强,只要可能会带来对其政权的不安定因素,大都会被勒令阻止而夭折的。更有甚者,他们极其重视思想文化领域的风吹草动,汉人们星星点点的思想异端在他们看来都是极其危险的,他们会立即乾净利索、毫不手软剪除,更多的时候甚至是“瓜蔓抄”式株连无辜,直至“斩草除根”而后快。满清统治者对于觉醒者尤其警惕,容不得一点的蛛丝马迹,见不得一点的风吹草动,不光如此,还要“防患于未然”,为“稳定”而捕风捉影,而风声鹤唳,而血雨腥风。为一姓一族之私,从而遏制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软化一个民族的骨骼,奴化一个民族的心理。其流风遗韵所及,以至于今天我们在热播的电视电影上看到的,仍是那个时代让人作呕的主子与奴才的嘴脸图。

  在当今不少人对康熙、雍正、乾隆们所谓“政绩”、所谓“盛世”、所谓“千古一帝”而啧啧称叹喋喋不休之时,我愿意充当一个不受这些人欢迎的角色,去泼脏水,去揭脓疮,顺便再向这些文化群小们当头棒喝:一群当不够奴才的混蛋!极端自私的专制让国家民族没有机遇。我觉得,满清统治者整体上的“忧患意识”比较强,只是这“忧患意识”首先考虑的并不是国计民生和国富民强,而是将一姓一族之私凌驾于国家民族之上,关注的只是如何让其满清政权“稳定、稳定、再稳定”,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机遇也就必然接二连三地“涛声远去”了,正可谓极端自私的专制让国家民族没有机遇。  
  唐宋以来,造船航运业一直是中国的强项,然而到了清朝,中国造船航运的步伐大大停滞甚至倒退了,其原因大多也是为了“稳定”。满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满清政府下令:“沿海省份,应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当然,“无许片帆入海”的原因是为了“稳定”,因为那些不肯归附的、继续抵抗的乃至逃亡他国的汉人,大多与大海有关,与帆船有关。

  顺治十八年(1661)秋,满清政府厉行迁海政策,为配合消灭海上的抗清势力,拿出了“坚壁清野”式的绝招:清庭命令滨海居民迁移内地,还派出大量的官员到各地监督迁移,结果从辽东至广东的万里海疆,沿海居民被强行内迁三十里,史书上描写当时的境况是“燔宅舍,焚积聚,伐树木,荒田地,妇泣婴啼,流民塞路,民死过半,惨不可言。”然而,为了“稳定”,满清统治者顾不得这些。 
  1684年是康熙二十三年,这一年应该是广大清朝渔民们欢欣鼓舞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全国解除海禁。解除海禁的原因是满清王朝清除了“心腹大患”。继几年前平定以吴三桂为主的“三藩之乱”后,与过去的一年攻取对岸的台湾,消灭了割据那里多年的郑氏政权。海禁是解除了,但航海行商并不顺利,清政府陆续出台了很多的条条框框,如不许大船出洋了,不许商船往南洋吕宋等处贸易了,不许将船卖给外国了,不许多带口粮有越额之米了,以及出洋后不准留在外国等等。为了令行禁止,满清政府派出水师巡查,违禁者严拿治罪。治罪下手也极重,如对将船卖与外国者,造船与买船之人皆立斩;而对所去之人留在外国的境况,他们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月,同时行文外国,令其将留下之人抓捕后立即斩首。

  可以看出,满清制定出那么多详细的商船出洋条条框框,不少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但毕竟有些不大气。康熙晚年时也对此耿耿于怀,因为苏州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贸易的多达千艘之多,而回来的不过五六成,满清就派兵船前去拦截去南洋的船只。康熙还预见性地谕告天下:“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所言。”事实虽被他不幸而言中,但他并没有想出以后御敌的良策,大概仅仅是如何能长期稳定地统治国内的汉人,如何让君临天下的接力棒在这片广袤的大陆上不断地传下去,就令他十分头痛了。  
  对于航运贸易的禁与行,清庭也有多次反复,在他们的心里,虽然贸易能带来不少税银,但大海和帆船总是带来一些“不安定因素”,甚至就连国内范围内的海运实行与否,直到1811年的嘉庆十六年还在争论,一些大臣甚至一口气说了海运的十多项“弊端”。直到十五年后的道光六年,国内海运一事才有转机:这年二月,海运至津。江苏试行海运米船,共九百余艘,运米一百一十二万二千余石,于二十九日进入天津海口,极为顺利,海船卸米后,往奉天买豆南运。

  一些事也夷非所思,如有一年嘉庆传谕到泰国国王那里,禁止再由中国商民代该国商船营运。因为泰国人不习营运,所以多雇佣福建、广东一带的人驾船。将泰国的东西运到中国的港口,返回时再带走中国的货物到泰国。但就是这样一种今天看来两好、双赢的方式,皇帝仍然插手阻止。为什么阻止呢?我斗胆推测:是顾及满清的体面,还是对汉人和他国异族有所防范?费正清是著名的西方中国问题观察家,他在详细论述了满清统治现象后这样结论:“归根到底,他们是倾向倒退,眼光向里,防守和排外的。”在矿产业方面,满清统治者的做法与航海贸易极其类似。  
  农是根本,这的确不错,然而死死抱住这一条,让民众老老实实地经营土地,限制商业,不准开矿,却成了满清统治者的一种“传家法宝”。为开矿一事,满清统治者的心态十分犹豫,从动机上来看是尽量限制,为此从清初一直争论到十九世纪初,开矿与禁采,反反复复,总的原因是民间的渴求极强,而清庭的担心顾虑也极深。这种担心顾虑,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现在影视媒体上被吹得浑身发光的雍正,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否决了两广总督有关在广东开矿的奏请。在传谕中,先是讲了一通“养民之道惟在劝农务本”之类的大道理,接着就说矿场是“各省游手无赖之徒望风而至”的场所,必然会难辨奸良,成为不安定因素。对于开矿带来的税收,作为皇帝的他根本是看不上的,因为“朕富有四海,何藉于此?”

  满清统治者们对开矿一事十分谨慎,除担心矿场杂人易生事外,还担心开矿冲了他们的“龙脉”和“地气”。如乾隆五年允许召商采煤,而大臣说服皇帝的理由首先便是“无关城池龙脉”。需要说明的是,允许采煤的这一年已经到了1740年,距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已经近一百年。  
  但不要以为此后在开矿上就一路绿灯,一朝天子一朝思路,1799年的嘉庆四年,乾隆刚死不久,嘉庆就下令禁止在畿辅开采银矿,理由酷似他的爷爷雍正那一套。历史真会玩戏法,直让后人感到悲哀与无奈。  
  其实不光航海贸易和矿产,其实很多事物如能正常发展,都可成为突破口,进而成为民族自强的一种机遇。如1840年代的英国之于羊毛纺织,结果就成了其工业革命的导火索。但是,满清统治者绝对不要什么革命的导火索,哪怕从此这个民族一跃会跳入龙门!不,满清统治者们梦寐以求的,是其膝下永远跪着时刻愿为其肝脑涂地的亿兆臣民,永远舒舒服服地当着那被拥着、抬着、呵护着的“主子”。

  这里面比较有趣的,我想说说鸟枪这件事。  
  鸟枪这东西,到了乾隆时期其制作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一些地方设立了“民壮”(大约是民兵一类)以协助军队,民壮们的武器不似军队一样要求规范一致,于是有人已打上了鸟枪的主意。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二月,乾隆下令全国停止民壮演习火枪(鸟枪)。起因就是山东刚刚有人造反,幸亏他们没有鸟枪在手,故而很快就被剿灭。  
  但鸟枪的威力是显而易见的,于是一个叫高晋的总督上奏请对武举考试进行改革,将舞刀改用鸟枪,以中靶多寡定成绩。这真是一个好主意,但乾隆“深思熟虑”后却否定了这个建议,不许武科改用鸟枪。他传谕说鸟枪是制胜要器,民间不宜演习多藏。他举例便是上面山东的那个例子,继而说如武科改用鸟枪,武生必将时常学习打靶,民间私买火药、铅丸的事儿就难禁止了,天下也就难管了。于是高晋所奏,断不可行。  
  细想起来,乾隆说的的确有理,国家的“稳定”也的确应该限制鸟枪。但他的这种“深思熟虑”显然是针对了国内,而对来自国外的威胁则没做什么考虑。这恐怕就是几十年后中国与英法军队对阵时,我们从历史电影里痛苦地看到:在对方的枪击下,徒有忠勇爱国之心的清军将士如镰刀下的稻草般倒下,而清军能够摆出的还击样子,除了那类似于二百年前明朝的土炮(炸出的火药射程极其有限)外,大量的就是沿用了数千年的弓箭和刀剑戈矛了。我想,这一点,也许乾隆未曾料到。进而再想,如果乾隆地下有知,也未必后悔,因为此后其满清的王祚毕竟还延续了60多年。

  在满清统治者看来,危及他们政权的还有甚于“鸟枪”的,这就是汉人知识分子里少数人的异端思想,有了这些思想将必然生出反骨,于是便有了一系列的“文字狱”,便有了无数株连无辜、惊草木而又泣鬼神的“杀无赦”。满清统治者对异端思想的警惕性格外高,其实在清初的康熙二年(1653年)就有庄廷龙(加金字旁)一案,但文字狱的真正兴起则在康熙晚期。原因也很明晰:康熙在消灭南明永历政权、平定三藩和灭亡台湾郑成功这些玩“枪杆子”的对手后,让他放心不下而又急需整治打击的,就是那些念念不忘明朝故主、时时冷言讥讽满清出身与时政的“笔杆子”了。  
  1711年即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狱起。这位安徽桐城的才子,怎么也不曾想到,自己九年前出版史料书籍,只是因为采用已死去的一位明朝遗老书中所载明桂王的事情,用了南明永历年号,就被检举揭发,为康熙大帝所怒,结果在两年后被横尸街头;而那位死去的遗老即方孝标也没逃厄运,被戮了尸,还有不少同族人受到了牵连,其中就有因此入狱而写出《狱中杂记》的方苞。

  更为著名的文字狱便是雍正年间的吕留良案了。与上案雷同的地方在于,吕留良同方孝标一样,同是明朝有节气的遗老,同是在著述中存在对满清有大不敬的地方,也同是在死后多年才由他人牵连案发的。只是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极富一些戏剧性,雍正要案情的主角留下做活口,其目的是由他来口诛笔伐来批评指正和引导,以显示自己的英明和大度。他的这一手并不高明,甚至连他的儿子乾隆看来都觉得里面的漏洞不小,于是雍正当时发往地方政府的雄辩大作《大义觉迷录》被收回了,于是当时“被猫放生的老鼠”又被重新抓了回来,还是照杀不误。  
  根据史料上记载,清朝文字狱众多,著名的除上述例子外,还有查嗣庭、胡中藻、王锡侯、徐述夔等案,而其他大大小小的案子更是不可胜数。案中被株连的人众多,遭受的处罚也让人大开眼界。如死人被开馆戮尸,活人被凌迟、斩首、绞死,亲属遭遣戌,妇女被入官等等。这里面,有死不喊冤的,但更多是被牵连的无辜。其实满清统治者们也未尝不知道里面多是冤死的魂,如出题“惟民所止”被诬为就是“雍正无头”的考官,如随意题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秀才,如自号“古稀老人”但不知此号已被乾隆“专用”的官员,尽管全家哭喊求救的冤声动天,尽管众多的旁观者们也觉得冤情深重,但满清政府仍然要“杀无赦”,他们要的就是“宁肯错杀一千不让一人漏网”式的“震慑力”。

  这种“震慑力”的余威的确巨大,以至于满清中后期众多的士人以不谈政治为识实务,将大量的聪明智慧用在了文字、训诂、名物的烦琐考证之类学问上,世人称其为"虫鱼学",这种学问其实与世无益。“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龚自珍看不起这样的文人,但举目之下,有几个文人学士不是如此。  
  一个时代长时期的停滞,一个时代长时期的噤若寒蝉,势必影响到国家民族整体的活力。其实,在年轻气傲的龚自珍准备彻底抛弃那种没有趣味没有意义的“虫鱼学” 的时候,却已发现这个国家已经死气沉沉毫无生机,成了一个不仅才相、才史、才将、才士、才民、才工、才商都极为缺乏的衰世,甚至还是连才偷才盗都很少见的社会。1820年,正是整个西方世界朝气蓬勃的时候,而在满清这里嘉庆为君25年已撒手西去,接替他的新君文(上为曰)宁定下了以后用的年号道光。就是在这一年,这位中国旧世纪里最后的伟大诗人,在某个城郊的某一个灯火参差的傍晚,走进了深深的芦苇丛中,他劝人千万不要再登高望远,因为他已明显地感觉到:这辽阔的中原大地忽然之间已经是沉沉暮气了。 
楼阁参差未上灯,菰芦深处有人行。 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  
  十九年过后,还是这位诗人,只不过早已不再是英姿勃发,而是变得更加抑郁和悲凉,面对长夜难明、万马齐喑的死寂,诗人忍不住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内心呐喊。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1840年以后的多年,“天公”并没有抖擞,降下的却是无比深重的灾难。然而,惊雷毕竟响了,人才毕竟醒了。但人们醒来时,家园已破,景物已非,国已将不国,整个民族沦落到一种俎上鱼肉的境地。

   有人说康熙伟大,我怀疑。  
  有人说雍正英明,我嗤之以鼻。  
  有人说乾隆潇洒,我真有些懵懵懂懂了。  
  但说这是极端自私的一群人,我却相信。  
  十七世纪末,在西欧的岛国英国,资产阶级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斗争,终于控制了政局,逐步确立了资产阶级国会制度,从而为“日不落世纪”的来临奠定了基础。而在经济落后的东欧俄国,彼得一世开始了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改革,他本人不仅从形像上剔去大胡子换上西装,而且从政治、文化思想和科学教育上全力倡导革新图强。而在满清,康熙在其一系列的军事胜利后,却是一面将自己极力打扮成儒家文化的倡导者,一面又于无声处时时警惕着全国各地的思想异端,并且不时“凌厉出手”,用“文字狱”的大棒将天下士人打得噤若寒蝉、鸦雀无声。而他所御用的西方学士,不过用其在历法上日食月环之类的准确性而已,其实把这些人当作了朝廷宫中的装饰,至于西方的种种科学技术应用等等,几乎全是扯淡。说康熙和彼得一世是同时代的人,让人感觉有些时空错位。  
  在十八世纪初,文化启蒙和自由思想的火种开始在欧洲大陆上烽烟四起,众多的欧洲青年们开始热衷于“周游列国”式的文化旅程,旅程让这些欧洲青年们强了筋骨、开了眼界、长了精神,继而让这些青年们成为欧洲觉醒和崛起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随着大量移民的相互流动,欧洲各国的文化、贸易开始交流和碰撞,其结果是碰撞出火花,碰撞出真理,最后碰撞出一个列强雄起、生机勃勃的欧洲。而与此同时,西欧诸国正为海上霸权而你死我活、硝烟四起,而中欧的普鲁士也正在悄悄崛起。正是在这个当口,雍正在干什么呢?前文已经提到,这个将各种伎俩玩得飞转的阴谋家,其实心胸格外狭隘,他所做的漂亮事,一是全力围歼那些思想异端的士人,一是严令禁止开采矿产和海上贸易。这样的人,有人歌颂说其统治下的中国如何进步、如何发展,让人如何相信。

   十八世纪末,法国进行了大革命,巴士底狱这个象征封建专制的堡垒被人民攻占,贵族的特权被废除不久,《人权宣言》得以发表;而随后不久,在新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功成名就的华盛顿力辞他人劝进皇帝位,在总统四年的任期后不愿意在这个岗位上“奋斗终身”而毅然离去……而就是在这个“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时代,乾隆在赚得诸如“十全老人”之类的众多浮名后,在为君称朕六十甲子年禅位后,在继位的儿子面前依然留恋他的皇权,而众多的社会危机正“十面埋伏”于后任者的周围。说乾隆处在这个伟大的时期,说他与华盛顿是同时代的人,让人简直不相信。  
  然而,在甲申年又一次来临的时候,我又一次想到那棵树,想到了那棵树时,有些事我相信了:同样的时间,会有不同的空间。  
  十七世纪40年代,相隔几万里的东西方两位君主以不同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这仅仅是另一种开始的一个楔子。在此之后的近二百年间,东方那个庞大的帝国继续重复着那大而无当的梦,奴性的心理、窒息的思想和腐朽的制度,使三四千年走在世界前列的文明江河日下了,帝国与其说是“沉睡中的巨人”,不如说更像一位“病夫”,只是这“病夫”不光四肢无力,而且脑子也不好了。而西方那个岛国在近二百年的光阴里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近代史的第一页先从那里翻开,其人文科技、法制思想和工业革命也在深深地影响着整个世界。  
  1793年的那个夏天,英国使团驾驶他们的船队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他们以补贺乾隆八十大寿的名义,拜见了满清的“九五之尊”。乾隆和满朝官员格外重视的,是英国使团如何行礼跪拜,而对其带来的天文望远镜、地理仪器、钟表、船只模型和武器等等东西却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态。这年秋天,领队的马戛尔尼带着遗憾离开了北京,他十分肯定地说:清王朝好比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胜过邻船的地方,只有体积和外表。并认为英国会从这个国家中捞到好处的。英使团离去四十多年后,即十七世纪40年代的近二百年后,两个国家第一次进行较量时,东西方早已没了那架“天平”,世界成了一边倒的舞台。

  两个国家较量时,虽然满清国也崇尚“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但泱泱四亿人的大国却没有几人知道:世界到底有多大?英国到底有多强?据说,连林则徐、魏源这样“睁眼看世界的人”其实也所知了了。  
  这次较量,其实也是两个国家二百年积累的一种较量。当初的历史是否是一种前因?但无论如何,后果是有了。  
  还是那棵树,回首时它已变成了三百六十年前的那棵树。那棵树应该让人警醒,让人深思,让人发奋。  
  又一次想到那棵树,使我感觉到一种后怕:政治的惰怠、残酷、自私和腐朽,加上大众心灵的冷漠、闭塞、自大和麻木,几乎葬送了一个长时期走在世界最前列的民族。  
  又一次想到那棵树,使我感觉到一种庆幸:一个经历过掉下悬崖、后又爬出谷底的民族,已变得清醒,正恢复着元气,她渴望着更加强壮与成熟,也就是说,她渴望着新生。

  转自 民国往事   转自 笼子里的旅行者
2012 / . 11 / . 02

再看25句彷徨与呐喊,抑不住满眼泪花

 

1、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无声的中国》一九二七年

2、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长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随感录二十五》一九一八年 

3、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两地书》一九二五年 

4、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鎗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可恶罪》一九二七年 

5、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例,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看镜有感》一九二五年 

6、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即一天一天的堕落,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论睁了眼看》一九二五年 

7、中国人的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于没有实现。但我却替他们发现了,你们大概知道的罢,就是北京的第一监狱。这监狱在宣武门外的空地里,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虑冻馁;起居有定,不会伤生;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卒管,不会再犯;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缺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北京通讯》一九二五年 

8、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碰壁之后》一九二五年 

9、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彷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他们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海上的儿童》一九三三年 

10、说话到真人厌恶,比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坟」题记》一九二六年 

11、战士死了的时候,苍蝇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营营地叫,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死了,不再来挥去牠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牠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战士和苍蝇》一九二五年 

12、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这个与那个》一九二六年 

13、中国人不疑自己的多疑。——《我要骗人》一九三六年 

14、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即恐惧颤抖),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常有几个人张嘴看剥羊,仿佛颇为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也就忘了。——《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六15、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惩罚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答有恒先生》一九二七年 

16、我总觉得洋鬼子比中国人文明,货只管排,而那品性却很有可学的地方,这种敢于指摘自己国度的错误的,中国人就很少。——《两地书之廿九》一九二五年 

17、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捽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经验》一九三三年 

18、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一九一九年

19、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未有天才之前》一九二六年 

20、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功之后……——《中国语文的新生》一九三四年 

21「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甚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忽然想到.七》一九二五年 

22、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外国人说中国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假使世界上只有一家有臭虫,而遭别人指摘的时候,实在也不太舒服的……最好还是希望别家也有臭虫,而竟发现了就更好。」——《外国也有》一九三三年 

23、「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痛,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病后杂谈之余》一九三四年 

24、「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甚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甚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九二七年 

25、「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譬如吃东西吧,某种是毒物不能吃,我们好象全惯了,很平常了。不过,还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今天的两种感想》一九三二年

  转自 民国往事   转自 魏晋
2012 / . 11 / . 02

亮瞎了我的眼睛:史上最牛下水道,什么东京的地下宫殿,什么巴黎伦敦的地下长城,你们统统都弱爆了,这才是5000年一遇的无敌下水道啊!——四川南充金鱼岭路,工人正在施工没有任何排水功能的假窨井。。。

               亮瞎了我的眼睛:史上最牛下水道,什么东京的地下宫殿,什么巴黎伦敦的地下长城,你们统统都弱爆了,这才是5000年一遇的无敌下水道啊!——四川南充金鱼岭路,工人正在施工没有任何排水功能的假窨井。。。

  转自 民国往事
2012 / . 11 / . 02

【革命烈士后代坦承为何移民美国】他叫彭云,1980年公派出国留学美国,而后在美国定居并加入美国国籍,现任马里兰大学计算机系终身教授。彭云曾说:“自己之所以选择成为美国国民,是因为亲身感受到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他很高兴自己的儿子彭壮壮能在这样的国家里长大成人。”彭云的母亲叫江竹筠,大家更熟知的名字叫江姐。

  转自 历史背后的历史
2012 / . 11 / . 02

民主是发表任何意见不怕有人秋后算账,是权利被侵犯时理直气壮地讨回,是不必效忠任何党不必讨好任何人,是打开电视不必忍受主播道德凛然地说谎,是不必为保护孩子而训练他从小习惯谎言,是享受各种自由而自由不会突然被拿走,是每天呼吸的空气、举手投足的修养,个人回转的空间。----龙应台

  转自 历史背后的历史
2012 / . 10 / . 27

无可救药颠倒黑白。“宁波镇海”一个地名竟成为屏蔽搜索词。用下作无耻卑鄙流氓都不足以形容官方的龌龊。它们不准人民说话,自己却在喷粪屁谣,轻描淡写地说警方驱散围堵派出所人群。民众为什么围堵派出所?你们使用什么暴力手段驱散的?为什么避而不谈。真是无法忍受这一切都烂透了的世界,如之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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